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后，習仲勛歷任政務院秘書長、國務院秘書長等職，協助周恩來總理工作長達10年之久。他盡職盡責，受到周恩來的高度稱讚。但1962年9月，在中國共產黨八屆十中全會上，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的習仲勛因「《劉志丹》小說問題」，遭受了巨大的冤屈。早在8月召開的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次全體會議預備會議上，康生就指責《劉志丹》小說是為高崗翻案，將習仲勛、賈拓夫、劉景范打成「習賈劉」反黨集團，習仲勛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下放關押。後來，更與所謂「彭德懷反黨集團」一起被定為「西北反黨集團」。1965年，習仲勛被下放到洛陽礦山機械廠當副廠長；「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揪到西安接受批鬥，身陷囹圄，受到殘酷迫害，前後被審查、關押、監護長達16年之久。直至1979年8月，中共中央下發了53號文件，徹底為因小說《劉志丹》一案被牽連迫害的人平反，習仲勛才得以恢複名譽。儘管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但習仲勛從來沒有消沉過，不管在哪個工作崗位，不管身處何種逆境，他始終相信黨，始終堅持革命信念。習仲勛曾說過：「我這個人，一輩子沒有整過人，一輩子沒有犯『左』的錯誤。」兩句平平淡淡的話，實實在在地描述出了這位老革命家正直凜然的革命氣概，令人肅然起敬。

新中國成立后，習仲勛擔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在此期間，同民主人士合作出現了更大的規模和新的局面，習仲勛繼續同許多民主人士保持友好的關係，並成為他們的知心朋友。

劉志丹經過榆林中學、黃埔軍校等校的學習，特別是他投身革命后，馬列主義水平日漸提高，對中國社會現狀的認識更加清楚。他運用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及階級分析的觀點，認真分析了當時的社會現實，清楚地認識到：在進行革命鬥爭中，應當「敵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們就增加一份力量，敵人就減少一份力量」。1929年4月，在榆林紅石峽召開的陝北特委擴大會議上正式提出了「搞革命鬥爭要採取三種形式，即『紅色』（組建自己的革命武裝）、『白色』（做白軍工作，爭取國民黨部隊里的進步分子和愛國人士）、『灰色』（做土匪工作，改造哥老會，收編山大王）」，即我們今天慣稱的「三色論」，「三色論」也成為劉志丹軍事統戰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1982年習仲勛到中央書記處工作后，更是致力於黨的統一戰線路線方針政策的研究和實踐，他的許多思想和觀點，豐富了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的理論，為開創新時期統一戰線工作的新局面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西北地區是多民族聚居區，民族、宗教問題尤為複雜。習仲勛曾兼任西北局的統戰部長，在這一時期，他忠實而又創造性地貫徹執行了中央的方針政策，提出了許多關於民族統戰工作的獨特見解。他根據西北地區的實際，為爭取團結更多的民族宗教上層，減少少數民族地區民主改革阻力，增加助力，提出了「聯合封建反封建」的觀點，得到了黨中央和毛澤東的讚賞。他九*九*藏*書與許多民族民主人士交往頻繁，建立起長期的友誼。藏族上層人士黃正清曾任拉卜楞寺保安司令，1949年8月率部起義。習仲勛在工作中總是對他熱情鼓勵，充分信任，他可以隨時到習仲勛那裡彙報工作或請示問題。在習仲勛的支持下，黃正清受命出任甘肅藏區訪問團總團長，平息了1952年夏甘肅藏區一帶發生的土匪叛亂，很好地完成了任務。在此後的幾十年問，兩人一直保持著深厚的友誼，黃正清把習仲勛看做「藏胞心目中的親人」。新中國成立初期，青海昂拉部落的千戶項謙，曾幾度歸順人民政府，但不久之後又反叛。當時許多人失去了耐心，主張用軍事手段徹底解決。習仲勛卻指示「必須堅持在充分軍事準備基礎上以政治爭取為主的方針，十分慎重，首先是用和平方式解決，對於項謙必須反覆爭取，採取寬大政策」。他多次親赴昂拉，與項謙和平談判十余次之多。在統戰政策的感召下，項謙終於在1952年7月向人民政府投誠，此後再也沒有反叛。毛澤東在得知了爭取項謙的過程后，曾對習仲勛說：「仲勛，你真厲害，諸葛亮七擒孟獲，你比諸葛亮還厲害！」

劉志丹1903年出生於陝北保安縣一個比較富裕的家庭，家庭條件較好。當時時局動蕩，民不聊生，他自小受詩書熏陶，目睹家鄉餓殍遍野的景象，十分同情窮苦人民。其後，他在保安縣立高等小學堂、陝北聯合縣立榆林中學、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等校就讀。在求學期間，他接觸到了許多進步人士，並接受革命思想，逐漸由一名普通的農家子弟成長為愛國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在短暫而曲折的革命鬥爭生涯中，劉志丹領導和創建了西北革命根據地及西北紅軍，為中國革命作出了重要貢獻。他始終維護人民利益，堅持群眾路線，將群眾路線貫徹于其革命鬥爭的始終。

在與十世班禪等民主人士交往中，習仲勛與他們肝膽相照，真誠團結，贏得了大家的稱讚。習仲勛的團結統戰思想，應該說得益於土地革命時期劉志丹的言傳身教，更是習仲勛自己在工作實踐中，領會到黨的統戰工作精髓，並在長期的革命工作中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黨的統戰工作理論。

劉志丹與習仲勛這兩位黃土地上成長起來的革命家，身上有許許多多優秀的品質。兩個人都是一生坦蕩，實事求是，顧全大局，淡泊名利，從不計較個人得失。也正因為如此，他們在黨內外和廣大人民群眾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劉志丹與習仲勛都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縱觀他們的革命生涯，其革命鬥爭經歷各有不同，但是兩人又有許多共同的地方，都始終對共產主義抱有堅定信念，對黨和人民、對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無限忠誠，百折不撓，奮鬥不息。在其革命生涯中，幾經坎坷，但他們始終把黨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為革命和建設事業奉獻了一生。作為從陝西這片黃土地上成長起來的農家子弟，劉志丹與習仲勛兩個人實際相處的時間並不是很長，但在並肩戰鬥的革命歲月中，習仲九九藏書勛一直非常敬仰和信賴劉志丹，將其當做師長。劉志丹也十分愛護和尊敬小自己十歲的習仲勛。兩人在艱苦的鬥爭中，結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誼。

劉志丹和習仲勛都曾經歷過革命鬥爭失敗，經受過「左」傾錯誤的打擊和迫害，幾經坎坷，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們在面對挫折和打擊迫害時，革命意志從未動搖，始終保持著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

兩當起義失敗后，習仲勛歷盡艱辛找到了劉志丹、謝子長領導的紅軍陝甘游擊隊。在他們的鼓勵下，習仲勛進一步堅定了革命的信心。1933年，受中共陝西省委選派，習仲勛奉調來到照金，從事地方武裝和群眾工作。他為根據地民主政權的建立付出了極大的心血。隨著西北工委和西北軍委的成立，西北革命根據地進人了一個大發展時期，習仲勛也於1935年5月隨邊區蘇維埃政府移駐甘泉洛河，繼續擔任陝甘邊蘇維埃政府主席。此時，西北根據地黨內在「左」傾錯誤思想主導下，已經演化成一場極端的「肅反」，劉志丹被逮捕不久，習仲勛同許多陝甘蘇區和紅二十六軍的負責幹部也遭到逮捕，並被冠以「黨棍」罪名，開除黨籍，撤銷職務，在獄中遭受了殘酷的折磨。在生死攸關的時刻，黨中央到達陝北，習仲勛與劉志丹一道才得以獲釋。

1928年5月，劉志丹參加了渭華起義，擔任起義部隊西北工農革命軍軍事委員會主席。起義活動如火如荼，在很短時間內摧毀了方圓200多平方公里地區的反動政權。但由於「左」傾冒險思想主導，起義最終失敗，劉志丹受派回陝北工作。自1929年下半年開始，劉志丹來到陝甘邊界一帶開展兵運工作，先後打入一些軍閥軍隊和民團，逐漸建立起革命武裝。1931年2月下旬，部隊受到隴東軍閥陳畦璋部騎兵的襲擊，損失慘重；后劉志丹在蘇雨生部任補充團團長，夏，蘇雨生以商議軍機為名，將劉志丹召到彬縣關押，並將補充團繳械。劉志丹「雖受鐐鎖囹圄，仍暗中策令其他同志工作，毫無懼怠」。出獄后，劉志丹繼續從事兵運工作，並成立了一個300餘人的旅，不久，又遭反動軍閥扣押，脫身後來到保安、南梁一帶繼續進行革命活動。兵運工作屢屢受挫，劉志丹在一次次的實踐中也悟出「利用軍閥是暫時的，無產階級應該也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創造條件，搞革命的武裝」。此後，他將幾支分散的民間武裝集合起來，建立了陝甘邊地區中共獨立領導的革命武裝——南梁游擊隊，並任總指揮。1931年冬，南梁游擊隊與陝北游擊支隊合併改編為西北反帝同盟軍，劉志丹任副總指揮兼第二支隊隊長。1932年2月，西北反帝同盟軍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並於同年12月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第二團。在此期間，主持改編工作的中共陝西省委常委杜衡打擊領導幹部，對游擊隊一年來的活動橫加指責，誣衊劉志丹、謝子長等「有反革命陰謀」，攻擊他們的正確主張是「游擊主義」、「土匪路線」、「右傾機會主義」等，並蠻橫地撤銷了謝子長、劉志丹等同志的領導職務，甚至想將他們開除出部隊。由於廣大指戰員的強烈要求，劉志丹才得以留在部隊。杜衡在改編中規定幹部必須從班長和戰士中選舉產生，由政委任命，致使原游擊https://read.99csw.com隊排以上的幹部全部被剝奪了被選舉權。面對這些打擊，劉志丹表現出堅強的黨性修養，他心底坦蕩，顧全大局，毫不計較個人得失，仍然積極地協助團長做好工作，起草條例，維護部隊的團結。幹部戰士都親切地稱他為「我們的參謀長」。由於杜衡推行「左」傾錯誤，一意孤行，紅二十六軍成立半年多的時間里，幾乎被搞垮。此後，劉志丹繼續進行革命活動，領導創建了以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蘇區，並於1935年2月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和西北軍事委員會，形成西北革命根據地。西北革命形勢迅猛發展，在劉志丹的領導下，反「圍剿」戰鬥取得了很大勝利。而就在此緊要關頭，王明「左」傾錯誤卻在西北根據地惡性發展。「左」傾錯誤的執行者不公正地將劉志丹排斥在新的陝甘晉省委和軍委領導之外，攻擊他「一貫右傾」，是「右派」，甚至說他是「反革命」。他們以欺騙手段將劉志丹騙離前線，予以逮捕。劉志丹雖然已得知這一陰謀，但為了不使黨分裂，不使紅軍自相殘殺，他寧願自己被捕，也要保護前線其他指揮員。在獄中，劉志丹受盡折磨，但他始終泰然處之，直到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到達陝北后，才被釋放出獄。在黨中央召開的受害同志座談會上，劉志丹一再強調要「團結起來，在黨中央領導下努力工作，為完成我們的偉大事業而奮鬥」。

在劉志丹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終堅持這一統戰思想，並在實踐中運用，為革命的發展壯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29年任保安縣民團團總之職后，他就對民團進行整頓，加強政治教育，建立黨的組織，把原本反動的民團改造成為黨掌握的武裝力量。在此後的幾年間，他多次打入陝甘邊一些國民黨軍隊以及軍閥隊伍中，如寧夏蘇雨生部、隴東譚世霖部、平涼陳畦璋部等，進行兵運活動。在這些軍閥部隊里他積極爭取了一些愛國、民主進步的人士，為革命做了許多工作。1930年，劉志丹在永寧山加入了哥老會。他加入哥老會的目的，是要把這支勢力較大的民間組織改造成能為我所用的進步力量，改造方針是：擁護革命，不改變組織，協同作戰，一致抗日。在他的宣傳和影響下，陝甘寧地區的哥老會組織紛紛擁護中國共產黨的主張，踴躍參加革命，為根據地的創建作出了貢獻。

幼時，劉志丹就同家中長工張萬銀關係很好，並親昵地稱呼張為「干大」，而且經常隨張一起上山勞動。投身革命鬥爭以後，他更是事事從人民的利益出發，時刻想著群眾疾苦。1935年5月底紅軍打下延長城后，劉志丹指示：只許沒收官僚地主、土豪劣紳和資本家的財產，不得對其他任何人的財產加以侵犯。並規定，沒收的財物中，除貴重的錢財、布匹軍用外，糧食、衣物等用品一律分給當地勞苦群眾。紅軍八十四師一團有個戰士打土豪時，私自拿了兩件衣服，當被查出后，不僅召開全團大會批評，並被開除軍籍。這些以群眾為先、為群眾所想的精神，使得紅軍所到之處，受到了當地群眾的歡迎擁戴。群眾親切地稱呼劉志丹為「老劉」。部隊黑夜宿營時，只要說是「老劉」的隊伍來了，鄉親們就馬上起來開門，讓戰士們休息。游擊隊到哪裡都有群眾送https://read.99csw.com情報，送糧食。正是有如此好的群眾基礎，劉志丹領導的西北紅軍才能逐步發展壯大，西北革命根據地才能得以保全，並最終成為中共中央及中央紅軍長征的落腳點，成為中國革命休養生息的大本營。

1943年，劉志丹犧牲七周年時，毛澤東親筆題寫「群眾領袖，人民英雄」八個大字，高度評價了這位一生為群眾謀福、為人民謀利的革命家。

劉志丹和習仲勛都出生於陝西農村，他們最初走上革命道路的原因，就是因為深深地同情廣大勞苦大眾，想要改變社會上的不平等現象，解放廣大人民群眾。在此後的革命鬥爭實踐中，他們時刻踐行著黨的群眾路線，始終把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

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央在遴選西北局書記一職時，毛澤東說：「我們要選擇一個年輕的擔任西北局書記，他就是習仲勛同志。他是群眾領袖，是一個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1945年10月，習仲勛受命擔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兼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政委。這一年，他才剛剛33歲。

劉志丹與習仲勛在艱苦的革命鬥爭生涯中，結下了深厚的情誼。習仲勛在兵運失敗后，心情沉重，劉志丹以自己的親身經歷為例，親切地告誡習仲勛「幹革命不能怕失敗」，「要搞武裝鬥爭，建立根據地」，鼓勵習仲勛堅定信心。在南梁蘇區時兩人共事，劉志丹任陝甘邊邊區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習仲勛任陝甘邊蘇維埃政府主席；劉志丹任軍政學校校長，習仲勛任政委。據習仲勛回憶：一次劉志丹正給軍事幹部學校學員講話，看見習仲勛來了，他馬上喊了一聲「立正」，並給習仲勛敬了一個軍禮。當時習仲勛還很不好意思。事後劉志丹說：「我們自己建立起來的政權，如果我們不敬重，老百姓也就不在乎了。」在劉志丹的感召下，別的同志也都很尊敬習仲勛，軍政關係非常和諧。

兩當起義失敗后，習仲勛輾轉來到陝甘邊蘇區，尋找劉志丹、謝子長領導的陝甘游擊隊。當年8月，習仲勛在耀縣照金第一次見到了他仰慕已久的劉志丹。由於起義失敗，習仲勛的心情異常鬱悶，見此情景，劉志丹鼓勵他說：「幹革命還能怕失敗！失敗了再幹嘛。失敗是成功之母，我失敗的次數要比你多得多！」他分析，兵變失敗「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軍事運動沒有同農民運動結合起來，沒有建立起根據地」。陝甘游擊隊離開照金時，習仲勛特意去與劉志丹道別。劉志丹囑咐說：「你是關中人，還種過莊稼，能跟農民打成一片，你一定要做好根據地的開闢工作。只要政策對頭，緊緊依靠群眾，困難是可以克服的。」與劉志丹的會見和談話，對習仲勛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使習仲勛對自己下一步的工作思路更加清晰。在創建陝甘蘇維埃政權過程中，習仲勛按照劉志丹的囑咐，「一村一村做調查研究，一家一戶做群眾工作，相繼組織起農會、貧農團、赤衛隊和游擊隊，同時發動群眾進行分。糧鬥爭」，並建立了陝甘邊革命委員會。在進行革命鬥爭的過程中，和群眾「休戚相關，生死相依，血肉一一相連，受到廣大農民的擁護」。在以後的工作中，習、仲勛謹記劉志丹的囑咐，緊緊依靠群眾，堅持群眾路。線，將這一思想貫徹到很多方面的工作中。

劉志丹、習仲勛自1932年8月在照金相九_九_藏_書識后，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誼。1934年秋陝甘邊革命委員會成立，建立了陝甘邊革命軍事委員會，劉志丹任軍委主席，習仲勛任蘇維埃政府主席。在新開辦的軍政學校，劉志丹任校長，習仲勛任政委。兩人的關係更加親密。習仲勛從劉志丹身上學到了許多東西，而劉志丹的統一戰線思想對習仲勛影響至深。習仲勛曾說：「我一生注意聽不同意見，聽民主人士的意見，注意做好統一戰線工作，就是遵從志丹同志的教導和從那時的實際經驗得來的。」

在創建西北紅軍和根據地的過程中，劉志丹與習仲勛等同志排除「左」傾錯誤的干擾，在革命實踐中堅持統一戰線，使西北紅軍不斷發展壯大，根據地不斷鞏固發展。

習仲勛1913年出生於陝西富平一個農民家庭。13歲在縣立誠中學高小讀書時，他就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0年，中共陝西省委根據當時的政治形確勢提出了加強黨組織的群眾基礎，實現黨員職業化，深入社會，聯繫群眾，領導群眾鬥爭的策略和工作路線；提出「注意馮玉祥部隊中的工作，利用他招兵，辦軍官學校，拉夫拉差的機會，派同志進去接近士兵、群眾，開展士兵運動。受黨組織的委派，習仲勛於1930年2月打入駐長武縣的西北民軍第一師第二支隊（后被楊虎城編為陝西騎兵第三旅三團二營）開展兵運工作。經過一年時間的艱苦努力，該部二營黨的組織得到一定發展，建立起士兵支部，成立了黨的營委會。在此期間，任二營二連特務長的習仲勛，利用自己職務上的方便，處處關心士兵的疾苦，體貼士兵的冷暖，常常為傷員求醫問葯、送病號飯，受到了士兵的擁戴。在與士兵進行感情聯絡的同時，他們對士兵進行深入宣傳教育，提高士兵的政治覺悟，啟發士兵的階級覺悟，培養士兵運動的骨幹，並及時在士兵中宣傳抗日救亡，傳播中央紅軍反「圍剿」勝利的消息等。士兵中的很多人都被爭取過來，並於1932年3月在甘肅兩當發動了起義，雖然由於各種原因起義失敗，但習仲勛卻在此過程中得到了鍛煉。開展兵運工作也成為他在革命鬥爭中依靠群眾、開展統戰工作的初步嘗試。

西安事變后，中國的時局發生了變化，身為關中特委書記的習仲勛也調整思路，從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大局出發，及時分析形勢，開展工作。在他的領導下，關中特委以建立和擴大統一戰線為中心，進行了邊區與友區的區域談判，爭取了地方民團，加強了對友區的群眾工作，建立和發展了統一戰線。此後，習仲勛先後擔任陝甘寧邊區參議會駐會議員和議長，統一戰線思想日臻成熟，在工作中以平等謙虛的態度和民主人士交朋友，討論問題，受到許多民主人士的敬佩。

縱觀兩人的人生、革命歷程，習仲勛一生尊重劉志丹，將他當做自己的老師。習仲勛曾在許多場合講起他與劉志丹相處的事情，也多次撰文回憶他與劉志丹的交往，字裡行間，不難看出習仲勛對劉志丹的敬重。劉志丹對於習仲勛，可說是亦師亦友，影響巨大。應該說，劉志丹與習仲勛的革命思想是一脈相承的，他們群眾觀點、統戰理論是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擴充，不僅豐富和擴充了毛澤東思想，也在革命實踐中為中國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