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27年冬起，中共陝西省委遵照黨的八七會議精神，組織領導了一系列武裝起義；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大屠殺及其反動統治。1927年10月12日，唐澍、李象九、謝子長等領導發動了清澗起義。1928年5月1日發動渭華起義；5月7日發動旬邑起義；5月9日發動淳化起義；還有共產黨員王泰吉等組織領導的麟游起義，三原、涇陽、禮泉圍攻縣城鬥爭，澄城農民驅逐反駐軍的鬥爭，永壽農民圍攻縣城鬥爭。這些鬥爭雖然最後都失敗了，卻動員和鼓舞了人民群眾同反動派鬥爭，打擊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囂張氣焰，積累了革命的經驗教訓，培養和鍛煉了一批革命骨幹。這也為以後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建立奠定了深厚的政治和組織、群眾基礎。

6．《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3．習仲勛：《深切懷念王泰吉同志》，1984年3月3日《人民日報》。

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從無到有，從小到大，注意學習和借鑒了其他革命根據地的經驗和教訓，也注意結合當地的特點。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沒有合法鬥爭的條件與可能，武裝鬥爭是適合中國革命特點的寶貴經驗。渭北蘇區是陝甘地區建立的第一個蘇區。渭北的武字區、心字區，從大革命時期起就一直沒有停止過武裝鬥爭。渭北蘇區的開闢，為紅二十六軍的創建，為以照金和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創建和發展，提供了條件，培養了幹部，輸送了力量。渭北蘇區的鬥爭有深遠的歷史意義，為革命鬥爭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和教訓。渭北群眾的領袖黃子文，是開創這塊革命根據地的領導者之一。習仲勛後來回憶說：黃子文入黨早，經驗豐富，看問題全面而且很有見解。從1928年起，他就在渭北開始搞武裝鬥爭，1932年成立的原富耀革命委員會，就是黃子文領導的。黃子文、黃子祥兄弟在渭北很有影響，全家為革命犧牲了好幾個人。從習仲勛的回憶，可見黃子文領導武裝鬥爭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張秀山也曾被派到渭北游擊隊工作。渭北開展的革命武裝鬥爭，對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創建產生了重要影響。

9．習仲勛：《紅日照亮了陝甘高原——回憶毛主席在陝甘寧邊區的偉大革命實踐》，1978年12月20日《人民日報》。

以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革命根據地，是根據地的鼎盛時期。照金蘇區被敵人佔領后，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中心轉移到了華池的南梁。1934年春，劉志丹率領紅四十二師在南梁一帶發動群眾，打土豪、分田地，組織革命武裝，鎮壓反動勢力，建立鄉村政權，形成群眾革命鬥爭高潮。2月25日，紅四十二師黨委在南梁小河溝四合台村召開群眾大會，重建了以習仲勛為主席的陝甘邊區革命委員會。5月，恢復邊區特委，劉志丹與西北革命根據地研究同時成立了邊區革命軍事委員會。11月初，陝甘邊區工農兵代表大會在南梁荔園堡召開。大會根據中華蘇維埃選舉法，選舉產生了陝甘區蘇維埃政府。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設勞動、土地、財政、糧食、文化等委員會，機關駐寨子灣，機關刊物為《紅色西北》，下轄陝甘邊南區革命委員會和赤安、華池、慶北等縣蘇維埃政府。至1935年2月，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先後建立了陝甘邊南區和12個縣級蘇維埃政權，在根據地的政權建設、統一戰線、土地革命、經濟建設、教育文化、幹部教育等方面，做了許多工作。所以，陝甘邊區革命委員會在南梁再次成立，是以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革命根據地正式形成的標誌。

1934年秋，陝甘邊、陝北根據地在各自粉碎國民黨軍的第一次軍事「圍剿」之後，紅色|區域都不斷擴大。陝甘邊的游擊戰爭向東推進，陝北游擊戰爭向南發展，兩塊根據地僅百里之隔，且日趨靠近。革命形勢的迅猛發展，引起國民黨當局的極大驚慌，糾集了陝甘寧晉四省軍閥部隊約五六萬人，向陝甘邊、陝北根據地發動第二次「圍剿」。嚴峻的鬥爭態勢，迫切要求兩個特委實現統一領導，迫切需要兩支紅軍緊密配合、共同作戰。

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創立是一個非常艱苦和複雜的過程。以寺村塬為中心的陝甘邊革命根據地是根據地的初創時期。1931年9月，劉志丹在合水縣平定川倒水灣，恢復建立了南梁游擊隊共300餘人，劉志丹任總指揮。同月，中共山西特委領導的晉西遊擊隊西渡黃河到陝北，后改稱陝北游擊隊。10月下旬，兩支游擊隊在林錦廟、東華池一帶會合。1932年1月改編為西北反帝同盟軍。2月12日又在甘肅正寧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推動了西北地區革命武裝爭的發展。游擊隊在正寧南原的寺村塬一帶活動，組織農民群眾開展抗糧抗捐鬥爭，宣傳共產黨和紅軍的鬥爭綱領。4月，在寺村塬成立了陝甘邊區革命委員會。以後，紅軍陝甘游擊隊在陝甘邊界廣泛開展游擊戰爭。寺村塬也成為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重要歷史見證。

17．《華池縣誌》編纂委員會：《華池縣誌》，甘肅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在甘肅省地圖冊上，可以看到南梁位於華池縣境內荔園堡川。南梁既是一個鄉鎮，也是一個比較大的地域概念。從南梁地區的概念來說，它位於陝甘交界的橋山山脈中段的隴東境內，周圍溝壑縱橫，森林茂密，迴旋餘地大，方圓幾百里的廣大地區都便於紅軍的游擊活動。同時，南梁地區的群眾有著強烈的革命願望，使根據地的建立有著良好的群眾基礎。再次，南梁還是國民黨反動派統治的薄弱地區，當時隴東的地方軍閥和陝西的地方軍閥矛盾重重，南梁一帶敵人兵力空虛，正是建立革命根據地的理想之地。而且，這裏還受到過革命的影響。1928九九藏書年初，清澗起義的余部曾在這裏進行過革命宣傳；1930年至1931年間，南梁游擊隊和陝北游擊隊曾在這裏活動；1932年冬紅軍陝甘游擊隊也在這裏休整過。所以，以南梁為中心、東西約200公里、南北約150公里的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得以建立。

以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創建，反映了共產黨人不屈不撓、英勇頑強的理想和信念，堅定不移地貫徹黨的武裝鬥爭、土地革命和建立根據地的方針，並不因革命遭受的挫折和個別叛徒的投降和出賣而泄氣。當時的許多共產黨員都是參加革命不久的熱血青年，對於錯綜複雜的革命鬥爭缺乏經驗，但是，他們對黨和人民的忠誠，對革命理想信念的執著，堅定不移地開展革命武裝鬥爭的精神難能可貴。與此同時，中共中央對陝甘邊革命根據地也非常關心和重視，不斷發出指示，部署安排工作。雖然其中也包括一些不正確的、受到「左」傾影響的指示，但也從一個角度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堅定不移探索中國革命道路，逐漸積累起革命的經驗，領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堅實步伐。

3．《關於西北紅軍戰爭歷史中的幾個問題》，《黨史通訊》1986年第8期。

（2）以照金為中心的陝甘邊革命根據地時期（1932年9月一1933年10月）

1935年1月，陝甘邊區特委派劉志丹、惠子俊等率紅二十六軍第四十二師第二團北上，到達陝北根據地的赤源縣水晶溝，劉志丹、謝子長就成立西北黨和軍隊的統一領導機構，以及第二次反「圍剿」作戰方針等問題，進行磋商，取得完全一致意見。2月，中共陝甘邊區特委和陝北特委在赤源縣周家峻（今屬子長縣）召開聯席會議，決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和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陝甘邊區特委保留。陝甘邊區特委和原陝北特委所屬各縣（工）委均由西北工委領導。西北工委歸中央駐北方代表孔原領導，1935年6月後改歸中共中央北方局領導。在西北工委和西北軍委指揮下，紅二十六軍和紅二十七軍並肩戰鬥，於1935年夏相繼解放延川、保安、靖邊等六座縣城，使陝甘邊和陝北兩塊根據地連成一片，后稱西北革命根據地。

7．《習仲勛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

在探索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民主革命的道路中，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堅持把工作重點放在農村，在農村開展游擊戰爭，深入進行土地革命，建立和發展紅色政權，和毛澤東後來概括總結的中國民主革命的正確道路是完全一致的。1928年中共六大提出的實行土地革命、建立工農民主政權的中心任務，也在根據地的創立和建設中得到貫徹和落實。雖然根據地建設中受到「左」傾錯誤的干擾，特別是1935年的錯誤「肅反」事件幾乎使根據地毀於一旦，但因為黨中央和中央紅軍的及時趕到，西北革命根據地得到挽救。在中國革命處於十分困難的條件下，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及西北革命根據地為黨和紅軍提供了落腳點，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開赴前線抗日提供了出發地，並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作出新的貢獻。這是對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所作出的巨大而獨特的貢獻。

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始終高舉著革命和武裝鬥爭的旗幟，實行中國共產黨領導民主革命的綱領和路線方針政策。中國共產黨確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在大革命失敗后就是組織發動群眾開展武裝鬥爭、土地革命和建立根據地。1933年7月，由於杜衡等人被捕叛變，中共陝西省委遭到國民黨特務的嚴重破壞，陝甘邊區特委與上級中斷了聯繫。在這樣困難的情況下，中共陝甘邊特委和陝甘游擊隊總指揮部於8月中旬在耀縣陳家坡舉行聯席會議，重點討論成立新的紅軍主力、恢復紅二十六軍的問題，習仲勛、秦武山擔任會議執行主席，主持會議。習仲勛力主把幾路游擊隊武裝統一起來，以避免被各個擊破。會議討論后決定：成立陝甘邊區紅軍臨時總指揮部；同時制定了不打大仗打小仗，積小勝為大勝，集中兵力，廣泛開展游擊戰爭，深人開展群眾工作的戰略方針。陳家坡會議為日後紅二十六軍的重建、西北紅軍主力的重建與軍事鬥爭形勢的改變、鞏固發展根據地，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陳家坡會議上，陝甘邊特委、革命委員會的領導顧全大局，推舉剛恢復黨籍的王泰吉擔任陝甘邊區紅軍臨時總指揮部總指揮，劉志丹從秦嶺山返回后擔任參謀長。總指揮部領導幾支紅軍游擊隊轉入外線作戰，連獲勝利。

在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留下了許多的革命文物和遺址、遺迹，成為今天進行黨的光輝歷史和革命傳統教育的生動教材。陝甘邊革命根據地，不僅發生了許多重要的歷史事件，也留下了許多重要歷史人物的足跡。如毛澤東、鄧小平、周恩來、彭德懷、劉伯承、李富春以及著名「四八」烈士之一王若飛等，都在這片土地上戰鬥過，留下了他們的精神風貌和人格風範。革命前輩在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艱苦奮鬥精神，一往無前的革命氣概，對黨和人民的無限忠誠，已經永載史冊，成為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誕生於陝甘邊隴東老區的《綉金匾》、《咱們領袖毛澤東》、《軍民大生產》三首民歌，不僅在當時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也成為不朽的紅色經典，在中國革命音樂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15．張秀山：《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版。

陝甘邊革命根據地，是以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黨的領導和人九_九_藏_書民群眾的支持下，經過幾年的浴血奮戰，在艱苦的鬥爭中創建的一塊十分重要的革命根據地。這個根據地的基本歷史定位是：

（3）以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根據地時期（1934年2月一1935年2月）

5．中共甘肅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甘肅黨史》，2009年送審本。

1927年4月、7月，蔣介石、汪精衛先後發動反革命政變后，陝西反動當局也大力清黨反共，解散革命團體，鎮壓群眾運動，西安面臨一片恐怖。為了適應突然變化的形勢，中共陝甘區執委決定緊急通知各級黨組織儘快由半公開活動轉入完全秘密狀態，重要幹部秘密離開西安。7月，中共陝甘區執委撤銷，組建中共陝西省委。

時間——始於20世紀30年代。

11．習仲勛：《難忘的教誨——紀念劉志丹同志九十誕辰》，1993年10月24日《人民日報》。

包家寨會議后，陝甘邊區特委書記秦武山赴西安尋找省委恢復關係未果，其他委員分散在黨政軍組織中活動，紅四十二師黨委代行陝甘邊區特委職權。1934年5月，紅四十二師黨委在南梁寨子灣召開會議，健全了陝甘邊區特委，張秀山任書記。同時成立陝甘邊革命軍事委員會。在陝甘邊區特委和紅四十二師黨委的領導下，1934年夏，陝甘邊革命鬥爭形勢得到有利的發展，紅四十二師和陝甘游擊隊粉碎了國民黨軍的第一次「圍剿」，基本形成以南梁為中心，縱橫三四百里的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特委還創辦了機關刊物《布爾什維克生活》。

2．中共陝西省委黨史研究室：《西北革命根據地》，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版。

地位——在黨組織的領導下，發動廣大群眾，開展土地革命，創建地方工農紅軍，建立起土地革命戰爭後期全國「碩果僅存」的革命根據地，為黨中央和紅軍長征提供了落腳地，是八路軍挺進前線抗戰的出發地，全國各解放區的指揮地，解放大西北的戰略基地。總之，這塊根據地在中國革命歷史上佔有獨特而極為重要的位置。

4．齊心：《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創立和發展》，陝西社會科學院1982年印行。

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創始人之一劉志丹，十分重視革命經驗教訓的總結。他深刻地總結大革命失敗后在陝甘地區參与和領導多次兵變失敗的教訓，「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軍事運動沒有同農民運動結合起來，沒有建立起革命根據地。如果我們像毛澤東同志那樣，以井岡山為依託，搞武裝割據，建立根據地，逐步發展擴大游擊區，即使嚴重局面到來，我們也有站腳的地方和迴旋的餘地。現在最根本的一條，是要有根據地」。劉志丹1932年7月間的這番話，充分表明他是把井岡山作為學習的榜樣。

1928年3月，中共中央通過《陝西工作決議案》，提出實行工農武裝暴動，建立蘇維埃政權，是革命發展的前途。同年下半年，中共陝西省委派劉志丹、謝子長等返回陝北，參加陝北特委領導工作。劉志丹、謝子長后被陝北特委派到陝西、甘肅兩省交界一帶開展兵運工作，實際上就是打人國民黨部隊，培植革命力量。1929年5月，劉志丹回到家鄉保安縣，在當地黨組織的配合下，當上了縣民團團總，他利用這一職務選派一批黨、團員進人民團，將保安縣民團改造成為革命武裝。1930年1月，劉志丹赴南梁一帶進行社會調查，深入了解哥老會和民間武裝情況。以後，又和謝子長一起打人寧夏騎兵第四師蘇雨生部、甘肅慶陽軍閥譚世霖部開展兵運工作。1930年10月，劉志丹等在地處陝甘交界的太白鎮發動起義，建立起一支100餘人的游擊隊，后又被稱為南梁游擊隊。其後，部隊遭到敵人襲擊，劉志丹又和地方軍閥談判，使隊伍得到休整和補充。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部隊中開展的兵運工作，為舉行武裝起義，建立革命武裝，開闢革命根據地奠定了基礎。

在陝甘邊根據地的創建過程中，劉志丹等共產黨人既學習其他根據地的經驗，也注意陝甘邊的特點。如強調軍事運動與農民運動的緊密結合，就考慮到陝甘邊的特點。正是有了這種善於學習和吸取別人的經驗教訓，又緊密結合當地實際、不斷開拓進取的精神，陝甘邊根據地才能克服多次挫折，克服黨內「左」傾教條主義錯誤領導的影響，最終建立起來。

1．中共陝西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甘肅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資料叢書·陝甘邊革命根據地》，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年版。

1935年9月，中共鄂豫陝省委率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五軍長徵到達西北根據地。西北工委和鄂豫陝省委合併為中共陝甘晉省委員會，改組西北軍委。陝甘晉省委歸中央北方局領導。這一時期，由於實行「左」傾冒險主義，發生了陝甘錯誤的「肅反」事件，大批紅軍幹部和機關幹部被錯捕錯殺，嚴重地削弱了根據地的革命力量。加上國民黨軍隊的重兵「圍剿」尚未粉碎，西北根據地陷入嚴重的政治、軍事危機。

在陝甘邊革命鬥爭艱難開展的同時，陝北革命根據地也得以創建。1928年4月，中共陝西省委領導的陝北特別區委員會在綏德西川苗家坪南豐寨（今屬子洲縣）成立。1930年10月改屬中共中央北方局領導，12ｒeａd•9９csw•com月劃歸中共河北省委領導。1933年3月，中共上海臨時中央局派孔原到天津主持北方地區工作。中共陝北臨時特別委員會歸其領導，馬明方代理特委書記。在1933年3月至1935年2月期間，中共陝北特別區委設有同級的陝北省蘇維埃政府及先後組建的陝北游擊隊總指揮部，陝北紅軍第一、第二、第三團，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七軍第八十四師，以及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陝北特別區委員會，其下領導陝北12個縣的黨政軍群組織。1933年12月，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派謝子長、郭洪濤回陝北工作，謝子長任北方代表派駐西北軍事特派員。這一時期，陝北地區黨的組織逐步恢復和發展。在中共陝北特委領導下，1934年陝北地區的武裝鬥爭全面開展，農民群眾抗糧、抗稅、抗租、抗債、抗捐鬥爭不斷高漲，鄉村貧農會、赤衛隊普遍成立。特別是在粉碎了國民黨軍的第一次軍事「圍剿」之後，安定、綏清、綏米、佳吳邊等幾塊根據地（除神府以外）連成一片，形成縱橫幾百里的陝北根據地。截至1934年底，陝北特委下屬府谷、神木、佳縣、橫山、米東、吳堡、綏德、綏清、清澗、安定、赤源、延川12個縣委。

1933年3月8日，中共陝甘邊區特委在照金成立。3月中旬，成立陝甘邊區游擊隊總指揮部。4月5日，陝甘邊區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在耀縣照金土兒梁（坪）召開，陝甘邊區革命委員會宣告成立。僱農周冬至被選為主席，習仲勛被選為副主席兼黨團書記。革命委員會下設土地、肅反、糧食、經濟等委員會，還頒布了各種法令。駐地薛家寨。基本上形成了以照金為中心，橫跨耀縣、淳化、旬邑等縣邊界的陝甘邊根據地，先後建立了一批區、鄉、村革命委員會。根據地面積達到2000平方公里，陝甘邊區特委歸中共陝西省委領導。1933年7月，中共陝西省委被國民黨當局破壞，陝甘邊區特委在與省委聯繫中斷的情況下，獨立領導了創建陝甘邊根據地的鬥爭。8月在照金陳家坡召開的中共陝甘特委擴大會議上，決定把紅四團、耀縣游擊隊和西北民眾抗日義勇軍組成陝甘邊區紅軍臨時總指揮部。會議還制定了集中主力紅軍深入陝甘邊地區打擊消滅敵人，積小勝為大勝的方針，並派人整頓省委組織。這些決定在當時對軍事鬥爭和黨的建設都具有積極意義。10月，薛家寨失守后，照金蘇區被敵人佔領，邊區主要領導成員轉移到南梁地區開展活動。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在以照金為中心期間，注意發動群眾，爭取廣大農民群眾的支持，在建立革命政權，建設根據地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績，為以後的根據地建設積累了經驗。

16．《郭洪濤回憶錄》，中央黨史出版社2004年版。

正如習仲勛所總結：陝甘邊的鬥爭史，是統一戰線的又鬥爭又聯合的歷史。陝甘邊黨組織和紅軍對於同國民黨政權有矛盾的地方武裝，總是努力爭取。凡同情、傾向革命的都熱忱相待，一些哥老會頭目、民團團總、保安團、紅槍會，經過團結爭取，他們都為革命做過許多好事。即使是對於某些土匪，也盡量改造，將他們改造成為紅軍游擊隊。如慶陽楊培勝領導的游擊隊，開始是有土匪成分的，後來經過長期改造把土匪成分洗刷了，吸收一些新的農民成分，就成為紅軍游擊隊。黃龍山的「山大王」郭寶珊，經過劉志丹等人多方面的耐心細緻工作，終於把他引上革命道路，從紅軍時代直到解放戰爭時期，郭寶珊立了許多戰功。

10．習仲勛：《群眾領袖民族英雄——回憶劉志丹同志》，1979年10月16日《人民日報》。

渭北游擊隊和渭北群眾的革命鬥爭，是在中共渭北地區黨組織領導下，以渭北蘇區的創建為依託開展起來的。1931年5月，三原縣中共武字區委恢復后，在各村建立赤衛隊的基礎上，組建了區游擊大隊，領導群眾進行抗糧抗稅鬥爭。1932年7月恢復中共三原縣委，8月成立了渭北游擊隊，9月成立了渭北革命委員會，10月成立了中共渭北特委，在三原、富平、耀縣、淳化、涇陽五縣交界的廣大地區，發動農民群眾建立農會和地方武裝，打土豪分糧食，摧毀地主豪紳、國民黨反動統治，基本形成了以三原的武字區、心字區為中心的渭北蘇區。渭北蘇區東西橫30公里，南北縱25公里，總面積約750平方公里，人口4萬多。從1932年11月起，渭北蘇區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多次「圍剿」，許多黨、團員和革命群眾犧牲。12月，中共陝北省委決定撤銷渭北地委，成立三原中心縣委，領導渭北蘇區的恢復工作，並領導渭北游擊隊配合紅二十六軍在照金等地作戰。在敵人三面「圍剿」之下，1933年3月，渭北蘇區失陷。由渭北游擊隊第一大隊改編的紅二十六軍第四團也被迫撤離三原武、心兩區，北上轉移到照金。

14．《習仲勛傳》編委會：《習仲勛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

我們要永遠牢記歷史，不忘過去，珍愛和平，嚮往未來，繼承發揚黨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真正做到執政為民，把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繼續推向前進。

（1）以寺村塬為中心的陝甘邊革命根據地時期（1932年2月一9月）

習仲勛後來專門總結說：從渭北蘇區長期的鬥爭中，可以看出在敵人統治的中心地區是不能建立根據地的。渭北蘇區在平原上，四面都受敵人包圍，對敵鬥爭要採取靈活的進攻政策，保守一隅是要失敗的。而當時的「左」傾機會主義者迷信城市中心論，從奪取西安、三原等中心城市出發，反對所謂「上山逃跑主義」，在根據地內不顧實際情況強令分配土地，一再反對蘇區同志的所謂「富家路線」、「右傾機會主義」。這種「左」傾機會主義的路線，實際證明是失敗的路線。

19ｒeａd.9９cｓｗ.cｏm35年10月以後，各路主力紅軍陸續長徵到達陝北。因為有西北革命根據地的存在，根據地黨組織和人民群眾的熱情迎接，黨和紅軍有了落腳點。黨中央和中央紅軍在西北地區安營紮寨，養精蓄銳，恢復了元氣。隨著紅軍西征的迅速推進，到1936年下半年，根據地擴大到陝甘寧三省交界一帶，形成陝甘寧革命根據地。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直接領導下，西北革命根據地也得到了鞏固、擴大和發展。

在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及以後的西北革命根據地中工作，以後擔任黨和國家領導人特別是成為各條戰線試的領導人的比比皆是。除了劉志丹、謝子長英年早逝，許多人以後都成為黨政軍的高級幹部或黨和國家領導人。1945年在延安召開中共七大時，陝甘寧邊區代表團的144名代表中，就有30多人在陝甘邊根據地和以後的西北革命根據地工作過，如習仲勛、馬文瑞、汪鋒、閻紅彥、張秀山、陳國棟、張仲良、吳岱峰、王世泰、黃羅斌、張邦英、劉景范、高錦純、馬錫五、朱理治、郭洪濤、郭述申、唐洪澄、高長久、崔田夫、張達志、趙伯平、白如冰、高朗亭、高峰、魏懷禮、白茜、慕純農、王季龍、白炳圻（馬義）、白堅、范子文、李培福、李子厚等人。還有馬明方雖然因故沒有參加中共七大，但也當選為中共第七屆中央委員。他們對中共七大的成功召開和七大路線的制定及實施，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以照金為中心的陝甘邊革命根據地，是根據地的發展時期。根據中共中央指示，陝西省委決定創建陝甘邊根據地，成立紅二十六軍。1932年9月中旬，陝甘游擊隊襲擊陝西耀縣照金鎮，殲敵400餘人，游擊隊在照金組織群眾打土豪分糧食，拉開了以照金為中心的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發展的序幕。12月24日，陝甘游擊隊在陝西省宜君縣轉角鎮組建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第二團）。紅二十六軍正式組建后，於12月26日揮師東進，與渭北游擊隊、渭北群眾革命鬥爭相結合，以耀縣照金為中心，在周圍各縣開展游擊活動，打擊國民黨地方武裝，發展了陝甘邊根據地。

地點——在陝西和甘肅隴東的結合地區，包括陝西保安（今志丹）、安塞、甘泉、富縣、中部（今黃陵）、宜君、旬邑、淳化、耀縣和甘肅慶陽、合水、寧縣、正寧等縣的部分農村。

10月，國民黨第十七路軍及地方民團對以照金為中心的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發動軍事「圍剿」，薛家寨失守。陝甘邊區特委率黨政軍領導幹部和一部分武裝，逐漸轉移到甘肅省華池縣南梁堡一帶，陝甘邊黨的工作和武裝鬥爭又陷入了困難境地。11月3日至5日，陝甘邊區特委和陝甘邊紅軍臨時指揮部在甘肅省合水縣包家寨召開聯席會議，討論部隊改編、根據地重建等問題。會上，劉志丹等總結了創建根據地的經驗和教訓，批判了杜衡推行的「左」傾錯誤。會議決定撤銷陝甘邊區紅軍臨時總指揮部，恢復紅二十六軍，下轄紅四十二師，並建立第一、第二、第三路游擊指揮部，開闢安定、南梁、照金三個游擊區，以便互為依託，重建陝甘邊根據地。這次會議不僅是恢復和擴大紅二十六軍的關鍵性會議，也是建立以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根據地的重要會議。以後的事實證明了這次會議決定的正確性。

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創建和發展，離不開人民群眾的支持。廣泛發動群眾，和群眾打成一片，也是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得以創立和存在的寶貴經驗，特別是在開闢根據地的時候，非常困難。但共產黨員相信，「只要政策對頭，緊緊依靠群眾，困難是可以克服的。」他們一村一村地做調查研究，一家一戶地做群眾工作，相繼組織起農會、貧農團、赤衛隊和游擊隊，同時實行分土地、分糧食、分牛羊、戒煙、戒賭、放足等等深得群眾擁護的政策。由於他們和群眾休戚相關，生死相依，許多青年要求參軍，游擊隊得到發展，革命根據地也得以建立和鞏固。

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史冊中熠熠生輝，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其創建和發展，是艱苦奮鬥的結果，也是革命的碩果。以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高舉著鮮艷的革命旗幟，具有鮮明的特色。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對中國革命的勝利作出了不朽的貢獻，是黨和人民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長征勝利到達西北根據地的靖邊縣吳起鎮。中共中央得知陝北正在「肅反」，立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審查，停止殺人，一切聽候中央來解決。同時，派王首道專程赴瓦窯堡查處「肅反」問題。11月初，中央又決定組成黨務委員會，專門審查處理「肅反」事件。11月26日，陝北召開平反會議，宣讀了《西北中央局審查肅反工作的決定》，糾正「肅反」工作中的極「左」錯誤，及時釋放了劉志丹等一批領導幹部，並給他們重新分配工作，從而挽救了西北的黨組織、紅軍和根據地。

陝甘邊根據地的革命鬥爭，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形成和發展的歷史，與全國其他根據地一樣，有著共同的發展規律，即把馬列主義和實際情況相結合、以正確的思想為指導，根據地就取得勝利，得到發展；反之亦然。同時，由於歷史、地理和社會的具體環境不同，陝甘邊根據地在鬥爭實踐中，又形成自身的特點和具體經驗，成為它能夠由小到大、由弱到強，克服內外重重困難，戰勝強大於自己好幾倍的敵人的重要原因和條件。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后，全國抗戰開始。中國共產黨倡導的第二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9月6日，陝甘寧邊區政府正式成立。10月，國民政府行政院通過決議，確認陝甘寧邊區為行政院直轄區域，將陝西北部及甘肅、寧夏與陝北rｅaｄ•９9cｓｗ•cｏｍ接壤地區共26個縣划為八路軍募補區，歸陝甘寧邊區政府直接管轄。陝甘寧邊區轄區縱橫約千里，跨有陝西、甘肅、寧夏三省，東起黃河，北越長城，西到寧夏東部，南達渭北台塬。陝甘寧邊區成為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成為八路軍、新四軍和人民抗日武裝的後方基地和總指揮部，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12．《劉志丹紀念文集》編委會：《劉志丹紀念文集》，軍事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

陝甘邊區，很早就受到革命的影響。1925年10月，馮玉祥領導的國民軍劉郁芬師進駐甘肅，共產黨員宣俠父、錢清泉受中共北方區執委和李大釗之託，隨國民軍到達蘭州。宣、錢到蘭州后，很快與張一悟等人取得聯繫，同年底建立中共甘肅特別支部。活動至1927年2月，因為國民黨右派的破壞，錢清泉等人離甘，支部停止活動。在此前的1926年6月，在中共綏德特支的基礎上組建中共綏德地方執行委員會，受北方區執委領導；后改歸中共陝甘區執委，黨員發展到190餘名。1927年3月成立中共陝甘區委時，下屬7個地執委、4個部委和直屬的16個特別支部、4個支部，黨員388名。中共陝甘區委確定黨的工作原則是：工作集中，人才集中，工作重點首先致力於農民運動。在地域上，首先集中於陝西，漸及甘肅。中共陝甘區執委積極開展群眾工作，統一領導陝甘地區（包括陝北）的群眾組織，包括青年團陝甘區執行委員會，陝西省總工會、省農民協會、省學生聯合會、省青年社等。同時大力發展黨員，建立黨的組織。在集中開展陝西工作的同時，中共陝甘區執委決定派人到甘肅秘密重建黨的組織。1927年3月成立了蘭州、導河（即甘肅臨夏）、平涼、寧夏特別支部。到1927年6月，中共陝甘區執委的黨員達到21117名。在中共陝甘區執委的直接領導和組織下，廣大群眾開展反軍閥、反帝國主義鬥爭，支援國民軍聯軍出關參加北伐戰爭，鎮壓土豪劣紳與貪官污吏，嚴重打擊了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到1927年6月底，僅陝西省的農協組織即遍及60餘縣，會員達37萬餘人，農民自衛武裝人數在10萬以上，陝西的農民運動成為北方農民運動最高漲的省份之一。在中共蘭州特支的領導下，蘭州青年社等青年組織積極開展活動，創辦刊物，宣傳共產主義，抨擊國民黨右派，先後發展青年社員約300人。中共陝甘區執委還創辦機關刊物《西北人民》，宣傳革命主張。工人運動與農民、婦女、青年學生運動互相配合，促進了陝甘地區革命運動的蓬勃發展。

8．習仲勛：《跟著毛澤東走就是勝利》，1951年7月4日《人民日報》。

按習仲勛的說法，這也是失敗中「碰釘子碰出來的」。因為當時敵我力量的對比，共產黨顯然處於劣勢，處於敵人的四面包圍之中，尤其是在平原地區于敵人有利。而在距敵人統治中心較遠、其統治力量鞭試論陝甘邊革命根磊地的地位和作用蝴圈黔長莫及，有利於革命力量的生長和存在、有利於根據地的開拓和發展的地區，雖然人口稀少，經濟文化落後，環境極其艱苦，但是群眾有強烈的土地革命願望，這就是創建革命根據地的群眾基礎。於是，陝甘邊根據地領導人從實際出發，審時度勢，先進行群眾工作，一村一村做調查，一家一戶做工作；此後組織武裝，開闢蘇區，建立政權。這樣就把根據地逐漸建立起來。同時，還注意不搞孤立主義，在確定中心區的基礎上，以主力紅軍為骨幹，建立多處游擊區，以擴大迴旋餘地，形成互相呼應配合的局面，把革命力量的積聚和擴大統一起來。

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創立和建設，離不開革命的武裝鬥爭和紅色政權，更離不開黨的領導。陝甘邊根據地領導人時刻不忘加強黨的組織領導和對黨的政治思想等建設，形成了一個堅強、正確的領導核心。1934年春，陝甘邊第三路游擊指揮部在陝西省的富縣、黃陵，宜君、耀縣、旬邑、淳化和甘肅的正寧、寧縣一帶開展游擊戰爭，創建根據地。為加強黨對該地區工作的領導，陝甘邊區特委特意於1934年9月成立由張邦英擔任書記的中共陝甘邊南區委員會，下屬耀縣縣委等，機關駐黃陵縣小石崖。在根據地的建設中，陝甘邊革命根據地也注意加強黨的組織領導和政治思想等建設。在照金時，劉志丹就按照古田會議精神，批判了部隊的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非組織觀點、絕對平均主義、個人主義、流寇思想等錯誤思想；同時還對黨員幹部進行統一戰線教育。他指出：革命要建立統一戰線，敵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們增加一份力量，敵人就減少一份力量。他還身體力行，努力爭取同國民黨政權有矛盾的地方武裝。他還奉行實事求是的原則，對一些同志不顧敵強我弱的客觀條件，一定要打硬仗，去攻佔敵人強固的城鎮據點，剛打下一塊地方，還沒有很好地把群眾組織起來，就要馬上平分土地，結果造成中農恐慌、富農逃跑的現象提出了批評。當游擊運動發展過程中，一些游擊隊混進了壞人，組織嚴重不純，屢次侵犯群眾利益，遭到群眾反對時，根據地領導人及時對各縣游擊隊進行了整編，加強了黨的領導，使根據地得到了進一步發展。所以，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建立、發展和為中國革命作出的貢獻，都是和加強黨的領導及黨的政治思想等建設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