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州工業園是中國在開放之後努力學習東亞鄰國，加入所謂「雁陣模式」的一個標誌。1994年2月26日，新加坡資政李光耀和當時的中國副總理李嵐清，在北京釣魚台簽署轉移公共行政軟體以開發和管理蘇州工業園區的協議，新加坡總理吳作棟和中國國務院總理李鵬也出席了協議簽訂活動。中新合作的蘇州工業園位於歷史名稱蘇州的東側，儘管蘇州沒有機場，但是來訪者可以從上海的虹橋機場或者浦東機場方便到達。這塊園區行政區域面積288平方公里，下轄三個鎮，戶籍人口30萬，其中，中新合作開發區規劃面積80平方公里。建立這塊工業園的目標不僅僅是招商引資，雙方希望通過移植四小龍之一新加坡的城市建設經驗，將這塊工業園建立成一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高科技工業園區和現代化、園林化、國際化的新城區」。目前，蘇州工業園以約佔蘇州市3.5%的土地、5%的人口、7%的工業用電量以及1%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和2%的COD排放量，創造了全市15%左右的GDP、地方一般預算收入和固定資產投資，25%左右的註冊外資、到帳外資和進出口總額。

「你沒有權力為我們提供一片綠洲來發展一個小型新加坡。你還得有中央政府授權，才能做到。」

在李光耀的記憶中，接下來的對話是，章新勝建議：「怎麼不考慮把其中百分之十帶到蘇州來投資，讓我們也像新加坡一樣實行工業化？我擔保給你特別待遇，確保新加坡的投資取得成功。」

「新加坡作為一個城市型國家，其城市建設與管理的經驗可與世界上任何一個城市相媲美，它在城市與建築規劃、基礎設施建設、市政公用設施管理、大眾住房（組屋）九_九_藏_書的規劃與管理、交通管理、開發區建設等方面都積累了成功的經驗；作為一個高度市場經濟化的國家，它在政府經濟戰略的制定，政府強有力的宏觀調控與微觀自由經濟的相結合，大規模吸引外資、建立健全的行之有效的法制體系等方面，頗有獨到之處；作為一個社會文明建設較為成功的國家，注重按照國情，將東方文化傳統與西方法律體系有效地結合起來，在保持社會政治穩定，提高國民文化素質，嚴格社會管理，以及廉政肅貪、打擊社會醜惡現象等方面，對我們也不乏參考和啟發之處」。

顯然，蘇州市的政府官員和李光耀抱有相同的想法。午餐結束之後，當時的蘇州市市長章新勝突然把李光耀拉到一旁問道：「新加坡有500億美元的儲備吧。」這位市長從世界銀行的報告中得知了新加坡那還算龐大的外匯儲備數字。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新加坡的態度轉變發生在1970年。隨後，1976年，李光耀接受周恩來總理的邀請，訪問中國。但是身為華人的李光耀仍然心存疑慮，擔心中國會把同樣以華人為主的新加坡當成一個「親屬國」，在中國歷史上，中國周邊的小國大都和中國的中央政府保持著一種奇怪關係。他後來回憶說，「為了確保沒有人會認為我們是以炎黃子孫的身份訪華，我們的17人代表團里有一位賈夫納出生的淡米爾族外長拉惹勒南和一位馬來族政務次長麥馬德。他們將出席所有的會議，會議也都會以英語進行。」只可惜當他們訪問北京時，周恩來已經病逝；而鄧小平仍然沒有復出。

務實主義者李光耀卻一直是中國最熱忱的觀察家。1971年10月，新加坡駐聯合國常任代表投票九九藏書支持中國加入聯合國，而且，發表了一個幾乎像是中國人自己撰寫的聲明：新加坡只承認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因此，台灣問題屬於中國內政，只能由包括台灣人在內的中國人民自己解決。

鄧小平對新加坡的評價引發了中國大陸各個地方的政府官員和代表團訪問新加坡的狂潮。「有了鄧小平的首肯和鼓勵，數以百計的代表團，大多是非官方人員，浩浩蕩蕩地從中國來到新加坡。他們帶著錄音機、攝像機和記錄簿，要從我們的經驗中學習。新加坡可是受到他們的最高領導人的認可的。他們把我們放在顯微鏡下觀察，凡是覺得有吸引力，可以在中國各大城市裡複製的特點，都詳細加以研究」，李光耀在回憶錄中說。

這份枯燥的政府報告，以及蘇州工業園區編輯出版的借鑒新加坡經驗的兩本論文集，都表現出蘇州和蘇州工業園區在學習新加坡方面幾乎無所不包的雄心，從新加坡在吸引外資、發展經濟上取得的成就、它竟然有序的城市規劃、居者有其屋的住房政策、它的人才政策和高等教育制度、它花園般的城市到它良好的治安和治理腐敗的秘訣。

李光耀的另一點不滿是，他認為蘇州市政府違背了最初的承諾，「反而利用同新加坡的聯繫，發展由市政府自己開發的另一個工業園區蘇州新區，同時操縱土地和基礎設施的價格，使新區比園區更具競爭力」。

「好，起初我的接班人可能給你添麻煩，不過久了他也就不得不沿著我制定的路線走。蘇州人要的是他們在電視和報章上看到的新加坡，有工作、有住房、有個花園城市。」

中國和新加坡的真正蜜月出現在鄧小平復出之後。和李光耀一樣，鄧小平也是一位現實主義者。鄧小平不ｈｔtps://reaｄ.９９ｃsw•ｃoｍ加掩飾地表達了對新加坡地好感。1978年鄧小平訪問新加坡，李光耀對鄧小平說，「我們新加坡的華人是中國廣東和福建等地南方人的後裔，祖先都是目不識丁、沒有土地的農民；達官顯宦、文人學士，則全都留守中原開枝散葉，沒什麼事情是新加坡做得到，而中國做不到的」。當時新加坡已經因為自己高速的經濟增長而被視為東亞經濟奇迹的一部分；而中國剛剛結束十年文革動亂，鄧小平才開始驅動中國經濟的恢復。李光耀回憶說，鄧小平當時一言不發。後來李光耀看到鄧小平在1992年第二次南巡時，對媒體發表講話說，鄧希望廣東在20年內趕上亞洲四小龍，不只經濟要要追趕上去，社會秩序、社會風氣也要搞好，「新加坡的社會秩序算是好的，他們管得嚴。我們應當借鑒他們的經驗，而且要比他們管得好」。這時，李光耀意識到，「他早在14年前的那次晚宴上，就接下了我悄悄拋給他的這個挑戰」。其實早在1988年9月，鄧小平已經表示了中國要想新加坡學習的意圖，他對李光耀說：「因為我們缺乏經驗，但是本領是可以學會的，其中包括向新加坡學習」。

隨後，李光耀寫信給當時中國的副總理朱鎔基，闡明蘇州工業園區的建設計劃，「一份政府對政府的技術援助協議書，內容說明在蘇州一個約100平方公里的地段，轉移我們在吸引外資、建設工業區方面的知識和經驗（我們所謂的『軟體』），並同時發展住房和商業中心。此外，新加坡財團和外商也會同蘇州市政府合資開發蘇州工業園區。整個開發工程可望在20多年內完成，只不過要使新加坡的處事方式適應中國的不通國情，也許會碰到一些困難」read.99csw.com。

1970年之前，中華人民共和國一直不承認一個獨立的新加坡的存在，李光耀在他備受讚譽的回憶錄中說。中國的廣播和報刊把新加坡稱為馬來亞的一部分；官方媒體不斷指責「新加坡當局」；1968年，李光耀被北京電台稱為「美國和英國帝國主義的走狗」。

但是顯然，蘇州工業園區在經濟上取得的成功更加引人注目，2000年5月11日出版的《人民日報》上刊登的一篇報道說，蘇州工業園區是一個精彩的謎。這篇讚揚性的報道寫道：「這個位於蘇州北部金雞湖畔的地方，6年前還只是窪地瓦舍，但是，僅僅3年，它就完成了首期8平方公里的高標準開發，在全國開發區中創造出單個項目平均投資額超過3000萬美元的記錄；5年，榮登英國權威雜誌《企業預測》評選的亞洲十佳工業園行列……」它沉浸在蘇州工業園成立6年就吸引來36家世界500強企業，累積引進外資70億美元，在全國40多家開放區中位列三甲的經濟奇迹中，也在文章的最後提到了蘇州工業園區學習新加坡的公積金管理制度和鄰里中心策略。

其實拋開這些，可以看出，李光耀試圖向蘇州輸出的是新加坡的一整套經驗，其中很多涉及到政府的利益，他想要再造一個新加坡；而中國的地方政府，甚至包括中央政府在內，想要的只是，最好在不觸動政府現狀的情況下，能夠取得經濟的高速發展。這才是李光耀和蘇州的分歧，而且，也是李光耀從一開始就不能達到的目標。

李光耀在他的回憶錄中表示了對蘇州工業園的一些不滿。他認為蘇州地方政府過於重視蘇州工業園在經濟上能達到的目的，而忽視了其它新加坡的經驗。「北京最高領導人都很清楚，蘇州工業園read.99csw.com區計劃的本質，是為了轉移新加坡在策劃、建設、行政管理方面的知識和經驗，聯合開發一個集工、商、居於一體的綜合性國際城鎮，以吸引高素質的投資者。蘇州市政府卻為了保障狹隘的地方性利益偏離了正軌，同核心目標漸行漸遠。我們要向他們展示新加坡的模式，怎麼重視金融管制、藍圖總策劃，為投資者提供持續不斷的服務，這些是我們的軟體。但是他們要的確實硬體，就是那些我們建得了的高樓大廈、公路、基礎設施，以及通過我們在國際上的聯繫和信譽所能吸引到的巨額外資。」

李光耀的回答顯示了他對中國政治體系的理解：「精明能幹的市長總是很快就獲得擢升。之後呢？」

12月份時，章新勝告訴李光耀，他已經向鄧小平辦公室提交了他的建議，這位市長同鄧小平的兒子鄧朴方過從甚密，這讓他有機會提交這份建議。

1994年2月26日，李光耀和當時的副總理李嵐清在北京釣魚台簽署轉移公共行政軟體以開發和管理蘇州工業園區的協議，當時的新加坡總理吳作棟和中國國務院總理李鵬也親自出席。

2000年蘇州工業園區借鑒新加坡經驗辦公室發表的論文《借鑒實踐深化——蘇州工業園區六年借鑒新加坡經驗成果回顧》中，闡述了蘇州工業園區想要借鑒的新加坡經驗：

李光耀還取得了包括當時的國務院總理李鵬、副總理李嵐清和後來的國家主席江澤民等中國政治領袖的支持。

而其中對新加坡的學習最為顯著的，正是蘇州市政府。1992年9月，李光耀和新加坡副總理王鼎昌一同訪問蘇州，「當年的蘇州處處是破敗景象，河水污穢混濁。但是我突發奇想，認為我們有辦法把蘇州重新發展成一個美麗的城市，並在毗鄰地段開發一個工商業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