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讀了，立刻想起周揚1957年7月25日在中國作協黨組擴大會上的發言中，批判她在南京、在延安、在北京，三個時期對黨不忠誠。後來劉白羽等許多人的發言，都以此為基調，批判丁玲對黨不忠誠。現在，周揚不僅抓住南京的問題不放手，又翻騰出延安時期的老賬，這不還是重複1957年批判的調子嗎！丁玲自然有氣生。

為何最終出面解決的，是中央組織部？黎辛在《我也說說「不應該發生的故事」》中說：1979年秋初，在一次文代會領導小組會議上，中組部宣教幹部局郝逸民副局長轉達了中組部關於丁玲問題的兩個意見。「他說丁玲的複查結論寫出來了，丁玲對結論還有些意見，問題沒有最後解決，但右派肯定是划錯了，要改正的，中組部提出來讓丁玲參加文代會的黨員會議，並先恢復她行政七級的待遇。丁玲是全國政協委員，已經參加過政協黨員會議了。丁玲現在在木樨地分了房子，一個月八十塊錢生活費有困難。作協複查辦的負責人說，右派沒有改正，不好這麼做。副部長說，對沒有改正的右派不能這麼做的，至於中組部有什麼意見，請寫書面意見給我們。十月中組部來公函，先恢復丁玲中共黨員的組織生活。」此處的「副部長」即周揚。當時黎辛是文聯副秘書長，參加四次文代會的籌備工作，所以了解內情。

5月1日，丁玲為人民文學出版社即將再版《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寫了《重印前言》。這篇文章發表在7月18日《人民日報》上。這是丁玲第一次在黨中央的機關報上亮相。

9月，丁玲參加了兩個老熟人的追悼會，一個是邵荃麟，一個是周立波，都在1957年的大會上嚴厲地批判過她。還有一個當年的重要角色登門拜訪，康濯來表示歉意。丁玲和陳明像對老朋友一樣很熱情地接待了他。

丁玲講完，會場上出現了一個小高潮，幾個曾經在反右派鬥爭中受到錯批錯划的同志紛紛講話，並不斷贏得掌聲。這時，會議主持人李季請周揚講幾句。周揚講到自己受迫害，九_九_藏_書被打聾了耳朵，講到被打散的文藝隊伍今日重聚，講到「文藝的春天來臨了！」這時蕭軍在台下高喊：「周揚同志的春天，就是我的冬天！」

仍然是毫無反應，沒有迴音。中國作協以冷漠和沉默，回應滿懷熱望急於回到黨的懷抱的丁玲。

兩天之後，張僖來到丁玲的新居，通知她恢復黨籍和組織生活的消息。此事丁玲在6月提出，至此已有四個月。

1980年1月25日，中央發出機發［1980］30號文：「中國作家協會：同意你們關於丁玲同志右派問題的複查改正意見，恢復其黨籍和政治名譽，恢複原工資級別。關於丁玲同志歷史上被捕中的問題，同意維持中宣部一九五六年十月所作『在敵人面前犯有政治上的錯誤』的結論。對該結論中說丁向敵人寫『申明書』『是一種變節性的行為』一詞，可予改正。」

國慶節到了，這是丁玲二十多年來第一次在北京過國慶。她參加了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慶祝建國三十周年大會，出席了國慶招待會。國慶節過後不久，10月22日，她遷入了木樨地新居，那是一幢高幹部長樓，她住在九層，戲曰「九重天」。從此，她居有定所，終於在北京城裡又有了一個真正的「家」。

10月30日，全國第四次文代大會在北京西苑飯店開幕，丁玲以黨員作家的身份出席。在同時套開的全國第三次作家代表大會上，她當選為新一屆中國作協理事，她的票數僅次於巴金，與茅盾並列第二。在理事會第一次會議上，她重新當選為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會議期間，丁玲見到了許多老朋友，劫后重逢，十分高興，原中央文學研究所的工作人員和學員紛紛來看她，簇擁在她身旁合影，有田間、康濯、馬烽、徐剛、徐光耀、邢野、陳淼、吳伯簫、公木、劉真、張鳳珠、李納、逯斐等，他們依然敬重愛戴他們的老師。

「七一」前夕，全國政協會議期間，丁玲接到一個通知，要她出席政協第33組黨員會議。因為作協還沒有恢復她的組織生活，因此她走進會場時hｔｔｐs://reａｄ•９9csｗ.coｍ有些猶豫，問召集人周而復：「我沒有走錯地方吧？」周而復熱情地回答：「你沒有走錯，就在這兒！」這是二十多年來，丁玲第一次參加黨員會，會後，她激動地寫出散文《「七一」有感》：「黨啊，母親！我回來了，今天，我參加了政協黨員會。整整二十一年了，我日日夜夜盼望著這一天。」這篇文章登在七月一日《北京日報》上，中國作協黨組對此很不滿意。

在這期間，丁玲卻頻頻地在全國人民面前「亮相」：6月6日，她出現在《人民日報》登出的補選的五屆政協委員名單里；6月15日到7月2日，她出席了全國政協五屆二次會議，在小組會上的發言印入會議簡報，鄧穎超還和她拍了合影。《人民日報》刊登了丁玲的照片，新華社發表了《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將要再版的消息。七月號《人民文學》上發表了《杜晚香》。

1980年3月5日，中央組織部發出宣干字8號文：「中國作家協會：二月九日關於丁玲同志享受副部長待遇問題的報告收悉。經研究，同意恢復丁玲同志的副部長待遇。」

這件事的起因是這樣的：第二期《新文學史料》上面轉載了香港《七十年代》月刊的一篇訪問記《周揚笑談歷史功過》，作者是趙浩生，採訪時間大約在1978年夏天。文中引用周揚的話說：「當時延安有兩派，一派是以『魯藝』為代表，包括何其芳，當然是以我為首。一派是以『文抗』為代表，以丁玲為首。這兩派本來在上海就有點鬧宗派主義。大體上是這樣：我們『魯藝』這一派的人主張歌頌光明，雖然不能和工農兵結合，和他們打成一片，但還是主張歌頌光明。而『文抗』這一派主張要暴露黑暗。」「在這種情況下就出現了王實味的文章《野百合花》，丁玲的文章《三八節有感》。他們公開發表文章，表示對情勢不滿意。特別是丁玲，那時候是《解放日報》文藝版的主編，她自己首先發表文章。這樣的現象不但毛主席注意到，許多老幹部也注意到了。他們從前方回九*九*藏*書來，說延安怎麼搞得這麼烏煙瘴氣……」

丁玲在《重印前言》中，滿懷激|情地抒發了對毛澤東的崇敬之心。她回想起當年在阜平寫《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時的情景，那時她腰痛很厲害，行走困難，夜裡睡不著覺，白天把腰貼在爐壁上燙著寫作。但她就像火線上喊著毛澤東的名字衝鋒的戰士，想著這本書是為毛主席寫的，有一天要呈獻給毛主席看的。她忍著劇痛把這本書寫完。她說：「當他老人家在世的時候，我不願把這種思想、感情和這些藏在心裏的話說出來。現在是不會有人認為我說這些是想表現自己，抬高自己的時候了，我倒覺得要說出那時我的這種真實的感情。」

6月24日，丁玲再次致函中國作協黨組並轉報中宣部，要求確認自己參加文代會的黨員身份。但是，作協黨組遲遲沒有答覆。

9月20日，丁玲第三次寫信給張僖並轉作協黨組，要求早日恢復黨的組織生活。信中說：對於作協複查辦公室的複查結論，「除歷史部分我保留自己的意見外，其餘部分雖然還有意見，但為了顧全大局，我在結論上籤了字。今年六月，感謝黨中央的安排，我參加了五屆二次政協會議，而且能夠發表文章。但我的黨的組織生活，至今沒有恢復；我的生活費，至今仍按一九七五年『四人幫』掌權、釋放出獄時的規定，每月八十元，由山西長治按月寄來；我的戶籍仍在長治農村老頂山公社。而且，按照我們黨的一貫傳統和政策規定——全錯全糾，在多大範圍內搞錯的，在多大範圍內平反，這裏確實還有許多應做的事而沒有做。因此，我不能不考慮，即使我有幸得到了參加這屆文代會的資格，但過去強加于我，而且連篇累牘公開散布的錯誤結論沒有公開撤銷，一些不實之詞沒有推倒，沒有恢復歷史的真正面目，沒有恢復組織生活，沒有恢復政治名譽，我只是由『大右派』進而為『摘帽右派』、『改正右派』，以這樣的身份，以類似得到寬大處理的戰俘身份去參与文代會，除了證明落實黨的政策受到了阻礙，糾正歷史九_九_藏_書的錯誤不徹底，不及時，不得力外，對黨，對文代會議，對工作能有什麼益處，能起什麼積極作用呢？為此我曾在六月下旬寫信給你們，希望早日落實政策，及時恢復組織生活，使我能像五十年代的兩次文代會那樣，以正常的共產黨員的身份參与會議，但可惜沒有得到答覆。現在再一次向你們彙報並提出，請予指示。」

現在，丁玲又要為恢復自己的黨籍和組織生活而奮力力爭了。

就在她搬家的同一天，中央組織部發出宣干字22號文：「中國作家協會籌備組：丁玲同志的複查結論正在審批。鑒於第四次文代會即將召開，丁玲同志已當選為代表，請先自即日起恢復其黨籍，恢復其組織生活，並請轉告第四次文代會領導小組。」

11月8日下午，作代會在西苑飯店會議室舉行大會發言，由中國作協黨組副書記李季主持。丁玲來得晚，她在大會接近尾聲時，作了長篇發言。這是丁玲復出以後，首次在文藝界大型會議上講話，聽眾屏氣斂聲，精彩處掌聲持久不息，場內氣氛十分熱烈。她說，要是沒有我們正確的英明的黨，我丁玲這一輩子就沒有機會來北京，也沒有機會見到大家，我就在這個世界上消亡啦！現在我有發表文章的權利了，很多報社、雜誌都來找我，約我寫文章，這是我長期以來不敢夢想的事情，我沒想到我還能有這一天。她還講到文藝界的宗派問題，說要是不把這個東西反掉，就很危險。接著她講了一件事情：「就說派吧，據說是從延安就有了的。一名外國記者，趙浩生先生寫過一篇訪問報告，說延安嘛就有宗派。有兩派，一派是『魯藝』，為首的是誰誰。另有一派是『文抗』派，『文抗』派是以我為頭子，還有艾青。」「其實，誰有派、誰是派的頭子大家心裏明白嘛。」

這些話，是丁玲在毛澤東寫了《再批判》、自己遭受了二十年不白之冤后說的。文章發表后，張鳳珠去友誼賓館看她，對她這種心情表示難以理解。丁玲笑了笑說：看來這二十多年，你政治上進步不大。這句話意味深長。

這是中共中央的九-九-藏-書正式意見，頂天了。

文代會之後，丁玲於12月21日再次給中組部寫材料，要求堅持中組部1940年所做的歷史結論。中組部把中國作協的複查結論和她的申述材料一起，報送中央。

無奈之下，丁玲不得不求助於中宣部。9月23日，她致信中宣部廖井丹副部長和胡耀邦部長：「我認為應該明確我參加會議的政治身份。既然作協的複查結論確認一九五五年的反黨集團的結論是錯誤的，五七年的右派是錯划，並決定恢復我的黨籍、行政級別，那麼我便應該像最早的兩次文代會時那樣，以共產黨員的身份參与這次文代會，這是自然的。早在六月間，我便向作協黨組書面陳述了這一意見和要求，但是沒有得到答覆。……難道因為我對歷史結論有不同的保留意見，就能拖延黨籍等問題的解決嗎？萬一我認為歷史結論不合事實被迫做長期保留（這是黨章允許的），是不是這些問題就一直不予解決呢？我想這是不應該的。現在離文代會日期不遠了。我又一次向作協黨組提出這一要求（請參閱附信），並且向您們呼籲，懇切希望得到您們的支持。」

6月20日，戈揚和張鳳珠來看丁玲，並向她轉達了中國作協的通知：第四次文代會即將召開，要她準備在會上作一發言。第二天，丁玲致函「張僖同志並請轉作協黨組」，要求根據黨的政策，根據改正的結論，儘快恢復黨的組織生活，以黨員作家身份參加即將召開的四次文代會。信中說：「至於我個人出席這次文代會，我認為應該像1958年以前的兩次文代會一樣，明確地是以共產黨員作家的身分參与會議。因為既然我的歷史問題已經澄清，不存在敵我性質的問題，『丁陳反黨集團』根本不能成立，右派屬於錯划，改正結論中決定恢復我的黨籍和行政級別，恢復我的政治名譽，那末便應該如此。只是現在我的改正結論中關於歷史部分尚在重寫。對此，我已在今年六月八日呈交的書面材料中再次申述過我自己的意見，希望能得到你們的考慮、採納和及時處理，俾能早日恢復我的組織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