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2月，她在填寫幹部履歷表中「其他需要說明的問題」一欄時寫到：「（一）1979年中央組織部審干局負責複查我在南京的一段歷史。遵守黨章規定和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精神，我曾幾次書寫材料，詳述歷史事實和理由，要求維持1940年在延安中央組織部所作的結論，並且表示，不能同意作協複查辦公室的意見：維持1956年中宣部黨委會的結論。我還向審干局提出，在個人和組織上意見發生不一致時，按照黨章規定，要求把我的書面申訴同時呈報上級審批。至今我不知道中組部審干局是否這樣辦過。我的申訴是合理或是錯誤，至今也未見到批複。（二）中組部審干局報送中央維持1956年結論的意見，既經中央審批過了，黨員自然應當組織服從，當如果中組部審干局報送中央審批時，並未把我的申訴材料同時上報中央，則我保留向中央繼續申訴的權利。」

這個批複，代表了當時文藝界領導人對於丁玲歷史問題的普遍觀點。

在中宣部討論中組部文件的部務會議之前，中宣部副部長周揚給另一位副部長賀敬之打電話，要他在會上講講。周揚知道，賀敬之對於丁玲歷史問題的認識，受到他的影響，有些他自己不好講的話，可以借賀敬之之口說出。次日開會，周揚發言說：過去的結論也是經過多次審查才做出的，現在這個稿子里舉出的根據是否充分呢，恐怕不要太急吧，賀敬之同志也可以談一談嘛！

給丁玲徹底平反，阻力就是這樣大，甚至在中組部的文件下發之後，一些相關單位也拒不按照文件規定，向全體黨員群眾傳達。

丁玲看到這份文件后，立刻寫信給「中央組織部並請轉親愛的黨中央」，抒發心中的感謝與激動之情：「我還有什麼說的呢？沒有了。我只有向黨盟誓：丁玲永遠是屬於中國共產黨的，是黨的一個普通的忠實戰士。」

3月24日，中組部副部長陳野蘋批示：「複印分送，如有意見，請告鄭伯克同志。此件已經喬木同志同意。」

至此，當代中國文壇上最為複雜曲折的冤案之一，劃上圓滿的句號。

時任中國作協黨組書記的張光年，4月1日的日記中有：「與劉白羽通電話，他已接到中組部、中宣部關於丁玲歷史問題平反的通知，還沒有去徵求他的意見。」

8月1日，中央組織部頒發（1984）9號文件《關於為丁玲同志恢複名譽的通知》：「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中央各部委，國家機關各部委黨組，各人民團體黨組，解放軍總政治部：我部《關於為丁玲同志恢複名譽的通知》業經中央書記處批複同意，現發給你們，以消除影響。」

但是賀敬之在看了中組部的文件后，認為事實充分，講得有理有據，實在提不出什九-九-藏-書麼不同的意見。他對於丁玲的歷史問題有了新的認識。這就引起周揚極大的不滿，甚至對賀敬之說：你今後還想不想在文藝界工作呀？你是否認為「叛徒哲學」還有理呀？你如果這樣看，就站不住了！

中組部還擬定了《為丁玲同志恢複名譽的通知》，說這一文件「擬經中央批准后，以中組部名義轉發各地和中央各部門。」

對此，中組部審干局答覆：「丁玲79，12，21申述材料已上報中央。」

張僖曾在協和醫院的病房裡向筆者講過，張光年把中組部的徵求意見稿和徐恩曾回憶錄拿給他看，他看后認為，徐只寫了給丁玲一百塊大洋養著，和他們一起打麻將，並未寫她自首叛變，因此不能說明什麼問題。徐恩曾回憶錄是作協×××從香港帶回來兩本，一本給了張光年。

《關於為丁玲同志恢複名譽的通知》中說：

丁玲和李銳同是湖南老鄉，先後在長沙岳雲中學讀過書，又一起在延安《解放日報》共過事，關係比較熟。1933年丁玲被捕后，上海良友圖書公司出版了丁玲的《母親》、沈從文的《記丁玲》，李銳都仔細讀過。1941年在《解放日報》，李銳是國內版編輯，丁玲是文藝欄主編，同在一個窯洞里辦公，天天見面，閑談的機會很多。有一天，他們談得很晚，丁玲詳細談了在南京被軟禁和出逃的經過。後來兩人同被打為右派，都去過北大荒，1979年以後又同住一幢宿舍樓，來往也比較多。有一次，李銳到丁玲家裡，看到一幅丁玲的半身油畫像，當即吟詩一首：「北大荒人十二冬，慣聽雪夜白毛風。三千白髮何須問，掏出心肝依樣紅。」

歷史結論的徹底解決，是在四年之後。時任中組部副部長的李銳，起了關鍵性作用。

在某些人眼裡，這個「歷史問題」就是丁玲腦袋上的一道「緊箍咒」，他們實在不願意除掉它，不知道是出於何種考慮！

為丁玲徹底平反，得到了胡耀邦的支持。1984年1月21日下午三時，胡耀邦約見李銳，前一天，李銳在擬定第二日談話提綱時，最後一個問題是「談丁玲事（中組部擬為丁玲徹底平反）」。胡耀邦早在1979年春天就說過：丁玲的歷史結論應該堅持1940年中組部的結論。那時他是中宣部長，現在他是黨中央總書記，他的意見舉足輕重，甚至可以拍板定奪。

文件重申：「事實說明，丁玲同志是一個對黨對革命忠實的共產黨員。」這是1940年中組部審查結論里的話，是毛主席加上去的。

中組部在認真聽取了丁玲的陳述，查閱了檔案材料，並做了大量調查工作的基礎上，於1984年3月作出《關於對丁玲同志申訴的複議報告》，上報中央書記處。報告說：「一九八三年rｅａｄ•９９csw•ｃｏm八月丁玲提出申訴，要求撤銷一九五五年作協黨組關於丁、陳反黨集團的報告，補發平反改正這個問題的通知，以消除影響；對歷史上被捕問題，希望仍維持一九四0年中央組織部做的結論。我們查閱了一九八0年一月經中央批准的關於丁玲同志被捕問題和右派問題的複查報告以及有關檔案材料，聽取了她的意見，並徵求了五十年代處理丁案的負責人李之璉同志的意見。現將丁玲同志兩個問題的主要情況和我們複議意見報告如下……」

這個文件不僅消除了丁玲歷史問題的所謂「污點」和「疑點」，而且提出，中央1955年12月和1958年1月批發、轉發中國作協黨組的兩個報告，也應予撤消。所以說，它是為丁玲徹底平反的文件。

陳明說，在徵求幾位重要當事人的意見時，林默涵、劉白羽同意中組部的報告；周揚不同意；張光年壓了一個月，沒有表示態度，但在退迴文件時，附上了國民黨特務徐恩曾的回憶錄。徐在回憶錄中說，當年在南京對丁玲多有優待。

同日，張光年批複：「馮牧、羅蓀、二唐同志：樓文涉及某一段歷史事實，與中央對她的結論直接抵觸，不宜發表。此點是否通過羅蓀同志告訴作者？請馮牧同志考慮。」

報告認為，對丁玲一九三三年五月被捕至一九三六年九月逃離南京的這段歷史，經過多年的審查，應當肯定審查清楚了。「一九五六年以來的審查結論都是依據以下三點認定其問題的性質：（1）與叛變的愛人馮達同居；（2）國民黨每月給一百元生活費；（3）寫了一個『申明書』。前兩點，丁玲同志到陝北后就向組織上交代了，且已寫入一九四0年中央組織部為她作的結論里，結論時考慮到丁玲的實際狀況，即：（1）丁玲當時是有名的女作家，她被捕后，中外各界知名人士發動營救，國民黨沒有敢殺害她，反而給她『優待』。這種情況是特殊存在的。（2）丁玲自述，她那時身陷困境，有身不由己的實際情況；同時與馮原來就是夫妻，因而與馮同居。但最後她還是斷然拋棄了馮，回到革命隊伍，因此，在結論中沒有看做是她被捕中的錯誤。我們意見，對這兩個問題仍維持一九四0年中央組織部的結論。

果然，從此賀敬之就受到一批人的疏遠和冷遇，流言蜚語也多了起來，說他背叛了周揚，投入了丁玲的懷抱。賀敬之怎麼也不會想到，以人劃線這麼厲害，周揚的勢力這樣大！這不是搞宗派嘛！

「二、『文化大革命』中把丁玲同志打成『叛徒』，屬於誣衊不實之詞，應予平反。丁玲同志一九三三年五月在上海任『左聯』黨團書記時，因其丈夫馮達叛變后把她出賣，被國民黨特務機關逮捕，押解到南京；一九三https://read.99csw.com六年四月魯迅告訴馮雪峰，聽史沫特萊說，丁玲曾想找黨的關係。史沫特萊也向馮雪峰說了。九月馮雪峰通過張天翼，與丁玲取得聯繫，在馮的安排下，她由南京逃到上海，然後派人送她到西安，轉赴陝北。丁玲同志歷史上這段被捕問題，從一九四0年以來，黨組織進行過多次審查，同她本人的交代基本相符。關於說她在南京拘禁期間，曾與叛變的愛人馮達繼續同居和在一段時間內接受過國民黨每月給的一百元生活費的問題，她一九三六年到陝北后即向組織上交代了。因此，一九四0年，中央組織部進行了審查，並作出了『丁玲同志仍然是一個對黨對革命忠實的共產黨員』的結論。以後多年來的審查也未發現新的問題，因此『仍應維持一九四0年中央組織部的結論。』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風審干時，丁玲同志補充交代了她一九三三年十月給敵人寫過一個申明書，其大意是『因誤會被捕，生活蒙受優待，未經什麼審訊，以後出去后，願家居讀書養母。』丁玲同志這個『申明書』只是為了應付敵人，表示對革命消沉態度，沒有誣衊黨、泄露黨的秘密和向敵自首的言詞。

中組部的這個文件正式下發之後，劉白羽來到丁玲家中，表示：「我請罪來了。」丁玲立刻截住話頭，不讓他再說下去。丁玲逝世后，劉白羽又在一篇懷念文章中寫道：「……我作為作家協會黨組成員，在丁玲所遭受的苦難中，我必須承擔歷史的重責，因而對丁玲永懷深深內疚。」林默涵在「三S」（史沫特萊、斯特朗、斯諾）研究會成立大會上見到丁玲，說：「中組部的文件好，平反了你的問題，也糾正了我的錯誤。」丁玲回答：「俱往矣！」

「四、丁玲同志是我黨的一位老同志，在半個多世紀以來的革命鬥爭中和文藝工作中，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創作了許多優秀的文藝作品，在國內外有重大影響，對黨對人民是有貢獻的。一九五七年以後，她在二十多年的長時間里，雖身處逆境，但一直表現好。一九七九年恢復工作以後，她擁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不顧年高體弱，仍積極寫作，維護毛澤東文藝思想，教育青年作家，幾次出國活動，都有良好影響。『事實說明，丁玲同志是一個對黨對革命忠實的共產黨員。』現決定為丁玲同志徹底恢複名譽；因丁玲同志被錯定、錯划而受株連的親友和同志亦應一律糾正，推倒一切不實之詞，消除影響。」

1981年，東北師範大學中文系青年教師王中忱、尚俠，寫了一本《丁玲生活與文學的道路》，這是粉碎「四人幫」之後，國內第一本丁玲研究專著。他們的老師蔣錫金，在抗戰時期曾經同樓適夷、老舍一起編輯過《抗戰文藝》，通過這個九九藏書關係，他們找到了樓適夷，請他寫一篇序言。樓適夷爽快答應了，1981年12月寫了《美麗的心靈——序〈丁玲生活與文學的道路〉》一文。文章寫就，樓適夷很想能夠在報刊上發表一下，就在1982年1月12日給《文藝報》的老友孔羅蓀寫信說：「羅蓀兄：剛寫了一篇短文，想在《文藝報》發表，可用與否，請提前一閱，於一二周內示復，以便不用時我可以投寄他刊。」1月16日，孔羅蓀在信上批道：「文章我已看過，請送馮牧同志閱處。」1月21日，《文藝報》的唐達成給張光年寫信請示說：「送上樓適夷同志寫的一篇關於丁玲同志的文章。此文是他交給羅蓀同志要求在《文藝報》上發表的，我請馮牧同志看過，他指示送上請您審閱。此文我們覺得有不少溢美之詞，而且涉及到一些歷史事實，不知他所述是否妥當，所以需要審慎對待。但他本人要求《文藝報》發表，我們應如何回復他，也很費斟酌，請您審閱后，給我們以指示。」

「關於丁玲同志寫『申明書』的問題，可從兩方面看，一方面，只有她本人的交代，沒有直接證據。『申明書』的內容，沒有以共產黨員身份發表自首悔過的言詞，說『出去后，不活動，願家居養母讀書』，是屬於為了應付敵人，一般性表示對革命消沉的態度。另一方面從丁玲同志整個被捕情況看，她被捕后拒絕為敵人做事，寫文章，曾想逃跑、自殺均未成，最後她終於想方設法找到組織，並在組織的幫助下逃離南京，轉赴陝北。被捕中並沒有危害黨組織和同志安全的行為。事實表明，她並不是『消沉下去』，相反是積極設法逃脫牢籠，繼續革命。據此，可以認定丁玲同志寫『申明書』問題，既不屬於自首性質，更不是變節性質。」

報告說，「我們意見，對丁玲同志一九三三年被捕問題，以此結論意見為準。」

1984年7月25日晚上10點，李銳給丁玲家裡打來電話：《關於為丁玲同志恢複名譽的通知》已經中央書記處批准，即將下發。電話是陳明接的，丁玲正在協和醫院住院，治療她的糖尿病。第二天上午，陳明把這個消息帶到了醫院。

丁玲的黨籍恢復了，工資級別恢復了，政治待遇恢復了。但是，她的「歷史問題」仍然留下一條尾巴。這個不屈不撓的老太太並不善罷甘休。

丁玲的第一句話是：「這下我可以死了！四十年沉冤，這次大白了。」併當即拿過錄音機，錄下她的聲音：「1979年我從山西回到北京以後，組織上給我平了反，恢復了我的黨籍，恢復了我的工作，讓我住上了木樨地的高幹樓。但是，我仍感到，還有一塊陰雲不時籠罩著我，還有陣陣陰風，不時襲擾著我。我總覺得對我在南京的那段歷史，還是有人不肯改口，ｒｅａｄ.9９ｃsw•ｃoｍ背地裡算計，說我這樣那樣，千方百計阻撓組織上做出實事求是的公正結論。……我覺得現在再沒有我擔心的事情，我輕鬆了。我死了之後，不再會有什麼東西留在那裡，壓在我的身上，壓在我的兒女身上，壓在我的親人身上，壓在我的熟人我的朋友身上，所以，我可以死了。」

中組部的這一文件曾交由中宣部的部務會議討論。1984年3月22日，中宣部長鄧力群簽署意見：「野蘋同志：中宣部部務會議討論一次，一致同意這個報告，只對一句做了修改，建議中組部找陸定一、周揚、林默涵、張光年、劉白羽等同志，聽聽他們的意見，向他們做些解釋。」這幾位，都在50年代參加或參与處理過丁玲的歷史審查結論。

「一九七九年，中國作家協會對丁玲同志被定為『反黨集團』、『右派』、『叛徒』的問題進行了複查，作出了改正結論，並於一九八0年一月由中央組織部報經中央批准同意，恢復丁玲同志的黨籍，恢復政治名譽和原工資級別。但有些問題解決得不夠徹底。且沒有在適當範圍消除影響。為此，特作如下通知：

1983年8月初的一天晚上，陳明同丁玲一起，到李銳家裡串門，被大雨隔在那裡，便多坐了一會兒。李銳過去對於丁玲的歷史問題不大清楚，這時便詳細詢問。他認真聽完了，說既然對於過去的歷史結論不同意，可以寫一份詳細材料給中組部，再次申訴嘛。李銳是支持丁玲申訴的。但是中組部在討論丁玲歷史問題的結論時，分歧很大。為了慎重，9月28日，中組部干審局何載、張冀人兩位同志來到丁玲家裡，詳細向她了解在南京的情況，並請丁玲補充這方面的材料。此後，陳明查閱了大量資料，並親自執筆，幫助丁玲寫了補充說明材料，10月24日送交何載同志。

「一、一九五五年、一九五七年定丁玲同志為『丁、陳反黨集團』、『右派分子』，都屬於錯划、錯定，不能成立。對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中央批發中國作家協會黨組《關於丁玲、陳企霞等進行反黨小集團活動及對他們的處理意見的報告》和一九五八年一月中央轉發中國作家協會黨組《關於批判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的經過報告》，應予撤消。一切不實之詞，應予推倒，消除影響。

「三、丁玲同志在被捕期間，敵人曾對她進行威脅、利誘、欺騙，企圖利用她的名望為其做事，但她拒絕給敵人做事、寫文章和拋頭露面，沒有做危害黨組織和同志安全的事。而且後來輾轉京滬，想方設法終於找到黨組織，並在組織的幫助下逃離南京，到達陝北。

從三十年代的上海到四十年代的延安，從五十年代的北京到八十年代的北京，從丁玲的冤案到丁玲的平反，曲折複雜的歷程中透視出多少豐富、深刻、令人深思不已的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