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在創建的過程中，在極其艱苦複雜的鬥爭環境中，不斷發展和壯大革命武裝。1932年12月，在陝甘紅軍游擊隊建立和發展的基礎上，西北地區第一支正規紅軍——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誕生，成為創建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主要軍事武裝力量。陝甘邊地區的革命鬥爭從此進入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新階段。紅二十六軍和地方紅軍游擊隊在劉志丹等的領導下，在創建革命根據地的鬥爭中，以開展武裝鬥爭為主要形式，以開展土地革命為主要內容，以創建革命根據地為目標，不斷地發展和壯大革命武裝，積極開展游擊戰爭。部隊在開展創建革命根據地的游擊戰爭中，緊緊依靠人民群眾，採取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轉人外線作戰，在運動中大量地殲滅敵人，先後三次粉碎國民黨反動派對陝甘邊根據地較大規模的軍事「圍剿」，為根據地創建和發展提供了堅強保障。隨著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創建和發展，在游擊戰爭的洗禮中，革命武裝迅速發展壯大。到1934年底，陝甘邊根據地的紅二十六軍發展到20（）0多人，紅軍游擊隊擴大到3000多人，赤衛軍發展到4000多人。隨著革命武裝力量的發展壯大，主力紅軍和紅軍游擊隊的武器裝備有了較大的改善，政治素質、軍事技術和作戰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成為根據地創建和發展的堅強柱石。「在荒僻的陝甘邊境，紅二十六軍的成長與新的蘇區的創造，必然要如火燎原的廣大的開展起北方蘇維埃運動。」

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創建，是以劉志丹為主要領導人的陝甘邊黨和紅軍堅持走井岡山道路的結果，是在陝甘邊地區實行「工農武裝割據」的成功實踐，不僅把陝甘邊地區的革命鬥爭引向正確的道路，也為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後來進一步發展成為西北革命根據地奠定了基礎。習仲勛同志指出：「陝甘邊地區的革命鬥爭，是全國革命鬥爭的一個組成部分，它的形成和發展的歷史，與全國各個根據地一樣有著共同的發展規律，就是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堅持走井岡山的道路。」

創建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鬥爭的成功與挫折，為以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為代表的陝甘邊共產黨人提供了極其豐富的經驗與教訓，更加明確了創建革命根據地對開展革命鬥爭重要性的認識。1933年11月3日至5日，在劉志丹的主持下，中共陝甘邊特委、革命委員會和紅軍臨時總指揮部在甘肅省合水縣包家寨舉行聯席會議，著重討論了根據地的重建問題。會議決定組建紅二十六軍第四十二師；建立以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根據地，作為紅二十六軍的後方依託；開闢陝北、隴東、關中三個戰略區域，建立一、二、三路游擊指揮部等。包家寨會議的決定是正確的，確定了開闢以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重大決策，對創建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使陝甘邊區的革命鬥爭走上了正確的軌道，從而迎來了創建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全盛時期。

在創建革命根據地的實際鬥爭中，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陝甘邊黨政軍領導同志逐步認識到王明「左」右傾錯誤的危害，對「左」右傾錯誤路線在陝甘邊根據地創建中的執行和影響進行了堅決的抵制和鬥爭。「當時，絕read.99csw.com大多數同志是團結在劉志丹領導的正確路線下，進行了英勇的勝利的鬥爭。」在創建根據地的鬥爭實踐中，他們堅持黨的正確領導，在認識和總結根據地創建的經驗教訓后，從陝甘邊創建革命根據地鬥爭的具體實際出發，把堅持開展游擊戰爭和創建革命根據地相結合。1933年11月初，在合水縣包家寨召開的聯席會議，排除了「左」傾思想的干擾，決定將陝甘邊武裝鬥爭的重點轉向橋山山脈中段的南梁地區，並按照劉志丹等同志「狡兔三窟」的設想，將陝甘邊區劃分為以南梁為中心的三個游擊戰略區域，從而對創建根據地作出了正確的決策，使陝甘邊區創建根據地的鬥爭走上了健康發展的道路。1934年2月25日，陝甘邊區革命委員會在南梁小河溝四合台重建，標志著以南梁為中心的陝甘根據地基本形成。

按照包家寨會議的決定，紅二十六軍第四十二師隨後組成。全師下轄紅三團、紅四團兩個團，約500餘人。在劉志丹的指揮下，紅四十二師兵分兩路，轉戰于南梁地區，拔除敵人據點，消滅反動武裝，基本上肅清了根據地周圍的敵人。同時部隊還積極開展地方工作，在各地廣泛發動群眾建立黨的組織，建立游擊隊，成立了農民聯合會、貧農團、僱農團、赤衛軍等大批基層群眾組織。

在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創建中，劉志丹吸取了以往革命鬥爭中的經驗教訓，注意開展統一戰線工作，把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不斷壯大革命力量作為創建和鞏固革命根據地的重要條件。當一些同志對其開展統一戰線的正確主張不理解提出非難時，劉志丹十分耐心地解釋說：「幹革命需要建立統一戰線，敵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們增加一份力量，敵人就會減少一份力量。」為了便於發展陝甘邊地區的革命武裝鬥爭，劉志丹十分重視利用各種關係以及敵人內部的矛盾，開展統一戰線工作。他在實際鬥爭中通過當地的哥老會、舊同事、老熟人等關係，先後與陝甘邊地區廟灣的夏老幺、建庄的賀世興、小石崖的羅連城、蒿咀鋪的賈生財、太白鎮的李緒增等當地民團首領和有影響的人士建立聯繫，相互保持中立。劉志丹將紅軍繳獲的大洋、煙土、牲口等送給他們，他們也幫助紅軍部隊購買彈藥、藥品，掩護傷員，探聽敵情，允許紅軍部隊從他們的駐地周圍通過等。這對於便利紅軍部隊的行動，克服一些困難起了積極的作用。如在1933年秋，紅軍部隊經過連續作戰，許多指戰員體力減弱，患上了傷寒病無法行走，劉志丹即與蒿咀鋪的民團團總賈生財聯繫，將身染重病的紅軍指揮員張邦英和五六名紅軍戰士秘密送往賈生才處養病，使他們很快病愈，回到了部隊。

大革命失敗后，中共陝西省委按照黨的指示，在陝甘地區先後領導了多次武裝起義和武裝暴動，開始了以革命武裝反抗反革命武裝的鬥爭，但是這些武裝起義和兵運工作大都失敗了。多九*九*藏*書次組織與參与陝甘地區武裝起義和兵運工作的劉志丹，在深刻總結失敗的經驗和教訓后認識到，在同強大的敵人進行鬥爭時，必須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裝，必須建立革命根據地。因此，他決心走井岡山的道路，要在陝甘邊區創建一塊紅色根據地。劉志丹曾經沉痛地對習仲勛說：「幾年來，陝甘地區先後舉行過大大小小几十次兵變，都失敗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軍事運動沒有同農民運動結合起來，沒有建立起革命根據地。如果我們像毛澤東那樣，以井岡山為依託，搞武裝割據，建立根據地，逐步發展擴大游擊區，即使是嚴重局面到來，我們也有站腳的地方和迴旋的餘地。現在，最根本的一條，要有根據地。」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以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為代表的老一輩革命家，在黨的領導下，經過極其艱苦曲折的鬥爭，成功地創建了以南梁為中心的革命根據地，並最終與陝北根據地統一發展成為西北革命根據地。陝甘邊革命根據地是中國共產黨在西北地區創建最早的革命根據地，也是西北革命根據地的重要組成部分。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創建，不僅開創了西北地區革命鬥爭的新局面，也為黨中央和紅軍長征提供了落腳點，為黨中央把中國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提供了條件。

經過四個月的發展，以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紅色|區域初步形成。1934年2月25日，陝甘邊區第二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在華池縣四合台召開，成立了陝甘邊區革命：委員會，下設土地、勞動、財政、食糧、「肅反」、軍事、文教等委員會和政治保衛隊，習仲勛任主席。陝甘邊區革命委員會的成立，標志著一塊以南梁為中心，東西約200公里、南北約150公里的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建：立。11月初，陝甘邊區工農兵代表大會在南梁正式召開，選舉產生了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習仲勛任主席，劉志丹任陝甘邊區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南梁政府的成立，宣告了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創建的正式完成，標志著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進入鞏固發展的新階段。

從1931年秋季開始，劉志丹等根據毛澤東實行「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在陝甘邊地區積極地組建革命武裝，開展游擊戰爭，創建紅色政權的鬥爭，以完成黨中央提出的「在積極開展當地的游擊運動中，創立新的紅軍隊伍及陝甘邊蘇維埃」的任務。1931年9月，劉志丹和馬錫武來到陝甘邊界的隴東南梁地區，開展創建革命武裝和革命根據地的實際工作，在合水縣倒水灣會聚當地的三支農民武裝進行整編，建立了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第一支人民革命武裝——南粱游擊隊，揭開了在陝甘邊地區為創建革命根據地開展游擊戰爭的序幕。不久，南梁游擊隊先後改編為西北反帝同盟軍、陝甘紅軍游擊隊，堅持在子午嶺山區開展游擊戰爭和創建革命根據地的鬥爭。1932年3月下旬，陝甘紅軍游擊隊在正寧縣縣城以南寺村塬地區，在廣泛發動群眾的基礎上，召開了由寺村塬等72個村五六百農民參加的農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正寧寺村塬革命委員會，李傑夫任主席。陝甘邊區第一個紅色政權由此誕生。寺村塬革命委員會的成立，也標志著陝甘邊地區第一塊游擊根據地的建立，是陝甘邊區創建革命根據ｒeａd.9９cｓw•ｃoｍ地的最初實踐。但由於陝西省委負責人杜衡的「左」傾錯誤領導和時任游擊隊政委李艮的錯誤指揮，陝甘紅軍游擊隊幾遭損失，被迫轉入外線鬥爭。隨後不久，初創的寺村塬游擊根據地喪失。

為了進一步促進陝甘邊根據地的創建和發展，深刻總結創建根據地的發展歷程及其經驗教訓，加強黨的建設，1934年7月中旬，劉志丹、張秀山、習仲勛、高崗、楊森、張邦英等領導人召開了中共陝甘邊區特委會議。會議通過了劉志丹為會議起草的《政治決議案》、《軍事決議案》等，制定下發了《中共陝甘邊區特委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陝甘邊區黨的任務的決議》（簡稱「七月決議」）。決議強調把黨的建設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提出了根據地政權建設的目標任務「創造中心蘇區，轉變臨時政權」，明確了紅軍建設的基本思路，強調深入開展土地革命是陝甘邊目前最迫切的任務，提出開展民族革命戰爭的原則和方法等。「七月決議」標志著以劉志丹為代表的陝甘邊黨和紅軍及其領導核心在政治上進一步成熟，從此自覺排除「左」傾和右傾錯誤，領導陝甘邊革命根據地武裝鬥爭進入全盛時期。1934年11月初，中共陝甘邊區特委和邊區革命委員會在南梁荔園堡主持召開了陝甘邊區工農兵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和陝甘邊區革命軍事委員會，習仲勛當選為蘇維埃政府主席，劉志丹當選為軍委主席。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的正式建立，標志著以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區革命根據地的確立。

劉志丹對黃龍山郭寶珊率領的綠林武裝採取團結、爭取、教育的政策，做了大量的爭取教育工作，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在劉志丹的爭取教育和黨的統戰政策的感召下，1934年10月，郭寶珊率部120餘人在慶陽新堡宣布起義，集體參加了紅軍。郭寶珊所部被改編為西北抗日義勇軍，郭寶珊任司令員，任浪花任政委，下轄三個大隊。西北抗日義勇軍後來發展成為紅二十六軍的一支主力團隊，為根據地的創建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鄂寶珊本人也在鬥爭中成長為一名優秀的紅軍指揮員。

在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創建和發展過程中，由於王明「左」傾錯誤的影響和干擾，劉志丹等同志多次受到指責、排擠和打擊，使陝甘紅軍和紅軍游擊隊幾遭嚴重損失，使剛開闢的正寧寺村塬游擊根據地以及後來創建的以薛家寨為中心的照金根據地等先後喪失。如在紅二十六軍成立時，時任陝西省委書記兼紅二十六軍政委的杜衡，極力推行「左」傾錯誤，指責劉志丹的正確主張是「游擊主義」、「梢山主義」、「土匪路線」、「右傾機會主義」、「逃跑路線」、「不懂馬列主義」等，蠻橫地撤銷了劉志丹在部隊的一切職務，並把謝子長等同志調出了部隊。面對這種「無情打擊」，劉志丹表現出堅強的黨性原則和崇高的胸懷，他心地坦然，顧全大局，毫不計較，仍然積極協助新任紅二團的團長王世泰做工作，幫助起草了《政治工作訓令》。劉志丹盡一切可能來維護部隊的團結，加強部隊的建設，在戰鬥時精心制訂作戰計劃，指揮作戰爭取部隊打勝仗。他雖然沒有正式職rｅａｄ•9９cｓｗ•com務，但戰士和群眾都親切地稱他為「我們的參謀長」。

劉志丹不僅是一位傑出的紅軍指揮員，而且也是一位優秀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在陝甘紅軍部隊建設和發展中，劉志丹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為陝甘紅軍的建設和發展作出了貢獻。在紅軍部隊的建設中，「他按照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全決議的精神，批判了部隊的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非組織觀點、絕對平均主義、個人主義、流寇思想等錯誤思想」。劉志丹十分重視軍政幹部的培養，1934年10月，在他的主持下，陝甘邊特委和蘇維埃政府在南梁創辦了紅軍幹部學校，習仲勛兼任政委，劉志丹兼任校長，並親自擔任軍事課的教學工作。他還十分注意軍政關係。一次，劉志丹正在給紅軍幹部學校的學員做演習，看到習仲勛同志走來，立即喊了一聲口令「立正」，並向習仲勛敬禮報告，要習仲勛檢閱學員隊伍並講話。他也特別重視軍民關係，經常對部隊進行嚴格的革命紀律教育，要求紅軍戰士做到秋毫無犯，處處關心和維護群眾的利益，使紅軍部隊真正成為堅強的人民軍隊，成為能征善戰的革命武裝，成為鞏固和發展革命根據地的堅強柱石。

劉志丹是陝甘紅軍和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建人之一。劉志丹在創建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鬥爭中，堅持走「工農武裝割據」的道路，創造性地把毛澤東紅色政權理論和陝甘邊革命鬥爭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把廣泛開展游擊戰爭和創建革命根據地的鬥爭結合起來，創建了陝甘邊革命根據地，最終發展為西北革命根據地。以劉志丹為代表的陝甘邊黨和紅軍及其領導核心，在創建和發展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鬥爭中，「以大局為重，始終堅持革命，為西北革命和紅軍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劉志丹同志是其中的傑出代表」

堅持革命鬥爭必須創建革命根據地，而創建革命根據地又必須以革命的武裝為基礎。因為，武裝鬥爭是「工農武裝割據」的主要鬥爭形式，只有建立強大的革命武裝，才能開展武裝鬥爭，以革命的武裝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革命根據地才能得以創建。劉志丹等在創建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鬥爭中，始終堅持建立黨領導下的革命武裝，堅持開展游擊戰爭，為創建革命根據地奠定基礎。1931年9月，劉志丹在合水縣倒水灣對當地的三支農民武裝進行整編，集中進行革命紀律教育和軍事訓練，正式建立南梁游擊隊，劉志丹任總指揮，全軍300餘人，200餘支槍。在劉志丹的指揮下，南梁游擊隊依託南梁一帶子午嶺山區開展機動靈活的游擊戰爭，發動群眾打土豪，抗糧抗稅，先後多次粉碎了隴東軍閥陳畦璋和反動地主民團的進攻，其影響迅速在陝甘兩省傳播開來。南梁游擊隊不僅在軍事上站穩了腳跟，打開了游擊戰爭的新局面，而且在政治上擴大了黨在陝甘邊地區的影響，為創建革命根據地奠定了革命武裝的基礎。後來隨著游擊戰爭的發展，南梁游擊隊改編為陝甘紅軍游擊隊。

劉志丹等在開展統一戰線的實際工作中，把軍事打擊和政治爭取結合起來，對有政治背景的土匪、為群眾所痛恨的慣匪以及極端反動的地主民團堅決予以消滅，如對政治土匪張廷read.99csw.com芝部、慣匪楊謀子部等；對一般土匪，則採取各種辦法去爭取改造；對同情、靠近共產黨、紅軍及蘇維埃政府的民團，則與之建立統戰關係，互不侵犯。對那種既不反對，也不願接近共產黨、紅軍及蘇維埃政府的民團，在實際鬥爭中教育他們，使之轉變，向蘇維埃政府靠攏。當時合水縣境內有大大小小的民團20多支，經過爭取工作，有好幾支參加了紅軍，其餘大多數與蘇維埃政權保持著友好關係。對哥老會採取爭取政策，建立長期統戰關係，對其中的反革命分子，發動群眾去清除。對扇子會、紅槍會等會道門組織，採取爭取的政策，逐步予以改造。在土地改革中也實行統一戰線政策，對地主家庭參加勞動的成員，也留給其維持生活的土地和財產；白軍士兵應分配土地部分暫留作公用等。對白軍俘虜採取教育、改造政策。通過政治上的爭取，一此白軍俘虜參加了紅軍和紅軍游擊隊，在鬥爭中成長為優秀的紅軍指戰員。

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創建和發展的歷史經驗證明：只有堅持黨的正確領導，堅持貫徹執行正確的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不斷地克服來自黨內「左」右傾錯誤的干擾和影響，革命力量才能發展壯大，革命根據地才得以創建和發展。堅持黨的正確領導，是革命事業發展壯大的根本保證，是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創建和發展的根本保證。而劉志丹同志正是陝甘邊區黨和紅軍自覺排除「左」傾和右傾錯誤干擾、堅持黨的正確領導的代表。黨中央曾經指出：「劉志丹等所堅持的政治路線和立場是正確的」，「他們一貫地把握了布爾什維克的立場和態度，這是值得我黨同志們學習和效法的」。習仲勛同志在總結這段歷史時指出：「十年的土地革命戰爭，陝甘邊的黨組織、紅軍戰士和人民群眾，經歷了長期而殘酷的反革命『圍剿』和來自黨內『左』右傾路線的干擾，歷遭艱險，幾經起伏，終於使紅日驅散烏雲，勝利的曙光映紅了陝甘高原的山山水水，把蘇維埃的種子傳播到革命形勢比較落後的中國西部，成為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失敗后碩果僅存的一塊根據地，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大眾的解放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

寺村塬游擊根據地喪失后，劉志丹等根據陝西省委的指示，指揮由陝甘紅軍游擊隊改編的紅二十六軍第二團，在陝甘邊界地區積極開展了創建以照金為中心的根據地的鬥爭，迅速開闢了照金根據地。1933年4月5日，中共陝甘邊特委在照金召開陝甘邊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陝甘邊革命委員會，下設土地、「肅反」、經濟、內務、文教等委員和赤衛軍總指揮部，以薛家寨為中心的照金革命根據地正式形成。正當游擊戰爭蓬勃發展和照金根據地日益擴大之際，杜衡再次極力推行「左」傾冒險錯誤。6月下旬，他不顧劉志丹等同志的反對，專斷地強令紅二十六軍南下渭華地區。在優勢敵軍的進攻下，紅二十六軍在終南山區遭到了幾乎全軍覆沒的慘重失敗。後來根據地也被敵人佔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