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溫州，凡是涉足非法集資、非法金融的組織，如擔保公司、投資公司、典當行等，都被統稱為「地下錢莊」。在溫州龐大的民間借貸中，錢莊分兩大類：灰色和黑色。

一環套一環，參与人數眾多，民間借貸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承諾返還的回報比銀行利息高出許多倍。

在陳繁蓉出示了一張職務為矮凳橋分理處營銷人員的名片后，小張便去矮凳橋分理處陳繁蓉處辦理了手續，按了手印。

在溫州民間信貸危機爆發的同時，各種賭博案也頻頻湧現。

2010年，溫州小老闆林先生迷上了一款名為「大家樂」的賭博遊戲。通過購買虛擬的遊戲幣，在網上投注，「1分鐘輸贏幾十萬，1天輸贏上億」，讓溫州人頗為期待。

從銀行拿到大筆貸款，溫州企業馬不停蹄地擴大生產，買地建廠購設備招聘人才，或轉行投資房地產或光伏產業，忙得不亦樂乎。當然，最初的3年，無論是哪一個行業，都屬於投入期。2011年，就在回報在望之時，國家政策大變，銀根收緊。原本殷勤主動放貸的銀行，開始紛紛變臉成強硬的「催款人」。

政府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導致的銀行信貸收緊，合法金融與非法金融交織催生的民間借貸利益鏈條的雙重壓力導致中小企業在融資問題上焦頭爛額。

網路賭博早已在溫州人當中流行。

「借高利貸，放高高利貸」，曾經是王和霞的生意經，按照這個生意經，只要放出的貸按時還，前面幾個環節的問題就都不是問題，但是當問題偏偏出在這個環節的時候，王和霞的生意經就出問題了。如同其他的企業主一樣，「跑路」，也變成了王和霞的必然選擇。

這些下線，就是那些普普通通的個人或家庭，他們把錢交給中間人，中間人再轉到擔保公司，由擔保公司發放貸款，他們就是最高級。

此時國內的銀根再次緊縮。業已到期的貸款，只有通過擔保公司和民間信貸做「過橋貸款」，也即銀行承諾的先還貸再續貸。然而讓溫州中小企業沒有想到的是，銀行開始違背原先承諾，壓貸抽貸，甚至不續貸，於是，大量來自民間的高利率的「過橋貸款」無力償還，民間信貸資金鏈斷裂，層層垮塌。

由此，隱秘的江湖終究露出了馬腳。

相關數據顯示，2011年7、8、9三個月，溫州的民間信貸年利率分別是24.14%、24.81%、24.43%，約為銀行貸款利率的4倍；月息回報普遍在2分以上，最高的甚至達5分，即年利率60%，而一些地方民間拆借年息已超過100%。

僅有資本的投機，而無實業的活水，溫州人的投機心達到巔峰。在賭場上，溫州人一擲千金，走火入魔。在企業發展上，這些老闆也暴露出十足的賭性：盲目擴張，轉型過猛，涉嫌高利貸，肆無忌憚，最終玩火自焚，無可挽回。

從宏觀角度來看，企業家信心下降，很容易導致放棄實體經營，轉向虛擬經濟的情況出現。這樣的趨勢會嚴重打擊國家經濟的持續活力，影響一國經濟的穩定性。美國和歐洲的經濟危機，實際上就是虛擬經濟過度膨脹，實體經濟相對萎縮的惡果的顯現。

據金橋的借款人自己統計：「金橋擔保共借了他們2億多元的現金，月利息是在1.5%到2%之間。」金泓擔保的數目更多。但誰也不知道，金橋和金泓擔保的錢到底放給了誰。據溫州市擔保協會秘書長郭炳鈔表示，目前溫州擔保公司在銀行的擔保餘額共有100多億元。

在溫州，灰色錢莊是主體，但灰色錢莊的出現有著各種複雜的客觀因素。而黑色錢莊則純粹因暴利而出現，如同一顆毒瘤，貽害無窮。

2011年開始，銀根越來越緊的時候，民間借貸利率畸高，但是緊接著跑路、跳樓的消息也不絕於耳。這時，倪先生找擔保公司的老闆，想收回資金，老闆明確表示暫時收不回，然後寬慰他：恐慌很快就會過去！

2011年6月，溫州龍灣搗毀了一個以村為單位的窩點。據當地警方人員介紹，賭場竟然是由該村村長和村委員聯合開設，村民參賭。而在該賭場中發放高利貸的也大有人在，每筆數額在10萬～20萬元不等，利息從7%～15%皆有。

「中間人」則又可細分為兩種。一種是「中間人」依靠私人關係放貸。「中間人」一般是在朋友圈中比較活躍的女性，人際關係廣，而且在長期的「從業經歷」中被證明比較「靠譜」，有能力將親戚朋友手中的閑錢聚攏起來，然後通過借貸賺取穩定的收益。每位出資人出資的金額不會太大，但經過「中間人」之手后聚沙成塔，總的資金量並不比專業的擔保公司少。據記者了解，在溫州到處都活躍著這樣大大小小的「中間人」，他們得到的利息在保證出資人收益的前提下，會留下一部分當做中介費，中介費的高低根據資金額度、投資方向、借貸時間的不同而略有差異。

同時，在2009年大批量放貸過程中，對於缺乏資產抵押的中小企業，浙江省地方政府與銀行聯合提出了「聯貸聯保」、「抱團取暖」的方案，即「一家企業向銀行貸款時，至少有3家企業提供擔保，如果企業是夫妻經營，則夫妻要相互擔保，這樣，一筆貸款可能就有9個擔保，而每個擔保人又可能是多個企業的股東。」

「目前溫州至少有500億存款以此謀利。」方培林說，去年以來在信貸緊縮的情況下，這個依託銀行「以存定貸」原則，而衍生出來的大規模民間金融市場，自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在溫州出現。他說九*九*藏*書，最近每月經過他之手的銀行存款就高達四五億元。

溫州金橋信用擔保有限公司、溫州金泓信用擔保有限公司分別是溫州市擔保協會的副會長、理事單位。2011年5月，金橋擔保和金泓擔保獲得了政府部門頒發的融資擔保經營許可證。當時，溫州市經濟貿易委員會頒發首批融資擔保經營許可證時，在公告中曾強調：「融資性擔保機構不得從事吸收存款、發放貸款、受託發放貸款、受託投資等活動，不得進行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資。」但是，在這樣一個合法化的身份的掩護下，金橋和金泓的非法集資行為反而越發大胆起來。

當然，房地產投資也是大多數溫州製造企業不肯放過的投資領域。2010年，溫州百強企業中，有一半的企業涉足房地產，這被媒體形象地稱之為溫州製造業的「地產化生存」。

王和霞的擔保公司里，相當一部分本金都來自高利貸。公司正常運轉的時候，王和霞利用自己貸款的利息高於高利貸而獲利，貸出去的錢能夠按時收回，王和霞也不用擔心高利貸的問題。

這隻是一個普通溫州人的故事。事實上，在溫州龐大的民間借貸人隊伍中，公務員成為了一大頗具實力的分支。在浙江省一些城市，銀行有某些相關政策，凡公務員即可獲得銀行一筆50萬元的貸款。這為公務員參与民間信貸提供了巨大的便利。

由於所需資金量大，方培林又找到去儲戶那裡籌錢的下家，要求其在規定時間籌集多少資金，給出的條件是：月息3厘……

在多年以前，民間金融是溫州模式發展的堅強後盾和力量源泉。

在運作初期，王和霞的擔保公司順風順水。由於溫州地區有著較為普及的擔保人制度，民間融資也比較順暢，溫州企業的資金周轉周期又比較短，因此在擔保公司剛剛成立的時候，放、貸都非常流暢，不存在任何問題，王和霞也大賺了一筆。

在溫州企業主跑路、跳樓的同時，溫州民間信貸中不可或缺的主體——包管公司、典當公司、投資公司、擔保公司，也紛紛陷入困局，引發了一輪新的「跑路、跳樓潮」。一家擔保公司的下面，就涉及成百上千的普通放貸人，擔保公司的跑路引起的是大範圍內民眾的恐慌。9月23日跳樓的「阿慧」，就是在她的上線失蹤之後絕望至極，以死償債。更多的悲劇還在發生。

果不其然，10天後的9月22日，金泓擔保的借款人已經打不通錢月珍的電話。之後，金橋擔保的徐密夫婦也不知去向。

此時，民間信貸又一次充當了溫州企業的「救命天使」。然而這所謂的「天使」，卻有著無比貪婪的慾望。銀行金融政策越是收緊，民間信貸的利率就越驚人。為了維持擴大后的企業的正常運轉，溫州中小企業別無他法，只能承受著民間借貸的「壓榨」。一位企業主如是說：「患者已經躺在手術台上了，突然把手術刀拿走，無影燈關掉，患者怎麼辦？這個時候，來個開口要紅包的醫生，能救活你，你給不給錢？只能給，還得感謝他。」民間信貸就是那索要紅包的主刀醫生。

從不缺錢的溫州人，面對實業的衰落，房產、礦產投資無門時，走向了民間信貸之路。而當民間信貸依然不被各界認可時，瘋狂參与賭博反映的正是曾經兢兢業業的溫州人的迷失與空虛。

與阿慧同身份的人還有數10名，他們都與陳繁蓉相識，或主動或被動地成為了陳繁蓉這位「老高」的「下線」。在阿慧跳樓、「老高」消失后，這些「借款人」卻紛紛收到溫州鹿城農村信用合作銀行矮凳分理處的貸款確認函。也就是說，每人30萬元的貸款已經跟著陳繁蓉這個女人一起不翼而飛，接下來還債的就是更多的「阿慧們」。

信貸環境收縮、實業經營環境慘淡，民間利率走高是上市公司開始大量涉及委託貸款的背景和動因。據不完全統計，截至10月15日，兩市已有139份關於「委託貸款」的公告，涉及79家上市公司，累計貸款額度超過200億元。大多數上市公司委託貸款發生在關聯企業之間，上市公司變身為資金樞紐，給控股子公司提供低利率貸款。上市公司對外委託貸款則大多流向受政策控制的房地產及相關行業，年利率最低為12%，最高則達到24.5%。

宏觀調控下銀根的收緊就預示著民間借貸的火爆。2011年，溫州的民間借貸利率飆升，已經與「高利貸」畫上了真正的等號。

這種方式在溫州已經非常普遍。銀行貸款的利息大概在6%～7%，而擔保公司的則為12%～15%，也就是說200萬的房產抵押款放到擔保公司，可以獲得年利息30多萬，減去銀行的貸款利息，還有超過一半的利息歸自己所有。

在溫州民間借貸業內異常活躍的王先生，原來在溫州市工商銀行負責信貸業務，他透露：「認識人的話，銀行還是比較好說話的，現在收益那麼好，很多人都絞盡腦汁從銀行貸款套現，用於放貸，用房子或其他不動產做抵押，也有巧立名目找到各種貸款事由。」溫州人民銀行的報告指出：「溫州民間借貸的資金來源，其中來自銀行信貸資金間接流入的資金佔10%，其規模超過百億元。」

東方大廈與金融機構根據地——國信大廈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語。金泓擔保搬到了這樣一個老舊雜亂的寫字樓，借款人開始感到大事不妙，紛紛到金泓擔保討債。

在溫州的民間信貸中，公務員的參与非常普遍。2011年初，溫州龍灣公安局偵reaｄ•9９cｓｗ.ｃoｍ破的一例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涉案債主居然全部來自於溫州市司法機構，而且單個借款人涉案金額都為數百萬不等。

更為誇張的是，2009年4月，在溫州甌江三垟濕地，有大大小小的無人荒島，這為賭徒們提供了得天獨厚的賭場。一次，警方在荒島上抓獲了24名賭徒，其中有19名「娘子軍」，「最年長的一位老太太已經72歲，而年齡最小的女孩只有23歲。」

2011年8月，「銀行女職員攜單位7000多萬元巨款潛逃了……」的消息在溫州城內傳得沸沸揚揚。後來事情公開后發現，這位來自中信銀行樂清柳市支行的客戶經理，並不是貪污銀行巨款，而是深陷民間信貸畏罪潛逃。

有暴利必有勇士。分佈在世界各地的海外溫州資本也在近年陸續迴流溫州。「這些錢都是最早一代『闖出去』的溫州商人賺的，現在聽到家鄉的民間借貸收益好，人不回來也可以投資，就紛紛把錢委託國內的親友放貸。」

3年前，溫州人朱某發現了一個境外的賭博網站，通過聯繫后，獲得了一個總代理賬號。之後朱某雇傭人員，通過發展下線，增加代理人員和賭博會員。賭博會員通過賬號在網上接受投注。一年多的時間里，至2009年底，朱某開設賭博會員賬號1047個，總計投注賭博金額達101億元。最終朱某及其團伙成員被處以開設賭場罪。

2011年7月21日，人民銀行溫州中心支行最新公布的《溫州民間借貸市場報告》顯示，民間借貸利率處於階段性高位，年綜合利率水平為24.4%。據抽查的300份特定監測戶樣本統計，溫州民間有89%的家庭個人和59.67%的企業參与民間借貸，溫州民間借貸規模高達1100億元。炒房投資首次被民間借貸超越。

專為地下賭場發放高利貸的「黑色錢莊」已經發展到企業化的管理模式，「賭博團伙一般設『總經理』負責賭場經營，承擔重要角色的團伙成員擔任『股東』，參与賭場管理並按股分紅。在『董事會』的授權下，甚至設立了『獵頭』，專門尋找、引誘賭博人員，發放高利貸。」

從內因上看，溫州企業捨本逐末、不愛實業愛投機是加速自我毀滅的主因；然而從外因來看，國內金融體制的不合理、相關財政貨幣政策的即興隨意，都難辭其咎。

迫於無奈，該企業主找到方培林，讓他在規定時間里拉到一定規模的存款，開出的條件是：月息4厘。這意味著，該企業主為這1000萬元存款，每月要額外支付4萬元的傭金。即便如此，月息1分左右的銀行貸款利息和額外傭金，對企業來說還是比較划算，畢竟他能從銀行貸到款，且比月息5分以上的高利貸低很多。

2011年6月，上海寶山搗毀一個溫州人開設的賭場，涉賭的60多人均為溫州人，賭資近億元。

正規的小額貸款公司，在溫州只有幾十家，而所謂的擔保公司、投資公司、寄售行等，卻有1000多家，他們正是此輪「跑路潮」中的「主力」。截至2010年底，溫州的融資性中介機構數量達1879家，包括186家擔保公司、1088家投資(諮詢)公司等。

由地下賭場誘發的高利貸糾紛日益增多。

第二種「中間人」一般是銀行職員、政府官員，或者大型企業的老闆。他們利用自己資信較高、比一般中小企業更能獲得銀行貸款的優勢，將從銀行拿到的錢再以更高的利率借給其他人，從中賺取利差。這些人放出的每筆貸款往往數額較大，因為要確保借款人一定能按時還錢，他們往往對其還款能力、信譽度、投資項目的風險等事前要經過嚴格的考察。

除了融資難，還有微觀層面的制度之弊。

與2011年上半年相比，成本高、融資難、訂單少、用工難等固有「難題」並未解決，而對行業和經濟形勢失去信心成了部分企業主的「新難題」。另外，擺在企業主面前的「轉型」路，事實上也因企業轉向開辦小額貸款公司等其他投資性行業走了樣，產業「空心化」有擴大的趨勢。

今年初，一位溫州企業主拿著抵押物證件，去當地一家銀行尋求貸款。該銀行人士告訴他，存款準備金多次上調，再加上銀行儲蓄增幅減緩，根據銀行「以存定貸」原則，該行如今已「無錢可貸」。「如今你只有兩種選擇：要麼利率上浮100%，你依舊還是貸不到款；要麼你去拉存款，我們再給你貸款，利率可以低些，月息6厘。」

之後，溫州銀監部門對此類事件進行嚴厲排查和打擊，銀行職員利用職務之便充當「掮客」者，都被開除，並承擔相應責任。從8月至11月，有4名銀行職員充當「掮客」被查出，參与民間借貸的金額總計約2億元。

黃鶴嗜賭成性在溫州企業界是公開的秘密。年輕時，曾因賭欠下巨額債務，是由其叔叔代為償還。2010年年底，有消息稱，黃鶴在澳門豪賭，輸掉了一個多億。而2011年4月，在前往香港參加國際皮革展時，黃鶴又再度前往澳門賭錢，直至最後消失。而他的這些賭資全部來自民間高利貸，其中牽涉到的擔保公司達10多家。

「4萬億投資」計劃伊始的2009年，企業迎來一次「發展的春天」。當時，大大小小的銀行，主動找企業放貸。2008年前後，溫州企業迎來了一次擴大生產、多元轉型的集中期。

金橋擔保的負責人是徐密及其老公姚明，而金泓擔保的老闆則是徐密的母親錢月珍。錢月珍在溫州投資界頗有名氣，2005年11月，她曾https://read.99csw.com隨國家領導人出訪西班牙，北歐中國城就有她的投資參与。徐密女承母業，發展也很順利。

網上開始傳出消息，徐密夫婦攜款5個億已經到了巴西，錢月珍則有可能到了芬蘭或巴西。

2011年9月29日，海南警方破獲了一樁賭博案，其中涉案人員105人，全部是溫州人，賭博金額達到2000多萬元。「這個賭場是溫州人開的，能給我們報銷機票、吃住開支。有的贏家請客，還打電話叫溫州的夜店送10多個小姐飛過去，供賭友消遣。」

2011年年中，民間信貸資金鏈的斷裂，同樣也離不開金融大環境的「推波助瀾」。

溫州的「跳樓」事件遠沒有結束。

陳繁蓉對外公開的身份是邦本印刷有限公司的負責人，實際上她是一名高利貸房貸者，溫州人稱此類人為「老高」。陳繁蓉與「阿慧」同住在溫州人才大廈，又有些沾親帶故的關係，於是，阿慧便將自己名下的幾套房子抵押貸款，共籌措到2000萬元交由陳繁蓉發放高利貸，獲取暴利。豈料陳繁蓉突然消失得無影無蹤，絕望之下的阿慧從陳繁蓉的家裡跳樓自盡。

在溫州的民間借貸一般有兩種形式，一種是通過「中間人」，一種是通過擔保公司。擔保公司就是由公司出面放貸，然後將每年的利息交給出資人的借貸形式。

第一次，林老闆以2000元成本贏得4000元。胃口越來越大，最多的時候林老闆贏得有10多萬元。如此輕鬆獲得巨款，林老闆開始執迷其中。無法自拔的他開始一輸再輸，為了扳本不惜砸下了所有積蓄。最後他輸得精光，再也無法回頭。

據全國工商聯調查顯示，規模以下的小企業90%沒有與金融機構發生任何借貸關係，微小企業95%沒有與金融機構發生任何借貸關係。而溫州有36萬家中小企業，很多中小企業，能從金融機構取得貸款的佔比可能不到10%。這些被金融機構關在門外的企業就只有依靠民間金融來生存發展壯大。

從微觀角度看，這樣的經濟狀態會造成企業家「現金為王」的心理，進一步影響他們從實體經濟中抽離資本，轉入虛擬經濟。王和霞就是典型的案例。

2011年4月，浙江溫州破獲一起巨大網路賭博案，被稱為101億大案。

可是現在的經濟形勢驟變，償還之前的高利貸和利息成了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隨著擔保公司的客戶倒閉的越來越多，王和霞償還不了的高利貸也越來越多。當年1分利的5000萬元借款，已經演變成了幾個億的包袱了。

溫州龍灣區是賭博現場最為猖獗的地區，同時也是老闆跑路最集中的地區。江南皮革廠的黃鶴就是其中的一位。而在這其中，到底有多少老闆是倒于「賭桌」之下，則難以統計。

多家企業攜手共助一家企業，但反過來，一家企業出事也將連累殃及數家甚至數十家企業，這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效應。

作為「老高」，陳繁蓉的巨款到底放給了誰，才導致資金鏈斷裂「跑路」一走了之呢？有消息稱，陳的部分資金都是為龍灣區沙城鎮副鎮長董宇馳籌措的。7月底，董宇馳無故曠工，最後被發現董一家人全部消失，包括父母妻兒在內。

20世紀90年代末，趙明通過溫州典型的民間信貸——親友借貸，湊足150萬元創辦了一家製造業企業。當時的民間信貸月息為2%，雖然遠高於同期銀行利率，但趙明仍對此充滿感激：因為在這筆資金的啟動下，工廠迅速步入正軌，兩年後便還清了原來的借貸。

2009年9月，一起特大浙江流竄賭博團伙被青島警方破獲，多位溫州籍富豪混雜其中，而溫州某集團總裁林某則一下輸掉2000萬元，並欠下7000萬元的高利貸。

2011年9月，溫州龍灣區破獲兩個特大賭博團伙，涉案人員近800人，其中一位溫州富婆出手豪氣，輸掉了1100多萬元。

隨著溫州金融危機事態的發展，層層內幕被掀開。在這場全民參与的「金錢冒險遊戲」中，上市公司也未能獨善其身。

「巨邦」鞋業多年來的積累讓王和霞的手中有不少閑錢，如同前面提到的，「資本在運動中才能升值」的觀念同樣深入這個老闆的觀念。回到我之前的觀點：「貨幣政策的鬆緊和民間借貸的生長是一個此消彼長的關係。政策緊了，借貸就瘋了。適當放鬆，民間借貸也不至於這麼瘋狂。」隨著國家貨幣政策的轉向，越來越多的中小企業開始出現資金問題，借貸需求高漲。看準了時機的溫州商人們開始瘋狂地投身到民間信貸領域。一時之間，溫州街頭的信貸公司如「雨後春筍」一般冒了出來，而王和霞自然也不會放棄這樣一個好機會。

賭博「娘子軍」在溫州屢見不鮮。曾經一度，「溫州太太賭博團」與「溫州太太炒房團」、「溫州太太理財團」齊名。在2011年海南的百人賭博案中，就有30多名女性。

2011年開始，受歐洲產業補貼政策與美國貿易壁壘的影響，國內光伏市場如坐「過山車」一般滑下低谷，企業銷售量減少，產品價格也劇跌。房地產市場在宏觀調控之下也走下了「暴利」的神壇。

2011年，網路上傳播著一份泄密的銀監會高管的發言稿透露，「官銀」參与民間信貸的現象非常嚴重，據說有3萬億規模的銀行貸款涉入其中。發言稿件中說：「現在由於信貸需求旺盛，紛紛轉行從事高利貸業務，而放貸的資金很大一部分來自銀行，是來自銀行給大read.99csw.com型企業的貸款。（這些貸款）在浙江這些沿海地區都是低成本，（企業拿到）後放高利貸賺取巨額利息、利差，實際成為高利貸市場從銀行融資的平台。一些國有擔保公司，財務公司也利用國有銀行的資金，偷偷地放高利貸。」

後來，民間借貸利率猛漲，倪先生計劃著再投入一筆，他並沒有覺察到「風雨欲來」。

國企沒有缺席這場「投機盛宴」。部分國企用土地做抵押，一隻手從銀行獲得低息的巨額貸款，另一隻手則通過擔保公司，以高利率放款出去。

這種全民瘋狂的狀態，這場金錢永不眠的遊戲，吸引著更多的人，銀行、擔保公司、典當行、寄售商、投資公司、租賃公司、民營企業、國有企業、上市公司、公務員及普通公眾，不顧一切地撲身其中。

環環相扣的借貸關係，貌似風平浪靜，但只要其中的一環斷裂，則整個利益鏈條都無可避免的崩潰。這樣一種借貸關係，有著傳銷式的組織模式。這種倒金字塔結構式的傳銷借貸，真正的受益者處於塔的頂端，上線通過不斷發展下線收取入門費來營利。當下線不能再發展或者發展萎縮時，利益鏈條的延伸則終止，資金流向金字塔的頂端，那些隊伍龐大的下線則成為了整個鏈條的犧牲品。

2011年9月20日，溫州版「吳英案」東窗事發。溫州永嘉人施曉潔與丈夫劉曉頌，借用當地知名企業順吉集團的名義，為自己家族的多家擔保公司集資，達13億元之多。

據說，溫州企業資金鏈斷裂的企業中，除了投資房地產外，至少有80%的企業涉足了新能源光伏產業。被寄予厚望的兩大產業，反而成為了把溫州民營企業推向懸崖的兩股力量。

很顯然，陳繁蓉的行為不僅僅是高利貸問題，還存在著騙貸等經濟犯罪，而眾多的人員與高額的金額，顯然不是陳繁蓉一個人可以搞定。在相關部門的介入下，抽絲剝繭后發現，陳繁蓉背後牽涉到的有政府公務員、銀行職員等。

灰色地下錢莊是與黑色地下錢莊相對而言的，主要是為滿足溫州地區日常生活和正常企業經營活動而提供短期資金支持，賺取利率差價，錢莊給予放貸人的利率一般都會高出銀行的10倍左右，借貸人一般都是當地的中小企業老闆，多以啟動創業計劃或者擴大企業規模為目的。

據稱，陳的前男友與鹿城農村合作銀行矮凳橋分理處主任李軍有交情，於是通過這一層關係，眾多「借貸人」的貸款都來自於此銀行。在陳敗落後，李軍也立即被接受調查。

在銀行催款的同時，溫州民間信貸為中小企業提供還款金額，一定程度上催熱了民間金融的市場行情。在中小企業需要再找銀行借款時，「以存定貸」的方案又出台，此中所有的「存」毫無疑問也來自於民間借貸。

當然還有公務員、政府官員、銀行職員直接利用自身身份充當「掮客」的現象。

於是，該企業主會根據存款期限、金額，預先向方培林支付這筆傭金。

然而，2011年民間信貸資金鏈的斷裂，卻直接點燃了溫州民企倒閉潮的導火索。

她名叫「阿慧」，是溫州猖狂的民間借貸業中一名「借款人」。她跳樓的直接導火索則是另一名女子——陳繁蓉的失蹤。

11月13日，溫州開擔保公司兼貿易進出口公司的法人代表林建平、季中芬夫婦在家雙雙注射海洛因自殺。據初步調查，他們以每月支付3～6分的高利息向民間借貸1000多萬元，因得不到銀行續貸、無力支付民間巨額借款及利息而自走絕路。

昔日美酒，今時毒藥，何以至此？

幾年前，溫州倪先生的朋友告訴了他一條「輕鬆賺錢」的明路：以自己名下的房產為抵押，向銀行申請貸款，然後把這筆資金交給擔保公司，高息放貸出去，年底本息一起歸還。

不過這些資本顯然不夠維持一家擔保公司的運作，於是王和霞的兩個朋友又向當地的高利貸以一分利的價格借來5000萬元資金。

實際上，早在2009年中旬，嗅覺敏銳的王和霞就已經與兩個朋友一起開辦了一家擔保公司。當時王和霞出資2000萬元，兩個朋友各出資1000萬元。

2011年，國家統計局浙江調查總隊和浙江省統計局對全省1525家企業景氣的調查結果顯示，三季度浙江省企業景氣指數為133，同比回落6.8點，環比回落2.6點，仍處於「較為景氣」區間。企業家信心指數小幅回落，為123.7，分別比去年同期和今年二季度回落10.5點和4.1點，自去年四季度以來，呈逐季回落態勢。

在此案的調查中，人們發現相當部分的借款人是永嘉當地的公務員，甚至有人說有8成以上為公務員，還有局級以上的幹部。如此一來，案件變得更加引人注目，看頭十足。

11月8日凌晨，「掮客」童小陸在其住所被發現跳樓身亡。據了解，童小陸於2011年年初起從銀行、朋友、鄰居等處籌款上千萬元，再以較高月息貸出，因上家跑路、親戚朋友上門逼債，童小陸在家中跳樓自殺。

在2008年的「聯貸聯保」活動中，趙明為當地的一家企業進行了銀行貸款擔保。2009年，趙明所擔保的這家公司破產倒閉，於是趙明因擔保責任而承擔起300餘萬元的債務。不得已的情況下，趙明又不得不轉身向民間信貸求助，才得以化解危機。

一位「借款者」小張告訴記者，2011年9月初，他聽說陳繁蓉是鹿城農村合作銀行矮凳橋分理處的老客戶，有些銀行優惠服務可以給自己人，便同意把水電費賬戶轉移到溫州鹿城農村合作銀行矮凳橋分九_九_藏_書理處，陳繁蓉可以每個月代繳水電費並每月給現金1500元。

事實上，溫州民間借貸市場已經遠遠超過了1100億的規模。在炒煤、炒房失利之後，民間信貸成為溫州人最炙手可熱的投資方式。

在銀行金融政策的一再影響和間接逼迫下，民間信貸的氣焰不可抑制地滋生，直至發展到民間信貸與高利貸等同。

上市公司「放貸」固然是為了謀求更高的業績，然而今年以來一張張委託貸款展期公告的出現，讓外界開始意識到民間借貸資金鏈斷裂的風險已開始向上市公司傳遞。

尤其突出的是，前期需要大投入的新能源光伏產業迅速發展起來，最終導致了產能過剩。有不少從事傳統製造業的溫州企業，把光伏轉為了企業轉型的最佳寄託，如溫州最大的眼鏡製造商信泰集團。

9月24日，周六，鹿城農村合作銀行總行的一個工作人員給小張打電話，要到小張家裡做貸款對賬，要求他簽一份貸款確認函，確認他名下有一小額循環貸款，金額為30萬元。「我連貸款卡也沒有，而且提款也應該是我本人出面，但是什麼都沒有參与，30萬元貸款就被划走了。」小張稱。

另外，溫州飛駝鞋業、東藝鞋業等企業的老闆也曾多次被傳「因賭逃跑」，「因賭公司破產」。在國家相關部門和領導研究方案解決「溫州金融危機」問題時，據說有一位部級領導公開表示：「那些企業主因賭博輸了錢導致要跳樓的，就讓他們跳吧。」

龍灣區下屬的龍華村是溫州遠近聞名的賭博村，多年來，村裡抓獲賭博團伙數十個，因賭引發的惡性暴力事件、悲劇事件也時有發生。

但是好景不長，到了2010年，大量的私營小企業開始倒閉，這些企業給王和霞的擔保公司帶來了一大批壞賬，不過當時的王和霞和朋友還是靠著辦工廠賺的錢維持了下來，他們期待著經濟形勢轉好的時候把這些錢再賺回來。

「我幫你辦事，你幫我放高利貸」，這成為溫州民間信貸的潛規則之一。

以做實業起家的溫州企業家們，近幾年來把豪賭當成了一種身份和實力的象徵。

甚至在最為火熱的時候，人們需要托關係才能把錢放進地下錢莊。

在事先約定下，下家拿著各儲戶的身份證，去企業主指定的銀行開戶……根據事先約定的利益分配，儲戶、下家、方培林都獲得回報……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來襲，中央政府提出了「4萬億投資」計劃。在如此強力的興奮劑的刺|激下，中國經濟保持著高時速，大有一枝獨秀的勁頭。

在這種聚賭風潮中，設賭人或稱賭場主，是最為關鍵的人物。溫州籍賭場主鄒松華曾在上海寶山租下賓館房間，開設賭場，一天設四場，每場牟利30萬～50萬元。

所謂的「民間借貸」，並非所有的資金都來自個人，擔保公司通過各種手段獲得的「官銀」也成為民間借貸的重要組成部分。

回望近幾年來國家的一些政策方針，能窺見其中隱秘的細節與脈絡。

2011年4月「跑路」的江南皮革廠老闆黃鶴，是溫州最知名的賭徒。其身後背負債務到底是3個億還是10個億，只是數字問題。但是「受國際賭博集團引誘，參与大額賭博，欠下巨額賭資后外逃，造成公司經營整體癱瘓」，這一事實已無可辯駁。

黑色地下錢莊單純以追求高利息回報為目的，這類錢莊通常向放貸人提出的利息相當高，最低額往往以200%的月息為起點，有資料可查的最高額可達600%，而借貸人的目的則更為簡單——投機，主要涉及投資股票、賭博和販毒等方面，在這種情況下，放貸人和錢莊承擔的風險是最大的，最嚴重的情況莫過於血本無歸，但是這類錢莊往往擁有黑社會背景，自然容易滋生嚴重的犯罪事件。但它並不是溫州地下錢莊的主流，其借貸量不會超過溫州地下借貸總額的5%。

讓放貸人開始疑心的是——金泓擔保搬移辦公地點。金泓擔保原本在豪華氣派的溫州國信大廈租下半層樓作辦公之用，9月13日不少借款人在大門上看到一張搬遷通知：「辦公室搬到馬路對面的東方大廈一層。」

如果我們客觀地評價中國30年的經濟發展，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過去30多年中國經濟之所以取得比較好的成效，不是由於政府干預多，而是由於政府干預較少，老百姓有更多的自由，企業家精神煥發。

2011年9月23日凌晨，溫州人才大廈樓下血跡斑斑，一名女子從26樓跳樓身亡。

對此，知名財經評論家葉檀專門撰文說：「高利貸盛行說明資金鏈出現斷絕，在高速增長期所作有實體投資，已經無法獲得金融支撐，宏觀調控時緊時松讓企業在無所適從之下，走上高利貸的絕路。高利貸盛行同樣說明社會資金在通脹背景下，不願意進入實體投資領域，轉向通過『玩錢』的方式，賺取暴利；高利貸如此盛行，更說明目前的管理體制出現了極大的失衡，有關方面只關注正規金融機構的資本充足率，對於近在眼前的民間金融漠不關心、視而不見。」

有人專門在澳門包賭場，向溫州人推廣所謂的「免費游澳門」旅遊項目；而韓國濟州島、美國拉斯維加斯等地的賭場也聞訊前往溫州邀客。

小微企業要想從銀行獲得貸款，途徑非常有限，或抵押貸款，或聯貸聯保，或擔保貸款，或專做與大企業相配套的小企業的貸款。而這些途徑，絕大多數的小微企業都利用不上。

不過，王和霞和朋友們期待的那個「好日子」並沒有到來，取而代之的是繼小客戶倒掉之後的大客戶的大面積「死亡」，這徹底讓王和霞和朋友絕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