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時來說很不容易下這個決心，要不然的話，就沒有焦裕祿這個人物了，你還是寫抓階級鬥爭，是不是啊，焦裕祿他不是這樣做的，他是從蘭考的實際出發，從蘭考當時30萬人民需要出發，叫做急老百姓所急呀，當時他要吃飯啊，他要填飽肚子，所以他要救災，他要發救濟糧，他要發展生產啊。」《焦裕祿》一文的另一名署名作者馮健說。

穆青的敘述也採用了塑造英雄人物時的最簡單的技巧，先渲染環境是如何的惡劣，然後才能突出在同惡劣的環境抗爭下人的偉大。「這樣，穆青頂著壓力，在《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中，不僅真實地寫出了蘭考的災情，而且，通篇未提階級鬥爭。」

接下來是對蘭考的描述：「展現在焦裕祿面前的蘭考大地，是一幅多麼嚴重的災荒的景象呵！橫貫全境的兩條黃河故道，是一眼看不到邊的黃沙；片片內澇的窪窩裡，結著青色的冰凌；白茫茫的鹽鹼地上，枯草在寒風中抖動。」

這篇報道就是1966年2月6日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長篇人物通訊《縣委書記的好榜樣——焦裕祿》，同時《人民日報》還配發了社論《向毛澤東同志的好學生焦裕祿同志學習》。第二天，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出了這個長篇通訊，在錄音時，當時著名的播音員齊越竟然數次泣不成聲，錄音一次被一次中斷。後來連錄音編輯也開始哭。

人民在穆青的心裏和焦裕祿聯繫到了一起。後來在聽張欽禮介紹焦裕祿的事迹時，穆青也哭了。「記者們哭得中午飯都吃不下去，下午繼續聽的時候，傷心得連鋼筆也捏不住了。第二天上午接九_九_藏_書著談，記者哭得受不了，被迫休會」，後來的一篇報道說。

1921出生於河南杞縣的穆青是當時中國最知名的紅色記者之一。16歲的時候，穆青就在山西臨汾參加了八路軍，兩年之後，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和後來的很多紅色作家和紅色記者一樣，穆青也畢業與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鼎鼎大名的魯藝在當時是中國左派文學的聖地，魯藝的教師包括知名的作家周立波、何其芳和周揚等。隨後，1942年，穆青進入中國共產黨中央的機關報《解放日報》工作，此後穆青一直以一名記者的身份為中國共產黨工作，1959年時，他已經成為官方通訊社新華社的副社長。毛澤東曾經給新華社題詞說：新華社要把地球管起來。一貫重視宣傳的毛澤東對新華社這個官方的喉舌異常重視，新華社記者的一篇文章甚至能夠影響一位地方政府官員的職位，決定他是受到懲罰還是得到升遷，或者讓一個原本默默無聞的人一夜成名天下知。新華社記者采寫的稿件往往有特殊的通道可以抵達中國的上層政治人物；即使不考慮這一點，它的傳播效果也非常驚人，在那個年代，大部分報紙都要刊登新華社記者采寫的同一篇稿件，尤其是重大新聞事件。作為新華社副社長的穆青在當時也可謂位高權重。

另一個風險是「敢不敢講真話，敢不敢說災難」。穆青在自己的採訪筆記中說他了解到的1962年到1965年的蘭考情形，是「一幅悲慘的流民圖」。後來在他的文章一開頭就一段災難描寫，為焦裕祿到蘭考埋筆：「1962年冬天，正是豫東蘭九_九_藏_書考縣遭受內澇、風沙、鹽鹼三害最嚴重的時刻。這一年，春天風沙打毀了二十萬畝麥子，秋天淹壞了三十多晚畝莊稼，鹽鹼地上有十萬畝禾苗鹼死，全縣的糧食產量下降到了歷年的最低水平。」緊接著一段就是：「就是在這樣的關口，黨派焦裕祿來到了蘭考」。

今天重新閱多穆青的《焦裕祿》，至少在文本上，它已經不能給人任何驚喜。這篇新聞寫作的經典之作註定只能在那個特殊的年代成為經典，在今天來看，他使用的筆法、敘述手段和語言都已經陳舊過時，充斥著中國未開放之前的陳詞濫調、誇張的情感和過多的政治套話。和中國共產黨的龐大宣傳機器製造出來的任何英雄人物一樣，焦裕祿被寫成一個在政治上無比正確，在道德上佔據著制高點，同時全身心「為人民服務」，使用毛澤東的著作作為自己管理智慧源泉的人。他幾乎沒有任何缺點，惟一的缺點就是不愛惜自己。穆青使用的語言也給人過於誇張的感覺，以至於讓人覺得他想要傳遞的情感太不真實。

這種需求是巨大的，無論是大眾對於焦裕祿式幹部的嚮往需求，還是執政黨對他的官員在政治道德的需求。因此，每一次重提焦裕祿，都會引起眾多人的反響。他已經成為一個符號。他幾乎取代了漢代的宰相陳平和「江郎才盡」中的江郎江淹成為蘭考的符號。2007年的時候，一則新聞說，蘭考政府甚至希望能夠憑藉焦裕祿的吸引力，發展蘭考的旅游業。在這裏，焦裕祿是鮮明的，而蘭考則成了一個模糊的背景。

但是，在引起巨大影響的人物通訊發表幾個月之後，穆青仍然read.99csw.com被造反派打倒。新華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焦裕祿》中，編者在前言中寫道：「於是，作品在博得廣大讀者熱烈共鳴的同時，必然也會遭到一些人的反對。在林彪、『四人幫』橫行期間，這篇寫焦裕祿的作品被目為『大毒草』，連同它的作者都受到了批判……來自兩方面的不同反應，都說明這幾篇作品觸動了時代的脈搏，表達了人民的願望」。這也說明，穆青和他的《焦裕祿》終於還是沒有跳出好壞和黑白的二極世界。

穆青的文章和齊越的廣播讓焦裕祿和蘭考一時之間名聞全國。焦裕祿成為這個龐大的國家找到的新的榜樣和標兵式人物。後來連越南民主共和國的主席胡志明也參与了對焦裕祿這個英雄的膜拜中。他使用「黎農」的筆名在越南《人民報》上發表了介紹和讚揚焦裕祿的文章《中國經驗》。

而這篇人物通訊的結尾，幾乎完全是道德的評判，而不是報道的口吻：「焦裕祿同志，你沒有辜負黨的希望，你出色地完成了黨交給你的任務，蘭考人民將永遠忘不了你。你不愧為毛澤東思想哺育成長起來的好黨員，不愧為黨的好乾部，不愧為人民的好兒子！你是千千萬萬在嚴重自然災害面前，巍然屹立的共產黨員英雄形象的代表。你沒有死，你將永遠活在千萬人心裏！」

當周原回到鄭州時，才發現，焦裕祿的事迹在半年前已經被《河南日報》報道過。他的同事建議他等到焦裕祿遷墳時再寫。可是周原認為自己找到了穆青所要求的好的人物和好的採訪對象。他把穆青和另外一位新華社記者馮健帶到蘭考。後來馮健在一篇回憶穆青的文章read.99csw.com中寫道：「1965年冬，穆青、周原我們一行赴豫東老災區蘭考及其附近的杞縣、睢縣、寧陵、民權縣採訪、調查。三年經濟困難的陰影還在籠罩著這一大片災區。廣大農民群眾勒緊褲帶同災害進行殊死苦鬥，決然向貧窮宣戰的情景，極大地震撼了穆青的心靈；焦裕祿在大雪封門、飛鳥絕跡的日子，自己扛著糧食走進饑寒交迫的五保戶的柴門，以重病之軀領導著蘭考36萬群眾向風沙、內澇、鹽鹼誓死抗爭的形象，在穆青心裏樹起了一座無言的碑。他不能不聯想到的是，在嚴酷的抗日戰爭年代與群眾生死相依的血肉聯繫；在東北解放區零下十幾度的那個嚴冬，一個素不相識的老農把穆青一雙極度凍傷的腳揣在懷裡，用體溫拯救了他可能被鋸掉的雙腿。這一切，在穆青心裏終於凝結成四個大字：勿忘人民。」

穆青於是讓周原立刻把這篇報道寫出來。後來，穆青自己將周原的1.2萬字初稿帶回北京親自修改。然後將報道由周原帶到蘭考去核實。

1965年，新華社副社長穆青在去西安的途中路過鄭州。新華社河南分社的記者向這位45歲的官方通訊社副社長彙報分社的工作。記者對穆青說，河南東部災區幹部群眾抗災自救的事情很多，也很感人。穆青以前輩的口吻對記者周原交待說，要到災區去和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做一名稱職的好記者。他說，要在10天之內找到一個好的採訪對象。

記者周原在老領導的指派下在河南各地尋找能夠滿足這種宣傳需求的理想人物。周原來到當時的重災區蘭考。按照新華社記者的採訪習慣，他們首先到政府部門了解情況。read.99csw.com周原就在蘭考縣委大院見到了蘭考縣委的新聞秘書劉俊生。劉俊生向周原介紹了剛剛病逝的蘭考縣縣委書記焦裕祿的事迹。後來的記錄說，劉俊生講到動情處，就開始哭。周原採訪的另外一個人，蘭考縣縣委副書記張欽禮也給這名前來尋找典型英雄事迹的記者講了18個小時的焦裕祿，「周原記了一天一夜，也哭了一天一夜」。

因為「縣委書記的好榜樣」焦裕祿，蘭考是1965年中國最知名的縣城。蘭考縣位於河南省東北部，開封市東側。和大多數緊靠黃河的城市一樣，蘭考歷史悠久。它是西漢丞相陳平和南朝才子江淹的故鄉。但是蘭考能夠成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六十年歷史上被人記住，更多的是因為一位縣委書記：焦裕祿。1962年12月，焦裕祿調到蘭考縣，任縣委書記。當年焦裕祿就帶領蘭考人大量種植泡桐樹，用以擋風固沙，同時改善地方經濟。焦裕祿病逝之後，因為新華社記者穆青的一篇文章焦裕祿和蘭考名揚四海。焦裕祿親手種的油桐至今還被保護起來用來紀念他——蘭考油也成為蘭考的支柱產業之一。此後，幾乎在每個政府覺得需要清明吏治的時刻，焦裕祿和蘭考就會被再度提起。

但是這種標語式的寫作和龐大的宣傳機器的結合，以及政府對英雄人物的需求確實讓焦裕祿和蘭考成為了中國人記憶的一部分。

但是它卻在那個年代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後來的一篇文章分析穆青撰寫《焦裕祿》時的風險，說：「中國社會從1957年開始就一直強調階級鬥爭……但（穆青）他們發現，在寫焦裕祿時，不能再作這樣的強調，因為這不合乎這一采寫對象的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