張際春比周揚資格老得多，他是1926年的黨員，跟隨朱德、陳毅上過井岡山，參加過長征。他作風正派，辦事公道，同丁玲沒有私怨，在相當程度上，正是由於他的作用，才保證了複查工作得以公正順利進行。郭小川曾經談過他的一種感覺：劉白羽、林默涵對中宣部機關黨委不滿，覺得李之璉、張海等人偏袒丁陳，壓他們，但是周揚也無可奈何，因為有張際春坐在上面，他的根子很硬。但是熊復在1978年9月一次談話中說：「對丁玲、陳企霞的問題，一直是在周揚同志參加，周揚同志的意見受到尊重的情況下作出處理的。……在涉及丁玲、陳企霞這些人的問題上，張際春同志總是要問周揚同志有什麼意見，部長辦公會議討論丁陳問題時，周揚同志一般在場，沒有周揚同志的同意是任何問題也處理不下去的，際春同志很注意這個問題。」熊復的說法應該更為準確，張際春對於此事十分的慎重。

在這樣一種大背景和小環境下，6月28日星期四，上午九時，陸定一主持召開了一次中宣部部長辦公會議。一些回憶丁陳事件的文章，都談到那次會議，那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5月11日，中央肅反領導小組通知中國作協肅反領導小組，已經查清陳企霞和李又然沒有反革命問題，解除對他們的隔離審查。5月22日，中國作協黨總支書記阮章競、中宣部機關黨委副書記崔毅通知陳企霞，結束停職反省，恢復他rｅad•99cｓw.cｏm的自由。陳企霞當即要求同中宣部機關黨委談話。5月24日，李之璉、崔毅等人聽取了陳企霞長達三個小時的申訴，陳企霞說，他有些話可能是牢騷，崔毅說，即使是牢騷也要聽。陳企霞很感動，認為中宣部黨委會是認真公正的。談話結束，李之璉要陳企霞把他的意見寫成書面材料，5月30日，陳企霞寫出一萬八千字的《陳述書》。

部長辦公會議紀要上寫著：「五、研究了本部機關黨委關於陳企霞問題的處理情況及今後如何進行工作的意見。對今後的作法，確定由際春同志主持，由中宣部機關黨委、作協黨組、總支的一些同志參加，將事實調查清楚，並聽取各方面意見，再提出處理意見。此外，並同意陳企霞繼續參加黨的組織生活。這一做法，由際春同志先向小平同志口頭彙報一次，等事實調查清楚，再書面報告中央。」張際春是常務副部長，是僅次於陸定一的中宣部二把手。

幾年來連續經歷了幾場思想批判鬥爭的中國文化人，終於感到一陣輕鬆。經歷了一個最嚴寒冬天的丁玲，感覺尤為敏銳，她想，解決問題的時候到了。

6月28日的會議對於丁、陳來說是一個契機，是一個希望，是命運的轉折點。其關鍵之處有二：一，決定對丁、陳問題重新查對事實，根據查對結果重新做出結論；二，確定此項工作由張際春主持，這是重要的人事保證。

今天面世的九*九*藏*書這一篇《陳述書》，是1988年陳企霞去世以後，他的長子陳恭懷在整理遺物時，從一個筆記本里發現的底稿。陳企霞提出八點請求，其中包括：「我的被逮捕是公安部正式有逮捕狀的，雖然始終沒有宣布過我究竟犯什麼罪。因此現在我有理由要求公安部有正式手續撤銷我的逮捕狀，並說明誤捕的理由和原因。」「我請求黨委讓我知道究竟我為什麼被捕，誰做的決定，在我失去自由的九個月另三天的長時間，問題是怎麼在被處理的全部情形。」「我請求黨委責成作協把這次對我的歷史審查做出具體的結論來。」「我請求黨委徹底檢查從康濯擔任支書以後的作協的黨支部處理我的問題中有無偏向，如何產生？誰應負責？」

但是小組一成立，在如何進行工作的問題上，內部爭論就很大。一種意見認為，1955年中國作協黨組的報告是中央已經批准了的，應以這個報告中的事實為基礎，做出組織處理。李之璉和張海為代表的另外一種意見則認為，作協黨組的報告只是從政治上作了結論，如果作為組織處理的根據，還需要對報告中提出的問題逐件調查核實，也還需要聽聽本人的意見，這是一切定案工作所必須的步驟。雙方的分歧點在於：是否確定認可《報告》中所列舉的那些「反黨」事實，是否需要對那些「事實」重新進行調查和確認。

但是最先提出申訴的，是陳企霞。

會議在中南海喜福堂召開，那裡九-九-藏-書是中宣部的小會議室。出席人員有張際春、張磐石、李之璉、中宣部各處處長、范長江、劉白羽、阮章競、楊雨民、嚴文井。會議研究的內容之一是：聽取機關黨委關於陳企霞問題的處理情況及今後工作的意見。

首先由李之璉、崔毅彙報，陸定一聽完以後問，作協黨組關於丁、陳問題給中央的報告裏面，有沒有不確實的地方？劉白羽說，當時我們工作太忙，沒有查對事實。陸定一不大高興，說這一次要查對清楚，不能再被動了。

這就意味著，對已經中央批發的作協黨組報告提出了質疑，要重新驗證它的準確性，從而重新判斷它的公正性。由於事情關係到中央的文件和決定，因此在會後，張際春向中央秘書長鄧小平作了口頭彙報，並得到了他的同意。張際春原來是二野的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全國解放以後又在西南局工作，同鄧小平關係十分熟悉。

中宣部機關黨委按照部長辦公會議的精神，立即草擬了《關於如何進行處理陳企霞問題的幾點具體意見》，經張際春同意后，七月二日又邀請中國作協黨組的劉白羽、阮章競、黎辛、張僖等作了進一步的安排。七月七日，中宣部機關黨委將這一《意見》下發各黨總支、黨支部。其中提出：「調查事實的工作，提議由楊雨民、郭小川、阮章競、張僖、嚴文井、康濯、葛洛、黎辛八位同志負責（並可吸收一些同志協助進行），由阮章競、康濯二同志協助楊雨民同志負責組織九_九_藏_書安排這一工作的具體進行。這一工作要求在一個半月的時間內完成，最後應寫出系統的調查報告。在調查過程中看需要組織幾次彙報來進行研究。彙報會由際春同志主持，除以上作調查工作的同志外，並吸收以下同志參加：周揚、熊復、劉白羽、林默涵（林不在家時由蘇一萍同志代）、李之璉、崔毅、張海等同志參加。」

在1956年9月舉行的黨的「八大」上，張際春當選為中央委員，周揚為候補委員，而陸定一則進了政治局，成為候補委員。

在這段時間里，陳企霞的問題有了轉機。

這是鬥爭之後的短暫安寧，這安寧與下半年將要召開的黨的「八大」有關。

4月28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總結講話中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我看這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5月2日，他又在最高國務會議第七次會議上講話說，現在春天來了嘛，一百種花都讓它開放，不要只讓幾種花開放，還有幾種花不讓它開放，這就叫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說春秋戰國時代，二千年以前那個時候，有許多學派，諸子百家，大家自由討論。現在我們也需要這個。

這些話，表現出一種太平盛世聖明君主的胸懷。

1956年上半年的中國政壇，和一年前大不相同，沒有了那麼多事件、運動和批判，代之以「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緊張氣氛漸漸消散。或許正是因為上一年的肅反，才有了這一年的寬鬆和諧，太平安寧。

上一年九月未經查證ｈttpｓ://ｒead•９９cｓｗ•ｃｏm核實就匆忙做出的結論，在九個月之後暴露出脆弱的根基，不得不補上「調查核實」這一重要環節。當初操之過急的會議主持者們，現在被動了。

那次會議主要議論的是陳企霞，因為他在口頭上和書面上，都提出了申訴，而丁玲一直到6月10日，還在準備著「向黨檢討我自己」。丁玲是在8月初接到楊雨民的通知，並看了陳企霞的陳述書之後，才寫出辯正書的。但是，陳企霞和丁玲本是一案，是「拴在一根線上的螞蚱」，誰也離不了誰，所以問題必須同時審，性質須要一樣定。

但是中宣部最後的決定，並非成立一個組，而是成立了兩個「組」，一個是15人之多的「研究組」，一個是「七人小組」。研究組和七人小組從七月成立之後，就1955年中國作協黨組擴大會議及給中央《報告》中提出的一些重要事實，以及丁玲、陳企霞的申辯，進行調查。中國作協七人小組的調查工作從7月進行到10月，在發出的調查信中提出：「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力求有根據、準確」。其間，他們只向研究組做過一次彙報。到10月底，七人小組又改為三人小組（劉白羽、楊雨民、張海），繼續調查到12月。

兩種意見向張際春報告后，他支持了李之璉，認為把事實核對一下，處分的根據更確實，被處分者也容易接受。於是工作組就對中國作協報告中揭發的丁陳反黨問題，逐項作了調查，李之璉、張海也直接找人談話，在此基礎上掌握了大量調查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