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里斯多德的先進思想只是近幾十年才得到充分肯定。他在過去幾個世紀中之所以聲名狼籍有幾個原因。一個原因是托馬斯主義者奉他為他們的權威哲學家，後來當經院哲學聲譽掃地時，亞里斯多德也就自然地跟著倒了霉。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十六，十七世紀科學革命時期中幾乎全部著重點都放在物理科學上。由於亞里斯多德發展了著名的生物學哲學，同時不幸地認為宏觀世界與微觀世界可以同樣看待，人們便將他的生物學思想引用於物理學和宇宙學。這樣一來就產生了可悲的後果，正如十六、十七、十八世紀中培根，笛卡爾以及許多其它學者一再指責的那樣。考慮到亞里斯多德的大部分研究是如此出色，如此富有創造性，這些學者對他的百般非難與嘲諷真是難以令人理解。

在傳播機械論世界觀上可能沒有任何人比哲學家笛卡爾（Rene Descartes，1596—1650）所作的貢獻更大。和柏拉圖相似，他的思想受數學影響很深，他最出色的貢獻可能是發明了解析幾何。他對亞里斯多德的宇宙學的非難既合理而又具有建設性，雖然他的主張最後也沒有取得勝利。他將有機體簡化還原為一類自動機的意見觸怒了哪怕對生物體略有了解的每一位生物學家，因而遇到了激烈的反對。這對立的意見也通常是以同樣荒唐的活力論表現出來。法國這個國家既有像從笛卡爾到La Mettrie、Holbach這樣一些極端的機械論者。同時又可能是活力論最活躍的中心，這也許並不是偶然的巧合。

在達爾文之前沒有一個人比亞里斯多德（公元前384－322）對我們了解生物界作出的貢獻更多。他的生物學知識很廣博，知識來源也很廣泛。他在少年時期曾當過醫師的學徒，後來又在勒斯波斯島居住過三年，花了很多時間研究海洋生物。生物學史的各個方面幾乎都得從亞里斯多德開始。他是將生物學分門別類的一第一個人，併為之寫出了專門著作（如動物分類，動物繁殖等一等），他首先發現了比較法的啟發意義並理所當然地被尊稱為比較法的創始人。他也是詳細敘述很多種動物生活史的第一個人。他寫出了關於生殖生物學和生活史的第一本書。他特別注意生物多樣性現象以及動植物之間的區別的意義。雖然他沒有提出正式的分類（法），但是他按一定的標準對動物進行了分類，而且他對無脊椎動物的分類比兩千年後林奈的分類更合理。在生理學上他大都採用了傳統觀點因而並不出色。和他的前輩比較起來，他是一個堅定的經驗主義者。他的推論總是植根於他過去的觀察。他在《動物繁殖》（De generatione animalium 760b28）一文中曾明確表示從感官所得到的信息（知識）是首位的，超過理智思考所能提供的信息。在這一方面他和經院哲學家中的亞里斯多德派完全不同，後者認為單憑推論就能推論出一切問題。

理性背景在撰寫一本科學思想史時需要把某個特定歷史時期的科學分成幾個主要問題，然後再按時間追蹤每個問題的演變或發展。這種嚴格按論題處理的方式有其優點，然而它將每個問題和當時科學中的其它問題隔離開，同時也脫離了那個時期的整個文化和理性背景。為了彌補這一嚴重缺陷，我在這一章中把生物學作為一個整體扼要地介紹其簡史，並試圖把它和當時的理性背景聯繫起來。在以後的各章中對生物學的個別問題作了專門的論述，應當以這一章的總覽為襯托進行學習。在這一章中還要將有關問題和功能生物學（解剖學、生理學、胚胎學、行為學）適當地聯繫起來，因為在這本書中並沒有包括功能生物學的內容。

兩千多年以後達爾文指出並不是只有機遇與必然這兩種選擇自由，自然選擇的兩步過程就避免了德謨克利特的兩難困境。

3．4多樣性的發現

牛頓《（數學）原理》的出版（1687）大大加強了生理學的機械觀點（「原理」在數學基礎上對整個非生物世界作了機械性解釋）。當時以對任何事物按物理學的力與運動來解釋最為時髦，對生物學現象作這樣的解釋雖不恰當卻仍然如此解釋。例如對哺乳動物和鳥類的溫血現象就用血液在血管中的摩擦來解釋併流傳150年左右之久。雖然只要通過幾個簡單的實驗或者對軀體大小像老鼠或鳥一樣的兩棲動物和魚的血液循環加以觀察就會否定這種看法。這樣輕率的物理學解釋在十七、十八世紀（甚至到十九世紀）對生物學研究是一種嚴重的障礙。

隨著生物科學從物理科學中解放出來的程度，現代對亞里斯多德的重要性的重新評價也隨之增長。只是當現在對生物有機體的雙重性充分認識了之後才領悟到生長發育和功能的設計藍圖——遺傳程序就相當於亞里斯多德所假定的造型因素（formative－principle）。幾百年來哲學界和物理學界一直對亞里斯多德這樣的一些博物學家的意見充耳不聞，這些博物學家認為為了從娃卵形成青蛙，從雞蛋變成雞，就必需要有比物理學定律更多的一些東西（Mayr，1976）。這並不需要任何精靈妖魔，所需要的只是承認複雜的生物系統是具有三十多億年歷史的遺傳程序的產物。般有什麼東西比宏觀世界與微觀世界遵從同一法則的荒誕說法更能引起消耗無謂精力的爭論。現在還沒有跡象表明這種見識已經波及到大多數哲學家，不過在生物學家中已經開始認識到這一點。

每個時代都有自己本身的「氣質」（「mood」）或概念給構，雖然它並不是始終如一的，卻以某種方式影響著思想和行動。公元前四、五世紀的雅典文化，中世紀的多數世俗觀念以及17世紀的科學革命都具有十分不同的理性背景。然而如果認為任何時代一直是由某一模式的思想，即意識形態或解釋體系，支配著並且最後被一種新的、往往是大不相同的概念結構所取代，那就是錯誤的。例如18世紀中林奈和同時代的布豐在理性概念結構上就完全不同。兩種迥然不同的研究傳統可以並存，同時各自的擁護者在工作中也互不通氣。例如19世紀後半期，奠基於本質論之上的物理學家的實證論和博物學家的達爾文主義同時共存，後者以種群思想為基礎並提出適應問題，這些問題在實證論者的物理學家看來是毫無意義的。

（1749ff）實際上是當時每個受過教育的歐洲人都讀過的。這本書側重動物及其生活史，對博物學研究產生了重大衝擊，然而這一衝擊在現代行為學和生態學之前並沒有結出豐碩的果實。博物學研究在18世紀和19世紀早期幾乎完全是由業餘愛好者，特別是教區牧師（如Zorn，White，C·L·Brehm等）進行。布豐作為一個傑出的普及宣傳者，他的最大影響可能是通過他那鼓動性的、往往是大胆的新奇思想來實現的。他對當時的思想起到了極大的解放作用，諸如宇宙學，胚胎髮育、物種，自然系統以及地球起源等等廣泛領域都是如此。他並沒有能夠提出進化學說，但無疑為拉馬克準備好了舞台（參閱第七章）。我完全同意Nordenskiold對布豐的評價（1928：229）：「在純粹的理論領域中，他是18世紀最傑出的生物學家，他具有最雄厚的思想財富，對隨後的年代真正有益而且會對將來產生影響。」

單純通過哲學思考提供科學解釋的傳統延續了很久，它對十八、十九世紀的科學研究產生了越來越嚴重的不利影響，引起了Helmholtz尖銳地批評哲學家的專橫霸道。這些哲學家對他的實驗發現拒不接受僅僅是因為這些發現和他們的演繹推理不符。本質論哲學家排斥達爾文學說所採取的也是這種態度。然而古希臘韻演繹推理的哲學方法有利於提出一些過去從沒有人提出過的問題，並使這些問題的提法更準確更系統化，因而為純粹的科學研究方法掃清了道路，進而最終代替了哲學化（哲學推理）。

科學革命也不謀而合地為多樣性研究創造了條件。各種新儀器的開發製造就是機械化思想的產物之一，其中對生物學家最重要的是顯微鏡。它為生物學家開闢了一個新天地。儘管最早的顯微鏡只能放大十倍，但這就已經足夠顯示出完全未曾料想到的活的微觀世界的存在，特別是肉眼看不見的水生生物。

就我所知阿拉伯人對生物學沒有作出重要貢獻，即使有兩位著名的，對生物學極感興趣的阿拉伯學者Avicenna（980—1037）和Aberrhos（Ibhttps://read.99csw.comn Rosh，1120－1198）也是如此。

正像「啟蒙運動」（Enlightenment）這個詞所表示的那樣，18世紀，自布豐、伏爾泰、盧梭到狄德羅、Condillac、Helve－tius及Condorcet，是一個理性解放的時代。

在隨後的年代中興起了兩個著名的哲學學派：一個是赫拉克利特（Heracleitus）學派，強調變化（「世間萬物不斷變化」）；另一個是德謨克利特（Democritus）學派（他本人是原子論的創導者），強調原子的恆定不變性，而原子又是一切物體的最小組成單位。看來德謨克利特寫過許多關於生物方面的著作（雖然流傳甚少），亞里斯多德的某些思想被認為是由他那裡汲取來的。德謨克利特首次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由於原子的結構，自然現象，特別是生物界的現象，究竟是純粹技機遇還是完全按必然發生的！

就亞里斯多德而論，情況就大有不同。

這個時代的主要信仰形式是自然神論。雖然開明的自然論神者承認上帝存在，但是他們卻無從證明上帝是為了人類的利益而創造了世界。自然神論的上帝是至高無上的智慧，世界及其普遍秩序的創造者；通用並且不變的規律的傳播者。自然神論的上帝和人大不相同，也不關心人。從自然神論經由不可知論再到徹底的無神論並不非常費力，很多思想家就是這樣走過來的。

第三種古代傳統是希波克拉底學派的生物醫學傳統，它和上述的博物學傳統及哲學傳統並存。生物醫學傳統發掘了大量的解剖學和生理學知識與學說。這些知識進而由亞歷山大的Herophilus，Erasistratus以及蓋倫（Galen）及其學派進一步發展，形成了文藝復興時期解剖學和生理學再度興起的基礎，特別是在義大利學派中。對人體解剖和人體生理的研究是亞里斯多德以後直到18世紀生物學的注意焦點。然而就科學作為一個整體而言，哲學的發展在西方思想的整個領域內遠比解剖學和生理學的具體發現更為重要。

亞里斯多德以後的哲學界中，在伊壁鳩魯學派和斯多噶學派之間產生了分化。伊壁鳩魯（公元前342—271）及其學派以德謨克利特的觀點為依據，認為萬物都由不變的原子構成，原子不停地旋轉並隨機地相互碰撞。伊壁鳩魯對生物和非生物世界作出了深思熟慮的唯物主義解釋，認為一切事物都經由自然原因發生。就地看來生命是由於無生命物質運動的結果。生命如何表現則取決於構型合適的原子如何裝配，他的這種解釋是非常現代化的。Lucretius（公元前99－55）是他的追隨者之一，也是一位同樣毫不妥協的原子論唯物主義者。他們兩人都反對亞里斯多德的目的論思想。Lucretius提出了一種理由充分的論點來反對設計概念。此外他還發表過一些論點，這些論點在十八、十九世紀又一再被提及。然而他在批評某些原子論者時又極力為亞里斯多德辯護，這些原子論者認為通過水與火的偶然相互作用可以產生獅子和橡樹。在這個方面，蓋倫同意他的意見。

應用科學，即工程技術，在文藝復興時期中為看待事物的全新觀點鋪平了道路。世界觀的機械化（mechanization）在伽利略（1564－1642）及其學生的思想中達到了第一次高峰。在他們看來，自然（界）是受定律制約的運動著的物質系統。運動是一切事物的要旨、核心，而一切事物又必然有其機械（性）原因。伽利略對量化（定量）的重視和強調，表現在他的箴言中：「計量一切可以計量的，無法計量的也應使之可以計量」。這就導致了儀器的開發與應用以便確定量；導致了對正常狀態的計算以建立普遍規律；並且明確了在科學研究中應當依靠觀察和實驗一而不是依靠權威的片言隻語。這就意味著特別要否定亞里斯多德主義的某些方面，這些方面經由托馬斯主義者的影響變得如此地具有權威性。

就生物學而言，科學革命最積極的貢獻是對研究工作採取了新的態度。這種態度就是完全否定了只靠邏輯探求真理的經院哲學。更加重視實驗和觀察，即更加重視搜集事實。這有利於運用自然規律解釋自然現象，而發現自然規律（定律）就是科學家的任務。

縱使著名的植物學家也是按醫生培養的（Ray除外）。他們主要關心的當然是健康人或病人的軀體功能運行情況，其次是發生（generation）問題，即新有機體的起源。18世紀初生理學面臨的任務是在更加極端的機械論和與之對立的徹底活力論之間求得妥協。

對藥用植物的研究在整個中世紀後半期都很普遍，這反映在草藥書的數量上，特別是在Theophrastus和Dioscorides的著作重新問世之後。但是主要由於Brunfels，Bock，Fuehs的植物志才預示了在植物研究中「回到自然」這一運動的到來。旅行的影響最終也使人感到其解放思想的作用。這開始於十字軍東征，接著是威尼斯商人的遠遊（如馬可波羅到中國）以及葡萄牙水手的航行，最終反映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上（1492）。這些旅行的決定性成就之一是突然發現了遍布全球的動植物的廣泛多樣性。這種成就導致了幾部百科全書式的著作出版發行，如Wotton，Gesner，Aldrovondi的博物志，Belon的鳥類志，Rondelet的海洋生物志等等。

除博物學而外，從文藝復興到19世紀生物有機體的研究大多掌握在醫學界人士手中。

對一切現象作出機械論解釋的目的之一是為了進一步推進科學的統一。物理科學家的抱負或野心是將宇宙間的現象簡化還原成最小數量的定律。由於發現了動物和植物的幾乎毫無限制的多樣性以後，在研究生物有機體方面孕育著一種幾乎正好相反的趨勢或傾向。草藥醫生和百科全書編輯人復活了Theophrastus和亞里斯多德的傳統，發現並忠實地描述了各種各樣的生物。越來越多地博物學家投身干自然界多樣性研究並發現世界萬物遠比想像的要豐富得多。上帝的榮耀可由她所創造的萬物來研究，從最低等的一直到犀牛和大象。

多樣性當然是完全不符合牛頓模式物理定律的一種現象。然而由於定律是製造定律的創造者存在的證據，所以發現規定多樣性的定律就成為對多樣性的研究者的挑戰，從Kielmayer到五元論者再到阿伽西。為了發現這樣的定律所作的努力大都違背了研究者的心愿，卻為進化提供了大量證據。

對亞里斯多德的責難不僅來自物理學家，也來自哲學家。弗蘭西斯·培根在反對亞里斯多德主義上特別積極，也是歸納法的創導者，雖然他本人的生物學學說是完全演繹推理的。培根的偉大功績在於對權威進行無休止的挑戰，並且強調人們的知識的不完全性，這和中世紀認為人們的知識是完全的截然相反。

（The Wisdom of God Ma－nifested in the works of the Creation，1691）一書不僅是對「設計論」的強有力批判，而且是一本很好的博物學，甚至可以說是最早的一本生態學。博物學家-神學家的著作所依據的絕妙觀察使這些著作得以廣泛流行並促進了博物學研究的發展。由於設計論是在一個靜止的「被創造」的世界中對適應現象的唯一可能解釋，因而自然神學的出現便是必然的。在博物學的這個早期階段任何新的發現都對自然神學有利。想象上的熱帶居民的牧歌式生活特別被看作是上帝的天佑設計的證據。

是Albrecht von Haller（1707～1777）為生理學指出了新方向。他轉回到哈維和活體解剖學者的經驗主義傳統並試圖通過許多動物試驗來確定各種器官的功能。雖然他沒有找到（指導生理活動的）「靈魂」的證據，但他的試驗使他認識到活體的結構具有某些性質（如應激性）是無生物所缺少的。

解剖學是在中世紀醫學校中講授（尤其是義大利和法國），並按一種特殊的書本上的方式；醫學教授背誦蓋倫，助手（「外科醫生」）則解剖屍體的相應部分。這種教學方式很糟糕，教授的講演和議論完全只是復誦或解釋蓋倫，並被認為這比實際解剖重要得多。將這套方式完全改變過來的是維薩紐斯（Andreas Vesalius，1https://read.99csw.com514-1564）。他本人積极參与解剖併發明了新解剖工具，最後並出版了附有精彩插圖的《人體解剖》

因此，這兩個學派就繼續存在了下來：物理科學家從上帝看出了上帝在創造天地萬物時就制定了管理這個世界一切過程的規律；對比之下博物學家在研究生物世界時則認為，就生物界的多樣性和適應性來說，伽利略和牛頓的基本定律毫無意義。更正確地說，他們從上帝看不出絲毫的多樣性或適應性。瑞（Ray）寫的《上帝創造萬物與上帝的智慧》

關於笛卡爾最令人驚訝的是，儘管他本人否認，他的多數理論結構卻是托馬斯主義的。他的思想方法可以用他對自己的存在所作的論斷充分說明：「我的結論是，我是一個物體，其全部精華在於思想，它的存在既不取決於它在空間的位置，也不依賴任何物質的東西。因此自我，或寧可說靈魂，藉助於它我才是我，是和軀體完全不同的，是確實比軀體更容易了解，而且即使軀體不復存在，它也不會不再是它。」（《方法論》，Discourse onMethod，P．4）。他的多數關於生理學的結論不是通過實驗或觀察而是按演繹法推論而得。和在他以前的柏拉圖相仿，笛卡爾是由於他的方法失效才論證了生物學問題不能通過數學推理解決。笛卡爾對隨後生物學發展的影響，特別是在法國的影響，還有許多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這包括笛卡爾主義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法國在以後的幾百年中對進化思想（例如對拉馬克）的漠視和冷遇。從現在看來，特別突出的是為什麼笛卡爾及其某些追隨者（如布豐）竟然如此幼稚對最簡單的純物理學解釋也欣然接受，並作出結論：「一種單獨的力（即地心引力）是一切非生物現象的原因，這種力和效結合就產生了有生命的分子，有機體的效能就由這些分子決定」（《哲學文集》Oeuvr，phil,：41）。

啟蒙運動的時代是這樣的一個時代，以往的信條，不論是神學信條、哲學信條，還是科學的信條都要接受無情的批判。然而法國政府（「國王」）對哲學家的迫害卻告誡人們，哲學家們的很多學說不僅被認為是哲學學說，而且也是政治學說。

進化生物學的發展大大得益於自然神學。考慮到1859年以前進化思想絲毫不受重視，這看來是十分矛盾的說法卻是真實的，雖然是在間接意義上。自然神學所提出的問題涉及到造物主的智慧以及他使各種生物彼此適應和使之與環境適應的高明技巧。這就導致了Reimarus及Kirby對動物本能的基礎研究，並導致了C·K·Sprengel發現花對昆蟲傳粉的適應現象以及相應的傳粉昆蟲的適應。從瑞，Durham到Paly，到BridgewaterTreatises的作者以及其它許多同時代人，所有的自然神學家都對我們現在稱之為適應的現象進行了闡述。當在解釋中將「造物主之手」用「自然選擇」代替時，就可以把關於生物有機體的絕大多數自然神學文獻幾乎隻字不易地轉變成進化生物學文獻。沒有人能夠懷疑自然神學為進化生物學奠定了雄厚而又堅實的基礎，隨後一直到達爾文的時代才重新又像自然神學那樣積極地對適應現象進行了研究。

基督教的自然神學並不是一種新概念。世界的和諧協調以及生命界外觀上的完全適應早在基督教興起之前就使得很多觀察自然的人驚訝不已。希臘和希伯來之前兩千多年，在埃及古帝國（孟菲斯）中就有人提出自然現象是由超凡智者所設計的。比較明確的神學言論可在希臘歷史學家Herodotus及Xenophon的著作中找到。柏拉圖把世界看作是由一個聰明、善良、有理性而又非凡的技|師創造的。地球是被設計出來適於生物生存的環境這一思想波斯多噶學派進一步發展和豐富。蓋倫也大力支持世界是由造物主設計的概念。但是在自然神學的發展上沒有人比聖托馬斯阿奎那（Saint Thomas Aquinas）更重要。通過他的著作影響，神學的世界觀便成為西方思想界的主導思想。在他的著作（《神學總論》，Summa theologiae）中他根據世界的秩序和協調（這就要求必須有一位智慧神指引一切自然事物達到各自的目的）論證了上帝的存在。

一切原始人都是熱心的博物學者，這一點也不奇怪，因為他們的生存有賴於對自然的了解。他們必須認清潛在的敵人和生計的來源，他們關心的是生和死，疾病和生育，「精神」以及人和其它生物的區別。世界上所有的原始人幾乎全都相信自然界的一切都是「活」的，甚至岩石、山脈，天空都有神靈。神的威力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本身也是活躍的並具有創造力。猶太教以前的各種宗教都或多或少是泛靈論（animism），它們對待神的態度和猶太教的一神論完全不同。古代人對世界的解釋是信仰泛靈論的直接結果。（Sarton，1927—1948；Thorndike 1958—1960）。

對一位現代生物學家來說，唯實論的最鮮明特點是它無條件地支持本質論。唯名論（nominalism）是經院哲學僅有的另一個有影響的學派，它強調只有個體真正存在，個體按名稱包羅在一起成為門類。在中世紀時唯名論對生物學並沒有影響，現在也仍然不清楚它對經驗論和種群思想最後興起是否有過貢獻，影響程度如何也不明了。

亞里斯多德的顯著特點是追究原因，他並不滿足於僅僅提出「怎樣」的問題，而且還提出「為什麼」的問題，這在當時來說是非常了不起的。為什麼有機體從一個受精卵發育成完整的成體？為什麼生物界中目的導向的活動和行為如此之多？他清楚地了解僅僅構成軀體的原材料並不具備發展成複雜有機體的能力。必然有某種額外的東西存在，他稱之為eidos。和柏拉圖所下的定義完全不同，亞里斯多德的eidos是程序目的性原則，在他的思想中這詞所表示的意思和現代生物學家的遺傳程序所表達的完全一樣。和柏拉圖相反，柏拉圖認定有一種外在的力量用來解釋自然界的秩序，特別是它的趨向于複雜化和達到目標的傾向，而亞里斯多德則認為自然物按本身的性質而行動，所有的自然現象都是作用過程或過程的表現。由於任何過程都有目的，所以他認為對目的的研究是研究自然的主要組成部分。因此對亞里斯多德來說，一切結構和生物性活動都有其生物學意義，或者就像我們現在所說的，有其適應意義。亞里斯多德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解釋這些意義。亞里斯多德的「為什麼」問題在生物學史上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為什麼？」是進化生物學家在其研究中所提出的最重要的問題。

的娃卵怎樣發育成成娃？一個魚卵怎樣發育成魚？先成論的扞衛者認為在卵中有某種預先形成的東西使青蛙的卵轉變成青蛙，使鱒魚的卵變化成鮮魚。遺憾的是先成論學派的極端代表人物認為有一微型成體（雛形體）以某種形式被包羅在卵（或精|子）中。這一假定的荒謬性是很容易證明的。他們的對手則持有漸成論（後生說）觀點，即完全無定形的卵逐漸分化成為成體的器官。這一派也沒有較大的說服力，因為他們不能說明發育過程的物種特異性便只得求助於活力。他們是活力論的領袖人物。在生物學史中情況往往就是這樣：對立的兩種學說中最後沒有一種佔壓倒優勢而是兩者折衷地融合在一起。

基督教征服了西方以後，關於一個永恆的，基本上靜止的世界的希臘觀念就被一個完全新的觀念代替。基督教神學是由上帝創造世界的概念支配的。根據聖經,世界是新近創造的，關於世界的全部知識都包含在聖經中。這種教條排除了提出「為什麼」問題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或者說挖掉了任何進化思想的著根處。由上帝創造的世界，正如萊布尼茨後來所說的，是「一切可能存在的世界中最完美的」。人對自然的態度由上帝的旨意約束；上帝的旨意是「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達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創世紀1：28）自然是從屬於人，為人服務的；猶太教或基督教教條中的獨一無二的上帝與泛神論者所感受的統佛教信仰所反映的完全不是一回事。目前對壞境的尊重，對近東的「一神論」宗教來說是異己的，格格不入的。

生理學在16世紀有一種新動向，即注意性質與化學組成而不是運動和力。這種觀點在原則上決不是反物理主義的，因為它九_九_藏_書運用來解釋生命過程的概念、定律、機制原先就是在解釋非生物界過程中發展起來的。這一運動或動向的代表人物有Paracelsus（1493－1541）及其門徒，鍊金術士以及通常稱為醫療化學家的學派。雖然這種新動向在一開始希望就是不大的，而且還有不少錯誤，但是從長遠看它對生物性過程的解釋遠比嚴格機械論具有更持久的影響。Paracelsus既是一個天才，又是一位庸醫，他相信巫術和起自然力；他否認希臘傳統的四種元素的重要性而代之以具體的化學藥品，特別是硫、汞及鹽類。他將生命過程看作是化學過程的新概念開拓了一個全新的傳統，並經由J.H．vanHelmont（1577一1644）在生理學歷史土開創了一個新階段。在van Helmont的著作中我們看到的是迷信、活力論以及非常出色的觀察混在一起的一種奇怪混合物。他新創了「氣體」（gas）這個詞並對二氧化碳進行了卓越的研究。他確認了胃的酸性和小腸的鹼性從而開拓了營養生物學的新研究領放。他將生理學化學化的這種努力通過他的追隨者（如Stahl）延續了下來。

因為，這正如一位評論家所說的，一個監工只監督他管理的工人，並不幹每個工人乾的活。這樣一來兩種選擇看來都行不通，博物學家便陷於左右為難的困境。此後兩百年中人們一直試圖努力擺脫這種困境，但在神造論（特創論）教條的框架桎梏下無法擺脫。

中世紀後期邏輯學，宇宙學及物理學出現了令人注目的復甦（Crombie，1952），其學術水平之高只是近幾十年才得到重新評價。對比之下，生物學仍然處於蟄伏期。受到重視的只有與醫學和人類生物學有關的問題而對其後幾百年和現代生物學具有極大吸引力的生命現象的更深入研究則無人問津。有人認為這種漠不關心的情況或多或少地與那個時期對上帝創造世界的神話不得有絲毫懷疑的極端虔誠忠順有關。然而這不禁又令人想起為什麼這一禁忌戒律沒有波及到物理學和宇宙學。是不是由於數學的權威性及其對神學的中立性自發地導向物理學和宇宙學，而就生物學而論則缺乏這種可以逐漸擴大作用的開端？雖然自然神學最後提供了這種突破，但直到17世紀才見成效。是不是由於發現了異域國家，這些國家雖然同在相同的天體照耀覆蓋之下並與歐洲同樣地遵從物理定律，卻有著完全不同的動物和植物區系？是不是由於研究生命現象需要提出比研究自由落體更深奧微妙的問題？關於機械科學復興和中世紀以後生物學的復甦之間的時間滯后現象迄今仍然沒有恰當的分析和解釋。

這些早期的希臘哲學家早就認識到一些日常的生理現象如運動，營養，感覺，生殖等等都需要加以解釋。使現代的學生感到奇怪的是希臘哲學家們竟然認為只要專心一意的思考就能夠對上述現象分別作出解釋。應當承認，在他們生活的時代這可能是唯一可行的方法。隨後情況慢慢發生了轉變，特別是在中世紀後期和文藝復興時期實驗科學開始從哲學中解放出來的時候。

應當注意的是，啟蒙運動並不是一種純粹同質的運動。不同的哲學家有多少，不同的觀點也就有多少。

Radl（1913：viii）很早以前就曾指出，物理科學在科學革命時期的勝利在很多方面對生物學卻是一次打擊，對一些獨特的生物學思想方式也起到破壞作用（直到十九、二十世紀這些思想方式才重新被採納），如程序目的性（被貶低為尋求最終原因），系統思想，對性質，突現性質以及歷史發展的研究等等。所有這些不是遭到反對，譏笑就是被歧視。生物科學家對於物理科學家這類攻擊的反應不外兩種，一種是按物理學家的語言（「運動和力」）表述生物學過程，另一種是以活力論作避風港以起自然力進行解釋。這兩種辦法都是徒勞無益的。只是到最近生物學家才擁有足夠的理智力量建立一種既充分考慮到生物界的獨特性，又和化學及物理學定律相一致的解釋模式。（參閱第一章）。

實際上林奈建立了系統學這門科學而布豐則使博物學的研究成為每個人的消遣。由於Haller使生理學達到了新的高度，胚胎學也由於Bonnet及Wolff達到新的水平。因此，在17世紀被物理科學掩蓋而大大失色的生物學在18世紀中葉就開始顯露出自己的本來面目。

（Dialogues，1779）以及康德的《判斷力批判》（Critique of Judgment，1790）中則受到公開的批評。

Hildegard（1098—1179）和AlbertusMagnus（1193－1280）曾就博物學寫過一些著作，但是和Frederick（1194－1250）的名著獵鷹馴練術（De arte venandi）不能相比，這本書在對鳥類的形態學和生物學研究方面對當時要超前幾個世紀。（Stresemann，1975）。Frederick的影響是多方面的；他將亞里斯多德的部分著作譯成拉丁文，還是薩勒諾（義大利）醫學院（建立於1150年）的監護人，這個學院首次進行了人體解剖。

有理由相信在這原始狀態之後早期的科學也有了一定的發展，然而除了一些醫藥傳說而外，由於缺乏資料我們對希臘文化以前的其它文化中有關生物學方面的知識一點也不知道。也沒有證據表明古代曾有人試圖將所收集到的事實作出解釋說明。

在海外旅行和探險的時代發生了對外國各種動植物如瘋似顛的著迷情景並促使建立了豐富的收藏，如林奈在荷蘭，班克斯在倫敦，布豐在巴黎。

例如Condorcet的平等主義就是對階級特權（封建主義）的反叛，絲毫沒有涉及生物學方面。他只承認有三種不平等，即財富的，社會地位的，和教育的不平等，而沒有顧及到天賦的差別。他認為只要財富、地位和教育三者都平等了就達到了完全平等。像自然選擇或甚至進化的概念對於提倡這種毫不妥協的平均主義的人來說是毫無意義的。

也就在這個時期發現昆蟲是科學研究的很好題材。雷迪（Francesco Redi）於1668年證明昆蟲並不是自然發生的產物而是由受精后的雌蟲排出的卵發育而成。JanSwammerdam（1637－1680）就蜜蜂和其它昆蟲作了極其出色的解剖研究。十七，十八世紀對昆蟲研究作出重要貢獻的博物學家還有Pierre Lyonn－et，Ferchault de Reaumur，de Serres，Leonhard Frisch，Roesel von Rosenhof。他們之中有不少人完全是由於描述所發現的新事物的欣喜心情而從事昆蟲研究，哪怕是毛蟲有4041條肌肉（Lyonnet，1762。參閱第四章）這樣的研究。

十七、十八世紀的另一個著名爭議涉及到發育。要回答的問題是，一個「無定形」

那個時期的博物學家並不是全都醉心於種的描述。例如克爾路德（Kolreuter，1733－1806）雖然起初是由於對物種本質的傳統興趣脫穎而出，卻在遺傳學，受精作用以及花的生物學上都作出了開拓性的貢獻。這些研究經由C·K·Sprengel（1750－1816）通過植物受精作用的大量實驗而得到延伸。這兩位科學家的工作雖然在他們生前基本被忽視，卻是後來達爾文對植物的受精作用（及生殖力）實驗研究的一部分基礎。

不過，通過阿拉伯人的翻譯才使得西方世界重新認識亞里斯多德，這可能是阿拉伯人對生物學史所作出的最偉大貢獻，其它的貢獻則是更間接的。希臘人是偉大的思想家，但並不重視實驗。（Regenbogen，1931）。與之相反，阿拉伯人是偉大的實驗家，甚至可以說他們奠定了以後興起的實驗科學的基礎。然而通向這最後目標的路程極為曲折，冶金術就是最重要的中間站。

他觀察到一個三角形不論它的三個角是怎樣組成的總是一個三角形，不連續地不同於四邊形或其它多邊形，這構成了他的本質論思想的基礎。本質論是與生物學很不相容的一種哲學。生物學經過了兩千多年才在達爾文的影響下擺脫了本質論的羈絆。由於柏拉圖的思想著根于幾何學，所以他很少運用博物學的觀察方法一點也不奇怪。他在他的著作《蒂邁歐篇》（Timaeus）中公然宣稱通過感官觀察不能得到hｔｔｐs://read•99ｃsｗ•coｍ真正的知識，只能求得眼睛視覺的享受。他特別重視靈魂和設計（造物主，demiurge），這樣，就通過新柏拉圖主義者和基督教教旨發生了聯繫，後者直到17世紀一直統治著西方人的思想。柏拉圖在哲學史上無疑是重要的，然而我必須說對於生物學他卻是一場災亂。他的不合宜的概念對生物學產生的不利影響達幾個世紀之久。現代生物學思想的崛起部分地是由於從柏拉圖思想桂桔中解放出來的結果。

現代的人很難理解為什麼科學和基督教從文藝復興直到18世紀能夠和諧共存。這原因是科學和神學在那個時候已綜合成自然神學（物理神學），成為了當時的科學。自然神學家為了神學而研究創世主的創造。自然（界）對他來說正好是上帝存在的最有說服力的證據，否則怎樣能解釋世界萬物的和諧與有目的性？這就證明研究自然是正當合理的，而這種研究，特別在17世紀，是不夠自覺的。自然神學的幽靈一直支配著萊布尼茨、林奈、Herder這些學者和英國的科學，直到19世紀中葉。科學史家對自然神學概念全面統治一切科學思想與活動的情況早就了解，並有很多頗有見地的論述。

機械觀對生物學的具體貢獻甚小，包括哈維測定血液容量（這是他論證血液循環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和某些解剖學家的研究，特別是Giovanni Alfonso Borelli（1608－1679）關於行動的研究。四肢，關節和肌肉的運動最適於進行機械（性）分析。

機械論世界觀的統治並不是絕對的。伽利略學派和笛卡爾學派的極端主張幾乎立即就激起了許多相抗衡的運動或動向，其中有兩種在生物學史上最為重要：一種是性質——化學傳統的興起，另一種是多樣性的研究。這兩種運動都部分地植根于科學革命。

機械論世界觀使研究自然的博物學家感到左右為難。如果他追隨物理科學家的主張，他就必須承認世界是一次造成的，而且就在同時建立起自然規律（「第二位原因」），這樣就在隨後的階段中上帝就不需要作更多的干預。「自然哲學家」的任務是研究神的規律所由以表現的近期原因。這種解釋非常適合物理世界的現象，但和生物界現象則完全矛盾。在生物界中個體的活動和相互作用是如此的多種多樣，不可能想像能夠用有限數量的基本定律加以解釋。生物界的每一事態是如此的不可預測，如此特殊和如此獨特以致觀察這些事態的博物學家發現必須求助於造物主上帝，並在每一種生物的每一個個體的每一生命活動的細節上求助於上帝的思想和行動。然而看來這同樣也是不可想像的。

自然神學代表了一種過份樂觀的世界觀。但在18世紀的後半期有不少事件破壞了這種無根據的樂觀情緒。例如里斯本地震，法國大革命的恐怖以及對生存競爭激烈程度的認識。自然神學對西方世界思想的羈絆於18世紀末之前在法國和德國始告結束。奇怪的是，19世紀前半期它在英國又煥發青春。Paley的《自然神學》（1803）和BridgewaterTreatises（1832～1840）又重新強調提出對設計論的爭論。當時英國主要的古生物學家和生物學家都是自然神學論者，包括查爾斯·萊伊爾（Charles Lyell）以及達爾文的其它朋友。這個事實說明了《物種起源》的大部分理性結構（參閱第九章）。

也許生物學必須通過這樣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中笛卡爾的有害無益的物理主義盛行無阻。亞里斯多德的完全正確的論證（生物不能僅僅只按無機物來理解）不幸被經院哲學庸俗化了，它用基督教教條的靈魂取代了亞里斯多德的本意。亞里斯多德——蓋倫的生理學如按基督教的靈魂來解釋確實在科學上是不能接受的。在這種情況下笛卡爾有兩種選擇。他或者轉回到亞里斯多德的「形式」並重新給它下定義，就像現代生物學家在其遺傳程序中那樣做的一樣，他或者可以完全扔掉基督教的靈魂（就動物而言），並且不用任何東西代替它，這樣有機體就只剩下無機物，和其它無機物一樣。笛卡爾選擇了後者，這種選擇顯然是任何生物學家都無法接受的，因為他知道生物並不僅僅只是無機物。笛卡爾並不是一個生物學家，因而也並不作如此想。只是當他仔細考慮到人時，笛卡爾才認識到他的論點行不通。然後他就採取了在軀體與靈魂之間的二元論，從此以後這種二元論（笛長兒早就知道）就一直折磨著我們。

（De Humani Cornoris Fabrica。1543）。在這本書中他更正了蓋倫的很多錯誤，然而他本人作出的新發現很有限並且在生理學解釋上仍然保留了亞里斯多德的格式。儘管如此，維薩紐斯畢竟開創了解剖學的新時代，從依賴傳統教材轉變到根據親身觀察。他的後繼者，包括Fallopio，Fab－ricius ab Aquadepente，Eustacchi，Cesalpino，Severino，不僅在人體解剖上有重要發現，而且其中有些人對比較解剖學和胚胎學也作出了重要貢獻。這一發展特別重要的是它為生理學的興起提供了條件。

3．2基督教的世界觀

這個問題一經提出就在哲學家之間引起了分歧，而且從此以後機遇或必然一直成為哲學家爭論的主題之一（就在前幾年Monod（1970）還用它作為他寫的一本著作的書名）。

列文虎克（Anton van Leeuwenhoek，1632－1723）和馬爾丕基（MarcelloMalpishi，1628－1694）是早期使用顯微鏡的兩位著名人物。他們描述了動植物組織（組織學的開端），並發現了淡水浮游生物，血細胞甚至精|子。早期使用顯微鏡的人的研究特點是單純地為了發現，發現是一種享受，一種歡樂。他們沒有目的地去觀察任何可以放大的物體並就觀察所見加以描述。在他們的著作中很少能找到生物學學說。順便說一句，三百年以後，最初使用電子顯微鏡時也是這樣。

笛卡爾聲稱有機體僅僅是自動機，人類和有機體的區別是人有靈魂；他還認為一切科學都必須以數學為基礎；以及他的其它一些武斷的說法，雖然後來證明是錯誤的，卻給生物學套上了枷鎖，一直到19世紀末期。笛卡爾思想中最薄弱的一環涉及到起源。他認為有機體是由微粒偶然地碰在一起而形成的。這最終意味著應當用盲目的偶然事件的結果來解釋自然。這種論點顯然是和博物學者所論證的、自然的秩序性以及一切生物的非凡適應性相抵觸。

收藏品的指數式增長引出了當時最緊迫的問題：分類。由切查皮諾（Cesalpino），悌宇列弗（Tournefort），以及瑞（John Ray，關於他的研究工作將在第四章介紹）開始，到林奈（1707—1778）時達到了分類學時代的頂峰。林奈的重要性在其一生中都被抬高到超過從亞里斯多德以來的所有博物學家。然而一百年以後他卻被貶低為「返祖」

Lucretius和蓋倫以後一直到文藝復興，生物學中並沒有出現真正有意義的事態。

就希臘的生物學來說，我們可以列出三種主要的傳統。第一種是博物學傳統，這個傳統以對當地動物和植物的了解為基礎並可遠溯到前人類階段。這類知識由口頭語言從一代傳給下一代，並且可以充分肯定由亞里斯多德的動物志以及TheoPhrastus關干植物的著作所提供的僅僅是這類知識的極小一部分。關於野生動物的知識在各種文化中都由飼養家畜的經驗作了極有價值的補充。家畜家禽的個體行為、生、老、病、死以及其它一些生物學現象比野生動物要容易觀察得多；而且由於動物的生命現象和人類相似，這就促進了比較研究。這對於以後的解剖學和醫學研究的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

即使有了Haller的不偏不倚結論，直到20世紀的頭25年形勢還是左右搖擺不定。活力論和機械論彼此繼續鬥爭不已。例如活力論得到下列支持：（法國）蒙玻利埃學派（Bordeu，Barthez），德國的自然哲學派，Bichat，Claude Bernard，Driesch；而不妥協的機械論則得到下列人土的頂禮膜拜：Ludwig，duBoiS－Reymond，Julius Sachs，Jacques Loeb。可以這樣說，這種爭論一直沒有完全停止過，直到認識到發育（develread.99csw.comopment）的一切表現和生命都是由遺傳程序所控為制止。

3．3文藝復興

漸成論者在談到卵起初是未分化的，是正確的，先成論者在談到發育是由某種先成的東西（現在認為是遺傳程序）控制時也是正確的。參与這場論戰的除Haller外，還應當提到Bonnet，Spallanzani，以及C·F·Wolff（Roe，1981）。

纖毛蟲和植物形動物的發現；似乎證實了一直到人類的偉大鏈索。然而自然神學的勝利時辰是短暫的。它在布豐的許多文章中都遭到含蓄的質疑，而在休謨的《對話錄》

3．1古代

希臘的三種生物學傳統在亞里斯多德之後仍然繼續流行。博物學，特別是植物的描述和分類在TheophrastusS和Dioscorides的著作中達到了新的高度，而Pliny（公元23-79）則對動物學感興趣，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編纂者。生物醫學傳統到蓋論（Galen，公元131～200）時達到高峰，他的影響一直持續到19世紀。

到經院哲學時期的腐儒。我們現在將他看作是他的那個時代的產物，在某些方面很突出，在另一些方面則又很輕率無知。作為一個當地的博物學家，他和在他以前的瑞一樣，觀察到物種之間非常明確的不連續性並設想到從一個種轉化成另一個種是不可能的。最低限度在他的早期著作中，他堅持種的恆定性和種的劃界，這就為以後進化學說的發展創造了條件。只是近年來人們才又記起了林奈在植物地理學和生態學方面作出的貢獻。遺憾的是林奈的許多追隨者缺乏他那樣的才智，在描述新種時就認為是最大的滿足。

聖經具有絕對權威這種基督教教會的概念在中世紀莫名其妙地被延伸到其它著作上去，特別是亞里斯多德的著作和阿拉伯學者（如Avicenna）的著作。當馬有幾個牙齒這個問題引起爭論時，人們不是在馬口裡而是在亞里斯多德的著作中找答案。中世紀基督教的內向性毫不重視自然界。這種情況到了十二、十三世紀開始有了某些轉變。

文藝復興時期人們對博物學和解剖學發生了新的興趣。這兩者在某種意義上都是醫學的一部分，而且熱心的研究人員又大多都是醫學教授或從業醫生。

哲學思想的中心，隨後于公元前六、五世紀轉移到希臘在西西里島和南部義大利的殖民地，其間最著名的人物是畢達哥拉斯，Xenophanes，Parmenides，Empedocles。畢達哥拉斯以其對數和量的重視創立了一種強有力的傳統，它不僅影響了物理科學，也影響了生物學。Empedocles較其先行者似乎更關注生物現象，然而他的著作並沒有保存下來。目前我們只知道他提出了四種要素：火、空氣、水、土地。按照他的意見，整個物質世界是由這四種要素按不同組合構成，由於組合不同，從而形成了各種形式．的均質性和異質性。關於四種要素的信念一直延續了兩千多年，而關於均質性和異質性的問題在十九世紀又被動物學家馮貝爾（K.E.von Baer）及哲學家斯賓塞提起。

博物學中和林奈傳統十分不同的另一傳統是由布豐創始的，他的《自然歷史》

第二種希臘傳統是哲學。導派干愛奧尼亞哲學家Thales，Anaximander，Anaximenes及其信徒的希臘哲學對自然現象採取了完全新的觀點，他們將自然現象和自然的原因和來源聯繫起來，而不是將之委于靈魂、上帝以及其它的起自然物。他們在探索一種能說明很多不同現象的統一概念時往往提出某種終極原一因或要素（其它一切事物皆由之產生、如水、空氣、土地以及其它無可命名的東西都被稱為要素）。這些愛奧尼亞哲學家顯然汲取了巴比倫人知其它近東文明地區的知識和成就並採用了他們對自然現象，特別是對非生命現象的解釋。愛奧尼亞人對生物起源．的推想並沒有產生長遠的影響，比較重要的倒是他們對人體生理的一些看法。愛奧尼亞學派的真正重要意義在於象徵了科學的興起，也就是說他們探索了自然現象的自然原因。

伊壁鳩魯學派的論點主要是針對斯多噶學派的，後者支持泛神論（多神論）並深信世界是為了人類的利益而被設計創造出來的。按照他們的意見，哲學的目的是認識和了解世界的秩序，後來自然神學就導源於斯多噶學派。斯多噶學派不承認機遇是世界的因素之一；認為任何事物都是有目的，決定論的。他們是嚴格的人類中心論者，十分強調有智慧的人類和由本能驅使的動物之間的區別（Pohlenz，1948）。

就生物學而言，基督教在其發展中最重要的莫過於稱為自然神學的世界觀。在早期基督教作家的著作中，有時把自然比作一本書，即基督教聖經的天然對應物。這兩本書的等效性表明，作為聖經中天啟神學的補充，研究自然應當有自然神學。

3．5啟蒙運動與生物學

儘管有自然神學的說教，然而經院哲學時代對自然科學的發展仍然是不利的。經院哲學家是理性主義者（唯理論者），他們經由邏輯而不是通過觀察或實驗判斷真理（因而他們的議論啰嗦冗長）。宣傳和探索真理是神職人員的特權。總的來說，研究自然事物和經驗方法在當時都遭到歧視。經院哲學的主導哲學思想是托馬斯主義，阿奎那認為它主要來自亞里斯多德。奇怪的是這種哲學被稱為唯實論（realism）很容易引起誤解。

由於航海家和探險家從世界各地帶回了外國的各種各樣新奇的動植物，這樣就進一步促進了研究生物多樣性的熱情。柯克船長在一次航行中邀請了博物學家福斯特父子參加。小福斯特影響了亨伯特（Alexander von Humboldt），後者又鼓舞了年輕的達爾文。

關於世界的起源和性質有四種設想：（1）持續時間短的靜止世界（猶太-基督教創造的世界）；（2）持續時間無限的靜止世界（亞里斯多德的世界觀）；（3）循環變化的世界，鼎盛時期與衰敗時期交相更替；（4）逐漸進化的世界（拉馬克，達爾文的觀點）。亞里斯多德堅信世界基本完美無缺從而排除了進化的觀點。

荷馬和海希奧德的偉大希臘史詩生動地描繪了早期希臘的「多神論」，它和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的「一神論」呈鮮明的對比。看來這種多神論有利於哲學和早期科學的發展。因為對希臘人來說，沒有一個唯一的全能的上帝和「天啟的」聖經就使得他們可以考慮自然的原由而不致褻瀆神靈。同時也沒有像巴比倫，埃及、以色列那樣的強大的僧侶階層，這個階層壟斷了關於自然和超自然現象的思考。因此在希臘沒有什麼東西阻止不同的思想家對這些現象作出不同的結論或解釋。

18世紀生物學的主要興趣很明顯是生物有機體的描述、比較和分類。解剖學從一開始主要是生物學研究的一種方法，這時也日益重視比較解剖研究，並發展成為研究多樣性的一種方法。比較法作為科學上的兩種主要方法之一（另一種是實驗法）在18世紀的後半期才真正開始發揮效能。的確，比較研究自從16世紀已有Belon，Fabrizto，Severino等人進行過，但作為一種系統的研究方法則只是從Camper，Hunter，Pallas，Daubenton，特別是Vicq－dAzyr才開始。這樣建立起來的新傳統在居維葉的工作中達到第一次高潮，他在一系列的方法學研究中，特別著重在無脊椎動物方面，論證了在動物的主要門類之間不存在任何過渡動物，從而根本否定了「自然界階梯」的存在。1859年以後比較解剖研究為達爾文的共同祖先學說提供了一些最有說服力的有利證據。

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這兩位希臘哲學家對隨後科學發展的影響較之任何其它的人都更重大。柏拉圖（約公元前427－347）對幾何學特別感興趣，這對他的思想有巨大影響。

從薩勒諾開始，歐洲的一些地方先後建立了大學，特別是在義大利（波洛尼亞，帕多瓦），法國（巴黎，蒙玻利埃），英國（牛津，劍橋）。這些學校的背景各不相同，有些是由醫學院、法學院或其它學院發展起來的，例如索本（Sorbonne）神學院（建立於1200年左右）後來就發展成巴黎大學。在這些大學中有不少很快就成為經院哲學的中心，它們的存在對西方學術思想究竟是禍是福一直有爭論。在某些領域（例如解剖學）中它們最終成為了進步學者的據點。就整個生物學來說，直到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大學才蔚為生物學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