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說法就是因為他忽視了一個事物兩個方面的原則（two－sides－of－the－same－coin Principle）的結果。他沒有注意到某個種群還和另外兩類種群有關：雖然並不佔有共同空間但共同具有相同的隔離機制（同種種群）；雖然佔有共同空間卻是生殖隔離的（即不同物種）。

遺傳學歷史上有許多例子說明在選擇實驗動物和植物上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

我在本書中曾用很多例子指出物理主義對生物學發展的不利影響。例如，在物理科學中當某一定律對一組特殊現象適用時，一般它也同樣適用於相似的現象，除非這定律所不適用的現象表明這些現象是和它所適用的現象不同。這種看法在物理科學中被證明具有相當大的啟示意義。生物學中的許多現象都很獨特，實際上所有的所謂定律都有例外，認為定律具有普遍意義的觀點曾經導致許多爭議和無效的概括性結論。經常發生這樣的情況，將對某一物種或高級分類單位的觀察研究結果通過概括擴展到一切其它分類單位，後來卻發現這樣的概括結論並不適用。

（Tertium non da）是不是這種態度的下意識標準。阿伽西（L．Agassiz）對生物多樣性的解釋是，或者是由於造物主的設計方案或者是來自物理力盲目活動的副產物（Mayr，1959e）。達爾文的解釋（自然選擇）遠遠超越了阿伽西的非此即彼的二擇一解釋模式，是阿伽西在爭辯中沒有涉及的。阿伽西的論點當然只不過是「機遇對必然」這一古老非此即彼模式的翻版。甚至分子生物學家Monod（1970）也沒有認識自然選擇提供了繞過不愉快的在機遇與必然之間作抉擇的一種選擇自由。先成論與後生論之爭，馮貝爾與海克爾在重演學說上的論戰都是這種例子。將生物學歷史上有多少重要爭論是由於這種只考慮非此即彼的態度所引起的列舉出來會是很有意義的事，這將會提醒任何學術論戰的參与者仔細考慮有沒有第三種選擇可以防止表面上的爭論僵局。

虛假選擇性幾乎是進化生物學史上一切重大爭論的重要原因：隔離或自然選擇（M．Wagner），突變或自然選擇（德弗里，貝特森，摩根），漸進進化或不連續遺傳（孟德爾主義者與生物統計學者），環境的重要性或自然選擇（新拉馬克主義者和他們的對立面），行為或突變（預適應論者）等等。對每一個生物學問題都必須牢記一個事物兩個方面原則，因為生物學的每一現象既有近期原因又有進化原因（終極原因）。「發育力學」（研究近期原因）和比較（種系）胚胎學（研究進化原因）都不能全面完整地解釋生物現象。兩性異形（激素解釋或選擇解釋）是原因雙重性的另一個例子，一切季節性現象，如鳥類遷徙（Mayr，1961），也是如此。這兩類原因或解釋並不是問題的非此即彼的解答（有些學者曾錯誤地認為是這樣的解答），要全面充分的認識生物現象這兩方面都必須深入探索。

例如，當達爾文提出性狀趨異（性狀分歧）這一概念時，他聲稱這是由於受到Milne－Edwards的勞動的功能分工的深刻影響，而身體中各個器官之間的勞動分工和工廠以及社會職能分工又是相似的。Schweber（1977）很想知道為什麼達爾文沒有將他的想法歸因於從亞當·斯密以來的許多英國學者，這些學者一貫強調勞動分工、競爭以及有關論點的重要意義。毫無疑問達爾文在讀過有關著作后對這些觀點是很熟悉的。但是他將這些知識貯存在頭腦中在思索進化趨異時從來沒有取出運用。一直等到Milne－Edwards將之溝通后達爾文才發現在此以前15年這些本來就應當是顯而易見不成問題的。

（按同一方向反覆突變），排除了環境（哪怕是作為自然選擇因素）的任何作用。

我在上面談到有時可以通過選擇性融合將兩種對立學說加以綜合，集其大成。遺憾的是這並不是一般的情況。當某個科學學說有部分錯誤時，通常不是將其錯誤部分用正確的來代替使之比較完善，而是提出某種相反的學說作為反題（antithesis）形式，似乎原來的學說是完全錯誤的。然而這相反的學說在某些方面可能是錯誤的而在原來的學說中卻是正確的。例如，當胚胎學家證明先成論（按被囊發育而言）是錯誤的時候，不是用經過修改的先成論學說（遺傳程序）而是用純粹的後生論學說去代替它。再舉一個例子，與祖先成體階段的重演學說相對立的胚胎髮生學說不承認祖先的任何影響而將個體發生階段的相似歸因於完全偶然的從簡單到特化的并行進步。最後，新拉馬克主義依賴環境影響的進化學說遭到突變學說反對，後者認為進化演變完全是由於「突變壓力」

正如我在第一章中九_九_藏_書所強調的，我以為生物科學進步的特點並不完全在於個別發現（無論它多麼重要）或提出了新學說，而主要在於逐步而又決定性地發展了新概念以及放棄了原來占支配地位的舊概念。在多數情況下重要新概念的確立和發展並不是出於個別發現而是將過去確定無疑的事實加以巧妙和新穎的組合集成。達爾文的通過自然選擇的共同祖先學說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其它這一類重要概念（大都是根據已知事實）還有生物學種，遺傳程序，遺傳重組，邊緣隔離種群的加速物種形成，細胞學說，甚至還有基因概念。

1870年代和1880年代細胞學的大多數進展是由於發現了很多新的研究材料，其中每一種都有其突出的優點。Van Beneden發現蛔蟲和波弗利發現某些海膽因而就使他們能作出利用當時一般採用的材料所無法取得的結論。

左右搖擺也可能產生完全放棄某種研究傳統的結果。Carl Ludwig及J．Muller的學生將物理主義引入生理學的結果是拋棄了生態生理學的一個非常有希望的苗頭（如Berrmann的工作）並且實際上在生理學中放棄了一切提問為什麼的研究傳統。雖然這也導致了近期原因生理學的空前繁榮，卻幾乎花了一百年時間生態生理學才開始形成，著重研究生理過程的適應意義。

對科學的全面進步抱懷疑態度的情況在物理科學中也許更嚴重。從17世紀到19世紀末物理科學的長足進展之後隨之而來的是互協性原理、測不準原理、基本粒子、相對論以及其它一些引進了前所未曾料到的不確定性的各種發展。看來生物科學的進步比較紮實和更容易察知：靜止的世界被進化的世界取代，共同祖先，自然選擇，顆粒性遺傳，激素和酶的作用，種群概念，生物學種，發育由遺傳程序控制，有關行為的學說，以及對身體內各個器官功能的了解等等這些具體的進步只不過是其中很少數的幾個例子。雖然還有很多問題沒有解決，尤其是關於複雜系統的功能，但是誰也無法懷疑生物科學業已取得和行將取得的巨大進步。

20．4科學與外部環境

五元論就是許多根據不足卻又企圖通過數量化或使之遵從某些特定「定律」將生物學「科學化」的例子之一。就五元論者看來分類單位大小不一似乎極不科學；因而試圖將一切生物壓縮到具有一定數目物種（五元論者將之規定為五種），大小相同的類別中。

由此看來，科學史的一個特點是大幅度左右搖擺。每當一個完全新的學說出現時，以前所接受的某些真理也被拋棄，完全新徹研究傳統出現時更是如此。在某些事例中看來這是不必要的。在另外的例子中取得均衡的綜合之前似乎「反題階段」還是必要的。

Beadle和Tatum的脈抱霉（紅色麵包霉）以及後來選用的細菌（大腸桿菌）和某些病毒都屬於成功的例子。內格里選用的山柳菊使他懷疑孟德爾定律，德弗里選擇月見草導致他提出經由單一突變形成物種的錯誤觀點，約翰遜的菜豆使他否認自然選擇的重要意義，這些都是實驗植物選擇不當的例子。這對從物理科學轉到生物學領域的科學工作者來說特別重要，因為物理科學的大多數概括和結論一般是普遍適用的，而轉到生物學領域后就需要了解一切生物都具有獨特性質，不能將在某種生物中的發現自動地轉移到另外的一些生物；還應當知道就某種實驗研究來說有一些物種比另外物種更合適。生物是複雜的有生命的系統，每一生物都有其獨特性狀。在閱讀1940年代以前的行為學文獻時就會發現其中大部分是研究「老鼠」，有關評述和討論都暗示老鼠實驗的結果也適用於其它一切動物（Beach，1950）。後來研究靈長類行為時，所使用的實驗動物只簡單的提是「猴子」，好像所有的猴子都具有相同的性狀。在鳥類的生物學和胚胎學研究中，一般都只提起所使用的是「雞」或「鴿」，似乎這就代表了全部9000種鳥類。

他們認為按這樣的數量分類就可以像伽里略和牛頓使物理學科學化那樣使系統學（分類學）真正成為科學。

前面幾節的著重點是放在科學內部的發展情況上。然而科學社會學家曾正確地強調科學並不是在真空中運行而是必不可免地反映了當代的時代精神。我在第三章中曾試圖較詳細地討論這個問題，並在第一章中提到內固論者與外因論者之間的爭議。在這一章中我將試圖討論幾個很特殊的問題。

科學史家曾討論過阻擾學說和概念成熟或妨礙採納正確學說的多種因素，但是有時對下面兩個因素缺乏足夠的重視。

然而當要發展真正的綜合性科學學時就必須比較來自物理科學、生物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各種概括結論並試圖將這三個分支加以整合，集九-九-藏-書其大成。我相當懷疑這樣的比較和集成所需要的素材是否業已具備，現在正需要有人將之作為研究課題進行深人研究。

科學中的許多長期論戰是由於對立面雙方沒有認識到這兩種對立觀點並沒有完全包括一切可供選擇的各種觀點或解釋。人們懷疑邏輯分類的古老教條「沒有第三者」

生物科學進展的關鍵除了選用合適的技術和恰當的生物材料而外，還有實驗方法的選擇問題，一般這具有更普遍意義。誰也不會懷疑研究功能問題的適當技術是實驗；但是必須強調歷史（進化）現象因果關係的說明通常必須依據由觀察所作出的推斷。許多實驗主義者之所以對博物學家的發現視而不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他們頑固地堅持只有實驗能解答科學問題。像物種形成，或更廣泛地說，一切進化問題這樣的歷史性發展過程只能根據恰當的系統觀察所作出的推斷來解釋的這種觀點不僅是2O世紀頭30多年實驗主義者所無法了解的而且實際上是被他們強烈反對的。甚至到了今天還有一些學者認為實驗是唯一的科學方法。最近還有一位學者聲稱「奇怪的是在達爾文著作中竟然找不到關於物種起源的實驗證據。」正是這種態度使貝特森閉目不見分類學家的發現，甚至遲至1922年他還全然否定分類學家所作出的結論。生物進化的歷史性陳述中的一部分功能過程可以通過實驗來檢驗。但是歷史順序本身（一般還涉及種群或其它複雜系統）卻只能由根據觀察作出的推斷來建立。德弗里正是由於迷信實驗是唯一的科學方法才使他錯誤地認為突變是物種起源的動因。在科學的歷史上由於把堅持實驗這一點放錯了位置而使研究走入了歧途的這種事例屢見不鮮。

否定某一學說或研究傳統的一部分並不一定影響其主題。例如，達爾文在他的學說中採納了一定程度的軟式遺傳，然而後來證實軟式遺傳並不存在並沒有削弱自然選擇學說。如果有任何影響也純粹是加強它。在任何一個混合的或複雜的學說中各個不同的組成部分可能顯示一定程度的獨立性。

（Davenport，1941）。從凱塞爾實驗室開始，果蠅作為實驗生物的運用很快就傳到Lutz和摩根的兩個實驗室。

20．3學說和概念成熟過程中的障礙

科學家在建立某個新學說或新概念過程中可能對已有的事實和觀點長時期不顧直到恰當時刻才加以運用。例如，達爾文在劍橋大學讀書時就應當知道當抑制因素不存在時種群按指數增長這一情況。他在當時曾認真讀過Paley的關於「過甚繁殖」的著名著作。

再舉一個例子，某些類群的動物（如淡水魚類）的分佈能力極差。一般情況下它們只有在大陸塊相連時才能從一個分布區擴展到另一個分布區。某些專門研究淡水魚或其它分佈能力弱的動物分佈情況的生物地理學家因而就匆忙作出結論以為各種動物類群的分佈狀況反映了大陸塊的以往歷史。事實上，很多類群生物的絕大多數物種能夠越過寬闊水域來分佈；根據這些容易分散類群的分佈模式來推論以前的大陸塊銜接情況將會導致錯誤結論。

傳統上在學者中有一種愛對對立面的研究方式或路線評頭品足說三道四的傾向，所用的詞句如果不是污衊性的也是貶低式的。例如：「我的工作是動態的，你的是靜態的；我的是分析性的，你的是純粹描述性的；我的解釋是真正機械論的（即按物理化學觀點解釋一切事物），你的解釋是整體論的（即還有許多問題沒有得到解答）。」當然，對立的一方也可能反唇相譏。19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用牛頓的運動和力來解釋一切成為了當時的時尚，甚至達到了沒有絲毫真正牛頓分析的地方和肘候也要用「正確的詞句」的程度。內格里1884年提出的遺傳機械生理學說是可以順手舉出的一個例子。內格里實際上所能提出的是純粹的推論（其中凡是新的觀點後來證明全是錯誤的！），而內格里則吹噓自己提出了一個真正的「機械論的」學說，他所說的「機械論的」指的是科學的。

巴斯德的至理名言：只有「思想有準備的人」才能有所發現真是再正確不過。但是現在很少考慮思想怎樣才有準備這種過程。光有關於某些事實的知識是不夠的，單有某些概念和觀點（如果它們隱藏在腦海中）也是不夠的。絕大多數重要的新概念和新學說所依據的都是早就存在的各個組成部分（事實和概念）只是沒有人能夠將它們恰當地聯繫起來。在探索科學發展的外部影響時這一點必須注意。來自社會學、經濟學、人類學、倫理學的觀點可能都貯存在腦海中而只是沒有正式的渠道通向進化生物學，生態學，或行為學。

2O．5科學的進步

例如，在1859年到1940年之間同城物種形成學說經常被不加分析地提到，這就可能有必要特彆強調地理性物種形成的廣泛九九藏書性以促使對同域物種形成問題抱更具有批判性的態度。

上述情況表明如果某一研究傳統能夠收集大量似乎能支持它的事實，這就說明與之相對立的學說有毛病。這也證實了老的看法：事實只要是正確的就永遠也不會喪失它的價值，而假說和學說不論正確與否都能促進研究。

另一個例子是施旺試圖按晶體的起源來解釋細胞起源。「我的研究所得出的主要結論是一切生物的各個基本單位都由相同的發育原則支配，這和晶體校同樣規律形成相似，雖然晶體形式是多種多樣的」（1839）。

我本人的情況也如此。我曾指出物種形成現象、物種生物學、適應性地理變異、高級分類單位形成等等現象完全符合達爾文的解釋，另外我還指陳由孟德爾主義者提出的不同解釋和系統學證據不一致。不可能從基因層次的現象導出種群和物種層次的現象；反過來也同樣不可能，但是可以證明它們是一致的。還原論者認為某一層次的現象必然是另一層次現象的必然結果，然而這並非如此。

奇怪的是錯誤學說往往對科學的某一特定分支能產生有利影響。這些錯誤學說促使探索對立學說所忽略而又是本身所需要的事實根據，這些事實卻對支持另一種不同的解釋方案十分有用。例如傑弗里主義（相信環境的直接影響）激發了探索環境與適應性狀之間相互關係的熱潮。後來這些範圍廣泛的文獻資料卻成為支持自然選擇學說的有力依據。自然選擇主義者用不著再去探索這些相互關係因為它們已經由新拉馬克主義者收集並已仔細整理過了。

由於從外表上看來沒有解決的科學問題日益增多。所以有時常聽到科學是否真正有所進步的懷疑議論。要給科學進步下定義很不容易。科學進步的特點是：對以前難於捉摸的現象有了更多的了解，解決了矛盾，揭開了一些黑匣子，能夠作出較好的概率性預測，在以前彼此沒有聯繫的現象之間建立了因果關係。雖然下定義有困難，但是從事科學實踐的科學家幾乎從來也不懷疑新發現、新學說，或新的概念對科學進步作出的貢獻。

活力論對18世紀和19世紀早期生理學的發展或許比機械論起了更有利的影響。活力論者Bichat對Magendie和Bernard的後來研究的影響顯然要比機械論者LaMettrie和Holbach的影響大得多。自然神學對自然界中各種方式的適應現象積累了大量的卓越觀察資料。一旦「設計」換上自然選擇這些資料就可以全部併入進化生物學中。自然神學家Reimarus和Kirby的動物行為觀察後來成為研究動物行為學的最有價值的基礎。

當哲學家洛克的聲譽處於頂峰時，有些科學家聲稱他們是通過洛克經驗論的教導才取得成果的，儘管在讀過洛克的著作后他們絲毫也沒有改變自己的觀點。近年來，當哲學家卡爾·波普爾的哲學觀點在科學家中十分吃香時，對立的分類學學派競相標榜自己的一派是波普爾的真正傳人企圖壓倒對方。正當達爾文從事進化論研究時，歸納法（或據認為是歸納法）聲勢正隆，達爾文因而鄭重聲稱他追隨的是「真正的培根方法」而實際上他的假說-演繹方法絕對不是歸納法。在杜布贊斯基指出菲雪，霍爾丹和奈特的數學種群分析的重要意義后，大多數愛面子的進化主義者在他們文章的參考文獻欄中都列上這三位學者的著作，然而後來又承認他們根本沒有讀過原文或者只讀過一小部分。文藝復興期間，當邏輯分類（二分法）的影響最盛時，所有的植物學家都自豪地宣稱他們遵循的是亞里斯多德的分類法，雖然亞里斯多德本人曾公開指出二分法不適於生物學分類，而且現在已經了解那時的植物學家是按觀察結果而不是根據二分法來分類。我之所以提到這些是想提醒那些試圖研究各種思想對科學家的影響的歷史家。某位學者引用了某篇著作或者說他是依據某某哲學家或科學家的理論或原則這一事實並不一定意味著這引用的著作對那位學者的思想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生物學技術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採用不同種類的實驗生物。孟德爾表明碗豆是研究遺傳單位的理想材料，他和德弗里都發現其它植物（山柳菊與月見草）的性質很複雜難以得出明確結果。大多數動物和植物都宜於進行選擇試驗，但約翰遜為選擇試驗採用的自花受粉並近於純合的菜豆就不合適。凱塞爾的學生C．W．Woodworth告訴他「繁殖迅速的果蠅在育種實驗中比凱塞爾當時使用的實驗室培養的哺乳動物具有明顯的優點」

獨特性是大多數複雜系統的特徵。物理科學家當然也會遇到獨特性。近年來太空探險中在已探測過的行星上的發現表明它們的大氣層和地表地質都具有獨特性。這並不是說在獨特現象很豐富的科學中不可能作出概括；這隻是意味著這些概括必須按或然性（概率）觀點來陳述，這還表示這類或然性概括（不論怎樣hｔtps://rｅaｄ•９９ｃsｗ•ｃom稱呼它）對一位科學家的日常工作遠比作為所謂的普遍規律更為重要。

在生物學這樣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中幾乎總是有一個主要領域在一定時期內起帶頭作用，如林奈時期的系統學，從1830年代到1850年代的生理學，1860年代到1870年代的進化與系統發生，20世紀頭20年的遺傳學（後來又與胚胎學共同引人注目），從50年代起的分子生物學，現在也許是生態學。這些階段並不是嚴格連續的，因為在這些階段中每門學科的興衰可能拉得很長所以一般有兩個或更多的帶頭學科並存。在生物學各門學科的發展之上還重疊著同時對生物學所有學科發生影響的範圍更廣泛的外部勢力。德國從1780年代到1830年代的浪漫主義和自然哲學派哲學就是這種影響勢力之一；19世紀前半期在英國的自然神學又是一個例子；物理主義的還原論在20世紀大部分時間內的影響也說明了這一點。這類穹隆似的意識形態對生物學的某些部分具有有利影響而對其它分支則產生抑制作用，如果不是明顯有害影響。我在這裏原意作出的唯一結論是上述的每一種廣泛影響勢力對功能生物學和進化生物學或者有利或者不利，如果其中有某種對功能生物學有利就會對進化生物學十分不利，反之亦然。只是最近十幾年來才認識到生物學的這兩個主要分支在概念基礎上差別很大。

科學史家一貫強調技術進步在科學史上的重要意義。這一點在所有科學部門中都有豐富資料證明。我曾反覆指出發明顯微鏡的重要性；細胞學的全部歷史就是技術進步效果的歷史。它起始於Jansson和Jansson（1590年左右）發明顯微鏡，隨後是消色差透鏡（1823），油浸鏡頭（1878），復消色差透鏡（1886），相差顯微鏡（1934），以及電子顯微鏡（1938）的先後發明。與之相應的是與顯微鏡技術有關的各種設施和方法的穩步改進（切片機、壓片技術，固定方法，染色方法）。真正了解細胞質則是電子顯微鏡發明以後的事。新儀器設備和新技術的重要意義在分子生物學中更明顯。在分子生物學中實際上每一項新發現都是採用新技術的結果。

最後結果很少是一種學說獨佔上風而往往是這幾種學說的最優部分的綜合集成。例如現代的選擇性重演學說就是綜合了原先兩種互相爭執學說（自然哲學派的學說和馮貝爾的學說）的有價值部分並和達爾文的共同祖先學說結合起來而形成：個體發生重演（伴有或多或少變化）其祖先的個體發生（不是成體）階段。

每一種主要研究傳統偏重某些解釋模式，如果將這樣的解釋模式運用於它們完全不適用的情況就很危險。當「運動和力」在物理科學中是很流行的解釋模式時，生物的生理過程便也有人用「運動和分子」來解釋。當牛頓引用重力（引力）將地球力學和天體力學聯繫起來時，「生命力」就似乎立刻就能說明活生物的一切現象。因為各種無生物一般都由完全相同的個體組成，也就是具有均質組成，遺傳學家約翰遜受過多年的生理化學和物理化學教育便企圖通過分離「純系」來「純化」遺傳上異質的種群。這樣的類似例子很多，都說明採用時興的概念或技術沒有產生有意義的結果。

生物學學說一般都很複雜。某個學說具有絕對獨尊性的情況極為罕見。一般情況是兩個或以上的學說相互競爭，究竟哪一個學說是正確的爭論可能持續幾十年甚至幾百年。

18世紀和19世紀中數學、物理學和化學具有很高聲譽，對一位科學家來說使用恰當的標籤以便自己的著作顯眼或提高知名度曾經是一種正當的策略。因此為了這一理由在文章中加進一些數學來裝飾門面的就特別多，雖然這絲毫也沒有為他原來取得的結果增添什麼光彩。一位有名的分類學家曾央求他的數學家妻子為他的所有每一篇分類文章都增添一份有複雜統計分析的補遺，雖然他實際上在作出分類學結論時根本沒有使用這些統計分析。

這是學說和概念成熟過程中的第二個障礙。就在生物學中運用定律而言，必須記住這樣的一件事實，即物理科學在四百多年中為科學制定了一切規範或模式。生物科學只是從1859年才開始擺脫物理科學的羈絆。在那一年以前（在很大程度上還包括以後）生物學家無論發現了什麼規律或結論他都覺得應當按物理科學的語言和概念結構來解釋。

還有另一類錯誤選擇（false alternative），它涉及這樣一類情況，即所謂的非此即彼的問題實際上不過是同一問題的兩個方面。例如White（1978）認為物種形成經常是染色體現象而不是地理現象。White認為染色體重排在物種形成中往往具有關鍵作用當然是正確的，但是這絲毫也不意味著必須放棄地理性物種形成過程。恰恰相反，這九*九*藏*書樣的染色體重排最容易在邊緣隔離的創始者種群中，即地理隔離中實現。近年來有一位種群生物學家建議不要研究物種而應研究種群，因為物種只不過是分類學家的主觀發明。

（5）兩個互相競爭學說的選擇性融合

不同部門的知識之間的相互關係這一整個大問題需要更多的研究。從1859年到辛普森，大部分（實際上是全部）古生物學家都藉助驟變論或直生論（或兩者）來解釋宏觀進化。當遺傳學證據表明這兩種解釋方案都無法成立時，辛普森論證了宏觀進化現象和達爾文學說完全一致。他並沒有「證明」這一點，因為誰能夠證明這一點？然而自此以後達爾文主義的反對者就一直否認辛普森的認點。

正如Merton（1973）所正確指出的，科學家渴望得到承認。他們擔心他們的工作如果用不時興的語言或形象來陳述就不會受到重視。一有可能他們就引用某些著名科學家或哲學家的言論來支持他們的論點。一些科學史家也天真地認為這是被引用學者的思想直接影響有關科學家的證據；然而只要仔細研究一下這些科學家的文章往往會發現他們的結論完全是獨自作出的只是在最後敷演成文時才貼上著名學者的「認可標籤」。

這裏必須提到這一點是因為歷史學家如果只是從外部來看待這些言論就不會了解它們完全是心理武器。貶低你的對手就是抬高你自己的身價。這就是為什麼物理學家Rutherford譏笑生物學是「集郵」的理由。

當Edgar Anderson在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發現隱密雜交（clandestinehrbridization）在植物中非常普遍時，他本人、Enling、斯太賓斯以及其它一些植物學家認為動物學家之所以沒有發現在動物中也具有相同的雜交高頻率是由於動物學家沒有刻意去探索。在隨後的25年中花了相當大的努力在動物中追尋這種現象，從總的方面來說結果都是否定的。這是因為高等動物的遺傳體系和植物的絕不相同。多倍性現象也是如此。50％左右的顯花植物是多倍體。從1920年代直到1940年代，某些著名的細胞遺傳學家認為「因此」多倍性在動物中也應該同樣普遍。實際上除了一些不進行有性繁殖的類群外，多倍性現象在動物界中極為罕見。曾經一度認為染色體數目不同是由於多倍性的結果，但在大多數情況下這另有解釋（White，1973；1978）。

隨後十年中達爾文曾訪問過的其它許多學者也都強調了同一原理，然而直到1838年9月28日他才將之與當時流行的生存競爭概念結合起來作為他的自然選擇學說的基礎。

但是也有人指出（Kuhn，1962）；科學在其方法上往往是沒有理性的，在某個方面的進步可能會使另一方面遭到損失。

科學概念結構最急劇的變化一般稱為科學革命，關於這個問題過去二十年有不少著作問世。我曾指出（Mayr，1972b）達爾文革命，和幾乎所有的生物學重大爭論相仿，比一般所認為的一次科學革命的時間要長久得多。我無法想像在生物學中有像改朝換代那樣的急劇變化。另一方面。某些發現、新概念、舊概念的修正，以及新技術無疑對隨後生物學的發展具有重要影響。我只須提到《物種起源》的出版，孟德爾定律的重新發現，進化綜合，以及DNA分子結構的發現作為例子。雖然科學革命這一概念並不能確切反映科學成長過程，但是認為科學進步具有穩定的步伐和速度也是不現實的。

與此相反，在生物學史上也有一些例子（如果真正注意搜尋這種例子可能將更多）表明某個定律、原理、或概括起初用一般的文字陳述時曾被人們忽視，後來用數學表達時就受到歡迎並被普遍接受。例如凱塞爾於1903年曾指明種群中的遺傳型組成當選擇停止時保持穩定不變，但這一結論並沒有得到重視，直到Hardy和Weinberg於1908年用數學公式表述時才得到公認。1939年我曾指出太平洋一島嶼的鳥類區系是移殖與滅絕之間平衡的結果，並就新喀里多利亞島的情祝對這一原理作過詳細分析。這又被湮沒了25年，直到MacArthur及Wilson在他們的島嶼生物地理學說（1967）中以數學方式表述時才引起重視。

另一個例子是從1800年左右一直持續到20世紀的關於遺傳物質本質的論戰。物理主義者認為它是一種物理力或者是某種「純化學的」東西，而胚胎學家和博物學家則鑒於其非凡的專一性和遺傳的精確性，從達爾文、魏斯曼以來提出它是遺傳的結構（反對者稱之為「形態學的」）基礎。在這一論戰的大部分時間中當然還不知道高分子。當1953年作出最後解答時才了解遺傳物質既是化學物質又具有複雜結構。將對立觀點加以綜合才解決了這場爭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