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哲學家和科學社會學家曾提出過很多問題，也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不少問題。

到了19世紀中葉能夠發表生物學家論文的地方几乎只有大學或學院的出版物以及某些科學學會和博物學會的雜誌，其中大多數是通過交換的形式來發行。除了巴黎科學院、倫敦林奈學會、倫敦動物學會的刊物外，大多數學會雜誌很少有人看，至少在國際間是如此。隨著專門性雜誌逐漸增多這種情況才有所改善，一旦有了這些專門性雜誌，生物學的很多專門性分支學科便如雨後春筍似地紛紛興起。

研究科學家所持有的基本哲學觀點或思想體系非常困難，因為它們很少明確表達出來。它們大都由默認構成，而這默認又被認為完全是理所當然的用不著說出來。當生物學歷史家試圖探明這樣的一些默認時往往遇到極大困難；而企圖直接了當地探尋這些「永恆真理」時就會碰到無法克服的阻力。在生物學中，幾百年來，相信獲得性狀遺傳，相信不可抗拒的進步和自然階梯，承認非生物界與生物界的根本差異，承認現象世界的本質論結構等等只不過是這類影響科學發展的默認的少數例子。生物學史上的一切著名論戰都涉及基本意識形態的分歧，例如數量與質量，還原論與突現論、本質論與種群思想、一無論與二元論、不連續與連續、機械論與活力論、機械論與目的論、靜止論與進化論、以及在第二章中所討論的一些其它問題。萊伊爾之所以反對進化論不僅是由於他的自然神學思想，還由於他相信本質論。本質論不容許物種的變異「超出它們的類型（模式）界限」。Coleman（1970）曾指出貝特森之反對遺傳的染色體學說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意識形態的理由。可以說科學家反對某種新學說幾乎都是出於意識形態原因而不是由於邏輯原因或反對學說所根據的證據。關於反對新觀點的原因Barber（1961）曾作過詳細分析。

我從上面的討論中得出的結論是，對這類現象，早熟可能並不是一個最確切的詞。

科學家所作的解釋都是假說，所有的假說又都是試探性的。這些假說必須永遠接受檢驗，一旦發現不合適就必須加以修正。因此，科學家、尤其是著名的科學家，改變主意不僅不是弱點反而是不斷關注有關問題和有能力一再檢驗其假說的明顯證據。

現在再來談談第二個例子-艾弗里的發現。我的親身經驗使我認為很多遺傳學家都充分認識到它的重要意義或至少是聽到了它的弦外之音，正是通過這些使沃森了解到這問題極其重要。然而，DNA分子結構的分析（也就是適合於作為一種接收和傳遞信息的分子）卻是這些生物學家力所不逮的。這必須由化學家來完成，而且事實上也是由恰伽夫等實現的。在這個例子中就談不上早熟，除非是在這種意義上，即當時大多數從事DNA研究的化學家和分子物理學家並不像生物學家那樣了解這分子的重要性。最後談到第三個例子，邊緣隔離種群的重要意義幾乎被所有的遺傳學家完全忽視因為這並不在他們的研究範圍之內、只有當在夏威夷群島發現了果蠅的邊緣隔離種群這一典型情況之後才促使遺傳學家Carson著手研究這個問題。古生物學家也忽視了邊緣隔離物種因為在1972年以前他們實際上把自己固於「垂直」思想之內。將邊緣隔離種群（物種）概念運用於古生物學的兩位古生物學家之一的S．J．Gould在前幾年講授進化生物學高級課程時與我聯繫並不是偶然的巧合。

比喻在科學史上具有重要作用。有確切的比喻也有不合適的比喻。達爾文的「自然選擇」一詞正好是在這兩類比喻之間的夾縫上並被他的同時代人堅決反對。他們想要把「誰」來選擇人格化並堅決認為由自然來選擇和被上帝創造兩者之間並沒有實質上的差別。當達爾文由於朋友們的催促而採用了「最適者生存」一詞時，情況就變得更糟因為這個新比喻表示了循環論證（「誰」是最適者？生存的是最適者；「誰」生存？最適者生存）。由賴特引用的「遺傳漂變」這術語指的是小種群中等位基因頻率變化的隨機過程，而某些學者卻誤解為穩定的單方向漂變。研究生物學中比喻的引用及其後果將是歷史學者的一項有趣的課題。

經常會發現不同的科學家對同樣的事實作出完全不同的，有時是完全相反的結論。

不同科學家的性格也各不相同，有很大差異，這左右著他們的hｔtｐs://rｅａd•９9cｓｗ.ｃoｍ研究風格。Ostwald（1909）將科學家分為兩類：浪漫型和正統型。浪漫型才思敏捷，念頭層出不窮稍縱即逝。這些念頭中有一些極有創見，另一些則平庸無奇甚至荒唐可笑。這一類型的科學家對他的不那麼稱心得意的想法或念頭一般都毫不猶疑地加以放棄。相反，正統型則專心致志於修補業已存在的東西。他們樂於對一個問題楔而不舍貫徹始終。他們還願意維護現狀。Solloway（1982）根據統計分析指出長子長女和其弟妹的性格有很大差異。長子長女偏於保守，往往很符合Ostwald的正統型。在科學革命中他們傾向於維護現存的模式。後生子女則不同，偏向革命和提出非正統的學說。

有人認為這種現象的出現是因為這些發現是「早熟的」。Stent（1972）所下的定義是，「某個發現是早熟的如果它的含意不能被一連串的簡單邏輯步驟和普遍承認的知識聯繫起來。」實際上，將某個發現稱為早熟似乎值得懷疑如果這發現的發現者曾深思熟慮尋求某種解決辦法，就像孟德爾的情況。我自己對這種情況的分析（不談一切細節）是某個發現很可能被忽視如果它是在那個時候的一個不時髦的領域中發現的，也就是說，是處在那時的主要研究興趣之外。就孟德爾的例子來看，當時大多數雜交育種家都熱衷於探索「物種物質」，而個體性狀的分析是處在他們的問題之外。那個時期對遺傳問題作過大量推測的胚胎學家只關心（或至少是主要關心）遺傳現象的發育方面。就他們看來分離現象和比值和他們所研究的問題毫不相干。

科學的脊骨是為所觀察現象提供解釋說明框架的概括、學說和概念系統。科學哲學的主要任務是研究學說（理論）是怎樣形成和被檢驗的；假說、定律、學說之間是怎樣互相區別的；發現的邏輯和解釋的邏輯之間有什麼不同；以及一切互相有關的問題如何處理等等。我不準備重新討論這些問題而只介紹在科學學說和概念的發展過程中發揮一定作用的（無論是有利的還是不觀偽）某些特殊因素。

沒有人比達爾文對有成就的科學家的思維活動闡述得更確切。他反覆講過沒有「推測」他就無法進行觀察。他見到的任何事物都在頭腦中引出問題。有成就的科學家的另一個特點是靈活性，即有證據表明某個學說或假定是無效的時候他們就欣然將之放棄。

科學研究和人類活動的很多方面相似，也有其報酬遞減規律，卓越的科學家能夠預先覺察到這一點在什麼時候發生。奇怪的是，有一些研究者往往一再接近新發現的邊緣卻固執地離開了他們原來的研究路線而去另起爐灶研究完全新的問題。一般來說這原因似乎是由於他們不能提出恰當的有意義的問題從而以為他們原來的研究路線已到盡頭。

另一個從長遠看對科學進步更有害的研究策略是永遠一再重複去證明已不再需要證實的發現。19世紀著名的比較解剖學家海克爾、赫胥黎以及Gegenbauer運用比較解剖學方法成功地論證了達爾文的共同祖先學說。然而在對共同祖先學說的反對意見已經消失了很久以後一些比較解剖學家仍然認為確立同源現象並探索共同祖作為他們的唯一目的（Coleman，1980）。只有蘇聯的Severtsov學派多少已超脫了這一傳統，Boker也是如此，他雖然提出了一些不同一般的問題但是遺憾的是這些問題也受到了他的拉馬克哲學觀點的局限。在達爾文之後幾乎花了一百年的時間通過D．D．Davis，W．Book以及其它學者的工作提出了新問題之後才使比較解剖學重新煥發青春。在閱讀1920年以後摩根學派的著作時也會感到他們也有這個弱點。他們面對貝特森的責難，研究的主要重點仍然放在證明染色體遺傳學說的正確性方面，儘管這時這一學說已經肯定無疑被大多數學者接受。因此，19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遺傳學的重要進展是由其它學派實現的。

過去已經發表的涉及科學學的著作嚴重地偏向物理科學。下面的意見和評述可能作為將生物科學更明確地引向這一領域的嘗試。遺憾的是我還不能撰寫一本全面的生物科學的科學學，我所能做的只是像叔本華為他的名著所起的書名《附加和補充》。我希望這能鼓勵其它的學者比我做得更好。

術語（專業名詞），在定義明確ｒｅａd•９９csw.cｏm和便於理解時，對科學進步極其有利。反之，當一個術語被錯誤地移植到不同的概念時（如摩根引用突變這一術語），或者同一個術語用於不同概念時，就會引起相當的混亂並一直到澄清為止。引用新術語往往有助於澄清這一類混亂。例如「分類單位」（以前曾使用過「分類階元」這詞），「亞種」（分類學家過去用過「變種」這詞，變種也曾用於個別變異體），又如「隔離機制」（以前沒有這術語）。另外，生物學各個分支學科都能舉出不少例子表明引進新術語能使似往的混亂局面改觀。1930年代和194O年代就是由於引用了新術語而大大促進了進化綜合。例如由赫胥黎和邁爾引用的「多型的」，邁爾引進的「同域的」和「異域的」，俄國學派引用的「基因庫」，Sewall Wright引用的「遺傳漂變」，以及其它術語如「創始者原則」

例如，關於新研究傳統的起源、繁榮、衰退、被取代的規律是什麼？有沒有科學革命？

從我自己的工作中也體會到論文在什麼地方發表十分重要。20世紀1930年代早期普遍認為鳥類羽毛色彩的兩性異形性是由於雌激素在雌鳥中抑制了中性（雄性）羽毛形成的結果。1933年我發現在印度-澳大利亞群島有幾種鳥有明顯的地理性變異和一定程度的兩性異形。在某些海島上的緋紅鴝鶲（Petroica muhicolor）具有標準的兩性異形，和這種起源於澳大利亞的鳥完全相同。然而在其它的海島上雄鳥具有雌鳥的羽毛色彩，因而雄鳥和雌鳥都具有雌鳥的保護色（隱蔽色），而另外一些島嶼上的雌鳥卻具有雄鳥羽毛，無論雌鳥或雄鳥都具有成熟雄鳥正常的鮮艷黑、白、紅色。因為這種鳥的性激素不太可能發生地理性變異，所以我斷定兩性異形是直接由羽毛胚原基（feather germs）的潛力控制。我將這一發現發表（作為一個年輕人這是破天荒的頭一次）在美國博物館期刊上（1933；1934），當然不會有內分泌學家或發育生理學家去看這期刊，因而也就被他們完全忽視了。

重要的科學發現往往大都或完全被同時代人忽視。文獻中引用過許多這樣的事例，其中最著名的可能是孟德爾定律，它發表於1866年，在19O0年以前一直被忽視。艾弗里論證肺炎球菌的轉化因子是核酸是經常引用的另一個例子。這一發現發表於1944年，然而在1953年以前這一重要發現並沒有受到哪怕一點應有的重視。我本人的對物種形成和宏觀進化具有重要意義的邊緣隔離種群（Peripherally isolated Population）的發現發表於1954年，在1970年代以前幾乎沒有人提到，但現在卻很肘興（時髦），在一本新近出版的宏觀進化的教科書（Stanley，1979）中經常被引用，而且比其它任何古生物學家的著作引用得還要多。

提到魏斯曼，我在前面曾經講過他的第二個策略錯誤是沒有將一個問題分成它的幾個組成部分逐個解決。例如研究遺傳現象除非將遺傳傳遞和發育恰當分開就無法取得進展。一個複雜問題必須將其組成部分分割開對研究科學問題和哲學問題都是如此；以前沒有將目的論概念分成它的四個組成部分（見第二章）和沒有分清分類階元和分類單位（第四章）只不過是兩個例子而已。

在分析過去時代的學者的思想肘必須極力避免用現代觀點或認識去判斷他們思想中的前後矛盾。也許沒有哪一位科學家能逃脫其概念結構中的內在矛盾。萊伊爾提倡均變論，但是甚至他的同時代人也感到驚訝他在解釋新種起源時是多麼接近非均變論。達爾文在解釋通過自然選擇的適應現象時採用種群思想的，然而在討論物種形成時卻又令人吃驚地使用了類型學語言。達爾文主義者之中誰也沒有像華萊士那樣強調自然選擇，然而他卻不能將之運用於人類。達爾文和1900年以前的許多遺傳學家經常強調遺傳顆粒的完整性（由回復突變及其它現象論證），然而他們又全都同意相同顆粒某種程度的融合。

為什麼一個問題一下子不容易解決有很多潛在原因。分析這些問題的技術手段可能還不具備。某些概念，特別是需要藉助于鄰近領域的概念可能也還未形成。在這一類情況下尚未解決的問題就只能九-九-藏-書當作「黑匣子」對待，到時機成熟時才能揭開這黑匣子解決問題，關於自然界中無限變異的原由問題達爾文就是這樣處理的。

仔細研究任何一個革新科學家的思想，幾乎毫無例外會發現在他們的思想中含有互相矛盾的成分。就拉馬克的例子來看也許最突出。他在55歲時從相信永恆不變的世界急劇轉變到相信不斷進化的世界。他將自己的較新觀點重疊在18世紀的傳統思想上，因而他的許多明顯矛盾自然是不可避免而又可以理解的。

另一個差勁的研究策略是將自己限制在一味堆積事實和描述事實上面丕是運用它們來構成新的概括或新概念。貶低分類學的人嘲笑那些只知道描述新種、似乎分類科學徹頭徹尾就只是描述新種別無其它目的的分類學者並不是毫無道理。將生物多樣性列入詳細名錄毫無疑問是必要的，但是有見識的系統學家都要求跨越這種林奈階段。這種批評幾乎對生物學各個分支的某些實際工作者同樣適用。遭到非難的早期生態學用來進行生態調查的「樣方」也是這類單純描述性的研究活動。

（1）淘汰無用的學說或概念

前後不一致和內部矛盾現象在學說還不成熟的階段往往並不用顯。當一個思想家同時贊同表面上明顯不同的概念時，他的所作所為就好比是這不同的概念處於不同的腦室沒有互相溝通的渠道。例如18世紀和19世紀相信軟式遺傳的人都是本質論者，他們本來就應當信奉不可變的本質。另一個例子是早期的孟德爾主義者將進化演變歸因於機遇突變，而忽略了這樣的隨機過程決不會導致生物界極不尋常的適應現象。某些早期的進化主義者，例如Asa Gray，十分崇敬屬於個人的上帝然而又承認自然選擇和達爾文主義的其它方面，而這些又是他的同時代人認為與神創論是絕不相容的了每當科學事實或學說與科學家的基本哲學觀點或思想體系發生衝突時就會產生進退兩難的局面。在這種情況下生活在矛盾中一般就比放棄科學或本人的意識形態更為容易。但是，如果矛盾隻影響相互競爭的學說，兩者之中最終會證明只有一個合理，其結果就是科學的明顯進步。

（3）其它領域的投入

20．2學說和概念的成熟

（2）排除前後不一致和矛盾現象

和「遺傳穩態」。當這些術語被明確下定義並清楚地和它們前此相混淆的其它現象區別開就能有助於排除爭議。

19世紀30年代開展進化綜合的一些學者發現他們原先所持有的觀點是錯誤的就毫不猶疑地將之拋棄。幾乎所有的偉大科學家的第三個特點是他們的興趣相當廣泛。他們能運用相鄰領域的一些概念、事實和思想來建立他們所在領域的有關學說。他們充分運用類推方法並且重視比較研究。

過去經常有人提到孟德爾的研究報告如果是發表在比較著名的植物學雜誌上而不是刊登在地方性博物學會的會報上就不會埋沒達34年之久。某一科學發現或新理論通過什麼特殊渠道發表確實相當重要並且應當比過去更加強調。凱塞爾和Weinberg將他們的發現（現在稱為Hardy－Weinberg定律）發表在一份比較不出名的刊物上因而他們的優先權長期被忽視，而Hardy將他的研究報告發表在著名的《科學》（Science）雜誌上因而很快就得到公認。

從過去直到現在還沒有一種科學學說一經提出就被普遍接受。邏輯實證主義有一種全面的關於科學的學說，涉及發現與解釋。然而由於近十幾年對之展開了廣泛的批判，表明如果它還站得住腳也必須作極大的修正，我在這裏不擬詳細介紹。為了取代這一學說不少人盡了很大努力（如Popper，Feyerabend，Lakatos，Laudan等），但綜合還遠沒有完成。

這是怎樣一回事？很明顯這類分歧是由於有關科學家在思想體系（「世界觀」）上存在著差異所致。例如兩位19世紀中期的科學家對昆蟲非常巧妙地適應采蜜的花朵，花朵又賴昆蟲傳粉這樁事實的看法是會完全一致的。然而自然神學家認為這一事實正好是造物主智慧的絕妙證明，但達爾文主義者則將之看作是自然選擇的力量。一位科學家究竟是相信本質論還是種群思想，究竟是堅持還原九九藏書論還是突現論，究竟能否明確區分近期原因和終極原因，所有這些思想體繫上的基本差異將決定他接受哪一種生物學說。因此，個別科學學說的變化和更替對科學家的影響在科學歷史上遠不如主要意識形態的興衰那樣重要。

在概念和學說的成熟過程中的許多重要進展是由於從其它領域輸入了觀念或技術的結果。這十投入（輸入）可能來自生物學的其它分支，例如遺傳學從動物、植物育種、細胞學、系統學，也可能來自物理科學（尤其是化學）或數學。某一門科學中的成熟理論和模型當移植到另一科學領域中時往往也適用，有時還會產生最有價值的效果。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將性質十分不同的材料湊在一起發表不是一種好辦法。這樣的著作的標題在多數情況下只能指明論題的一個方面，其它方面就可能被忽略。過去分類學文獻就常有這種情況。如果在一篇題為《甲蟲（或魚）XX科的訂正研究》的分類學專論中發表了關於物種概念、物種形成或生物地理學說方面的新觀點，就不會有人去注意這些文不切題的新觀點。現在生物學中幾乎所有的分文學科都有自己的專業性雜誌，作者就比較容易將他的論文投向最合適的雜誌供他的同行閱讀。

例如林奈起初非常強調物種的不變性和永恆性，但在晚年卻提出物種通過雜交的起源學說。拉馬克到了55歲還堅信物種不變，然後卻又承認進化，但在隨後的15年或20年又從直線進化轉而為樹狀進化概念。壬席、薩姆勒、邁爾在年輕時都是新拉馬克主義者但後來又完全接受自然選擇學說。事實上某些偉大科學家往往最經常改變他們的觀點而且改變得最徹底。如果不了解思想家思想的排列組合就無法了解他一生中的思想影響。這對哲學家來說也是如此。《天體論》（1755）的康德，《純粹理性批判》（1781）和《判斷力批判》（1790）的康德實際上是完全不同的三位思想家。科學家終其一生不改變他的主要觀點的可能是極少數。就我所知還沒有人專門研究偉大科學家思想的急劇轉變（其中有一些是真心實意的轉變）。在這方面還有很多沒有解答的問題。這樣的變化是否以特殊的頻率發生在特定的年齡？是什麼事引起這類變化？是否某些科學家在其晚年當真要「倒退」？

Medawar（1967）十分明睿地強調指出一個可行的研究計劃對科學家來說是多麼重要。例如，從內格里、魏斯曼到貝特森的所有遺傳學家之所以沒有能夠提出一個完善的遺傳學說是因為他們想同時解釋遺傳（遺傳物質的逐代傳遞）和發育現象。他們想這樣做並不奇怪，因為他們幾乎都是從胚胎學角度研究遺傳學問題。摩根的明智就在於他將發育生理問題（雖然他本人也來自胚胎學領域）擱在一邊而集中全力于遺傳物質的傳遞問題。他從1910年到1915年的開拓性發現完全是由於這一聰明的抉擇。他和他的同事的發現中所引出的發育問題他們乾脆不去過問。這種決定非常幸運，因為其中某些問題，例如為什麼在順位的基因和在反位的基因效應不同（位置效應）直到50多年之後才弄清楚。

科學社會學家（如Merton）的一些觀察研究和概括從總的說來還是不錯的；就他們所研究的問題來看，實際上對情況的闡述也很出色。然而他們所涉及的問題相當專門，例如多重的獨立發現或科學家獎勵制度中優先權的作用。目前還沒有社會學家能夠或即將能夠宣稱我們已經有了關於科學的全面社會學。我們迄今所有的只是「面向科學社會學所作的準備」。

（4）排除語意上的混亂

一種新觀點開始出現時很少是十分完善的。達爾文在1838年秋初次提到自然選擇概念以後就不斷加以充實使之逐漸完善。實際上當讀到某個學者對某個觀點或概念的初次表述時就會發現它是多麼模糊不清，有時它還會夾雜一些無關的、甚至是矛盾的部分。

這類現象只不過是不同研究領域的學者之間聯繫很少以及他們之中的大多數人不能將鄰近領域的發現和他們本人所研究的問題聯繫起來的結果。多數科學家確實只關心與自己的工作有關的研究而且是他們的技術和設備條件所能辦到的那些研究。

自然選擇學說的成熟與確立主要是依靠逐一否定了所有的與之相競爭的學說，諸如驟變論、直生論、獲得性狀遺傳學說等等。另一個例子是現代遺傳概會的成熟。從古希臘到1900年大約有十幾個九_九_藏_書原先持有的概念必須加以否定以便讓位於現代傳遞遺傳學概念（見第十六章）。

20．1科學家和科學環境

這又是一個證據說明提出富有意義的問題是多麼重要。

Limoges（1970），Gruber（1974），Kohn（1975；1980），Herbert（1977），Schweber（1977）以及Ospovat（1979）都先後指陳傳統的介紹達爾文學說誕生的方式很容易使人產生誤解。例如達爾文在物種形成的觀點上在1850年代就發生過巨大變化（Sulloway，1979），而且他在1870年代比1850年代更相信軟式遺傳。

科學的發展就是科學家的觀念發展過程。每一新觀念或修正的觀念都是在企別科學家的頭腦中產生。歷史家已充分認識這一點並且也在科學用語中得到反映，例如我們指的孟德爾定律、達爾文主義，或愛因斯坦相對論。為了簡單起見，在科學史中往往將偉大學者或概念革新家的思想以一種好像是固定不變堅如磐石的形式加以介紹。當提到1809年的拉馬克或1859年的達爾文時就似乎達爾文思想觀念的發展，疑問、猶豫、前後不一、矛盾以及思想的反覆變化並不存在，他的思想發展被說成是合乎邏輯的推論與結論的鏈條。當歷史學家開始批判性地研究達爾文的著作和通信之後就發現這種看法是非常錯誤的，特別是當他們分析研究了達爾文的筆記和未發表的手稿（1975；1980）之後。

很多著名科學家的思想的一個特點是經歷了長時間的成熟過程並且往往會有反覆。

下面就介紹一些這類因素（這些因素並不是按其重要性次序排列的）。

概念和學說一般都是科學的某個特殊分支研究傳統的一部分，研究促進（或阻礙）某一學科成長（成熟）的各種因素比研究某一特定概念的成熟在某些方面更有啟發性。

按我看來，科學史家還沒有足夠注意這種矛盾和概念上的不相容性。科學家的思想往往被介紹成面面俱到的和諧體系，而實際上它通常是由許多不斷被修正的片段構成，然而這被修正了的片段和其它片段就不再協調一致。研究著名生物學家思想中的這類矛盾將會是很有興趣和很有意義的事。

當一個術語從一種概念轉移到另一種概念時不論作為其基礎的概念化過程發生了多麼大的變化，不可避免會產生誤解。然而在大多數情況下寧可保留這術語而不要不斷引用新術語，只要其概念基礎只有少許變化或逐漸變化。例如「基因」這術語，當約翰遜提出時，是特定的指「非物質」實體，一種「計算單位」而言。在摩根學派中這術語馬上就應用於染色體上特定而又明確的物質性座位（位點），在分子遺傳學中則是一套礆基對，同樣是真正的物質實體。這一類的例子不勝枚舉。

如果有，它們的興衰演變是否和Thomas Kuhn的觀點相符？科學和科學家的環境背景中哪些因素對科學革命（或至少是科學革新）至關重要？新技術、新觀察方法、新實驗手段與新概念比較起來對科學進步的影響孰為重要？另外，進行新的實驗和收集新的觀察事實是否只是為了檢驗新假說或新理論？

現在人們往往越來越多地見到「科學學」（science of science）這個詞。它的涵義是什麼？科學學是一門新興的學科，它將科學社會學、科學史、科學哲學以及科學家的心理學結合起來，對科學家的活動和科學的發展與方法論作出概括性的解釋。這既包括對偉大科學家的知識成長與工作作風或風格的歸納總結，也包括為科學知識的逐漸進步作出貢獻的其它科學家大軍的有關方面的概括。

經驗表明，出版書籍對科學家的聲望至為重要，至少過去是如此。在《美國科學名人錄》的早期版次中，最著名的科學家都用星號標出，一般都知道一旦某位科學家出版了著作就標上星號。然而出版著作也有其不足之處。不知道是什麼緣故，一般認為書籍是總括某個領域的學術狀況或關於某一問題進展情況的。如果一位學者在書中提出創新的觀點而在其它部分又是文獻總結，在閱讀時新觀點就很有可能會被漏掉。因此必須提醒年輕的學者將新穎觀點單獨在雜誌上發表，這樣被湮沒的危險性就會大大減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