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先生……」埃爾克斯憂傷地看著我。

「我是好不容易才到這兒來的，我想我要暈了。」

「怎麼了？」

「她叫什麼？」

「不，」她輕吸了口氣，「不，謝謝。」她抬手去夠圍巾，好像要去摸圍巾下的脖子。「我受傷了，在後面。我想您最好看看。」

我說：「謝謝，夫人。」我回到街上，上了車。我很煩那些從去年聖誕節起就放棄活著的人，而且自己還沒意識到。對這種人，我就只剩下禮貌了，還沒剩多少。

「到貨時，我正忙於工作，沒時間好好檢查，就收下並付了錢。我對那些畫從來就不是很滿意。起初，我還時常興高采烈地去看看，看了許多次，但總是厭惡地離開，那些畫粗枝大葉，還有些生硬，令我難堪而憤怒。我一開始沒想到那些畫可能是假的，我還以為只是不太適應。但幾位專家的評論終於引起了我的懷疑。九月份，將近兩個月前，恩里科·桑蒂尼來到了美國，他了解曼坦那就像我了解內臟一樣。我請他看看我的曼坦那，他說是假畫，還說他知道是誰作的假，是巴黎的一位很有才華的騙子，有聲譽的畫商是不會故意做這種買賣的。

「九點約翰尼才走。我會去替他。」德金抓住帽檐，眯眼瞄準，又向我的椅背扔去，差了十萬八千里。他不滿地咕噥了一聲。「聽著，阿奇，徹底完蛋了。」

「到九點才輪到我。」

此詩一到，就炸了鍋。他們把惡作劇一說拋在腦後，到警察局和地方檢察官辦公室大吵大鬧，要他們回來逮捕他——肯定不是自殺。得知這首小詩所引發的連鎖反應后，我傾向於邁克·艾爾斯的意見，「贖罪聯盟」應改名為「嚇破膽聯盟」或者「白羽毛聯盟」。只有兩人沒發作急性膝蓋顫抖——伯頓大夫和外科大夫利奧波德·埃爾克斯。希巴德像別人一樣害怕，或許比他們更害怕，但他還是反對報警。顯然他已準備好心驚膽戰地上床，也準備好成為犧牲品。埃爾克斯當然也已準備停當，我馬上會提到他。

她一臉迷惑。「德雷爾先生……哦……就是那個……」

「含有硝化甘油的酒沒喝完，酒瓶還在他的衣兜里。」

他露出一絲苦笑。「吞只駱駝，卻對蚊子推三阻四？」上帝呀，他的確憂傷。

他又是一絲苦笑。「您大概知道有兩三個朋友懷疑我撒謊護著保羅·蔡平？」

星期三一大早，我坐在廚房裡，《時代周刊》攤開在面前，我卻沒心思看，盤算著那天要做的事。第二杯咖啡快見底時，弗里茨從大門口回來，說弗雷德·德金要見我。我很討厭早晨喝完最後兩口有益身心的咖啡前，有人打攪我，於是我點點頭，繼續細品慢啜。我到辦公室時，弗雷德正坐在椅上，對著地上的帽子怒目而視，他想把他的帽子扔到我的椅背上，帽子卻在地板上著陸。他總是扔不準。我把帽子撿起來，遞給他：

我看了看他放在腿上交叉在一起的大手，衝著他的黑眼睛點了點頭，那目光又飄回到後腦深處。他接著說：

「行了，古德溫先生，」他看著我，面帶微笑，卻從未如此憂傷，「難道所有的偵探都一樣？您非常清楚我為什麼認為是自殺。警察這樣認為，當時的情形也指向自殺。」

起初我想上樓徵得沃爾夫的許可，監視十一街，可才八點二十，我討厭看到他蓋著黑緞被，躺在床上喝巧克力的樣子，更何況他一定會大發雷霆，因此我直接打電話給大都市事務所。我只要了六美元的眼線，不過是盯一下。我認為蔡平沒理由耍這種把戲，非走後門。我坐著琢磨了一分鐘，到底是誰在為巴斯科姆工作，我想給他打個電話，也許他會告訴我，可沒人接。我的計劃已經被這些事耽擱九*九*藏*書了一會兒，於是我趕快抓起帽子和外套，去車庫開車。

「你們到那兒后，他有沒有換衣服，或又穿件衣服什麼的？」

他點點頭。「桑蒂尼先生走了段時間了。」

「知道。您是這樣嗎？」

「此前，當天下午他有沒有到過畫廊？」

「請她進來，弗里茨。」

沃爾夫說這一首比上一首好，簡短些，有兩行寫得不錯。我相信。

「還夠花一兩天。我已經學會了節制。」

「還有錢花嗎？」

我和埃爾克斯約在星期三上午九點半，但我走得很早，想先去五十六街德雷爾的畫廊，也就是出事地點看看。我九點以前到了那兒，畫廊已變成書店。一位耳前長著肉贅的中年婦女友善地對我說，我當然可以四處看看，但沒什麼好看的了，一切都變了。右邊的小房間，某星期三晚曾有人在那兒開會，次日就在那裡發現了屍體，如今它仍是辦公室，備有桌子、打字機，還添置了許多書架，顯然都是新的。我把那女人叫進來，指著后牆的門問她：

我再次向他道謝，出門走到街上，上車，啟動。我邊開車邊想，利奧波德·埃爾克斯大夫就是那種把生活攪得很鬱悶的人。對付那種徹頭徹尾的騙子，我從未感到很棘手，就是這種可能說實話的人能整得人不折不扣地頭疼。哈里森事件的進展，再加上這個，我開始模模糊糊預見到沃爾夫炮製的備忘錄將成為廢紙一張，想怎麼用就怎麼用吧，除非我們能徹底搞清埃爾克斯在說什麼。

「那就只有您了。問您那些刁鑽的問題沒意義。您為什麼不直接跟我說說？」

「不是。我只說事實，既不護著他，也不害他。事情是這樣的，古德溫先生。您當然知道尤金·德雷爾是我的老朋友、大學同學了。大蕭條前，他的畫廊辦得很好。有時我從他那兒買些東西。我繼承了大筆遺產，所以對成功從來沒什麼迫切追求。我認為每個人的內心和外表都有問題，成為外科大夫，不過是這一信念的副產品。碰巧我有雙穩健而靈巧的手。」

「當然了。我不斷回頭看他們是否還跟著。我在想——我是開車時想到的——我們幹嗎不交個朋友？你再派個人，他和巴斯科姆的人，還有那偵探就能盯著十一街，我們在佩里大街的這些人也能安靜會兒。我想他們是十二小時監視，或許也有人替他們，不知道。這主意怎麼樣？」

「那就猜猜吧。」

弗里茨走進辦公室，關上門。他說有位女士要見沃爾夫，沒有名片。

「我們約好星期三下午五點，我和桑蒂尼先生還有保羅·蔡平一起來找他。把保羅拉上，是因為他在巴黎時檢查過這些畫。我還以為尤金是想要保羅支持他，但後來看，或許我錯了。我們到了。尤金的溫文爾雅——」

沃爾夫說：「但願不會。來點白蘭地？」

弗里茨送來他的啤酒，他倒了一杯。我把我和埃爾克斯的話原原本本、一字不落地告訴他，連硝化甘油有熏香味兒都說了。我想如果我能把埃爾克斯的話都告訴他，也許他能有什麼主意。接著我對他講了關於那羅馬人的想法。如我所料，他頓時煩躁起來。眨眨眼，又喝了幾口啤酒。他說：

「好的，」我撿起他的帽子，放在桌上，「你們那兒還真麻煩，的確不妙。看來只能在十一街再安插三個人，沒別的法子。這下可好，六個眼線跟蹤一個瘸子——」

「那些畫讓我難受了五年，我想也就是出於這個原因，我才那樣對待德雷爾。通常，我不那麼確信，也就沒那麼無情，但在這件事上read.99csw.com，我沒有絲毫猶豫。我對尤金說我要退貨，馬上拿回錢。他說他沒錢。我知道他沒有，這一年，我借給他許多錢來接濟他。可我堅持對他說要麼馬上籌到錢，要麼後果自負。我覺得到最後我還會像往常一樣軟下來，怎樣都行，但不幸的是有時我會耍耍怪脾氣，越是容易動搖，越要顯示出最大的決心。更不幸的是，桑蒂尼就要回義大利去了。尤金要求會會他，這當然是虛張聲勢。

「你就快走吧——哦，好吧。扔一次，就扔一次。二十五分對一角。」

昨天我四處奔波，已打聽到一些德雷爾的事。尤金·德雷爾，藝術品經紀人，在五十六街附近的麥迪遜大道開了一間畫廊。三名警察於九月二十日星期二早上，發現他死在了畫廊辦公室里。其中一位副隊長，在接到命令后破門而入。那時，他已經死亡約十二小時，硝化甘油中毒。經過調查，警察宣布為自殺，這也與問詢相符。但下星期一，第二份警告到了，每人一份。沃爾夫的辦公室里有幾份，是這樣寫的：

「我擔心尤金要崩潰了。顯然，他的驚訝絲毫不亞於他所受到的傷害。我當然難堪極了，只能沉默不語。我現在也不知道尤金是因為窮瘋了才騙我，還是他自己也上當受騙了。我隨桑蒂尼先生站起身告辭走了。保羅·蔡平是和我們一起走的。次日中午我才聽說尤金喝硝化甘油自殺了——顯然也就是在我們走後幾分鐘頂多一小時。警察到我辦公室來問我，我才知道了這事。」

「等等，」弗雷德沖我擺擺手，「還沒完呢。還有個麻煩，街角的交警想把我們抓到局裡去，因為堵塞交通。我們人太多了，都因為那瘸子。有個市局的傢伙，我猜是『謀殺組』的，不認識。還有個小個子，棕帽，粉領帶，肯定是巴斯科姆的人，我也不認識。想想看，比如昨天下午，有輛計程車停在了二〇三樓前，一分鐘后鍾，蔡平一瘸一拐地從樓里出來，進了計程車。你該看看那通亂。就跟星期日一點鐘，第五大道聖帕特里克大教堂門口似的，只不過佩里大街要窄些。又來了輛計程車，我猛地一躥，搶在了市局偵探的前面。跑了半個街區，才又找到輛車。巴斯科姆的人也上了車，似乎他是在等那輛車。我真想對蔡平大喊一聲，等等，等我們排好隊。但不可能啊。還好，他的司機開得挺慢，我們誰都沒跟丟。他去了哈佛俱樂部，待了一兩個小時，然後在麥迪遜大道二四八號下車，隨後回家，我們就一直跟著。向上帝保證，阿奇，三個人，不過我排第一。」

弗里茨搖搖頭，通常他不會犯這種錯誤。他似乎很猶豫。

「那個在這間屋裡自殺的人，是的，夫人。我想您大概不了解。」

「星期五？」

沃爾夫半眯著眼，看著她。「這麼說您是朵拉·里特？」

「您星期六有時間嗎？」

「不，我們是一起到的。我開車去哈佛俱樂部接他。」

「您明天中午一點能與尼祿·沃爾夫先生共進午餐嗎？」

「嗯，的確……」她似乎很吃驚，「我沒意識到就是在這間小屋裡……當然我聽說了……」

「是我錯了，」我笑了笑，「我說過不問刁鑽問題，對吧？如果您還願意承認偵探也還有點兒腦子，您就知道我的腦子是什麼樣了。保羅·蔡平是否有機會把硝化甘油片放在德雷爾的威士忌里？那位愚蠢偵探，以及所有那些聰明警察似乎都認為您不這樣想。」

「我知道。」

我點點頭，坐著看了他一會兒，然後挺直身子突然向他發起進攻。「您怎麼知道是自殺？」

「嗯嗯，特殊情況。」

「我想也是。我是說尤金的溫文爾雅掩飾不住他的緊張，這真令人難過。他給我們調威士忌，哆哆嗦嗦的，沒給他自己調。我很難堪，所以說話也很唐突。我讓桑蒂尼先生髮表聲明，他照做了。聲明是他早就寫好的。尤金不同意他的觀點，他們吵起來。尤金有些激動，但桑蒂尼先生很冷靜。最後，尤金徵求保羅的意見，顯然是希望得到支持。保羅笑著環視我們，簡短而平靜地說，他檢查完那些畫三個月後，即運到紐約后一個月，就確定那些畫是瓦修特於一九二四年畫的，他是本世紀最偉大的假畫畫家。就是桑蒂尼先生說的那個人。保羅還說他之所以保持沉默，是因為他實在是太愛尤金和我了，我們倆他都不能傷害。

「不錯，對此我們沒有分歧。但僅僅是出於對朋友們的尊重，有什麼理由不再回答一次呢？沒有吧？與警察和德爾·巴斯科姆談，卻在尼祿·沃爾夫和我這兒划道界線……嗯，這就像……」

「餿主意，」我起身遞給他帽子，「一點兒也不好，弗雷德。不予考慮。沃爾夫不會用二手的跟蹤材料。我會從『大都市』再找三個人，監視十一街。真丟臉，我跟你說過，沃爾夫希望嚴密監視蔡平。滴水不漏。回去幹活兒，別讓他溜了。你所說的交通堵塞，聽起來可夠慘的，儘力而為吧。我會和巴斯科姆聯繫，也許他能把他的人撤了。沒想到他還有錢花。快去吧。我還有事兒，你不明白的。」

「是的，就是這意思。不過您要是見過尼祿·沃爾夫，是不會稱他為蚊子的。是這樣，埃爾克斯大夫，我知道您是不會幫忙抓保羅·蔡平的把柄的，但在德雷爾這件事上，您是我唯一的第一手信息來源，我只能找您。我知道另外那位，那位藝術品專家，已經回義大利了。」

「我八點半就溜出去了，剛剛回來。紹爾剛才打來電話。錢又白花了。如果你想發脾氣，這兒有根硬骨頭讓你啃。」

「根本不是那樣。我們並不激動，也許除了尤金。只有他離開過自己的椅子。」

「好的，」我對他笑了笑，「我不是來拌嘴的，埃爾克斯大夫，我只想問問九月十九日那天發生的事，就是尤金·德雷爾死的那天，只問事實。」

我花了五分鐘才從文件里找出那羅馬探子的地址。沃爾夫準時下樓，十一點整。他說上午好，聞聞空氣的味道，坐在他的桌邊。我很著急，但我知道我必須等他看完郵件，整理好花瓶里的蘭花，試試鋼筆還能不能寫，要瓶啤酒。一切就緒后，他才對我咕噥了一句：

「該有所行動了，想到了嗎？」

沃爾夫瞟了我一眼，我走過去。她從前面解開圍巾，我幫她摘下，自己也倒吸了口氣。倒不是說我在別的場合沒見過血，只是一般見不到流那麼多血。而且實在是出乎意料。圍巾後面、內側全被浸透了，領子也浸透了，可真夠瞧的。血還在湧出，源源不斷地從她脖子後面的傷口湧出。我看不清那些傷口有多深。她一動，血就噴出來。我把圍巾丟在地板上，對她說：

「六年前，我從尤金·德雷爾那兒試訂了三幅曼坦那的畫——兩幅小的，一幅大的。十六萬美元。那三幅畫當時在法國。保羅·蔡平恰巧在歐洲，我就給他寫信，httｐs://ｒeａd•９９ｃsｗ.coｍ讓他看看。看完他的介紹，我訂了那些畫。要知道，十年來保羅·蔡平一直想當畫家。從他的作品看，他很敏感，但線條飄忽不定，形狀也沒感覺。雖然畫得不好，但挺有意思。聽說他搞文學去了——我不讀小說的。

「對不起，我很忙。」

「你可以昨晚給他打電話。」

「沒特殊到那地步。對總管說吧。那瘸子往你眼裡揚了沙子？為什麼不跟蹤他？」

他搖了搖他的愛爾蘭人腦袋。「沒時間。我可沒閑著，我是在等你剔牙。我能見沃爾夫嗎？」

「好，聽起來不錯。」

她對沃爾夫說：「是我丈夫。他想殺了我。」

「好吧。您不可能知道。反正畫廊的女孩兒說他沒有。」

看到她，我也猶豫了。沒見過比她再難看的了。她走進來，就那麼站著，直勾勾地盯著沃爾夫，像在琢磨怎麼痛揍他一頓。其實，她的樣子並不難看，我是說，她並不可怕。第二天，沃爾夫很到位地描述了她一番：比起單純的難看，還有些微妙之處；看到她會令你絕望，以為再也看不到漂亮女人了。她有一雙灰色的小眼睛，一旦盯住某個地方，就好像再也動不了。她身著一件深灰色羊毛外套，脖子圍著一條巨大的毛圍巾。我拉給她一把椅子，她坐下，聲音洪亮地說：

她搖搖頭，血又噴出來，我讓她別動。她說；「我是朵拉·蔡平。我已結婚三年了。」

門鈴響了，弗里茨走過門廊去開門，打斷了我的進程。我沒再接著說，只想知道來者是誰。

我力圖說服他，因為我不知道還能怎麼做。好像沒什麼效果，反正我就是堅持己見，我的主要論點是不過一百美元嘛，我還得告訴他我從大都市事務所又雇了三人監視十一街。我開始犯倔。

他點點頭，在椅子里挪了挪，調整好角度，扔出。就差一點兒，帽子在椅背邊上掛了十分之一秒，然後落地。德金從兜里掏出一角錢交給我，走了。

「您可能問到的任何問題，我都已回答過了。對警察說了好幾次，還有那位蠢得要命的偵探……」

我靠在椅背上，再次看著他。為了搞清他是否在說謊，我寧願放棄我的車，外加兩副備胎。他和保羅·蔡平一樣都不是我能搞明白的人。看得出來我是套不住他的。我說：

埃爾克斯先生點點頭。「我是故意留給他們這種印象的。您當然知道桑蒂尼先生同意我的看法。我們非常肯定保羅沒有這種機會。他和我一起去的畫廊，我們同時進的辦公室。保羅坐在我的左邊，靠近門，距離尤金至少有六英尺遠。他只碰過他自己的杯子。是尤金調的酒，拿給大家。我們只喝了一杯。離開時，保羅走在我前面，桑蒂尼先生在最前面。」

「唉，你派我們三人二十四小時跟蹤他。沃爾夫如此下血本，說明這事很重要。他是真想知道這怪人的行蹤。你還跟我們說只要需要，盡可以打車，等等。唉，徹底完蛋了。蔡平住在佩里大街二〇三號，六層高的樓，帶電梯。他住五層。這樓有個很大的後院，院里種了幾棵樹，幾叢灌木，春天開滿了鬱金香。開電梯的男孩兒告訴我有三千株鬱金香。問題是院里另有一幢樓，對著十一街，樓主是同一個人，這又怎樣？只要願意，誰都可以不走九九藏書前門，而從佩里大街這幢樓的後面出去。高興了，當然還可以這樣回來。所以我把車停在佩里大街對面的煙店，盯著二〇三樓，感覺就像守在揚基體育館的隧道出口一端，尋找戴黑帽的女人。我倒不是非要反對這樣做，只是良心上過不去。我就是想見沃爾夫，問問他，他在雇我做什麼。」

「順便問一句，您看過保羅·蔡平——管他呢，反正是某人——寫的第二份警告。硝化甘油是油乎乎的，還有熏香味嗎？」

「我是外科大夫，不是藥理學家。」

「賭一塊錢，十次全不中。」

我本想再去五十六街的畫廊看看，聽完埃爾克斯的一番話，我決定不去了，反正那裡已面目全非。我繼續開車，徑直回家了。當時我想到的能賭一把的最佳人選就是桑蒂尼先生。警察只問過他一次，因為他星期四晚就要回義大利，那時當然還沒收到第二份警告，警察也沒什麼懷疑。沃爾夫和歐洲的幾個城市有聯繫，有一個住在羅馬的聰明人，在惠特莫爾債券上賺了不少錢。我們可以給他發電報，讓他去找桑蒂尼，也許能打開缺口。跨洋電報要花大概九十九美元呢，我得勸勸沃爾夫這筆錢值得。

他搖搖頭。「不行，哪天都不行。您把我看錯了，古德溫先生，我不是一個能解開的結，或能砸開的胡桃。不要以為我和大多數人一樣好騙人。我這人很簡單，表裡如一。也不要妄想把尤金·德雷爾的死推到保羅·蔡平身上。不現實。我知道不是他殺的，我在場。」

利奧波德·埃爾克斯可沒放棄活著，我一進他的私人房間，就看出來了，但他很憂傷。他中等身材，大頭、大手，具有穿透力的黑眼睛總是從你身上遊離開，不是向旁邊看，也不是向上或向下，而是退到後腦深處。他請我落座，用友善而柔和的嗓音說：

「沒有。他穿著常禮服，一直沒脫。」

他搖搖頭，笑了，還是很憂傷。我站起身，拿起帽子，向他道謝。往門口走之前，我說；

「對，記錄上是這樣寫的。但當時那麼亂，大家的情緒如此激動，總會有些走動、起身、坐下、走過來、走過去……」

「看在上帝的分上，別動。頭別動。」我看著沃爾夫說，「有人想把她的頭砍掉。我不知道砍得有多深。」

他笑了。「硝化甘油當然是油乎乎的，據說有股熏香的味道。我沒試過。」

「不行，我昨晚都樂暈了。一個月呀，總算有活兒幹了。」

「不行，這你還不知道。十一點前，尼祿·沃爾夫先生是園藝師。」

「請問，那裡是不是尤金·德雷爾存放調酒配料的壁櫥？」

我打斷了他：「等等，大夫，保羅·蔡平比您先到畫廊嗎？」

「為某個事實，或什麼東西，你可以發電報到四千英里遠的地方，但這麼一件捉摸不定的事，電報可不成。作為最後一招，你或者紹爾·潘策爾可以打電話給佛羅倫薩的桑蒂尼先生，或許最終還值得得一試。」

我到家時是差一刻十一點。辦公室的電話響個不停，我戴著帽子，穿著外套就進去了。我知道沃爾夫最終會在樓上接電話，但還是我來吧。是紹爾·潘策爾。我問他有什麼事，他說他要彙報。我問他彙報什麼，他說沒什麼，就是彙報。反正我那時看什麼都不順眼，不如挖苦他。我說如果他找不到希巴德，不論是死的還是活的，或許他可以去找個笨蛋來幫忙。我說我剛在這案子的別的方面碰了釘子，如果他比我好不到哪兒去，最好自己到辦公室來賭一把。我掛了電話，就這一下，連修女都會被激怒。

「您要明白，古德溫先生，我見您只是出於對朋友們的尊重，既然他們有此要求。我已經跟法雷爾先生說了，我不支持您的老闆這樣做，也不會提供任何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