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必須解決兩位領導者的後顧之憂。有為年長的村民提議，「如果隊長因為讓我們包干到戶犯法坐班房，他家的農活由我們全隊包下來，小孩由全隊撫養到18歲」。

後來，一個鄉幹部問萬里，別的地方想學小崗包干到戶是不是可以，萬里爽快地回答：「可以，只要對國家有利，對人民有利，學哪個都行！」

有些故事註定要被描述無數次，但即便是如此，人們也不會覺得厭煩。1978年12月發生在安徽省鳳陽縣小崗農村的故事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其中一個版本是這樣的。

隨後幾年內，「要吃糧，找萬里」的順口溜開始傳開。比這句口號流傳更為廣泛的是小崗的包干到戶。

上任之後，他在各地巡視，發表言論，對自己膽大包天的下屬們表示支持，甚至還會鼓勵和煽動他們進一步的行動。當萬里巡視到陳庭元治下的鳳陽時，面對自己忐忑不安的下屬，萬里說：「讓他搞。就怕你不增產，只要增產了，什麼都好辦……現在不怕別的，就怕群眾的積極性起不來。我們自己不要有傾向性，什麼辦法能調動群眾積極性都可以干。你們說群眾願意『大包干』，三年就能富裕，就讓他搞三年。哪怕他搞一萬年也可以。我只反對一種傾向，平均主義和單幹。其實，單幹也沒什麼了不起。南斯拉夫單幹，還不是承認他是社會主義？現在有糧食就是最大的政治」。萬里還表示會為自己的下屬們承擔決策的責任：「你干吧，搞了再說。我不提倡，可是錯了我負責，有問題我檢討。」

而1977年出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和省軍區政委的萬里，在中共的大員中，則是出了名的實用主義者。他在不到四十歲就成為北京市的副市長，但是此後卻隨著鄧小平的命運，在政壇上沉浮。鄧起則他起，鄧落則他落。此次鄧小平重新出山，萬里又受到重用。凌志軍說他「不了解鄉下，正好沒有人民公社的重負；沒有學過大寨，自然不會為大寨所累」。他曾經直言不諱，「你說你是大寨經驗，我說你是極左的樣板。我學不了他們，也不想學他們」。

嚴峻昌和他的弟弟就是一個例子。他的名叫嚴宏昌的弟弟是這18戶人家中唯一讀過中學的人。按照農村尊重讀書人的傳統——在舊去的時代中，鄉村領袖基本上都為基層的知識分子所壟斷，這個大耳大嘴，高顴高鼻的年輕人和他的兄長一樣，成為這些村民中的領袖——按照凌志軍的說法，他的相貌「與他的那位同鄉，也即六百多年前橫掃天下開創了大明王朝的明太祖朱元璋很有相似之處」；後來有人評論說，鳳陽出了兩件事情最後統一了中國，一個是朱元璋，另一個則是嚴峻昌和嚴宏昌兄弟參与的包產到戶。

按照歷史學家的推測，他們後來補上了一份協議，協議上寫著：

眾人都表示同意，賭咒發誓按照這三條規矩來，顧不上休息，像1949年土地改革時那樣，重新分田地、牲畜和農具read.99csw.com。

會一直開到天亮，嚴峻昌和嚴宏昌仍然沒有能夠解決這些矛盾。這時開始有人提議，乾脆包干到戶，這樣再也沒得吵。副隊長嚴宏昌回答說：「如果大家能答應我兩個條件，我就同意包干到戶。第一，夏秋兩季打的頭茬糧食，要先把國家的公糧和集體提留交齊，誰也不能裝孬種；第二，我們是明組暗戶，瞞上不瞞下，不準對上級和隊外任何人講，誰講誰就是與全村人為敵。」

他們面臨的是這個階層的生存的另一次危機。

但是這種豐衣足食並沒有延續太長時間。農業合作化的試驗，和隨後的社會主義農業改造，將每個農民的土地重新集中到一起，只是這次是以美好的承諾作為借口。在描述他的公社理想時，毛澤東說，「那時我國的鄉村將是許多共產主義的公社，每個公社有自己的農業、工業，有大學、中學、小學，有醫院，有科學研究機關，有商店和服務行業，有交通事業，有託兒所和公共食堂，有俱樂部，有維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公社圍繞著城市，又成為更大的共產主義公社。前人的『烏托邦』想法，將被實現，並被超過」。

草屋的主人是嚴俊昌。他是這個擁有571畝地和10頭牛的生產隊的最高領導者。儘管在歷次的社會運動中，首當其衝的就是鄉村，這箇舊時封建帝王的控制力難以企及的中國社會基層社會組織的民間領袖，但是無一例外的是，這樣的民間領袖總是在不斷地冒出來。他們是舊時代的家族領袖，是新時代的生產隊長或者村長，或者任何時代和統治者加給他們的名稱。他們負責組織生產，他們調https://read.99csw.com停鄰里矛盾，他們處置家庭糾紛，無論是不孝的兒子，還是吵鬧的婆媳，或者集體出面做一項重大的工程建設和投資。

18戶聚集在嚴峻昌、嚴宏昌家中開會的農民，他們想要解決的就是這個問題：自己的生存困境。

這些膽大包天的村民們應該慶幸的是，中國共產黨在安徽和鳳陽的領導者，即使不是公開，也在私下裡支持他們的這種做法。

這個冬天，農閑，糧缺，心慌，鳳陽縣梨園公社小崗生產隊的18戶人家（又有一種說法是20戶人家），聚集到一間草屋中，開始密謀一件與他們切身利益有關，同時無意中傳遍整個中國的事。

這種困境被立志要為人民謀福利的共產黨改變。當共產黨的軍隊佔領了一個地方之後，他們的策略首先是進行土地改革。和歷朝歷代出身於農民階層中的反叛者一樣，他們深知農民對土地的渴求和生存的艱辛。他們實踐著耕者有其田的口號。1949年1月，鳳陽解放之後，鳳陽，當然也包括小崗村的農民們經歷的正是這樣一個過程。結果，到1955年，鳳陽全縣32萬人的糧食總產量從1949年的9900多萬斤上升到2.6億斤。這樣的數字可以讓他們衣食無憂，歌頌新政權的英明，慶幸自己得到新的生活。

1979年年底，小崗全隊全年糧食總產量達到13.3萬斤，是1978年的4倍；另外，全隊農副業總收入47000多元，平均每人400多元，最好的戶總收入可以達到500ｈtｔpｓ://reａd.９9ｃｓw.com0多元。

鳳陽花鼓傳遍天下，「說鳳陽，道鳳陽，鳳陽本是個好地方。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大戶人家賣牛羊，小戶人家賣兒郎，奴家沒有兒郎賣，身背花鼓走四方」，它描述的是這一地區長達600年時間的生存困境，僅僅為了博取自己生存的權利，鳳陽的農民們要背井離鄉，四處乞討。

其實此時小崗已經開始單幹。而且，按照萬里「有糧食就是最大的政治」的說法，小崗顯然沒有讓他失望。

農民日報的前總編輯張廣友在他的回憶錄中說，那天夜裡，他們一直在吵架。此前，小崗生產隊採用的正是已經有所革新的「大包干」，先是生產隊劃分為4個包干組，後來又分成8個組，但是矛盾仍然在不斷爆發，人們不斷地在為各種微小的利益糾葛爭吵不休，因為他們知道，這些微小的利益可能決定著自己家人的生死。

下面列著20個人名，其中17個人名上按著鮮紅的指印，3個人名上是圖章。

1977年12月，也就是小崗農民秘密訂約之前的一年，陳庭元才走馬上任鳳陽縣縣委書記。這位鳳陽縣第十四任縣委書記出身農民，曾盡被打成右派。他重新成為中國基層一個縣的最高領導者時，陳庭元放出豪言：「這次出任鳳陽縣縣委書記，我已經是『官到頂點，名利無爭』，只想在有生之年，為農民做點好事。只要鳳陽農民早日丟掉討飯碗，過上好日子，哪怕我再丟一次烏紗帽，甚至為此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1978年中國最重要的地方之一是一個名叫小崗的農村——因為它包干到戶發明地的身份。小崗村位於安徽省鳳陽縣東部，隸屬小溪河九_九_藏_書鎮，距京滬鐵路5公里，距省道307線7公里，距明光、臨淮兩個淮河航運碼頭均20公里。但這些看似方便的交通網路說明不了任何問題。因為在1978年之前它一直為飢餓和貧窮困擾。它當時是全縣有名的「吃糧靠返銷，用錢靠救濟、生產靠代款」「三靠村」，每年秋收後幾乎家家外出討飯。這年年末發生在小崗的自發的生產責任制改革，讓小崗領風氣之先。在此後每當提及中國農村在共和國後半段的變化，小崗都會首當其衝被提起。

但這一定是個反面的烏托邦。至少嚴峻昌、嚴宏昌還有他們的農民兄弟們會這樣感覺：「此後，由公社化而為大躍進，由學大寨而為大批判，小村風風火火，凄凄慘慘，尤以『大躍進』以後那三年的慘淡刻骨銘心。全村數月無糧，父老百姓食盡糠麩、樹皮、草根、棉籽，最後竟是無可果腹。一百七十五條人命，十死其三，僥倖活著的大都四下逃生，只剩滿村殘垣斷壁，蒿棘叢生，三十九個人和一頭牛」，作家凌志軍如此寫道。鳳陽花鼓中的情形在短暫中斷之後重新出現，沒有人再會慶幸自己趕上好時候，人們只是扶老攜幼，外出乞討而已。只是每年到冬春季節，來自鳳陽的農民們不再身背花鼓，而是身攜黨員介紹信和戶口本，四處流浪。而安徽省省委，每年春節之後，都要接到江蘇、浙江、福建、上海、山東、河北等省的政府機構打來的電話，要他們前去領回來自鳳陽的乞討盲流；上級的中央機構也會要求安徽省省委做好相關工作，解決人口外流，甚至處罰到外地乞討的黨員，但這也無濟於事。生存的需要畢竟能夠壓倒一切精神按摩術和意識形態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