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層意思對陝甘邊根據地歷史地位和寶貴經驗的研究，可能還要注意解決一些思想方法問題。

第二，對當時歷史的研究，無論對事、對人，都要注重於肯定歷史功績，認真總結經驗教訓，堅持求大同存小異。歷史上的事情可能確實是比較複雜的。你要把它完全說清楚，而且一定要說清誰錯誰對，有時是有很大難度的。所以，我們的重點，不是要糾纏于某個有分歧的問題和觀點，而是要從總體上來肯定歷史功績，總體說來總結經驗教訓，求大同存小異，大家一起共同合作，深入研究好這段歷史，弘揚好當年的革命傳統和精神。

陝甘邊根據地與全國其他的根據地比起來，有共性，有很多共同的地方，但同時也有個性，有它的特點，所以在中國革命的進程中發揮了特殊的作用。這個作用不是僅僅從陝甘邊根據地本身就能完全看清楚的，而是要放到當時中國革命的全局當中考察看看它對這樣的全局發揮了什麼樣的作用。從這樣的視角出發，陝甘邊根據地一個非常重要的、必須加以注意的特點，就是對當時中國革命的全局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因而具有重要的地位，主要表現在五個方面：

第四，陝甘邊根據地作為重要的後方保障基地，為發展邊區經濟、支援抗日前線、度過根據地的困難時期發揮了重要作用。我們研究歷史往往比較側重於政治鬥爭的變化、軍事鬥爭的發展，但有時候會忽略經濟、忽略後方的建設及其地位與作用。但如果我們全面地認識一個地區一個根據地的作用，就不能不注意到，當時整個陝甘寧地區，包括陝甘邊、陝北等地區，為我們的革命和抗日力量提供了強大的後方支持，包括經濟上的支持。根據地開展大規模的生產運動，大力發展經濟。邊區人民用各種方式支援前線，特別是省出自己的糧食保證軍隊的供給。當時的陝甘邊地區包括慶陽地區雖然也有自己的困難但是，廣大人民群眾還是為整個陝甘寧地區的發展、對我們抗日軍隊的後勤保障，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這點是需要注意的。

第四層意思，要繼續推動和深化對陝甘邊根據地的研究。

第三，堅持統一戰線的法寶，努力贏得人心，儘可能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陝甘邊根據地的創立和發展在某種程度上是與統一戰線聯繫在一起的，這一點是非常寶貴的。儘可能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這在當時南方的很多根據地，由於「左」傾錯誤的影響，在某種程度上被忽視了。在黨內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對待不同的社會階層，乃至一些上層人士，也沒有很好地開展統一戰線工作。所以，毛澤東後來總結歷史經驗的時候，強調要運用好統一戰線的法寶。這是一個寶貴的經驗。這方面，陝甘邊有自己的特點，有自己的經驗，這對於陝甘邊根據地的發展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中國共產黨到今年執政60年，這個60年是指掌握全國政權的60年。但其實並不止60年，因為在1949年之前，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就已經在很多地區局部執政了。甚至當年中央蘇區建立的政權，就叫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至少是名義上的全國性政權，雖然實際上當時不可能真正在全國執政。這樣一種歷史現象，是與獨特的中國革命道路聯繫在一起的。黨堅持把馬九*九*藏*書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從中國的國情出發，探索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經過千辛萬苦，這條道路走出來了，並且取得了成就，獲得了勝利。這個道路的一個重要構件、元素或重要組成部分，就是建立局部的紅色政權。黨不僅需要開展武裝鬥爭，建立自己的人民武裝，也需要有自己的根據地。創建根據地的過程就是創建紅色政權的過程，也是黨開始執政的過程。這樣一些局部執政的政權，雖然時間比較短，但積累的經驗非常寶貴，為黨掌握全國政權之後更好地全面執政打下了重要基礎。陝甘邊根據地和當時全國其他十多個革命根據地以及後來的抗日民主根據地、解放戰爭時期的解放區一樣，都在這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因此，我們要充分肯定陝甘邊根據地的歷史地位和作用，認真總結我們黨創建紅色政權並局部執政的歷史經驗。圍繞這個主要之點，我想說下面幾層意思：

這次研討會很有意義。一是有利於推進對陝甘邊根據地本身的研究；二是有利於推進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的研究；三是有利於發揚革命傳統，促進黨的建設和黨的事業的發展；四是有利於充分利用紅色資源，促進老區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

第五，在陝甘邊和陝北根據地基礎上形成的陝甘寧邊區，作為黨中央13年的駐在地，為奪取中國革命的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在陝甘邊和陝北根據地的基礎之上，進一步形成了整個陝甘寧邊區。黨中央的駐地是延安，但整個戰略依託點是陝甘寧邊區，黨中央在陝甘寧邊區前後一共堅持了13年。在這13年中，培養幹部、組織群眾、提高素質、積蓄力量。在這塊土地上，總覽全國，面向世界，運籌帷幄，指導中國革命的整個進程，克服困難，由弱轉強，最終走向了全面勝利。從這樣的意義上來說，延安的作用是歷史性的，擴而大之，陝甘寧邊區的作用也是歷史性的，其中，當然也包括陝甘邊地區的作用。

這些經驗很豐富，很有特點。可以從不同角度加以概括。我覺得，有這麼幾條很需要特別注意：

如何用科學的態度研究陝甘邊根據地？總的來說要實事求是。具體來說，陝甘邊根據地、西北根據地以及後來的西北局，有些歷史情況比較複雜。當年對一些問題就有不同看法和分歧，後人在研究的時候，也有一些不同看法。這種情況，在某種程度上影響甚至妨礙了對陝甘邊、西北根據地的研究。對這些問題，我覺得要注意幾點：

第二層意思，陝甘邊根據地的建設，提供了開展革命鬥爭和在局部地區執政的寶貴經驗。

關於中央局問題，我在有關會議上，已經要求全國各省黨史研究室注意加強對中央局的研究。對中央局的研究，目前在黨史研究中還是一個薄弱環節。各個中央局，都曾經對組織、領導各個區域的革命、建設起到重大的作用。但是，我們的黨史著作很少提到中央局。各個省比較注意的是本省黨組織的歷史，但對於跨省的中央局怎麼研究，還沒有正式啟動起來。所以我已經提出了這方面的要求，作了初步的布置，當然還要進一步落實。西北局也是一個重要的局，黨史工作者也要適當加以九_九_藏_書關注。當然，在對這些問題進行研究時，都一定要從政治上堅持正確方向，把握好分寸，掌握好尺度，注意維護大局，服從大局。

第三，陝甘邊根據地作為八路軍挺進抗日的出發點，為推動實現國共合作，實施抗日武裝的戰略展開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也就是出發點的問題。到達陝北，還不是黨和革命隊伍的最終目的。到了陝北，到了陝甘寧，我們整合力量，目的是為了進一步承擔起抗日救國的使命，進一步擴大我們的力量，包括我們的根據地。所以，從這樣一個落腳點出發，進一步向東、向南，向其他地方實施戰略展開。對此，陝甘邊根據地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基地。當時的八路軍經過整編之後，紛紛開赴抗日前線，創建了更多的新的根據地。這裏還需要提到一個國共合作問題。面對國家危亡的緊迫形勢，全體中華兒女都應該團結起來，實行堅決的抗戰。在這樣的環境之下如何實現國共的第二次合作，就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或者說任務。而當時國共兩方的軍隊，首先在陝甘邊、陝甘寧地區進行了溝通，開始了某種程度的合作，從而促成了西安事變的發生和和平解決。所以，在推進國共兩黨合作抗日方面，陝甘邊根據地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第二，堅持以大局為重，加強團結合作，妥善處理黨內的不同意見乃至分歧。這方面，有經驗也有教訓。當年曾經有一個（時期），黨內「左」傾教條主義錯誤佔據了統治地位。這個錯誤也影響到陝甘邊根據地，甚至造成了嚴重後果。很自然的，黨內就會發生一些矛盾、分歧，「左」傾錯誤執行者用錯誤的方式對待這種分歧，造成了嚴重的危害和巨大的損失，這是很令人痛心的。但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到，陝甘邊根據地的領導者們，總體上都能夠以革命大局為重。特別是劉志丹、習仲勛同志在蒙受委屈、受到傷害的時候，革命的意志從來不動搖，而且，能夠以大局為重，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忍辱負重，維護黨和革命隊伍的團結，堅持革命鬥爭。對於根據地的建設和發展，在某些具體政策和措施上，當然可能有不同意見。因為不是搞本本主義，不是照抄書本，是探索，就會有不同意見、不同理解。但他們都能以大局為重。陝甘邊根據地在這方面的經驗是比較突出的，值得我們研究。

第一層意思，充分肯定陝甘邊根據地的地位和作用。

第一，堅持從實際出發，採用最適當的鬥爭形式和戰略策略，反對脫離實際的教條主義。我們黨強調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走自己的道路。這個道路，在不同的地區也有不同的特點。陝甘邊根據地與南方的一些根據地相比，有一些不同之處。比如說環境條件比較艱苦。當時黨的革命重心、戰略重心在南方，所以，大部分領導幹部被派往南方。但是，北方的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馬文瑞等同志能夠堅強地承擔起歷史重任，注意從北方地區，從當地的實際出發，採用最合適的形式開展革命鬥爭。總的是要學毛澤東，走井岡山道路，但具體又有很多不同的形式。譬如組織開展了好多次兵變；在根據地的布局方面也有一些重要的特點；特別是很注意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當時南方在這方面還恰恰出了不少問題。陝甘邊地reaｄ.9９csw•com區堅持從自己的實際出發，反對脫離實際的教條主義，所以在南方遇到失敗的時候還能有很大發展。這是難能可貴的。

第三，我們研究歷史，不是當法官，不可能對所有的歷史問題都作一個判決。很多地區都有一些歷史問題比較複雜，因而都有一些不同看法。這本書、這一章、這一節、這個事如何來寫？都來找我，希望我給一個答覆，給一個說法，這樣他們就好寫了。能夠搞清楚的，當然要盡量搞清楚。但是我經常說，寫歷史不是當法官，不可能對所有的歷史問題都作一個判決。有些事情，到底誰是誰非，連當事人自己都搞不清楚。後人也許能搞清楚，因為沒有了利害關係。但也可能更搞不清楚，因為不了解歷史真實。所以，我們可能要改變多年來寫歷史書的做法。不要把我們自己當成法官，把寫歷史書當做寫判決書，指望對所有的事情都要說清楚，一定要分一個是非，下一個永久性的、政治性的、絕對性的結論。這幾乎是不可能的。處理這類問題，就要改變傳統的思維模式。在國外學校里，老師往往是給學生提供材料，讓學生自己去研究，然後得出自己的結論，教師並不一定給你下結論，很多東西並沒有標準答案。而我們往往習慣於找一個標準答案，沒有標準答案就不行。但是事實上，很多探索，無論是自然科學的探索還是對人類社會的探索，都很難有一個絕對的標準答案。所以，我們寫歷史，有時不妨把具體事實擺出來，放在那兒，甚至把不同看法、不同觀點都擺出來，但是不一定非給他下個結論不可。如果對這段歷史有不同觀點，就把兩種觀點都寫上，介紹一種觀點認為怎麼樣，另一種觀點認為怎麼樣，放在那兒，讓後人繼續去研究，這樣歷史就好寫了。在這方面，我們的思路可以更開闊一點，思想可以更解放一點，處理問題的辦法可以更靈活一點。

第四，對不同人物的歷史命運要歷史地看待。那麼多根據地的歷史、那麼多當年的人物，連同後來的發展變化過程，確實是豐富多樣的。前不久在上海一大會址紀念館開了一個紀念袁振英的研討會。說起袁振英，不要說幹部群眾，就連95％以上的黨史專家，也不一定知道袁振英是何許人也。他是一個特殊的人物，是當年上海早期黨組織的重要成員，參加過黨的創建工作，在陳獨秀與共產國際代表之問溝通聯絡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建黨后，他又出國留學去了，脫黨了。他在歷史上有很多特殊的貢獻，但「文化大革命」期間也坐過牢。他被國民黨政府逮捕過，但也曾經是蔣介石的座上賓。對這樣一個人物怎麼看？當時我就講了一個道理：我們黨的歷史，是一幅五彩斑斕的畫卷。在這幅恢弘的畫卷上，既有大事件，也有小事件；既有大人物，也有小人物，或者時大時小、不大不小的人物；既有正面人物，也有反面人物，或者很難界定正面還是反面的人物；既有貫穿始終的人物，也有在某一時段參与其中、發揮了作用的人物。我們的歷史，當然要堅持主旋律、主色調，但也不能簡單地只寫那些大人物、正面人物，不寫反面人物、小人物，那樣來寫歷史，肯定是不完整的。所以，對歷史上曾經作出過貢獻的人物，或者說後來有各種各樣變化的人物，都要九九藏書客觀地研究他。該肯定的肯定，該否定的否定，不要簡單地用整齊劃一的，非此即彼、不是白就是黑的模式來對待他。對不同人物的歷史命運，要歷史地看待。要尊重歷史，客觀反映歷史，而不要抹殺歷史，隨意改變歷史。該肯定的就肯定，該否定的就否定，不要把人物臉譜化。

第四，堅持革命為民、執政為民，始終保持黨和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繫。執政為民是我們現在的語言。當時根據地的紅色政權，其宗旨、原則實際上都體現了執政為民。除執政為民，還有革命為民。共產黨鬧革命為了誰？為了人民。所以陝甘邊的各級幹部，始終保持良好的作風，保持著黨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美國友人李敦白曾經在中國待了很多年，他跟習仲勛同志見過面。他回憶說，他當年在陝甘邊的時候，跟習仲勛在一塊兒，走到哪兒老百姓都會親熱地喊「仲勛啊」，親密無間。習仲勛也很熟悉這些老百姓家中的情況。這點給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說明中國共產黨的幹部與老百姓保持著密切的聯繫。我們的力量在哪裡？當然就在群眾基礎當中。這種執政為民、革命為民的宗旨、精神、作風，是非常寶貴的。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黨要始終立於不敗之地，就要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堅持執政為民、立黨為公，為人民群眾辦實事、辦好事、解決難事。這樣一種精神，是非常需要我們堅持、研究和弘揚的。

第二，陝甘邊根據地作為黨中央和各路紅軍長征的落腳點，為革命隊伍休養生息、整合力量，實現新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這就是我們常說的落腳點問題。紅軍實行戰略轉移，客觀原因是由於犯了「左」傾錯誤，丟失了根據地，被迫實行戰略轉移。但轉移到哪個地方去、具體落腳到什麼地方呢？這有一個研究和決策的過程，是隨著對戰略格局和敵我形勢的分析而逐步確定的。總的目標是向北方，便於走到抗日最前線，承擔起抗日救國的歷史使命，也便於保存力量。共產國際當時也希望我們到北方打通國際通道。雖然也曾經考慮過建立川陝根據地，但到北方是一個大方向。具體怎麼落腳？走到哪裡？這取決於很多情況。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之下，中央得知了北方的陝甘根據地保存得比較好，基礎比較好，所以自然而然地選擇了這樣一個落腳點。客觀上來說，陝甘邊根據地、陝北根據地等等，在當時來說，確實打了一個重要的基礎。雖然也有曲折，有危險，有不足，但總體上來說，在當時那樣的戰略形勢之下，有這樣一塊根據地是非常寶貴的。所以，各路紅軍尤其是中央紅軍到達了這裏，在這裏休養生息、整合力量、編製隊伍，為新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某種程度上，由於找到了這樣一個落腳點，我們的革命力量走出了最低谷。由於反「圍剿」的失敗，革命從盛轉衰；但是有了這個落腳點之後，就進一步開始了以遵義會議為標誌的由衰向盛的進程。

（本文為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傑2009年9月20日在「陝甘邊根據地與中國革命」學術研討會上的講話摘要）

這次會議取得了很大成果，但對陝甘邊根據地的研究並沒有結束。https://read.99csw.com今後還可以繼續召開類似的會議，把對陝甘邊根據地的研究推向深入。第一，希望全國有關的黨史研究室和有興趣的黨史工作者，繼續關注這一課題。有關的黨史研究室，可以做一點兒適當的組織工作。像甘肅、寧夏、陝西以及西北的其他一些地區，以及西北以外相關地區的黨史部門，可以把這樣的課題適當地放在自己的工作日程上，注意加強這方面的研究。第二，要注意搶救搜集有關的歷史資料。過去由於種種客觀的、主觀的原因，對當時的很多歷史資料，保存得可能不太好，流失的可能比較多，加上當年的老同志相繼過世，很多歷史情況可能永遠也搞不清楚了，這是很遺憾的。但是無論如何，既然我們推動開展這項工作，就要注意資料問題。要盡量地、千方百計地搜集、挖掘可能找到的任何資料，妥善地加以保存。包括領導幹部家裡保存、老同志親屬保存的，當事人口述的，當事人後來回憶的，都要注意搜集。革命遺址也要妥善地加以保護。第三，要進一步深化研究，提高研究水平。對歷史經驗的研究，對歷史人物的研究，對執政問題的研究，都可以進一步展開和深化。不僅對陝甘邊根據地的研究可以繼續，而且對整個西北根據地的研究，對西北局的研究，包括對新中國成立后的西北局的研究，都可以適當開展。這些歷史都比較複雜，但是複雜不等於不要保存、不要研究。複雜的歷史至少也需要客觀地加以記錄。在改革開放發展到今天，我們黨的認識水平和執政能力都有很大提高的情況下，適當開展這方面的研究是可以考慮的。

第一，陝甘邊根據地作為當年碩果僅存的根據地，對中國革命的重心北移並構建新的戰略布局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由於種種原因，中國革命的區域性特點是非常明顯的。20世紀30年代中期之前，主要的重心在南方。革命力量、根據地多數集中在南方。當然，北方在黨的領導和組織之下，也發展了很多力量，逐步建立了一些根據地。陝甘邊根據地就是在北方建立的為數不多的根據地之一。但它的作用又並不僅僅局限在北方，而是在於30年代中期，當黨在南方遇到重大挫折的時候，在我們面臨抗日救國重大歷史任務的時候，在黨和紅軍隊伍實行戰略轉移的時候，陝甘邊根據地發揮了非常重要和特殊的作用，從而使黨在客觀、主觀因素的作用之下，把戰略重心轉移到了北方，進入到抗日的最前線，據此謀划和布局了整個新的戰略格局。

第一，要看到這些不同意見，總體上都是革命隊伍內部的問題，是革命隊伍內部的分歧，是總的探索過程中的不同看法。中國革命和建設沒有一條現成的道路可走，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探索。既然是探索，誰能保證每一個人的想法、抉擇都百分之百正確？誰能保證所有人的看法都百分之百的一致？可能嗎？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要看得太玄乎，不要看得太嚴重。總的來說都是探索過程中一些不同的看法而已。針對這些不同的看法，像當年「左」傾錯誤那樣用極端的方式來解決這種問題，當然是錯誤的。如果把內部的分歧置於大局之上也是不合適的。總的來說，要維護大局、服從大局，大家要從政治上著眼，堅持團結合作。要從這樣的基點和視角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