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革命形勢不斷好轉之時，杜衡堅持錯誤路線，於1933年6月強令紅二團南下渭華地區建立新根據地，結果遭到數十倍于紅軍的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幾乎在終南山全軍覆沒，杜衡也被捕叛變，陝西省委遭到破壞。陝甘邊區的黨和人民經受了這一嚴重考驗，新成立的紅四團、耀縣三支隊、西北民眾抗日義勇軍補充進來，加強了軍事力量。8月，陝甘邊區特委在陳家坡召開擴大會議，討論重新組建主力紅軍的問題，並成立陝甘邊區紅軍臨時總指揮部。10月上旬，總指揮部決定紅軍主力南下轉外線作戰，以粉碎敵人的「圍剿」，雖在戰鬥中取得重大勝利，但照金留守的軍民寡不敵眾，堅持到10月中旬后被迫突圍，照金隨之陷落。

2.照金階段。陝甘游擊隊撤離寺村塬后，分兵游擊，發動群眾，籌集糧款，補充隊伍，渡過了難關。1932年12月，陝甘游擊隊根據陝西省委的指示，開赴宜君縣轉角鎮，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第二團。陝西省委「左」傾領導人杜衡主持這次改編，他大力批判陝甘游擊隊的「右傾機會主義」，逼迫謝子長、閻紅彥等離開部隊，對劉志丹降職使用，自任紅二十六軍政委兼紅二團政委。紅二團成立后，堅決執行陝西省委的指示，積極開展游擊戰爭，肩負起創建以照金為中心的新根據地的重任。到1933年三四月間，紅二團在戰鬥中連連取勝，群眾鬥爭蓬勃發展，中共陝甘邊區特委、陝甘邊游擊隊總指揮部先後建立。4月5口，陝甘邊區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在照金召開，選舉產生陝甘邊區革命委員會，周冬至當選為主席，習仲勛為副主席。在這前後，還成立了紅軍醫院、被服廠、修械所等。照金根據地初步形成，「其地域以薛家寨為中心，東達胡家巷、高山槐，西至黃花山、七界石、馬欄川，北迄斷頭川、伍房川，南到桃渠原、高爾原、老牛坡，地跨耀縣、旬邑、淳化三縣邊界，方圓數十里」。

槍杆子裏面出政權。隨著軍事鬥爭的勝利，陝甘邊根據地政權不斷健全，尤其是南梁地區逐漸組建區、鄉、村蘇維埃政權，在整頓和加強工會、農民聯合會、貧農團、赤衛軍的同時，又成立了青年、婦女、兒童等群眾組織。在全面建政的基礎上，陝甘邊根據地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土地革命鬥爭。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土地委員長李生華回顧說：「陝甘邊最早分土地在荔園堡」，當時的政策是「地主的土地全部沒收，或者只留給些不好的地；富農的土地只沒收出租部分，即他們自己種不了的長余土地」。當然，在開展土地革命初期，根據地由於缺乏經驗和「左」傾錯誤思想影響等原因，分配土地存在一些脫離實際的問題。隨著土地革命的深入，陝甘邊根據地開始總結出陝甘邊土地革命鬥爭的特點，這主要有：「由於陝甘邊地廣人稀，蚓地貧瘠，歷史就是廣種薄收，農民所受的痛苦，首矧是土匪、災荒為害，高利貸、苛捐雜稅的剝削，所以我們進行土地革命時，群眾對於分土地並不感到多捌興趣，而對於打土豪，分糧食、牛羊和衣物，不交糧款和租子，則很感興趣」，「南梁地區由於土地集中、《地多人少，地主又多住在慶陽城」，群眾「對土地的要；求不太迫切，與陝北恰恰相反」。而且南梁地區外來？戶多，「這些外來戶在異鄉安家，不得不接受奇重的高一利貸盤剝，『驢打滾』、『大加一』外帶五分的高利貸，使這些移民，世世代代做牛馬。因此，在土地革命中，農民關心廢棄債務，甚於關心分配土地」。

劉志丹犧牲后，毛澤東曾在一次大會上這樣說道：「聯繫群眾這一條，也要用客觀標準來衡量。比如，一個人死了開追悼會，群眾的反映怎樣，這就是衡量的一個標準。有些人高高在上，官位很大，稱首長，好像老百姓都擁護他，其實這不能說明問題，要看最後的蓋棺論定，要看開追悼會那一天老百姓落不落淚」，「真正的群眾領袖，到開追悼會那一天，老百姓會覺得他死了很可惜，至少不會覺得死了也好，可以省下小米。劉志丹同志犧牲后，陝北的老百姓傷心得很，這說明他是真正的群眾領袖」。這既是對劉志丹聯繫群眾的高度評價，也是對劉志丹領導的陝甘邊根據地群眾工作的認可。以劉志丹為領導的陝甘邊根據地，不僅代表人民群眾利益頑強英勇地進行革命鬥爭，而且密切聯繫群眾開展根據地建設，從而獲得群眾的廣泛擁護。

在調查實際、掌握特點的基礎上，陝甘邊根據地開始形成一套成熟的土地政策。對此，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習仲勛總結道：「沒收富農出租部分的土：地，地主參加勞動的可以分地；分川地不分山地，這因為山地很多沒有人種，川地也是種一年休息一年；中心地區分土地，邊境地區則不分，這因為邊境區hｔtｐs://rｅaｄ•９9csw.ｃｏｍ的群眾自己的牛羊都不保，還要什麼土地，而邊境區閃蘇區的擴大而變成中心區時，仍進行分土地；田、莆一齊分，因農民最需要的是苗，若分田不分苗就會降低農民的情緒；沒收地主富農多餘的土地，牛羊分給沒有地沒有牛羊或少地少牛羊的僱農、貧農和中農；階級劃分是依該戶的主要生活資料的來源，及其剝削與被剝削的程度來決定的；爭取與改造流氓參加生產；紅軍家屬分好地，具有分地的優先權。」此外，「廢除一切債務（不含農民之間的債務）和高利貸」。

陝甘邊根據地在全國革命根據地中，具有罕見的流動性，並在流動中不斷壯大。1936年，毛澤東總結革命戰爭的經驗，寫出《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其中就指出：「革命根據地只有鄉村和小城市。其區域開始是非常之小，後來也並不很大。而且根據地是流動不定的；紅軍沒有真正鞏固的根據地。」「作戰線的不固定，影響到根據地領土的不固定。時大時小時縮時伸是經常的，此起彼落也往往發生。這種領土的流動性，完全是來源於戰爭的流動性。」這一對根據地流動性的論述，在陝甘邊根據地體現得十分典型，集中體現在流動時間長、流動幅度大。具體來說：陝甘邊根據地的創建歷時六年之久，並經歷了以寺村塬、照金和南梁為活動中心的三個發展階段，其中寺村塬、南梁兩個階段在甘肅境內，照金階段在陝西境內。

3.南梁階段。為解決革命面臨的困境，明確戰略方向和行動方針，陝甘邊區特委和紅軍臨時總指揮部於1933年1月在合水縣包家寨子召開聯席會議，總結經驗教訓，分析鬥爭形勢，撤銷陝甘邊區紅軍臨時總指揮部，恢復紅二十六軍，確定了劉志丹數次提出的以南梁為陝甘邊區革命活動中心等建黨、建軍、建立根據地的一系列正確的戰略方針，勾畫出了陝甘邊區革命鬥爭的基本格局。包家寨子會議后，陝甘邊區黨和紅軍立即投入創建以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鬥爭。1934年2月，陝甘邊區革命委員會在南梁四合台恢復成立，習仲勛當選為主席，下設土地、勞動、財政、糧食、肅反、軍事、文化等委員會，行使根據地臨時政權的職責。隨著根據地的鞏固和擴大，臨時革命政權轉變為蘇維埃政權的條件逐漸成熟。11月，陝甘邊區工農兵代表大會在南梁荔園堡召開，正式選舉成立了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和陝甘邊區革命軍事委員會、陝甘邊區赤衛軍總指揮部，習仲勛當選為政府主席，劉志丹任軍委主席，朱志清任赤衛軍總指揮。這標志著陝甘邊根據地的確立，是陝甘邊乃至西北革命鬥爭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1943年4月23日延安《解放日報》指出：「劉志丹同志遠離中央，能從革命實踐中體會馬列主義之精髓，使馬列主義之普遍真理具體實現於西北，在建軍建黨建政及領導革命戰爭中，其方針策略，無不立場堅定、實事求是、堅持黨的正確路線」，使根據地立於不敗之地。這對以劉志丹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努力探索建立陝甘邊根據地的艱辛歷程，作出了高度的評價。

陝甘邊根據地由於長期貧困和落後，農民基本是文盲。這種狀況，在農民向陝甘邊根據地的黨和紅軍。通報敵情時有著直觀的頗具趣味的反映。處在白色包圍中的陝甘邊根據地，遍布各地的農民成為特別重要的了解敵情的來源。「農民中識字的人極少，能夠寫一封明白信的人更缺。即使能寫信的，大體上都是錯別字，有的信我們實在難以看懂，要花很大的工夫分析辨認，拼音看形，才能知道信的內容。」「有的人不會寫字，乾脆用一片破紙插著一根雞毛，經多人之手一直傳到南梁我們的駐地。還有的用一張破紙包上一塊煤炭，插上雞毛，也傳到我們這裏，我們看后，只能知道是不好的消息，知道是敵人來了。」

早在1931年秋，劉志丹、馬錫五曾經在橋山山脈中段南梁一帶做過廣泛深入的社會調查，認為這裡是敵人統治的薄弱環節，建立根據地有許多有利條件。但是，當時「左」傾錯誤指導下的陝西省委堅持南下關中，在平原地區建立根據地，一再否決劉志丹的意見。1932年6月，陝甘游擊隊南下韓城作戰中失利，轉移到正寧一帶休整。部隊領導人討論下一步行動方向時出現分歧，有的主張南下，有的主張北上。由陝西省委派來的政治委員李傑夫提出：願南下者跟他們走，願北上者跟劉志丹走。這一九九藏書分歧，反映了在建立根據地問題上的不同意見，而且處理不好可能造成分裂。劉志丹、閻紅彥等同志都反對「分家」，最終決定就地開展游擊活動，伺機向南北發展，從而堅持了團結，對陝甘游擊隊的鞏固和發展有著重要意義。

南梁地區在清朝以前就有集市貿易，但清朝同治年間回民起義后停止了集市，此後再也沒有恢復，群。眾買東西要到百里以外的甘泉和安塞等地，來往極為不便。因此，長時間以來，群眾只能維持落後封閉、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生產力的發展受到很大限制。陝甘邊根據地政權建立后，「成立集市便利交易，在白馬廟、荔園堡等地建立了集市」，「保護小商人，允許其來蘇區做生意」。「荔園堡集市初成立時，每月三集，逢一（即初一、十一、二十一）為集。逢集日，白區商人運來藍、白布匹，粉連紙，綠紅紙，油墨，食鹽、等物品，在集上購買牲畜、土特產，帶走大煙和白洋。根據地人民主要是賣熟米、細糧、馬料，並賣用藍布做的鞋，每雙一塊白洋。」

幾乎每逢集日，邊區政府主席習仲勛等人都要去集市轉一轉，看一看，了解市場發展狀況，及時採取相應政策措施，進一步促進邊區經濟的繁榮。邊區政府沒有明文規定的稅收制度，不向商人收稅，而且在此基礎上又採取優惠讓利政策，將南梁地區的山貨、羊畜、皮張等土特產品低價賣給白區商人，鼓勵他們將邊區的緊缺物資從白區販運過來，政府出面保護他們的安全和利益。「開始白區商人來蘇區者較少，都是一些過去常來這一帶做買賣的商人，或在蘇區有熟人關係的商人前來交易。後來就逐步增多。他們來時，馱的鹽、糧（細糧）、布匹等東西，回去時販賣牛羊、嫻土等。敵人企圖封鎖邊境，但封鎖不住，腳戶還是常到蘇區來做生意。」這極大地解決了邊區政府的困難，方便了群眾生活，增加了群眾的收入。同時，邊區也有一部分人到白區去販貨。

陝西省委長期以來堅持到平原地區開闢根據地的指導思想，最終還是給陝甘邊區帶來極大損失。1933年5月，陝西省委「左」傾領導人杜衡不顧劉志丹等人的反對，強行作出南下渭華的決定。而在部隊渡過渭河之前，杜衡以向省委彙報工作為名離隊，后被捕叛變，使中共陝西省委遭到破壞。由陝甘游擊隊改編而成的紅軍第二十六軍紅二團在渡過渭河后，進退維谷，團黨委有人主張前進，有人主張後退，意見不一。劉志丹最後說：「杜衡是壞人，我們自己搞起來的隊伍，他硬是要我們自己去搞垮，我們唯一的任務，是設法保全部隊，現在只有前進了。」部隊繼續前進，雖經英勇奮戰，但眾寡懸殊，幾乎全軍覆沒。這次失敗，再次從反面為建立根據地問題指明了方向，同時陝西省委被破壞，也在客觀上排除了「左」的錯誤指導，陝甘邊根據地的黨和紅軍頑強地在絕境中奮起，決定以南梁為中心建立根據地，從而迎來了陝甘邊根據地的全盛時期。

綜上所述，陝甘邊根據地具有三個鮮明的特點，即在流動中不斷壯大、在勇於探索的同時顧全大局、密切聯繫群眾開展根據地建設。中共中央對陝甘邊根據地的建立也予以過關注，在1932年4月曾作出《關於陝甘邊游擊隊的工作及創造陝甘邊新蘇區的決定》，為陝甘邊根據地黨和紅軍的發展指明了方向。只是由於當時的歷史條件，中共中央對於陝甘邊根據地後來的具體發展並不知情。陝甘邊根據地主要依靠自己的探索和努力，在長期鬥爭中堅持下來，並與陝北根據地連成一片，成為土地革命戰爭後期全國「碩果僅存」的一塊完整的紅色|區域，最終為黨中央和中央紅軍提供了長征的落腳點和抗日戰爭的出發點。學術界對此也頗為關注，從西北地區偏遠、劉志丹等的正確領導、中共中央的及時到達等方面探討了「碩果僅存」的原因。這都忽略了這塊根據地自身具備的特點，上述三個鮮明特點正是這塊根據地能「碩果僅存」的重要原因，也正是區別於其他根據地模式的重要表現。

雖然受到「左」傾錯誤的影響，但在陝甘邊根據地黨和紅軍的顧全大局下，閻家窪子會議的主導方面還是積極的。會議加強了陝北和陝甘邊兩地黨組織和紅軍的聯繫，並派出紅三團北上作戰，對陝北根據地有一定幫助，這也為以後兩支紅軍的聯合、兩蘇區的統一打下了基礎。郭洪濤後來也說：會議決定謝子長擔任紅四十二師政委，並派紅三團北上，同陝北游擊隊一起活動，「對於粉碎敵人的第一次『圍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如果不採取這一果斷的戰略措施，僅僅依靠陝北武裝的力量去粉碎敵人的『圍剿』。確實是有困難的。」

遺憾的是，這些非難和猜忌最終給革命事業帶來了不必要的損失。1931年，劉志丹在收編土匪、民團武裝的基礎上成立南梁游擊隊。1932年，在南梁游擊隊和陝北游擊支隊合https://read.99csw.com編為西北反帝同盟軍后不久，部隊一些領導人認為由南梁游擊隊改編的二支隊成分不純，部隊不穩，繳了二支隊的槍，解散了二支隊，打死了幾個人。這事還使一支隊部分人員驚慌出走。對於這次事件，1986年中共中央辦公廳轉發《關於西北紅軍歷史問題座談會的報告》，其中指出：按照黨的建軍原則進行整頓是必要的，「但是，在一般情況下，採取一部分人繳另一部分的槍的辦法，特別是在劉、謝兩位主要領導人沒有取得一致意見的情況下，採取繳槍的辦法，甚至還打死了人，不論是誰的決定，都是不對的，更不能說是完全正確的。好在這支隊伍中許多同志以大局為重，始終堅持革命，為西北革命和紅軍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劉志丹同志是其中的傑出代表」。

1935年2月，在革命形勢的發展下，同時也為應對國民黨的重兵「圍剿」，中共陝甘邊區特委和陝北特委在安定縣周家礆召開聯席會議，成立了中共西北工委、西北軍委，正式統一了陝甘邊根據地和陝北根據地黨政軍的領導。這使陝甘地區的革命鬥爭進人新的發展階段，很快取得了反「圍剿」鬥爭的勝利，陝甘邊根據地和陝北根據地連成一片，其中，陝甘邊根據地的範圍「東到臨鎮，南到淳化、耀縣，西到慶陽、環縣，北到定邊、靖邊，面積達3萬多平方公里，人口近80萬；下轄南區、東區和中心三個行政單位。中心區包括華池、赤安、慶北、合水、安定、安塞等縣；南區轄正寧、寧縣、旬邑、淳耀、三原等縣；東區轄甘洛、中宜、富西等縣」。

1.寺村塬階段。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就先後派劉志丹、謝子長等一大批黨員和進步青年在西北地區進行「兵運」、「起義」等武裝鬥爭，但多次努力都最終失敗了。對此，劉志丹認為：失敗「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軍事運動沒有同農民運動結合起來，沒有建立起革命根據地。如果我們像毛澤東同志那樣，以井岡山為依託，搞武裝割據，建立根據地，逐步發展擴大游擊區，即使嚴重局面到來，我們也有站腳的地方和迴旋的餘地。現在最根本的一條，是要有根據地」。

恢復集市的初期，市場上流通的都是國民黨政府發行的貨幣。邊區政府成立后，組建了陝甘邊蘇維埃政府銀行，並建立造幣廠，發行自己的貨幣，在邊區內統一使用，嚴禁使用國民黨的偽幣，建立了獨立的金融體系。邊區的貨幣是用木板刻模，印在白洋布上，加蓋邊區政府大印，再塗以桐油。票面有紅色一角、藍色二角、紫色五角、黑色一元四種。群眾稱為「油布票」或「蘇幣」。「蘇幣幣值穩定，很值錢，每元蘇幣相當白洋一元，攜帶方便，很受群眾歡迎」，商人「在集市上賣得蘇幣，可到政府供給處兌成白洋」。這極大地促進了邊區的商品流通。

陝甘邊根據地的特點就較少有人研究。陝甘邊根據地是20世紀30年代初劉志丹、謝子長等共產黨人領導陝甘邊人民創建的以南梁為中心的根據地，是中國北方最早的蘇維埃區域。這塊根據地後來與陝北根據地連成一片，成為土地革命戰爭後期全國「碩果僅存」的一塊完整的紅色|區域，不僅有力地推動了我國北方特別是西北地區各民族的革命鬥爭，更為黨中央和中央紅軍提供了長征的落腳點和抗日戰爭的出發點，為中國革命實現歷史性轉折作出了巨大貢獻。因而陝甘邊根據地在中共黨史和解放軍軍史上具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其特點很值得深人研究。

陝甘邊根據地的黨和紅軍，不僅對上級的錯誤指導和內部的錯誤紛爭都以大局為重，而且對待兄弟黨組織和友軍也同樣是顧全大局。1934年7月，謝子長、郭洪濤率陝北游擊隊主力轉戰來到南梁，陝甘邊、陝北兩地領導人在南梁閻家窪子召開聯席會議。謝子長在會上宣讀了上海臨時中央局和中央駐北方代表給紅二十六軍的兩封信，信中不切實際地指責紅二十六軍領導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逃跑主義」、「梢山主義」錯誤，說部隊組成帶有「濃厚的土匪色彩」等。郭洪濤還作了支持這些錯誤指責的發言。對此，陝甘邊區的與會人員有些議論，但考慮到他們是由兄弟黨組織陝北特委派來的，覺得他們是在重複北方代表指示信中的內容，不解決實際問題，所以沒有展開議論。紅四十二師師長楊森、陝甘邊特委委員張策等同志後來找陝甘邊特委書記張秀山和劉志丹說：「怎麼陝北管起陝甘邊的事了呢？」張策後來還回顧說：「我那時雖然不大曉得其中的是非曲直，但我知道，自從1933年陝西省委被破壞后，陝甘邊特委一直沒有上級黨的領導，而且這期間，中央和北方局都沒有派人來這裏檢查過工作，就是我們九九藏書的鄰居陝北特委，也沒有派人來過這裏。那麼這些批評到底來自何人何地呢？這不能不使人奇怪。雖然受到了一大堆批評指責，陝甘邊特委的領導同志還是本著革命友誼贈送了許多槍支經費，特別是把紅四十二師政委的位置讓了出來，由謝子長暫時代理，並派紅四十二師的部分主力紅三團到陝北協助作戰。」

劉志丹領導的陝甘邊根據地的黨和紅軍充分注意，到了這些現象。1932年，陝甘游擊隊就發布布告，宣布自己的根本任務，首要一條就是「本軍是貧苦工農自己的武裝力量」，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與國民黨作不妥協的鬥爭，摧毀國民黨的統治；此外明確了很多與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相關的內容，如「國民黨軍閥給予工農勞苦群眾一切苛捐雜稅、攤派勒索，慨（概）作無效」；「幫助窮苦工農、白軍士兵，起來分配豪紳地主的食糧財產和土地」；「一切文字的口頭的高利貸、賬債、契約，宣告無效」；「繳收白軍、民團、警察的武裝，武裝農民赤衛隊，保護自己的利益」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破除陳規陋習、移風易俗的活動中，陝甘邊根據地的黨和紅軍始終起著模範帶頭作用，遵守革命紀律，倡導艱苦樸素的革命生活。當時，劉志丹「提出制定一條法律，凡一切黨政軍幹部，如有貪污十元以上者槍斃，現在看起來這處分未免太重，但那時老百姓最恨貪官污吏，盼望有為民理政的『清官』，正因為劉志丹同志了解群眾的心情，才制定嚴格的法規，以警戒自己的同志」，「有了這條法令，在幹部中確實沒有發生過貪污事件」。

邊區政府很重視解決軍隊和群眾文化水平較低的問題，在戰爭條件下，仍大力支持發展文化教育事業。陝時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習仲勛就指出：當時「辦了軍政學校，劉志丹同志任校長，我任政委，馬文瑞、蔡子偉、吳岱峰等同志負責教學工作，培養軍政幹部，各鄉辦起了列寧小學，發展教育，掃除文盲」。軍政學校「主要訓練軍隊連排長以上幹部」，前後共辦三期，累計「學員約200餘人」。在荔園堡附近的轉嘴子，辦起了陝甘邊區的第一所紅色學校——列寧小學，「學生近60人」，「學生的文具和教員的吃用，全部由政府供給」。此後，各鄉也陸續辦起了列寧小學，陝甘邊東區就依靠政府部門和群眾的大力支持，「解決了課本教材、教員奇缺困難。橋扶峪、閻家溝、下寺灣、王家坪、杏子溝門等地先後都辦起了列寧小學」。邊區政府還十分注意成人的文化教育，在一些村莊辦起了成人掃盲識字班，開展掃盲活動，在艱苦的戰爭環境中，堅持學習文化知識和革命道理。由於發展落後、文化低下，陝甘邊根據地原來還存在許多迷信、愚昧的舊風俗舊習慣。對此，邊區政府發動群眾，廣泛開展破除陳規陋習、移風易俗活動，設立了禁煙、禁賭、放足委員會，發布了相應的條例，並制定了反對封建婚姻、反對迷信活動等法規，開展了以「勸破除迷信、勸戒賭博、勸戒鴉片煙、勸禁止買賣婚姻、勸婦女放足、勸男人剪辮子」為內容的「六勸」活動。用新思想、新文化教育群眾，引導他們從封建思想的枷鎖中解放出來。邊區政府提倡開展文化娛樂活動，每開大會或逢紀念節日組織演出，宣傳英雄模範人物，表彰好人好事，宣傳科學常識和進步思想。「開始我們要求給僱農發單衣、棉衣、手巾等物，多偏重於僱農方面，而有些僱農則好吃懶做，以後我們規定凡是僱農一定要勞動」；「對紅軍家屬，社會上的孤寡、殘廢，均實行救濟」。另外，還大力倡導男女平等，動員婦女參加生產和工作，努力把根據地建設成為革命的精神文明和生活文明的典範。

針對農民的沉重負擔，陝甘邊根據地廢除各種苛們雜稅、攤派勒索，同時對於軍隊和政府的供給，「財、糧來源主要是取之豪紳、地方，並有計劃地向敵人奪取」，而「對群眾不動員糧，也不『歡迎』糧」，做到了對群眾秋毫無犯。陝甘邊區的廣大農民分到了土地，又沒有負擔，衷心擁護共產黨的領導，生產積極性很高，很多其他地區的農民也不斷投奔過來。

1930年，劉志丹利用擔任隴東民團軍騎兵營長之機，領導了「太白收槍」，建立了革命武裝，並經過努力，在1931年9月，成立南梁游擊隊。1932年1月，部隊改稱西北反帝同盟軍，2月又稱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陝甘游擊隊成立后，開始執行游擊戰爭的行動綱領，4月在正寧縣寺村塬組建赤衛軍和農民聯合會，建立紅色政權——陝甘邊區革命委員會。陝甘邊區革命委員會委員15人，常務委員7人，李傑夫任主席，下設土地、肅反、財政、食糧等委員會。後來雖然沒能存在下來，但是一次重要的學習和實踐九*九*藏*書，影響深遠，揭開了中國共產黨在陝甘邊區創建革命根據地的序幕。

陝甘邊根據地還努力通過其他辦法來改善農民的生活。例如，「當時，軍隊和幹部買鞋的人很多，集市供不應求，後來政府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給群眾蘑布讓做鞋，並規定了合理的手續費，群眾都搶著做」再如，「南梁政府當時組織了合作社，華池縣各區都有，紅三團還給捐款六七十元。合作社組織群眾養蜂、養豬、養雞。當時這些都訂有計劃，並向各區和幹部？作了傳達」，只可惜由於「圍剿」和反「圍剿」的戰爭頻繁，有些未能完全實現。

土地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創立了十多個革命根據地，其中以毛澤東、朱德等領導的井岡山根據地、中央根據地最為出名，逐步地把武裝鬥爭、土地革命和根據地建設結合起來，探索出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在根據地的鬥爭中，毛澤東總結了根據地紅色政權存在和發展的根本原因，同時對各根據地的特點也予以了注意。1930年1月，毛澤東就指出：「朱德毛澤東式、賀龍式、李文林式、方誌敏式之有根據地的、有計劃地建設政權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擴大人民武裝的路線，無疑義地是正確的。」這自然引起學術界的關注，因而對「李文林式」、「方誌敏式」等根據地的特點都有不少研究成果，而對其他地區的根據地研究明顯偏弱。

總之，在陝甘邊根據地創建的艱辛歷程中，由於黨處於幼年時期，黨內指導思想出現幾次「左」傾錯誤，陝甘邊根據地領導人依照當地實際來運用馬列主義原理的探索，遭到了來自上級、內部、兄弟黨組織和友軍的錯誤指導和紛爭，但陝甘邊根據地的黨和紅軍都以革命事業的大局為重，服從黨的紀律，維護黨和軍隊的團結，在實踐中努力奉獻，以探索結果來證明是非曲直。周恩來當時常說：「劉志丹同志對黨忠貞不貳，很謙虛，最守紀律，他是一個真正具有共產主義品質的共產黨員。」李維漢也評價道：劉志丹「明知個人會有危險，但還是顧全大局，服從紀律」。

陝甘邊區土地比較集中。南梁一帶69.2％的土地是地主的，67.1％的農戶是佃戶。這裏出租土地1.8萬余畝，每年收取租糧四五千石。1930年，環縣的各種攤派名目有120餘種。不可思議的是官府竟然強迫農民種植鴉片，以便徵收「煙畝罰款」，不種者則徵收「懶款」。在邊區更其特別的是剿赤捐，即剿赤軍隊支？一應費，「只在王拉（郎）坡附近幾個村子，每日除供給國民黨的軍隊3001人的飯以外，還要出洋30元」。還有僱工、高利貸等剝削，加上軍閥混戰，兵匪成災，壓得陝甘邊區人民喘不過氣來。

在陝甘邊工農武裝割據局面初步形成之際，陝西省委批評陝甘紅軍游擊隊在山區建立根據地是「執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要游擊隊到自然條件較好的平原地區去創建根據地。1932年6月，陝甘游擊隊撤離寺村塬，東進陝西韓城地區，遭受挫折后又返回寺村塬。7月下旬，陝西省委派省委常委李艮任游擊隊政委。李艮到游擊隊后，大批所謂的「機會主義領導」，並在群眾尚未充分發動起來的情況下，派出戰士在五頃原分配土地，限期20天內分配完畢。面對國民黨軍隊的進攻，李艮把鞏固和擴大根據地理解為軍事上的死守和強攻硬拼，致使游擊隊接連失利，被迫撤離寺村塬，根據地喪失。

在創建陝甘邊根據地的過程中，以劉志丹為代表的共產黨人，依照陝甘邊的實際來運用馬列主義的普遍原理，在根據地內外實行了一套正確的政策。尤其是在白色恐怖包圍下，能正確對待哥老會、煙商、民團等社會力量，充分利用敵人陣營的矛盾，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對哥老會採取爭取政策，因蘇區哥老會的人很多，大多講義氣，對我們有過不少幫助，並與我們有長期的關係，如其中有反革命分子，要發動群眾去清除，不要直接出面干涉」，「對扇子會、紅槍會、硬豆、軟扇等會道門組織，則採取爭取政策，這裏各種會道門在蘇區內相當多，他們雖然迷信，但都還有反抗統治階級的作用，在這一點上能改造他們」。在劉志丹的教育啟發下，蒼溝哥老會頭目馬大爺、東坪馮大爺、小石岩民團團總羅連城，都為革命做過許多好事。青海省軍區原副司令員郭寶珊本來是黃龍山的「大王」，經過劉志丹等同志多方面做工作，終於把他引上革命的道路，立了許多戰功。有的同志對劉志丹等的正確主張很不理解，不斷提出非難，甚至進攻與紅軍有統戰關係的民團。劉志丹耐心解釋道：「幹革命需要建立統一戰線，敵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們增加一份力量，敵人就減少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