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0日下午，蔣祖林一家三口也從上海來了，當晚，全家三代八口人第一次團聚。除夕晚上，他們在人民大會堂參加了首都各界人民春節聯歡會，匯入一片喜氣洋洋的氣氛中。春節期間，全家八口人拍了一張「全家福」合影照片。

終於可以回北京了，好消息來得這麼突然！當天夜裡，丁玲失眠了。

2月17日，丁玲給魏伯、張僖寫信說：「上月中旬，你們來談到我的問題時，說爭取二月中旬解決。現在不知進行得怎麼樣了。」過了三天，去八寶山參加崔嵬追悼會時遇見黎辛，他告訴丁玲：中組部已經把你的歷史檔案轉到作協，要作協來複查處理你的問題。丁玲也告訴他，決不同意1956年中宣部的歷史問題結論。當時黎辛在文聯複查辦公室工作，他的冤案，已經在前一年12月得到改正，中央批准了中組部和中宣部聯合複查小組《關於李之璉、黎辛、張海、崔毅反黨集團一案的複查結論》，結論說這是「一起完全搞錯了的案件，應予徹底改正。」

「摘帽」與「改正」，完全是兩種性質，前者的右派性質並沒有改變，只是摘掉帽子；後者的「右派」屬於錯划，應予平反改正。他們兩人分析了形勢，認為，陳明划右派，完全是受丁玲的株連，因此應該屬於「錯划」；此外，丁玲的問題光坐在家裡等是不行的，現在阻力還很大，應該到北京去活動，找人做疏通的工作。陳明說read•９9ｃｓw•ｃom：我去一趟北京！11月30日，陳明動身進京。

10月下旬的一天，老頂山公社黨委秘書來，向丁玲和陳明傳達中央（1978）55號文件，即中共中央轉發的中組部、中宣部、中央統戰部、公安部、民政部《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決定的實施方案》）。文件中指出，對於過去錯划為「右派」的人，要堅持有錯必糾的原則，做好改正工作。

1979年1月12日清晨，丁玲走下火車，踏上北京的站台。

過了兩天，家裡又有人來，是當年文研所丁玲所喜歡的學員劉真。劉真找了個借口，說《詩刊》約她寫彭德懷，她要找丁玲了解材料，長治革委會宣傳部就派汽車把她送來了。她在丁玲家裡幾乎整整呆了一天，告訴丁玲：「許多人都問到你，想知道你的情況。」她談到五五年和五七年的事情，說他們最恨康濯，大家在一起時就罵康濯，有人找她調查材料，別的作家她都說好話，只有對康濯例外。她還談了許多文研所熟人的情況，說到谷峪、李涌都被划為右派，在黃泛區勞改，孩子又多，生活狼狽凄慘。丁玲聽了心裏很難受。

接下來的幾天里，羅蘭、甘露、陳登科、李納、丁寧、張鳳珠、徐光耀、王玉清、夏革非等一批老朋友來看望，他們大都已有二十多年沒見面了。在友誼賓館吃飯時還見到沈從文夫婦，丁玲感覺他們已經是「龍鍾老九*九*藏*書態」了。

整個12月，丁玲是一個人獨自過的。她和陳明頻繁地魚雁相傳，溝通情況，商量對策，這是又一場戰鬥。10日，丁玲致陳明信，要他在北京「不必多找人，但也不躲人，理直氣壯些，但少說多聽，沉著老練。我們二十來年都在底下，我們帶有泥土氣，就是人民群眾的感情。我們長時期受壓迫，但要有一種抗壓的味兒，我們是直的、硬的，不是曲的、軟的。」 14日晚上丁玲給王震寫信，提出想再去北大荒。又給陳明寫信說，「先寄上給王的一信，明天寄給鄧、胡的信。我對這事考慮了兩天，決定這麼辦，自然還得先同你商量。這樣辦有幾點好：一、實際也是催胡。二、我們明年五月去北大荒，八九月回來，將有收穫，可以寫五六篇短文。」過了兩天，又給陳明寫信說到為什麼想去東北，因為可以寫王震，而「這些文章還是容易出貨，現在要拿貨，長篇可以留著慢慢寫。你若有文章見報，人家不管你寫得好不好，只注意你是『出』來了。艾詩人（按指艾青）這點是對的，鴨蛋爸爸（按指羅烽）就相反，白（按指羅烽夫人白朗）則自找苦吃，我們要向前看。你我的身體也不是那樣壞嘛，還得打江山，不能吃老本，何況現在還無本可吃，本還不知在哪裡？我若從東北回來，就不會再回這裏老家了，我們找一間房子就行。不安家也很好嘛。那時我人在北京，就好說話了九-九-藏-書。老說治病，人家就怕麻煩，我不治病，只要去了，就能治病嘛。你有勁頭，人家也願幫忙。我去東北，找王的材料，寫王，他為什麼不幫忙呢？（上次你在北京不是也聽到：『先做工作再說。』我們還要有這股勁）。」

1958年離開北京時，還是從前門火車站上的車，20年後回來，卻是新建的北京站，富麗而氣派。世事滄桑，物也非，人也非。走時是54歲，如今是75歲，20年時光在農場、監獄和農村流走了。當年才情橫溢的女作家，如今已是鬢髮蒼蒼的老婦，感慨良多。

對周揚，開始丁玲信里說「勿須去看『周伯伯』，要祖慧不要再找他。這些人還是阻力。」 21日信里又說：「我想你走前去看看周伯伯也可以。只說你去北京的目的和情況，說我身體還可以。糖尿病有些影響，還不十分重要。將來也還是要見面的。假如我去，也會看他的。反正他也受了『四人幫』的迫害，就表示一點對他的同情罷。荒煤那裡也要去一次。你的問題也應同他談談，過去是他負責的。談話時也可以看看他們的態度。對老熟人，我認為除少數幾個人外，都可以諒解，其實這些人都是迫不得已，對我們也還是懷念的。」

1978年的最後一天，陳明回到嶂頭村，他們要搬家了。

已經過了「知天命」之年的丁玲，現在也懂得鬥爭的策略了。

春節過後，丁玲開始催促複查結論。這項九_九_藏_書工作由中國作協複查辦公室負責，複查辦公室負責人是張僖。在前一年的7月，中國作協成立了臨時黨組，張光年為書記，李季、馮牧為副書記。由於張光年患腸癌，2月5日在協和醫院做了手術，3月，陳荒煤代理作協臨時黨組書記，張僖升任副書記。

祖慧良鵬夫婦來接，文化部的人來接。老兩口住進地處和平里的文化部招待所。

中國作協黨組副書記李季，文聯、作協複查辦公室負責人魏伯、張僖，都到招待所來看望，並談到正在準備給丁玲做複查結論，聽取她的意見。江豐也來了，他去看過陸定一，陸定一說，五七年整江豐整錯了，他有責任。聽了這消息，丁玲也想去看望陸定一，但又聽說，一位好友的兒媳向陸問到「丁玲阿姨的問題」時，陸定一表示，在丁玲問題上他與周揚的意見一致。丁玲便打消了去看他的念頭。後來在1980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憶秋白》一書，由陸定一主編，他堅決不同意選入丁玲的《我所認識的瞿秋白同志》一篇，使得秋白的女兒瞿獨伊感到很為難。1986年3月丁玲去世后，中國作協草擬、中組部批准的《關於丁玲同志喪事安排的請示報告》中，擬請出席丁玲遺體告別儀式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名單中有陸定一的名字，但是八寶山未見他的身影。三年後周揚逝世，陸定一給周密寫信說：「周揚同志，是好人，正派人。他太善良了。……他是有功績的，看九九藏書來如今還難有人選可以比得上他。」

陳明剛走，家裡就來了客人。12月1日，丁玲吃過早飯，正在服藥時，一個陌生人推門走了進來，見丁玲用懷疑的眼光看著他，趕緊自報家門說：「我是馬烽！」丁玲一下子想起了舊時熟悉的音容相貌。啊，可不是馬烽嘛！馬烽說：「老了，老了，你都認不得我了。可是我還是認得你，即使走在大街上也認得出來。」他們有二十多年不見了，兩個人都很激動，丁玲急切地問到這個人，那個人。馬烽告訴她，文研所的老人里，五七年沒有打成右派的就是他和陳登科，主要因為他們是在地方上。馬烽現在是山西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是參加社教組來長治的，他說今天是路過，過幾天還會來。他記得丁玲能喝一點酒，帶了四小瓶山西名酒，還捎來幾斤湖南桔子，說是康濯托他捎來的。他說，桔子好不好不管它，這可是湖南你家鄉的。丁玲聽到康濯的名字，立刻想起一些往事，便說，過去的事不管它，千里送鴻毛嘛，人的了解、人的感情是不能奪走的。丁玲又提到《人民文學》上林默涵的文章，馬烽說那篇文章很壞。丁玲聽了很高興，覺得有了個知音。

12月22日丁玲致陳明信中還說：「我現在的思想準備是你明年回來。」但是27日下午接到陳明來信，報告一個好消息：中組部柯里同志告訴他，丁玲可以先回北京治病，由文化部具體安排接待。此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剛剛閉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