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被分配到湯原農場畜牧隊養雞。她很快就從消沉中振作起來，目標是重新做人，做一個清白的普通勞動者。她不敢有更高的奢想。

郭小川說：「那幾年，每年國慶節前夕，都要摘掉少數右派分子的帽子。事先，作協副秘書長張僖去了解了丁玲的情況，回來反映她的表現並不算好，但湯原農場黨委又來了文件，主張摘掉丁玲的右派帽子。因此，作協黨組進行了討論，大家都不同意摘掉。於是我們寫了一個報告給中宣部。幾天後，劉白羽傳達了據說是張子意的『指示』，要作協黨組重新討論，認為不給丁玲摘掉右派帽子是不對的。這樣，作協黨組才又同意了給丁玲摘掉右九_九_藏_書派帽子。后又寫了一個報告，不久被中央批回，不同意給丁玲摘掉右派帽子。」

但王震的努力未能如願。

從1959年到1964年，中央先後五批給右派分子摘掉帽子，但是都沒有丁玲。

1959年，中央發出分期分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7月，中國作協副秘書長張僖到湯原農場了解丁玲改造的情況，8月20日給作協黨組寫報告說：「這個人表面上看來是叫幹啥幹啥，在勞動中也能挑土，挑雞糞，切雞菜等，干比較重的活，但此人並不簡單。她原來的那一套還是原封不動，指望她的思想、立場有根本改造是比較困難的。」9月1ｒead.９９csw.ｃｏｍ7日，中國作協黨組在寫給中宣部的彙報中，將丁玲列為「對被划右派基本不服或完全不服」的第三類中最後一名。

1961年冬天，馮雪峰摘掉了右派帽子，陳明也摘了帽子。1962年3月3日，丁玲給劉白羽寫信表示要經受住考驗：「我沒有任何意見，雖然有過一些難過，但一想到個人的進步，離黨對我的希望還很遠，成績與罪過也不可能相比。如果因為許多人都解決了問題，脫了帽子，而自己就自卑自棄，這是違反黨和同志們的希望的。」

1964年9月4日，丁玲再次致信周揚、邵荃麟，希望摘掉右派帽子。12月29日，又給邵荃麟、九九藏書劉白羽、嚴文井寫信，「自己不能不再一次提出：請求黨根據我幾年來的決心、態度、思想和工作表現，考慮給我摘掉右派帽子，批准我回到人民的隊伍里來。」

丁玲摘帽沒有消息，但腰病卻發展了，在北京時她只有三節脊椎骨質增生，1961年在佳木斯照X光，已經發展到整個脊椎骨質增生，腰和臂膀常常疼得厲害，夜裡不能入睡。這是參加超量的勞動所致，她畢竟是一個老太太了。1963年9月，丁玲在寫給周揚、邵荃麟的思想彙報中說：「我有一個要求，我希望黨根據自一九五八年我到農場以後，五年多來的一貫表現，對過去錯誤的認識，和對黨的態度等，摘掉我的右派九_九_藏_書帽子，准許我回到革命的隊伍里來。……我向黨保證：決不重犯錯誤，我一定全心全意，一心一意，老老實實聽黨的話，服從領導，做黨的馴服工具，為革命，為無產階級埋頭工作，奮鬥到底。」簡直是低聲下氣地哀求了。10月，丁玲、陳明回到北京，嚴文井對陳明談到丁玲的摘帽問題說，丁玲的右派帽子，農場、農墾部黨組、作協黨組都同意摘，中宣部也點了頭，只是到了上面——什麼上面你就不要問了——全國平衡，就把丁玲擱下來了。他們又去看望王震，王震兩次加重語氣對丁玲說：「你的問題，我負責到底！」

對於1932年入黨的丁玲，做一個普通公民、清白的勞動者，read.99csw.com怎麼就那麼難！

湯原農場提出給丁玲摘帽，是執行王震的指示。從1960年到1962年，王震連續三年指示合江農墾局轉告湯原農場，要他們寫報告，申請給丁玲、陳明摘帽。當年起草報告的湯原農場黨委秘書寧文成說：我奉命寫過不少「丁玲表現」的報告，平均半年一次。大多數職工對丁玲的看法是：身處逆境而對黨無怨，遭受磨難而信仰彌堅。1960年12月，王震又將丁玲陳明召回北京。他在協和醫院住院，帶著丁玲陳明去看也在那裡住院的邵荃麟。邵荃麟明白王震的意思，當著丁玲的面對王震說：丁玲在農場掃盲，為畜牧隊奪得紅旗，根據中央精神，右派有立功表現的，可以考慮摘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