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7月9日，曾是黨在蘇雨生部舉辦的學兵隊學員的高鵬飛、楊林等，領導駐合水西華池的楊虎城部新編第十一旅特務營兩個連起義，與陝甘紅軍游擊隊會合，小部分被編入陝甘紅軍游擊隊騎兵隊，大部分被編為第三大隊，由高鵬飛任大隊長。這次起義是黨在甘肅地方小軍閥部隊長期進行兵運工作的結果，壯大了陝甘紅軍游擊隊的力量。1933年5月21日，時任紅二十六軍政治委員兼紅二團政治委員的杜衡推行「左」傾冒險方針，武斷地要紅二團離開照金蘇區南下渭華。結果紅二團於7月在終南山失敗。紅二團南下后，照金蘇區危急。就在這時，共產黨員王泰吉率領陝軍騎兵團1200餘人於7月21日在耀縣起義。起義遭到敵人圍攻失敗，但余部100餘人在王泰吉率領下進人照金蘇區，改編為西北民眾抗日義勇軍大隊，成為照金蘇區的一支重要力量，對於堅持和發展陝甘邊游擊戰爭起到了重要作用。

針對陝甘邊根據地內土匪的情況，黨和蘇維埃政府制定的政策是：「有政治背景的土匪堅決徹底消滅。」「為群眾所痛恨無法爭取的慣匪，……也予徹底消滅。」除上述兩情況外的「一些土匪則採取一切辦法爭取改造他們」。在這個方針之下，紅二十六軍對政治土匪張廷芝部和慣匪楊謀子部進行了堅決打擊，而對貧苦農民出身、被逼投身綠林的黃龍山「山大王」之一的郭寶珊則進行爭取工作。1934年10月，郭寶珊在慶陽新堡率兩個連起義，參加紅軍。1935年10月，郭寶珊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為了說明這個問題，筆者先對比較著名的根據地的軍事骨幹進行一些分析。毛澤東在領導湘贛邊界秋收起義時，起義軍的主要組成部分是原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衛團（即武漢國民政府警衛團），湖南平江、瀏陽和湖北崇陽、通城的農軍，江西安源的煤礦工人。上井岡山後，又有袁文才、王佐的綠林武裝加入。再後來又有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軍余部和湘南起義農軍上井岡山會師。可以說，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軍事骨幹主體來自原國民革命軍和兩湖尤其是湖南的農民運動骨幹分子，少量來自工人和綠林武裝。再看鄂豫皖根據地，最初是中共黃麻特委組織的黃安、麻城農民自衛軍舉行起義，建立黃安縣農民政府和工農革命軍鄂東軍，後上黃陂木蘭山開展游擊戰爭發展起來的。方誌敏等建立的贛東北革命根據地，是領導弋陽、橫峰地區的農民起義，建立革命武裝和政權發展起來的。左右江革命根據地，是鄧小平等領導廣西警備第四、第五大隊起義，與韋拔群領導的左右江農軍結合建立起來的。從上述分析可以明顯看出，這些革命根據地主要創建在北伐戰爭經過的地方，是工農運動的中心地帶，尤其是農民運動開展得比較猛烈的地區，軍事骨幹主要來自三個方面：其一，原國民革命軍中的共產黨員，其二，大革命時期農民運動的領導者和骨幹，其三，進人革命隊伍經過改造的綠林武裝首領。地處我國西北的陝甘兩省，與上述黨在南方建立的革命根據地省份黨的力量、所掌握的武裝、群眾的覺悟程度以及敵人方面的情況等等，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在從事武裝鬥爭、建立和發展革命根據地上也有著很大不同。其軍事骨幹主要來自兵運工作。

而這時在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劉志丹等領導人從實際出發，十分注意統戰工作。當時陝甘邊革命根據地，不僅要面對國民黨軍持續不斷的「圍剿」、「進剿」，同時也要面對根據地內的民團、土匪以及哥老會、紅槍會、扇子會等各種會道門勢力。根據地軍民主要的是對付國民黨軍隊的圍攻，同時，也要肅清反動民團的勢力，並處理好同各種社會勢力的關係。這樣才能粉碎敵人的「圍剿」、「進剿」，鞏固和發展革命根據地。

「（5）至於對高級軍官的工作，只有在使各軍閥間的衝突加劇的路線之下才可進行。

1930年初，謝子長、劉志丹等帶領幾十人，來到寧夏蘇雨生騎兵第四師開展兵運工作。謝子長任第十旅旅長，劉志丹任第八旅第十六團副團長。同年春，蘇雨生在htｔpｓ://ｒｅad.９9ｃｓw.com軍閥混戰中失敗，謝子長、劉志丹脫離蘇雨生部隊，來到甘肅慶陽隴東民團軍譚世霖部開展兵運工作。謝子長、劉志丹以譚的名義，在甘肅慶陽，陝西定邊、保安（今志丹）的結合部三道川招募農民組建一個團。謝子長任團長，劉志丹任營長。同年夏，由於投靠譚世霖也被編人第三團的土匪張廷芝叛變，第三團被打散。同年10月，劉志丹又借譚世霖部騎兵第六營的名義，奇襲合水太白鎮，將譚部第二十四營繳械，組織了一支游擊隊，在南梁一帶活動。這支游擊隊的成立，揭開了陝甘邊武裝鬥爭的序幕。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革命根據地的創建、鞏固和發展需要有符合本地實際情況的發展思路和發展方式。如果發展方向、發展思路和發展方式不符合本地的實際情況，就會受到挫折。如果發展思路、發展方向和發展方式是正確的，根據地就會發展。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實行「狡兔三窟」的策略，以南梁為中心建立三路游擊區，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所創建的革命根據地中一種獨特的發展方式。

9月，劉志丹偕馬錫五等先後到南梁地區，將活動在這一帶的賈生財、趙連璧、楊培盛等三支武裝進行整編，恢復了南梁游擊隊，劉志丹任總指揮。10月下旬，劉志丹率領的南梁游擊隊和楊仲遠、閻紅彥率領的陝北游擊隊在林錦廟會師。11月初，中共陝西省委派謝子長來到南梁，與劉志丹一起領導這支革命武裝。1932年1月初，成立西北反帝同盟軍，謝子長任總指揮，劉志丹任副總指揮。陝北游擊隊改編為第一支隊，南梁游擊隊改編為第二支隊。1932年1月，中共陝西省委派軍委書記李傑夫來到西北反帝同盟軍，傳達省委決定：將西北反帝同盟軍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2月12日，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正式成立，謝子長任總指揮，李傑夫任政治委員。

經過紅二十六軍和地方紅軍、游擊隊的艱苦作戰，到1934年2月，在陝甘邊界地區，以南梁為中心，東西約200公里、南北約150公里的根據地開始形成。毛澤東對劉志丹等建立三路游擊區的發展戰略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說：劉志丹創建的根據地，用了「狡兔三窟」的辦法，創出局面，這很高明。

「（3）吸收受到相當訓練的士兵加入共產黨，並在這部分的兵士中組織共產黨支部。

1931年2月，劉志丹率部在合水縣固城與趙連璧、同守孝、賈生財、唐青山等人的武裝會合，並進行整編，劉志丹任總指揮。不久，游擊隊向寧縣轉移，途中遭到敵人襲擊，劉志丹率100餘人到達寧縣麻子掌一帶活動。4月，劉志丹按照中共陝西省委的指示，率部編人駐彬縣的楊虎城警備旅蘇雨生部，任補充團團長，準備擴大部隊，待機打出紅旗。蘇雨生覺察到劉志丹的行動后，將他逮捕。中共陝西省委通過南漢宸、杜斌丞，將劉志丹營救出獄。劉志丹出獄後到國民黨陳畦璋部，以第十一旅旅長的名義繼續從事兵運工作，但再次遭到挫折。

經過劉志丹、謝子長等艱苦的兵運工作，終於在陝甘邊建立了黨領導的紅軍游擊隊。這是此後創建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力量。

上述幾個特點說明，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同志和陝甘黨組織在領導創建陝甘邊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過程中，堅持從當地實際出發，不懈努力，善於總結經驗教訓，善於創造，善於制定革命發展戰略，創建、鞏固和擴大了這塊根據地，並和陝北革命根據地連在一起，形成陝甘革命根據地（也稱西北革命根據地），為此後各路長征紅軍提供了落腳點，也為黨領導的人民軍隊提供了抗日的出發地。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創建的歷史經驗是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歷史經驗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非常寶貴的精神財富，在新世紀、新的歷ｈｔtｐs://rｅad.９９csｗ•com史階段，仍然閃爍燦爛的光輝，需要繼承和發揚。

「（10）必須在警察中進行工作，如果我們在警察中能有組織的影響，則警察恰好是我們取得武器較易的來源。

1929年中共陝北特委在研究武裝鬥爭問題時，決定以兵運工作為主，正是在貫徹中共六大精神的基礎上作出的。對此，張秀山曾在回憶中說：「當時，陝北特委對兵運工作很重視。一九二九年劉志丹同志擔任陝北特委軍委書記，他遵照黨的『六大』精神，積極動員陝北黨員到地方軍閥井岳秀、高志清部隊以及『后湫天』土匪武裝中開展兵運工作，爭取抓到武裝力量，準備組建紅軍游擊隊。隨後，特委又向寧夏蘇雨生部派了許多黨員去做工作。……在志丹、子長同志的領導下，西北的軍事活動進入了風起雲湧的階段，打下了三二年創建紅色武裝的基礎。」

「（7）包括海陸軍士兵的廣大的群眾的組織的形式，或者是「革命兵士海軍聯合會」，或者是其他類似的組織。

「（4）應當特別設法在軍官與下級軍官中工作，但在組織上不能因對軍官的工作而束縛了我們對兵士的工作。某部分軍隊的軍官，雖然比較的可靠，但如果他不是共產黨員，則不應當使他知道在他的隊伍當中那部分兵士已經有了組織。

從1929年春夏到1933年7月，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先後領導了數十次兵變或起義。筆者認為，這些兵運工作為陝甘紅軍游擊隊的建立和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開闢起到了以下作用：

共產國際把兵運工作放在頭等重要的地位，當時在指導思想上雖然含有照搬俄國十月革命經驗、以城市工作為中心的成分，即希圖通過兵運工作將軍閥部隊搞垮，舉行起義，一舉佔領中心城市，迅速取得革命在一省或數省乃至全國的勝利。但是，其提出的關於兵運工作的具體方式和方法，對中國共產黨從事兵運工作是有積極意義的。

可以明顯地看出，周恩來在貫徹共產國際關於兵運工作的指示時，不是機械地照搬，而是有發展的。其一是根據中國農村存在地主武裝民團的實際情況，提出黨要到其中去工作；其二是認為反動軍隊中的下級軍官多是由士兵提拔起來的，富於革命情緒，可以吸收而成為革命的軍事人才；其三是強調兵變必須與工農武裝暴動、與農村游擊戰爭相配合。

1933年11月上旬，根據劉志丹的建議，中共陝甘邊區特委、陝甘邊區革命委員會和紅軍臨時總指揮部在甘肅合水縣包家寨召開了聯席會議。會議決定劃分三個游擊戰略區，並組建三路游擊隊總指揮部：陝北為第一路游擊區，以安定為中心；隴東為第二路游擊區，以南梁為中心；關中為第三路游擊區，以照金為中心。在三路游擊區中，以南梁為中心，紅二十六軍居中策應，沿橋山子午嶺山脈向南北發展。

「（11）必須在商人武裝（商團）中進行組織工作，因為商團亦似警察一樣，是我們取得武器較易的來源，特別是在即將暴動的時候。」

在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內，哥老會很多。哥老會大多講義氣，和紅軍、游擊隊有關係，並提供過不少幫助。根據地黨和蘇維埃政府對他們採取爭取政策，而對其中的反革命分子，則發動群眾清除，不直接進行干涉。另外，扇子會、紅槍會、硬肚、軟扇等會道門在陝甘革命根據地內也相當多，其成員多為貧苦農民，雖然迷信，但對統治階級都有反抗性。根據地黨和蘇維埃政府逐步爭取和改造他們，建立地方游擊隊，為紅軍補充兵員，對鞏固和擴大根據地起到了重要作用。

「（6）為達到團結士兵的目的，可以利用他們的鄉土觀念（同省、同縣、同鄉），有是或者氏族觀念。

「（1）儘力設法在各軍閥軍隊中登記（抓取）同情我們的士兵。

從事武裝鬥爭，建立自己的軍隊，光靠大刀、長矛、鳥槍、土炮是不行的，必須擁有武器彈藥，否則，只有https://read.99csw.com失敗。在紅軍初創時期，尚不能自己製造武器彈藥，獲取武器彈藥的方式主要有兩種：其一是戰鬥中從敵人手中繳獲；其二是從事兵運工作，有計劃地派人打人敵軍，從而獲得武器彈藥。陝甘紅軍游擊隊的武器，最初基本上是后一種方式獲得的。

大革命失敗后，陝西黨組織動用在敵軍的力量，先後組織和發動了清澗起義和渭華起義。但兩次起義先後失敗，原先積累的軍事人才遭到嚴重損失，只剩下劉志丹和謝子長等少數人。這與開展武裝鬥爭、建立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任務是很不相適應的。因此，繼續開展武裝鬥爭，還要有一個積蓄力量和培養軍事人才的過程。中共陝甘邊特委和陝西省委先後作出開展兵運工作的決定后，一批共產黨員先後到甘肅、寧夏地方軍閥和楊虎城第十七路軍中開展兵運工作，起到了積蓄和培養軍事人才的作用。當時，一些青年知識分子黨員，受到反動政府的通緝無法立足，進人軍閥部隊后，反而可以暫時安身。1931年春，劉志丹、謝子長打入蘇雨生第四師后，中共陝北特委曾選派數十名學生到該部，並在第八旅第十五團組建了學兵隊。第十五團副團長張東皎（共產黨員）兼任學兵大隊大隊長，高崗任分隊長，學員大部分是共產黨員，其中有張秀山、賀晉年、高鵬飛、黃培中、李培清、李樹林等。學兵隊不僅學習軍事課程，而且經常開學習會、辯論會，上政治課，討論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問題，講馬列主義原理。中共六大制定了黨的「十大綱領」，由於秘密環境，張秀山和黃培中憑記憶只湊出了九條，但對中共六大關於中國革命性質、動力、任務、前途的基本內容還是清楚的。這些學兵畢業后大部分當了連排級軍官，在實戰中軍事素質也有較大提高。可以說，陝甘兵運工作，既形成了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領導核心，也形成了張秀山、賀晉年、馬錫武、高鵬飛等一批骨幹，對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創建和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在土地革命之前，黨沒有自己的軍隊，只有一少部分人在國民革命軍中工作，產生了最初一批軍事人才。

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人民進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鬥爭，組織發動武裝起義，建立人民軍隊和農村革命根據地。陝甘邊革命根據地是黨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建立的十幾塊根據地之一，在中國革命歷史上產生了重要作用。長期以來，史學界對陝甘邊革命根據地不夠重視，因而缺乏深入的研究。筆者將在本文中對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創建和發展的特點進行一些探討，說明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過程中，陝甘邊革命根據地起到的獨特作用。

大革命失敗后，中共陝西省委迅速派代表赴中共中央請示工作，及時獲得了中央的指示和八七會議文件，並在1927年9月26日至27日召開省委擴大會議，貫徹八七會議精神，作出《接受中央八七決議案及其指示之決議案》。同時還作出了《政治形勢與工作方針決議案》、《農民鬥爭決議案》、《軍事運動決議案》等，提出了「黨到農村去」，積極開展農民運動，「用各種方式武裝農民，……必要時可以上山」，積極準備武裝起義。1927年10月，唐澍、白樂亭、謝子長領導了清澗起義。1928年5月，唐澍、劉志丹領導了渭（南）華（縣）起義。與渭華起義同時，陝西黨組織還在旬邑、禮泉、淳化、三原、澄城等地發動和領導了農民起義，但很快都失敗了。

針對馮玉祥退出陝、甘等地，楊虎城主政陝、甘，並和各小軍閥不斷發生混戰的情況，1931年1月30日中共陝西省委在《陝西黨的目前政治任務與工作方針決議案》中提出：要「建立軍閥軍隊中的工作。組織軍閥軍隊里我們的力量，十倍加強我們在這些軍隊里的工作，發動和領導兵士日常鬥爭」。並要求各地黨組織「建立中心部隊的工作」，「加強黨在軍隊中的工作」，「在農民鬥爭劇烈的區域內，特別注意兵士鬥爭與農民鬥爭的配合」。在這個指示下，大批共產黨員到楊虎城部做兵運工作，第十七路軍的第十七師、第四十二師、第五十八師，以及警備旅、騎兵團、炮兵團等，都有共九-九-藏-書產黨做兵運工作。

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共中央負責軍事部工作的周恩來對兵運工作十分重視。他在中共六大作的軍事報告中，把兵運工作作為此後黨的軍事工作的九個方面的第一位，具體提出：「在反動軍隊中，應有秘密支部建立，以連為單位建立支部單位，人數多則成立分支部」；「對工農分子入伍，應有組織地有計劃地有訓練地大批入伍」；「在鄉村地主的武裝組織有民團、保甲，成分是貧農、流氓，本身帶有革命性，如果我們工作做得好，可取得一部分力量」。並認為：「中國下級軍官很多是從士兵中提拔起來，因此生活與士兵差不多。下級軍官亦有從小資產階級出身，富於革命情緒，……容易走到革命方面來。」要求「從敵人中吸收革命的青年軍官成為革命人才」。周恩來還特彆強調：「有計劃地把軍隊兵變能與工農武裝暴動相配合，或與鄉村農民游擊戰爭相配合，或與城市工人暴動相配合。」

「左」傾教條主義統治下的中共中央犯關門主義錯誤最典型的例子是對待福建事變的態度。1933年11月，國民黨第十九路軍將領蔡廷鍇、蔣光鼐聯合國民黨內反蔣勢力李濟深、陳銘樞以及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的黃琪祥等，發動了抗日反蔣的福建事變。這時已遷到中央蘇區的中共臨時中央，如果能對這一事變採取正確的策略，對粉碎國民黨軍向中央蘇區發動的第五次軍事「圍剿」將極為有利。但中共臨時中央由於繼續把中間勢力看做是「最危險的敵人」，堅持執行關門主義的錯誤方針，沒有在軍事上給第十九路軍以直接有力的配合，坐看十九路軍失敗，失去了中央蘇區粉碎國民黨軍第五次軍事「圍剿」的有利戰機。

「（9）特別要注意我們潛入兵工廠及武器庫的問題，在這些地方我們的影響應當要很有把握，最主要的是黨能夠抓住那裡的工人。黨的中央及地方委員會對這種工作應當特別注意，應該特別用一支強有力的力量做這種工作。

兵運工作不僅建立了陝甘邊黨領導的最初武裝，也給陝甘紅軍游擊隊的發展提供了兵源。

1928年秋，中共陝西省委派劉志丹、謝子長參加陝北特委工作。1929年4月，中共陝北特委舉行擴大會議，研究加強武裝鬥爭等問題。劉志丹批評了特委書記楊國棟要黨員都隱蔽起來停止活動的錯誤觀點，提出「變敵人的武裝為革命的武裝」的主張。會議決定以做兵運工作為主，創建紅軍，並決定劉志丹任特委軍委書記。會後，特委和各地黨組織先後派出大批同志到陝北、甘肅、寧夏等地駐軍中從事兵運工作。

「（8）按照黨的紀律，派遣一部分黨員到軍隊中充當士兵及軍官（經過軍閥的軍事學校），同時，黨應保證對他們的領導。

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在創建過程中，一個顯著的特點是通過開展兵運工作，培養和鍛煉了一批軍事骨幹，為創建紅色武裝和革命根據地打下基礎。

統一戰線是黨的三大法寶之一。但在土地革命戰爭初期，中國共產黨受斯大林「民族資產階級是最危險的敵人」觀點的影響，在實踐中犯了關門主義錯誤，把應當爭取和可能爭取的廣大中間階級和階層推到敵人的一邊。尤其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全國興起了群眾性的抗日救亡運動，中共中央本應根據國內階級關係劇烈變動的實際情況，制定正確的戰略策略，以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推動中國革命事業的發展。但是，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統治下的中共中央，未能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制定出正確的戰略策略方針，而是繼續推行冒險主義和關門主義的方針。他們雖然也講統一戰線，但排斥一切上層分子，排斥一切中間勢力，只要兵不要官，即所謂的「下層群眾的統一戰線」。他們還粗暴地指責黨內注意到和承認中間勢力並表示願意與之合作的同志，是做了國民黨各派和其他各派的俘虜。

「（2）在最可靠的及已登記的士兵當中設法組織同情共產黨的士兵小組或支部。

當時陝甘兩省做兵運工作是有有利條件的，自馮玉祥追隨蔣介石叛變革命成為新軍閥之後，於1928年6月與蔣介石、閻錫山、李宗仁等派系聯合「北伐」奉系張作霖，其主要兵力進入到河南和山東一帶。其後，馮玉祥在1929年5月九-九-藏-書和蔣介石發生了戰爭，失敗后又與閻錫山聯合，於1930年5月至10月同蔣介石發生了中原大戰。馮玉祥部參加新軍閥混戰，屬於自己後方的陝、甘、寧等省兵力空虛。在馮玉祥部控制力減弱的情況下，陝、甘、寧邊界地帶的小軍閥如蘇雨生、譚世霖、陳畦璋等乘機擴充自己的力量，為共產黨員打進去提供了機會，尤其是原為馮玉祥部將的楊虎城在蔣、閻、馮中原大戰的關鍵時刻，背馮投蔣，被蔣介石任命為國民革命軍討伐軍第十七路軍總指揮兼國民黨陝西省政府主席。楊虎城趕走了西北軍系統的省政府主席劉郁芬，掌握了陝西省軍政大權。在此後兩年多的時間里，楊虎城基本上統一了陝甘兩省。楊虎城勢力在陝甘兩省的崛起，給中國共產黨在楊虎城部開展兵運工作提供了極好的機會。

南梁位於陝甘交界橋山山脈的中段，方圓幾百里，溝壑縱橫，林深樹密，迴旋餘地大，便於紅軍游擊，進可直逼關中，退可扼守山林，易守難攻，東北可聯陝北，群眾受革命影響較深。因此，從地理上講和從群眾條件上講，南梁是建立根據地的理想地方。以南梁為中心，以照金和安定為兩翼拱衛，以南北為發展方向，這是經過一年多創建根據地的艱苦鬥爭，總結寺村塬、照金根據地的經驗教訓，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領導層制定的符合實際、思路清晰、方向明確、方式正確的發展戰略。

根據民團對紅軍游擊隊的不同態度，劉志丹認為要區別對待，「凡與我軍為敵對抗，我有力量消滅的，堅決消滅，暫時消滅不了的，待我力量壯大，再消滅之；凡向我軍表示友好共處，或願意保持中立者，則盡量繼續爭取他們，維持現存關係，以便我軍集中力量，消滅最頑固最反動的民團武裝。」按照劉志丹的意見，紅二十六軍同盤踞在廟灣一帶的夏玉山（夏老幺）建立了統戰關係，並通過夏玉山購買過幾批彈藥和物資。1933年1月中旬，紅二十六軍派李妙齋為代表，同夏玉山談判，雙方約定：「兩家繼續交朋友，互不侵犯，互通情報，互行方便。」這是一次成功的談判，但推行「左」傾盲動錯誤的紅二十六軍領導人杜衡不顧劉志丹等人的反對，命令紅二團攻打夏玉山部，不僅使紅軍遭到嚴重損失，而且還破壞了同夏玉山剛剛談成的約定，致使夏部參加了國民黨軍對照金根據地的進攻。好好的一個統戰關係，就這樣被「左」傾盲動者給斷送了。

在全黨處在「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統治下的時候，陝甘邊革命根據地能夠根據實際情況，靈活地採取統一戰線策略，是非常可貴的。其統一戰線實踐經驗，豐富了黨的統一戰線理論，是一筆寶貴的財富。

事實證明，中共陝北特委決定以大規模開展兵運工作作為開展武裝鬥爭的切入點是正確的。兵運工作，是共產黨從事武裝鬥爭的重要手段之一。1928年5月4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關於中共軍事工作的訓令》中指示中共中央建立軍事部，並要求在軍事部下設三個部，其中第一個部便是「對敵人軍隊工作部」，首要任務是「在軍閥軍隊中工作」，「目的是破壞軍閥的軍隊，加強黨在軍隊中的影響，使士兵群眾傾向到革命方面來」。具體方法為：

在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創建過程中，充滿了艱難曲折，一方面是受到「左」傾盲動錯誤的干擾；另一方面根據地的發展，也經歷了一個逐步符合鬥爭實際的過程。陝甘紅軍游擊隊成立后，先是建立了寺村塬游擊根據地，繼而創建了照金根據地。寺村塬游擊根據地存在了五個月，照金根據地存在了十個月。這兩個根據地丟失的主要原因，是當時先後任中共陝西省委負責人和紅二十六軍政治委員的杜衡推行「左」傾冒險錯誤，指責劉志丹等在山區建立根據地是「執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不顧客觀實際情況要求紅軍去平原地區創建革命根據地。但是，這兩個根據地面積小，紅軍在裏面沒有迴旋餘地，也是一個原因。寺村塬根據地範圍只有72個村鎮，照金根據地稍微大些，也只有南北長80餘里，東西寬50餘里。由於根據地面積狹小，敵人來「圍剿」或「進剿」時，紅軍沒有迴旋餘地，只好轉到外線作戰。紅軍到外線作戰，沒有根據地為依託，而根據地內虛，很難內外配合，打破敵人的「圍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