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北根據地的初創階段（1931年秋至1932年9月）。劉志丹、馬錫五等吸取教訓，不等不靠，獨立自主地在陝甘邊界地區開展兵運，吸收黨員和進步青年，在地方非法武裝中進行建黨建軍，1931年9月終於建立了由劉志丹領導的南梁游擊隊（亦稱陝甘邊境游擊隊）；同月，閻紅彥、黃子文、拓克寬、吳岱峰等領導的晉西遊擊隊來到陝北，在陝北特委領導下，吸收保商武裝和進步青年，組成陝北游擊支隊，於1931年10月下旬來到南梁與劉志丹領導的游擊隊會合，並相繼改編為西北反帝同盟軍和陝甘游擊隊，與當地農民運動相結合，首次在陝甘邊界建立了陝甘邊革命委員會（亦稱寺村塬革命委員會），領導群眾打土豪、分財物。後由于中共陝西省委受「左」傾錯誤干擾，盲目蠻幹，急於求成，對游擊隊在政治上進行指責，追查所謂「機會主義」領導問題，隨意撤換領導；軍事上死拼硬守，導致王朗坡、五頃原、三嘉原三戰皆敗。嚴酷的現實，迫使根據地中心東移。但是在此階段，形成了以謝子長、劉志丹、閻紅彥為核心的領導集體，並不斷成熟。這其間，中共組織在陝甘邊界，尤其是在隴東，發動了十多次武裝起義。如：1932年4月習仲勛、劉林圃領導的兩當起義，5月謝子長、焦維熾領導的靖遠起義，7月楊林、高鵬飛發動的西華池起義，8月盧松軒、趙丕烈發動的定西峻蠛口起義，10月李艮、李華鋒領導的平涼蒿店起義等。起義部隊先後建立了陝甘游擊隊第五、第四、第一、第二、第三、論第七游擊支隊及第1大隊和人民革命軍。這些起義雖然沒有達到與陝甘游擊隊會合的目的，就被國民黨當局打散，但它擴大了共產黨和陝甘邊紅軍的影響，為黨鍛煉了一批優秀幹部。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依靠自己創建的武裝力量，在祖國大江南北開展游擊戰爭，開闢了十多塊革命根據地。由於「左」傾錯誤和主觀蠻幹，使黨在組織上和工作上都遭受嚴重損失，白區組織幾乎損失100％；蘇區除西北根據地外，均未能打破國民黨軍隊的「圍剿」，紅軍被迫先後撤出根據地實行戰略轉移。正如毛澤東所說「結果只剩了一個陝北」。西北根據地軍民在劉志丹等的領導下，正確領會毛澤東思想，進行土地革命、開展武裝鬥爭，獨立自主地領導軍民不斷粉碎蔣介石軍隊的「圍剿」，使根據地不斷鞏固、擴大，先後建立了幾十個縣級蘇維埃政權，成為土地革命時期全國唯一堅持下來的一塊完整的紅色|區域。

土地革命初期，共產黨人在陝西及其邊界地區積極開展武裝鬥爭，相繼創建了渭北、陝甘邊、陝北、鄂豫陝、川陝等數塊革命根據地。1935年2月周家礆聯席會議后，在劉志丹等的正確領導下，西北紅軍粉碎了蔣介石集團對西北根據地的第二次「圍剿」，使陝甘邊、陝北兩塊革命根據地連成一片，形成統一的西北革命根據地，並不斷發展壯大。它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全國十多塊根據地中唯一完整保留下來的一塊根據地，是中共中央和各路紅軍長征的落腳點，是土地革命戰爭後期及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中國革命的大本營，在中國革命史上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建立75周年之際，研究西北紅軍和根據地的歷史貢獻及特點，有著非常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西北紅軍是中國北方武裝鬥爭的一面旗幟。從1927年開始進行武裝鬥爭，幾經曲折，1931年秋建立游擊隊，1932年底建成正規紅軍，不斷發展壯大，到1935年9月，連同游擊隊數量達近萬人（包括先期長徵到達西北根據地的紅二十五軍），一直戰鬥至抗戰爆發。其創建的西北根據地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全國十多塊根據地中唯一僅存的一塊完整的革命根據地，為中共中央和三大主力紅軍會師陝北建立了一個穩固的落腳點，是各路紅軍長征的落腳點。

土地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建立革命武裝的方式多種多樣，有依靠軍隊發動起義，建立革命武裝的南昌起義，有依靠農民（也有極少數工人）和軍隊起義的秋收起義，也有軍隊、農民、工人聯合起來的廣州起義，還有單純組織農民起義的弋（陽）橫（峰）起義。同樣，陝甘地區黨的組織也領導了各種方式的起義，有在軍隊中組織的清澗起義，有軍隊和農民參加的渭華起義，有單純農民參加的三原和旬邑、淳化等起義，也有1932年隴東地區發生的軍隊起義。這些起義，有些由於事先沒有做好準備，或者沒有充分發動群眾，客觀條件不具備，結果歸於失敗；有些由於主觀指導上失誤，最後遭到挫折。經過這些起義，劉志丹、謝子長、馬錫五、黃子文等開始認識到，依靠在舊軍隊中發動起義、招兵買馬出路不大，要到農村、山區去，依靠擴大黨員，發動群眾，並改造非法武裝，建立自己的力量，形成游擊隊、正規紅軍。在陝甘模式的指導下，1931年9月才建立了自己的武裝——南梁游擊隊，並不斷發展壯大，形成強大的紅軍，創建了陝甘根據地，最後形成西北根據地。

中央紅軍及中共中央機關到達吳起鎮時僅有8000多人，西北紅軍（包括紅二十五軍）及地方游擊隊達9000人（游擊隊4000多人）。三支紅軍的會合，壯大了力量。11月6日，中共中央恢復了九_九_藏_書紅一方面軍的番號，下轄紅一軍團和紅十五軍團，全軍11000餘人。中央紅軍和西北紅軍兄弟般的團結，取得了直羅鎮戰役的勝利，粉碎了蔣介石對西北根據地的第三次「圍剿」，「給黨中央把全國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的任務，舉行了一個奠基禮」。

十年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西北根據地的黨政軍領導人，始終堅持武裝鬥爭，高舉土地革命的旗幟，正確運用游擊戰爭的戰略戰術，開創了西北革命根據地，形成了堅強的領導核心，為中國革命和建設培養了一大批著名領導人。

①中共陝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賈拓夫》，陝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8頁。

今天，我們紀念陝甘邊根據地建立75周年，研究這段輝煌歷史，總結歷史經驗，就是要繼承先輩們堅強的信念、崇高的理想，不斷開創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要學習先輩們尊重客觀實際、敢為人先、實事求是的思想品德；就是要學習先輩們團結進取、忍辱負重、顧全大局的高尚情操，為建設文明、富裕的新西部而努力。

②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科研局編：《毛澤東的足跡》，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頁。

大革命失敗后，在中共陝西地方組織的領導下，共產黨人不畏國民黨反動派的屠殺政策，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武裝反抗蔣介石的反動統治。從1927年10月到1928年5月，中共陝西省委先後在陝北和關中組織發動了清澗、渭華、三原、旬邑、淳化、澄城、麟游等武裝起義和交農運動，尤其是清澗起義和渭華起義更是意義重大，一個是打響了西北地區共產黨人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一個是規模最大，開軍隊起義與農民起義相結合之先河，在西北地區首次建立了蘇維埃政權。上述起義雖然堅持的時間不長，都被反動派鎮壓下去，但是它用血與火的語言，宣告了陝西的共產黨人不畏強|暴、堅持革命的堅強決心。它在西北人民面前豎起一面武裝鬥爭的旗幟，標志著西北共產黨人獨立領導革命戰爭、創建人民軍隊和武裝奪取政權的開始，同時為後來的武裝鬥爭積累了經驗，鍛煉了一大批幹部，劉志丹、謝子長是其中的傑出代表。

中共中央到陝北后，在其直接領導下，西北根據地軍民以極大的革命熱情支援中央機關和紅一方面軍，作出了重大貢獻。根據地人民千方百計籌集軍糧、軍費，踴躍參軍參戰，各方動員做好戰地勤務工作。節衣縮食，支援紅軍作戰，成為根據地人民群眾歡迎中央紅軍的實際行動。陝北省蘇維埃政府在中央紅軍剛進入根據地時就完成籌集970餘石糧食的任務。赤源縣在1935年12月26日前籌款16000元。為擴大紅軍，許多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蘇維埃幹部帶頭參軍，父送子、妻送夫、兄弟相爭參軍的動人景象隨處可見。富縣組建了一個團，整建制編人紅二十九軍。直羅鎮戰役時，富縣和中宜縣蘇維埃政府組織了數百副擔架轉送傷員和軍用物資。中央紅軍到陝北時，已近初冬，缺衣少鞋，根據地婦女夜以繼日縫衣做鞋，截至1936年3月，陝北省群眾做軍鞋8486雙，襪子553雙。延川縣在4天內趕製軍服3000套。一些地方婦女還組織洗衣隊、縫補班，為紅軍傷病員服務。西北根據地地處偏僻，土瘠人貧，人民生活十分艱難困苦，突然增加萬餘人的用度，困難是可以想象的。根據地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援和配合，保證了中央和紅軍的衣食用度，為將中國革命的大本營放在西北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正如毛澤東1945年4月在《七大工作方針》中所指出的，「陝北是兩點，一個是落腳點，一個是出發點」，「我說，沒有陝北那就不得下地」。

在西北根據地的鼎盛階段（1935年2月至1937年9月）。1935年2月，中共陝甘邊特委、中共陝北特委在周家峻召開聯席會議，決定成立西北工委和西北軍委，統一領導陝甘邊、陝北兩塊根據地的黨政軍組織，工委書記惠子俊，軍委主席劉志丹（一說謝子長）、副主席高崗。陝北省蘇維埃政府與陝甘邊蘇維埃政府仍然存在。西北工委和西北軍委的建立，標志著由陝甘邊、陝北兩塊蘇區構成的西北根據地的形成。從1935年2月開始，到1937年9月中華蘇維埃政府西北辦事處改建為陝甘寧邊區政府，歷時兩年八個月。其管轄區域東臨黃河，』西至六盤山下，北起古長城，南至黃龍山，先後建立有53個蘇維埃縣治。此兩年八個月，因組織領導名稱的不同，可以分為三個時期，一是西北工委領導時期（1935年2月至9月16日），二是中共北方代表派駐西北代表團與陝甘晉省委領導時期（1935年9月16日至11月），三是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共陝甘寧邊區區委領導時期（1935年11月至1937年9月）。

1935年7月，蔣介石發現中央紅軍有向西北轉移落腳的意圖后，又調集閻錫山、高桂滋、井岳秀、馬鴻賓、馬鴻逵、張學良、楊虎城等部隊達10萬之眾，由其親任西北「剿匪」總司令，向西北根據地發動第三次大規模「圍剿」，妄圖一舉殲滅西北紅軍，使長征中的各路紅軍無立足之地。在劉志丹的指揮下，西北紅軍先後在慕家原、定仙塥、橫山等戰鬥中獲勝，給敵以重創，使晉軍龜縮在黃河東岸，不敢西犯。此時，首先迎來了紅二十五軍從鄂豫陝根據地長https://read.99csw.com徵到達西北根據地，與西北紅軍勝利會師。西北根據地的鞏固、發展和西北紅軍的英勇作戰，震動了國民黨南京政府，牽制了10萬之眾的國民黨軍隊，減輕了南方各路紅軍的壓力，策應了紅軍的長征。同時，拉開了紅軍會師西北蘇區的序幕。

參加長征的各路紅軍，為中國革命作出了巨大貢獻。留在南方堅持游擊戰爭和戰鬥在西北根據地的紅軍，雖然沒有直接參加長征，但也通過各自艱苦卓絕的鬥爭，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牽制了大量的國民黨軍隊，打亂了蔣介石的軍事部署，同樣為紅軍長征的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

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確立了土地革命、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隨即大江南北武裝起義風起雲湧，工農革命武裝紛紛建立。但是，不論是1927年發動的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還是1928年組織的弋（陽）橫（峰）起義、黃麻起義、桑植起義、平江起義，在起義后普遍建立的工農革命軍，均沿襲大革命時期的政治工作制度，設立黨代表。唯獨1928年5月在黨領導的渭華起義中建立的西北工農革命軍，學習蘇聯軍隊政治工作體制，設立了政治委員。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革命軍及早期紅軍中，政治委員的設立已到1929年9月後㈨。因此，完全可以說，西北工農革命軍開人民軍隊設立政治委員的先河。

在西北工委領導時期，西北紅軍前敵總指揮劉志丹指揮紅二十六軍（師長楊森，政委張秀山）、紅二十七軍（師長楊琪，政委張達志），轉戰在陝北的廣大區域，解放了六座縣城，粉碎了國民黨當局對西北根據地的第二次「圍剿」，使陝甘邊、陝北兩個蘇區連成一片，主力紅軍、地方游擊隊不斷發展壯大，西北根據地不斷鞏固擴大。經過長期革命實踐，以劉志丹為核心的西北根據地領導集體形成，一批德才兼備的幹部隊伍迅速成長起來（習仲勛、崔田夫、馬明方、高崗、楊森、張秀山、楊琪、張達志、張邦英、馬文瑞、賀晉年），擔負著根據地黨政軍主要領導職務。正當劉志丹組織力量反蔣介石對西北根據地的第三次「圍剿」，並取得初步勝利之際，1935年9月16日，中共鄂豫陝省委率領紅二十五軍從鄂豫陝根據地來到西北根據地永坪鎮，與西北紅軍會師。從此西北蘇區進入中共北方代表派駐西北代表團與陝甘晉省委領導時期。根據中共北方代表的指示，先期到達西北蘇區的朱理治、聶洪鈞即與程子華（中共鄂豫陝省委書記、紅二十五軍軍長）組成中共北方代表派駐西北代表團（書記朱理治）。17日，中共北方代表派駐西北代表團召開西北工委、中共鄂豫陝省委和軍隊主要領導人會議，決定撤銷西北工委、鄂豫陝省委，成立中共陝甘晉省委（書記朱理治）；改組西北軍委（書記聶洪鈞），三支紅軍組建為紅十五軍團（軍團長徐海東，政委程子華，副軍團長劉志丹）。這一時期，紅十五軍團先後發動了勞山和榆林橋兩次戰役，使進攻西北蘇區的東北軍遭受重創。但在此期間，中共北方代表派駐西北代表團與陝甘晉省委在西北蘇區開展了錯誤的「肅反」，劉志丹、高崗、楊森、張秀山、習仲勛、惠子俊、楊琪、劉景范、馬文瑞、張仲良、黃羅斌、高錦純、張策、郭寶珊、任浪花、張文舟、李啟明、高朗亭、趙啟明等一大批原陝甘邊黨政軍領導幹部被捕，200多黨員和幹部被當做「反革命分子」、「國民黨特務」而錯殺。這是「左」傾錯誤和宗派主義在西北蘇區惡性膨脹的產物，使根據地處於恐怖狀態，軍心不穩，民心不安，以致發生反水叛亂事件，而國民黨對蘇區的「圍剿」日甚一日，西北根據地處於嚴重危機之中。在這危急存亡之際，10月19日，中共中央帶領中央紅軍長徵到達陝北，在了解了情況后，迅速制止了錯誤「肅反」，釋放了被捕幹部。11月初中央政治局在甘泉下寺灣召開會議，決定撤銷中共北方代表派駐西北代表團與陝甘晉省委、西北軍委，設立中共西北中央局、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和新的西北軍委，領導西北根據地黨政軍工作，直至1937年9月陝甘寧邊區政府成立。在第二個時期的兩個月里，西北根據地的領導遭受到黨內錯誤的迫害，經受了嚴峻的考驗，使他們更加堅強，更加成熟。從此以後，他們在中共中央的正確領導下，為國家的獨立、民族的解放事業轉戰南北，血灑疆場；為新中國的繁榮富強、人民安居樂業，嘔心瀝血，鞠躬盡瘁。他們中湧現出了劉志丹、謝子長、閻紅彥等一批軍事家，習仲勛、高崗、馬文瑞、汪鋒等黨和國家領導人。

（1）西北紅軍牽制了大量的國民黨軍隊，策應了紅軍長征。中央紅軍長征后，蔣介石調陝、甘、寧、晉、綏五省軍隊6個師30個團約5萬兵力，向西北根據地發動了第二次「圍剿」。根據地軍民密切配合，在以劉志丹為主席的西北軍委統一指揮下，採用游擊戰和運動戰相結合的戰略戰術，歷經十余戰，解放了六座縣城，殲敵8。00餘人（包括民團3000餘人）。在20多個縣的廣大農村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將游擊區擴大到30多個縣，主力紅軍（紅二十六軍、紅二十七軍）和地方游擊隊擴大到近萬人，將陝甘邊、陝北兩塊根據地完全連成一片。大江南北紅色|區域遙相呼應，使蔣介石在圍追堵截中央紅軍和「圍剿」西北紅軍中南北不能相顧，兵力分散，客觀上減輕了長征中紅軍的壓力。

在西北根據地和紅軍的發展過程中，以劉志丹為代表的領導集體，始終以黨的利益、革命的大局為重，堅持五湖四海，團結、包容的原則，不搞宗派read.99csw.com，不搞小團體，使革命隊伍愈來愈強，根據地越來越大、越鞏固。1931年秋，在隴東南梁游擊隊迎來了從晉西、陝北輾轉而來的陝北游擊支隊，併合編為西北反帝同盟軍；1933年夏，在耀縣又與陝北游擊隊一支隊會合，幫助其發展，在幹部、武器上給予配備，條件好后讓重返陝北；同年秋，在渭北根據地喪失后，黃子祥帶領渭北游擊隊第一大隊（改編為紅四團）、王泰吉率領受到嚴重挫折的西北民眾抗日義勇軍來到照金蘇區，受到根據地軍民的歡迎。在陳家坡會議上，陝甘邊特委、革命委員會的領導顧全大局，推舉剛恢復黨籍的王泰吉擔任陝甘邊區紅軍臨時總指揮部總指揮，劉志丹從秦嶺山返回后擔任參謀長，並沒因為王在渭華起義時是自己的下級而有怨言。恢復紅四十二師時，劉仍然推舉王任師長，直到王離任后才接替師長一職。1934年7月，謝子長等帶領陝北游擊隊來到南梁，陝甘邊區的領導沒有因為隸屬關係的不同不予支持，而是熱烈歡迎，給予武器、給養裝備。在閻家窪子會議上，陝甘邊領導同志置北方局的錯誤指責于不顧，讓謝子長兼任紅四十二師政委，並帶領紅三團北上，協助陝北紅軍粉碎敵人的「圍剿」。11月，活動於黃龍山的地方武裝郭寶珊營起義，受到西北紅軍的歡迎和信任。1935年8月，西北工委得知紅二十五軍即將到西北蘇區的消息，專門作出《為歡迎紅二十五軍北上給各級黨部的緊急通知》。9月中旬，紅二十五軍來到永坪鎮，受到西北根據地軍民的熱烈歡迎。在永坪聯席會議上，撤銷西北工委和鄂豫陝省委，成立陝甘晉省委（書記朱理治，副書記郭洪濤）；改組西北軍委（主席聶洪鈞，參謀長戴季英），三支紅軍合編為紅十五軍團（軍團長徐海東，政委程子華，副軍團長劉志丹），劉志丹、高崗、習仲勛、馬明方、崔田民、崔田夫、張秀山、黃子文等被排斥在主要領導崗位之外。但是，具有崇高理想和信念的劉志丹和他的戰友們，不計個人地位、名譽，顧全大局，同外來幹部合作共事，忘我工作。勞山戰役后，西北代表團和陝甘晉省委在「左」傾錯誤和宗派主義的干擾下，開展了錯誤的「肅反」，逮捕了劉志丹等一批原陝甘邊蘇區的黨政軍領導幹部，殺害了軍隊營以上、地方縣級以上幹部200多人。直到中共中央長徵到陝北后，劉志丹等一批未遭殺害的幹部才得以自由。劉志丹等獲釋後顧全大局，不計較政治上未得到徹底平反、組織上職位安排過低的不公正待遇，仍然浴血奮戰，辛勤工作，甚至付出生命。他們始終以黨的利益為重，堅持團結、包容的原則，充分體現了共產黨人的寬廣胸懷和高尚情操，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楷模。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人高舉土地改革的偉大旗幟，堅持武裝鬥爭，在全國建立了十多塊革命根據地和30多支正規紅軍。這些根據地和紅軍大多分佈在中國南方，而建立在北方的西北紅軍和西北革命根據地1935年2月建立西北工委和西北軍委，統一領導陝甘邊和陝北兩塊根據地黨的組織和紅二十六軍（亦稱陝甘紅軍）、紅二十七軍（亦稱陝北紅軍），因而稱為西北根據地與西北紅軍，其規模之大、鬥爭之艱苦、堅持時問之長、對中國革命貢獻之大，可以說是獨一無二。

西北根據地從探索、初創、發展、成熟到鼎盛，經歷了中國革命發展歷史上的十年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全過程，既有根據地建設的共性，也有其自身鮮明的特點。

在西北根據地的發展階段（1932年9月至1933年10月）。1932年9月，陝甘游擊隊襲擊耀縣照金獲勝，派習仲勛、李妙齋在此發動群眾，開闢地方工作。年底建立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次年先後建立了中共陝甘邊區特委、陝甘邊游擊隊總指揮部和陝甘邊革命委員會，黨政軍機構設立完備，並積極開展各項工作。這其間在劉志丹、金理科、秦武山、王世泰、李妙齋、習仲勛、黃子文、吳岱峰等的領導下，紅軍和游擊隊不斷擴大，照金附近的區、鄉、村革命委員會普遍建立，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集市貿易，設立醫院、被服廠、槍械修理所以及監獄。根據地範圍不斷擴大，橫跨耀縣、淳化、旬邑、宜君四縣邊界，面積約2000平方公里。由於紅二十六軍政委杜衡無視客觀實際，拒絕劉志丹等的正確意見，強令部隊南下渭華，導致兵敗秦嶺。在此危急時刻，王泰吉率領起義后改編的西北民眾抗日義勇軍，黃子祥、楊森率領由渭北游擊大隊改編的紅二十六軍第四團，陳學鼎、張邙英領導的耀縣游擊隊來到照金，壯大了蘇區的力量，緩解了危機。8月14日，中共陝甘邊區特委在耀縣陳家坡召開聯席會議，決定建立陝甘邊區紅軍臨時總指揮部，王泰吉為總指揮，高崗為政委，領導上述三支武裝轉入外線作戰，連獲勝利。10月上旬，劉志丹等一批南下倖存指戰員輾轉回到照金（劉志丹到後任臨時總指揮部參謀長），隨主力紅軍出征隴東。此時，國民黨當局乘機攻陷照金。這一階段，逐步形成了以劉志丹、金理科、秦武山、王世泰、李妙齋、習仲勛、黃子文、吳岱峰、汪鋒、王泰吉、高崗、黃子祥、楊森、陳學鼎、張邦英、高錦純、劉約三、朱子修、王兆相、康健民、黃羅斌、牛鋼等為骨幹的領導集體。

（2）西北紅軍的英勇作戰，向中共中央告知了西北根據地存在的信息。陝甘邊、陝北兩個根據地的存在中共中央早已知曉。根據地創建初期，中共陝西省委、陝北特委向中央就有報告，並不斷得到指示。1933年7月中共陝西省委被破壞后，與中央聯繫中斷。時任省九九藏書委委員的賈拓夫到上海分別向中央駐北方代表、上海中央局彙報了情況。隨後，賈拓夫到達江西瑞金，參加了中共中央六屆五中全會，出席了第二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1934年6月，賈拓夫擔任紅軍總政治部破壞部部長。10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賈拓夫隨軍出發。遵義會議后，賈拓夫任白區工作部部長。在此期間，賈拓夫也向有關方面介紹了陝西黨組織和根據地的情況，由於時隔兩年，信息不通，近況難以預料。1935年9月20日，中央紅軍到達甘肅岷縣哈達鋪。21日，毛澤東從在哈達鋪找到的《大公41芰》上得知，「全陝北二十三縣幾無一縣不赤化」，「全陝北赤化人民七十萬，編為赤衛隊者二十萬，赤軍者二萬」，「匪軍長劉志丹轄三師，槍有萬余」，「現在陝北狀況，正與民國二十年之江西情形相彷彿」。《大公報》無意間的報道，實際上告知了西北根據地的存在和紅軍力量的強大，成為中央紅軍落腳的嚮導。這些看來過時的消息，引起了毛澤東等中央領導的極大重視，多次找賈拓夫詢問情況。賈拓夫向毛澤東和中央彙報了1933年7月前陝西黨組織和紅軍及根據地的情況，並建議中央去陝北①。毛澤東興奮地說，別說有幾萬紅軍，能有一萬也就好了。9月22日，中央在哈達鋪關帝廟召開的團以上幹部大會上，毛澤東作了形勢報告，強調「我們要抗日，首先要到陝北去」，並號召「同志們，勝利前進吧！到陝北不遠了，那裡就是我們的目的地，就是我們的抗日前進陣地」④。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通渭縣榜羅小學召開常委會議，決定改變俄界會議的意見，保衛和擴大陝北蘇區，「以陝北作為領導中國革命的大本營」①。這次會議所作的重大決策，不僅為紅軍找到了一個戰略轉移的落腳點，同時也確立了領導全國革命的根據地，對此後中國革命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隨之，賈拓夫作為紅軍陝甘支隊的嚮導，留在毛澤東、周恩來身邊，隨時向中央提供陝甘地區的情況。中共中央決定了紅軍的行動方針，佯攻天水，北渡渭河，避敵主力，迅速北上。10月19日。中共中央、中央紅軍長徵到達西北根據地吳起鎮。從此，西北根據地在中央的直接領導下進入了一個波瀾壯闊的發展新時期。

在西北根據地的探索階段（1927年9月至1931年秋）。大革命失敗后，中共陝西省委根據中央八七會議精神，先後發動和組織了清澗、渭華、渭北、旬邑等幾次大的武裝起義，並在地方軍閥部隊中開展艱苦卓絕的兵運工作，幾經磨難，終歸失敗。但是，積累了經驗、教訓。劉志丹等不再依靠在國民黨軍隊中招兵買馬，而是逐步吸收黨員和進步青年，改造非法武裝，組織自己的游擊隊，1931年9月終於建立了南梁游擊隊。鍛煉了謝子長、劉志丹、汪鋒、閻揆要、潘自力、黃子文等一批領導人。

1935年9月15日，紅二十五軍先期長徵到達西北蘇區一一延川永坪鎮。9月17日，中央駐北方代表派駐西北代表團主持召開了中共西北工委、西北軍委、中共鄂豫陝省委和紅二十五軍、紅二十六軍、紅二十七軍主要幹部參加的聯席會議，決定撤銷西北工委、鄂豫陝省委，建立中共陝甘晉省委；改組西北軍委，將三支紅軍改編為紅十五軍團，徐海東任軍團長，程子華任政委，劉志丹任副軍團長兼參謀長。紅十五軍團建立后，於10月1日和12日在勞山、榆林橋先後發動兩次重大戰役並取得勝利，重創東北軍第六十七軍，擊斃一一。師師長何立中，俘一。七師三二。團團長高福源。勞山戰役勝利后，在清理戰利品時，從敵人文電中得知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已到甘肅通渭的靜寧地區，有進入陝北的跡象，中共陝甘晉省委和紅十五軍團即確定部隊繼續南下攻打富縣、洛川，牽制敵人，迎接中央紅軍北上。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西北根據地，審時度勢，正確分析了國際國內形勢，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及時提出了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確定了把國內戰爭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準備直接對日作戰和擴大紅軍力量的方針，並經過與愛國將領張學良、楊虎城的多次談判，形成了紅軍、東北軍、西北軍三位一體，逼蔣抗日的合作局面。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發生后，中共中央派出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為中共代表，前往西安，積極協助張學良、楊虎城促使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促進了國共兩黨實現二次合作。在此前後，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經過多次艱苦的談判，終於實現了兩黨二次合作，結束了十年內戰，開始了全民族的抗日戰爭。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洛川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制定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8月25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布命令，將中國工農紅軍主力部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並陸續東渡黃河，開赴華北抗日前線。因此，西北根據地是國共二次合作的策源地，土地革命戰爭的終結地，八路軍東征抗日的出發地，在中國革命的歷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1937年9月，陝甘寧邊區政府成立，從此西北成為中國革命的大本營，民族解放鬥爭的政治指導中心。毛澤東、中共中央在這裏正確認識和處理民族矛盾與國內階級矛盾，科學地、創造性地提出了一整套理論、路線和方針政策，形成了舉世聞名的毛澤東思想和光芒四射的延安精神。

在中共陝西地方組織的領導下，經過長期艱苦、曲折的兵運工作，1931年秋，劉志丹終於在陝甘邊界的南梁建htｔpｓ://rｅaｄ.９９csw.coｍ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武裝——南梁游擊隊（亦稱陝甘邊界游擊隊）。10月，陝北游擊支隊（晉西遊擊隊與保商武裝）輾轉來到南梁，與南梁游擊隊會合，次年初先後改編為西北反帝同盟軍、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謝子長、劉志丹、閻紅彥先後擔任總指揮。1932年底經中央批准，正式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第二團，后改編為紅二十六軍四十二師，師長相繼為王泰吉、劉志丹、楊森，先後轄五個團。紅二十六軍四十二師及其前身創建了鞏固的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相繼建立了中共陝甘邊特別委員會碉溺黔劉志丹與西北革蒂根據地研究（書記先後為金理科、泰武山、張秀山、惠子俊、李生華、李景林）、中共陝甘邊軍事委員會（主席先後為劉志丹、劉景范）、陝甘邊蘇維埃政府（主席習仲勛）。

此外，西北根據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建立根據地時間最長的一個完整的根據地。西北根據地從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開始，經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雖然名稱幾經變化，但黨政軍機構一直完整地延續到新中國建立。這在全國獨一無二，是其他根據地無可比擬的。

在西北根據地的成熟階段（1933年11月至1935年2月）。1933年11月，隨軍北上的陝甘邊黨政軍領導在合水縣包家寨召開會議，決定撤銷陝甘邊紅軍臨時總指揮部，恢復紅二十六軍，建立以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根據地。成立紅四十二師，王泰吉任師長（后劉志丹、楊森接任），高崗為政委（楊森、張秀山、謝子長先後接任），劉志丹任參謀長，黃子文為政治部主任（后龔逢春接任）。師黨委書記先後為楊森、張秀山。全師先後轄五個團，王世泰、李映南、黃羅斌、黃子祥、陳國棟、張仲良、劉景范、胡彥英、趙國卿、高錦純、郭寶珊、任浪花等任團長或政委，並設立軍政幹部學校，劉志丹、習仲勛、吳岱峰兼任領導。楊琪、張明吾、王安民、朱志清等任地方武裝領導。1934年2月，再次選舉產生了邊區革命委員會（11月改為蘇維埃政府），習仲勛任主席。4月恢復了邊區特委，張秀山、惠子俊先後任書記，建立了邊區革命軍事委員會，劉志丹任主席。這其間，陝甘邊根據地在劉志丹的領導下，獨立自主地開展游擊戰爭（1933年7月陝甘邊根據地與上級聯繫中斷），提出了一整套符合陝甘邊蘇區發展的軍事、統戰方針和土地分配、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的政策，豐富和發展了毛澤東思想。這一階段，軍事鬥爭不斷勝利，根據地面積越來越大，建立了陝甘邊南區及華池等十幾個蘇維埃縣治。在蘇區中心進行土地分配，邊緣區域實行打土豪、分財物的政策。在經濟建設中實行與民生息的政策，經營紅軍公田，軍政人員實行供給制，待遇平等；開設集市，發行貨幣，開辦學校，發展文化教育；創辦紅軍幹部學校，培養軍政幹部。隨著根據地的發展壯大，以劉志丹為核心的領導集體逐步形成，一大批黨政軍領導幹部得到鍛煉，一批核心領導脫穎而出，劉志丹、高崗、習仲勛、張秀山、黃子文、王泰吉、楊森是其中的傑出代表。

1935年初，已經形成具有相當區域的陝甘邊和陝北兩個蘇區。陝甘邊蘇維埃政府下轄富西、富甘、赤安、華池、慶北、合水、安塞、赤淳、中宜、新寧、新正等11個縣級蘇維埃政權和代邊區蘇維埃政府領導4個縣的南區蘇維埃政府。陝北省蘇維埃政府先後下轄神木、佳縣、吳堡、綏德、清澗、赤源、秀延、延川、延水等9個縣級蘇維埃政權。1935年2月5日，中共陝甘邊特委、中共陝北特委在赤源縣（原安定縣，今子長縣）周家礆舉行聯席會議，決定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軍委，統一領導陝甘邊、陝北兩塊根據地的黨、政、軍組織。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軍委的建立，標志著西北根據地的形成。1935年9月到10月，紅二十五軍、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先後長徵到達西北根據地，發展壯大了紅軍與根據地，其區域在鼎盛時期，東臨黃河之濱，西到六盤山下，北起長城，南至橋山，曾經建立過陝甘邊、陝北省、陝甘晉省、陝甘省、陝甘寧省、陝北東地區、神府特區、關中特區，先後領導53個縣級蘇維埃政權。西北根據地各級蘇維埃政權或革命委員會中黨的組織、政權組織、地方武裝領導機關及下設機構完備，土地改革、經濟建設、文化教育建設卓有成效，有力地保障了紅軍和根據地的發展、壯大。

1932年後，陝北的武裝鬥爭已成燎原之勢，在中共陝北特委的領導下，相繼組織了十多支紅軍游擊隊。1934年7月建立了紅軍陝北游擊隊總指揮部（謝子長任總指揮），9月在游擊隊總指揮部的基礎上成立了紅軍陝北獨立師，翌年1月正式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七軍八十二師（師長楊琪，政委張達志），先後轄四個團。紅二十七軍八十二師及其前身創建了陝北革命根據地，建立有中共陝北特別委員會（書記先後為杜衡、吉國禎、趙伯平、馬明方、崔田夫）、陝北省蘇維埃政府（主席馬明方）。

為了鞏固和擴大紅軍與西北根據地，黨中央於1935年12月後，陸續將西北根據地的地方游擊隊整編組成紅二十八軍、二十九軍、三十軍和神府獨立師、關中獨立師。1936年，中共中央先後組織了東征、西征戰役，是將中國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的兩次重大軍事行動，編人紅一方面軍的西北紅軍英勇作戰，立下了赫赫戰功。1936年10月，在西北根據地軍民的大力支持下，紅一、二、四方面軍終於在甘肅會寧、靜寧勝利會師，為迎接全民族抗日高潮的到來打下了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