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答：「這些年我一直做水產貿易，為秋季的漁汛作準備，正在這個漁港城市租冷庫。」

順便說下，洋子在銀座酒吧穿的灰色和服是最亮的，超過了在狐野町大西作坊和紐西蘭漁港城市穿的和服，她能如此專註於一種色彩，想必是有理由的，而這些理由是無形的，也是無法言語的那種。

「恭喜你啊。那你又要改姓了吧？」

「也算，也不算，因為工程學教你的是肢體操作，而燒陶是無形的，全靠你身心體驗才行。」

其實，聽他的一番解答，我覺得挺妙，因為當時剛從國內到日本留學，很多心緒還不能擺脫臨行前的狀態，這也許是我原來供職的單位的性質所致。我從北京大學畢業后直接進入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整天想的都是無形與身心之類的各種話題，每個星期二上午到所里聚會，跟哲人們高談闊論，乃至到了日本變換了眼前的生活環境，但我的所想所思依然是形而上的，猶如肢體已經完成了行走，而內心卻有一種尚未跟上的感覺。於是，跟同班的這位陶藝家一拍即合，隨後的很多日子都是天南海北，有時喝茶，有時喝酒，彼此狂聊各自的想法，非常快活，快活得我以為自己又回到了星期二跟哲人們在一起的時間。

其實，我在日本的留學時間很短，所謂的學業幾乎半途而廢，世上有句話說得好，叫「社會才是所真正的大學堂」，加之，我的老師清水正之教授也鼓勵我深入日本社會，他說：「毛君只有深入生活，才能寫出深刻的日本人論。」

在大西作坊第一回見到洋子后，大約過了1年，我接到了她的一封信，信是印刷好的，大概發給了很多人，只有洋子的簽名是用毛筆寫九*九*藏*書的，從筆墨上看，她的毛筆字應該是受過訓練的。她的信很簡單，簡單到跟一張通知單一樣，她說她離婚了，並把姓改回到了舊姓。信封是灰色的，信紙是白色的，在日本，莫不是寫離婚的信封非得是灰色的不可？這是我的小疑問，當然從未當面問過洋子本人。不過，世間多少事莫過於人與人之間的巧遇。自從大西與洋子離婚後，我也沒再跟他來往了，一是因為從三重縣搬家搬到了神戶市，二是因為做魚蝦生意忙得焦頭爛額，沒時間完成大西所說的身心體驗，哪怕是過去十分好奇的燒陶過程，具體細節已經開始忘掉了。

我在三重大學的研究班上有位中年同學是陶藝家，他不是應屆的學生，而是為了寫一篇關於燒陶用的窯的論文才入學的，他當時就跟我說：「我完全是為了興趣，在狐野町燒陶燒了這麼多年，沒有理論支持很難往下發展，所以每天除了燒陶就來聽課。」

聽她這麼說話還是第一回，這麼多年也許因為有過巧遇，才會覺得彼此熟悉，但實際上並沒有什麼更深的了解。不過，從她的灰色和服至今都不變這一點來看，也許知道過去的她也算一個機緣。

東京的銀座跟巴黎香榭麗舍大道和紐約第五大道齊名，是世界三大繁華中心之一。別的不說，只要看一下每天來往的計程車就能明白，因為整個東京似乎沒有別的地方的計程車比銀座的更艷麗，我說「艷麗」，主要說車的色彩，很閃亮、很耀眼。

洋子喜歡穿灰色的和服，也不知她每回結婚是否辦婚禮，如果辦的話，我估九*九*藏*書計她穿的還是灰色的和服，但發亮的程度會有所不同。有的是狐野町大西作坊的亮，有的是紐西蘭漁港城市的亮，我還估計，如果是在東京，她的灰色和服的亮將是頂級的。

「這不是毛君嗎？你怎麼知道我開酒吧了？」洋子有些驚奇，但表情是歡快的，也許比別的客人到來時更歡快一些，我畢竟是她的熟人，同時也是一位客人。她接下來像開連珠炮一樣地說：「我本來想寫信給你的，可想來想去，覺得以前給你的信都是離婚後才寫的，然後再離婚再寫，雖然這些只是保持聯繫的方式，但對你是不是太晦氣了，真讓我覺得不好意思。尤其是毛君當了大學教授，與美麗的妻子都過了銀婚式，這讓我很內疚，很灰色。」

「那你聽的課算工程學嗎？」我好奇地問他。

「你叫我洋子就行，別管姓什麼了。這樣方便。」洋子說完，露出了笑容，她的牙很白。當時，誰都挺忙的，雖然只是相互交換了下名片，但簡短的幾句話一下子拉近了時空的距離，尤其是她身穿的灰色和服，看上去比在日本時穿的灰色更明亮一些。

其實，跟洋子認識不久，我開始做魚蝦生意時曾借住過銀座，凌晨必到最大的魚市築地收購當天打上來的活魚，也許是因為每天出入街道深處的緣故，來往多了，認識的人也變多了，於是覺得日常變得豐富起來。

我一直管她叫「洋子」，只叫她的名字，而不叫她的姓，這麼多年已經習慣了，無論是見到她本人，還是給她打電話，都叫「洋子」。起先，我好像叫過她的姓，但因為她離婚離了三回，離一回換一回姓，夫唱婦隨也許是日本人的美德，但對我這樣的外人來說，她九-九-藏-書每回換姓都變成了對我記憶的考驗。日本人的姓名讓人難記，這是我學日語時的經驗，乃至一直到了將近30多年後的今天，這個難記的程度仍然是我的日語之最，完全沒有第二。

後來，沒過多少日子，我才聽大西說洋子在作坊跟別人聊天時老愛往窗外看的理由是什麼，原來作坊附近有一隻灰貓，喜歡跟著洋子跑，但唯一的條件是她必須穿上灰色的和服才行。要不然，灰貓連理都不理她。

洋子聽了我的話跟當年在大西作坊解釋燒陶一樣，沒有日本女人那種見人時常常露出的誇張表情，她說：「你年輕，可乾的事情多。我又結婚了，新的丈夫是這裏日本料理店的日本廚師，我也是才來的，還不太習慣。」

陶藝家叫大西秀夫，一臉絡腮鬍子，眼神有穿透力，喜歡往很遠的地方看。他的妻子就是洋子，第一次到大西作坊拜訪時，我見到了洋子，距今至少已經有25年了。

她當時給我的印象很深，一是穿的和服是灰色的，而且是那種半黑髮灰的灰色，二是說話的語氣聽上去不會讓人一下子就開朗起來，但具體是什麼語境導致了我產生這一印象，似乎又說不清。

這篇文章的主人公洋子就是我所認識的日本人之一。她說話很少有其他日本女人的啰唆，而且喜歡藝術，讀書讀得很多，不像有些家庭主婦大都看電視上的娛樂八卦節目，除了菜譜之類幾乎是不讀書的。

巧遇是隨時都會發生的，有一年的夏天，正好在我出差到紐西蘭的一個漁港城市，從一家很小的書店走出來的時候，迎面遇上了洋子，當時她和我都很吃驚，天下這麼大，怎麼偏偏在這裏碰面呢？她問我：「毛君來這裏做什麼？」

當read.99csw.com然，後來這麼多年下來，我並沒想過從學理上有所建樹，而是盡量從與日本人的零距離交往中獲得靈感，隨手寫、隨手記。

不過，當年做生意的心境與當下不同，去年，應邀到NHK廣播電台當廣播節目DJ，每周都要從神戶乘新幹線趕到東京，而第一回去洋子的銀座酒吧就是在這一年的年頭。

去年，當我從出版社的熟人編輯那裡聽說洋子跟他的現任丈夫已正式離婚時，著實有點吃驚，而且就是在同一個時期，聽說洋子在銀座開了酒吧，酒吧的名字叫「洋子」。

回到日本后，大約又過了1年的樣子，我收到了洋子寄來的信，信封與信紙還是灰的與白的，但內容與上回的有所不同，她告訴我，與旅居紐西蘭的日本廚師離婚後，又嫁給了一位出版社的編輯，現在一起住在東京。信的最後還是那句她跟我說過的話：「你叫我洋子就行，別管姓什麼了。這樣方便。」

這事說起來也算另類的巧遇，在我做過魚蝦生意、當過商人之後就開始了大轉舵，從商社辭職，回家關起門來寫作，而且用日語寫，一邊用力寫，一邊要天天面對浮現於記憶之中的各式各樣的日本人。洋子是一位經常出現的人物，而現任的丈夫又是出版我的書的出版社的編輯，這一巧遇的發生也太隨便了吧。

據說，古代的銀座只是一片汪洋，400多年前，由德川家康填海造田，后經幾個世紀的演變發展，到了明治三年（1870年）才正式命名為「銀座」。後來外國人逐漸定居到銀座，帶來了咖啡館、西式酒吧、蒸汽浴、基督教會和專業畫廊，琳琅滿目，讓日本人在銀座第一次吃到了冰激凌，第一次看見了電燈，同時也是第一回接觸到了西九-九-藏-書方文明，由此也使銀座成為了日本走向世界的高雅的門戶。難怪有人評價銀座是東京的「心臟」，舊時代的風貌和新世紀的繁華均被這幾條大街表達出來。難怪日本最大的報社《讀賣新聞》和《朝日新聞》也都在這裏爭得一席之地，讓銀座除了珠光寶氣之外，還飄出了濃厚的書香。

當然，我如此估計時，僅僅是根據以往的印象，而完全不是預言，但凡在日本的街道遇上算卦的人，我都會敬而遠之。不過，如果把我的這一估計單向化，專指洋子的話，事情竟然又發生了變化。

按照日本的字典的解說，灰色是物體燃燒后留下的灰粉，如煙如霧，同時在白色與黑色之間是中間色。至於其他隱喻是否與中文互通，待查。

大西秀夫專攻燒陶，一直採用老式的作坊做法，也不知為什麼，他在洋子面前不像在我面前一樣話那麼多，有時反而變得寡言無語。當時，洋子是這麼解釋他的燒陶的：「燒陶也叫制陶，我的丈夫用的是老式做法，用柴燒。在柴燒的過程中，炭灰會附著在陶器的表面，在高溫下與陶器結為一體，粗狂奔放。不過，柴燒的制陶方式不太容易成功，很多時候都會報廢。」

認識洋子很早，當時我還是名留學生，剛到日本沒兩個月，她就出現在了我的面前。當時的情景是這樣的。

洋子跟我說這些話時，眼睛有時是往窗外看的，接下來的話題還是關於燒陶與制陶，談的都是技術工程方面的知識，聽起來就像燒陶入門書裏面寫的一樣。其實，大西所說的燒陶「全靠你身心體驗才行」那句話很抓我，本想在他的作坊里弄清這一說法的緣由，但洋子越說越多的話猶如激流一般，傾瀉而下，弄得我最後只有豎起耳朵聽的份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