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隊中進行宣傳教育工作對進一步用馬克思主義思想武裝部隊發揮了重要作用。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部隊收編了部分當地武裝，對他們進行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對於改造這些部隊，非常重要。為改造這些部隊，紅軍領導和戰士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計劃地給他們上政治課，向他們宣傳馬列主義，講革命的道理和革命的勝利前途，講國民黨的反動、賣國行為。軍隊中開展的宣傳教育工作對提高這些部隊的覺悟，堅定他們的立場，起了重要作用。

黨的宣傳教育工作為其傳播馬克思主義，推進中國革命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西北革命過程中各級黨組織和西北革命的主要領導人都高度關注宣傳文化工作。劉志丹早在甘肅隴東從事革命根據地創建活動的時期就編寫了「苛捐雜稅，官逼民反；大家起來，實行共產」的唱詞教給民問藝人宣傳革命，通過隴東老曲子藝人的演唱，傳遍了隴東地區，為後來建立革命根據地做了有力的宣傳鼓動工作。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在陝甘邊照金革命根據地和南梁革命根據地的不同時期都積極致力於宣傳教育文化工作，用黨的宣傳工作去教育引導群眾，傳播、普及了馬克思主義和黨的綱領、路線、方針、政策，提高了人民群眾的思想覺悟和政治水平，調動起廣大人民群眾貫徹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積極性，這一工作的大力開展，對革命根據地的開創、建設和鞏固都產生了重要作用，對後來陝甘寧邊區的建設做了重要的群眾動員工作。

陝甘邊區文化出版事業的發展，又進一步促進了黨的宣傳事業。正如《布爾塞維克的生活》宗旨所說，。「為了使廣大黨員群眾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堅定的把握上，鐵一般的團結起來，為了加強黨的戰鬥力量，……提高每一位黨員的政治水平，傳達黨的經驗教訓，交換一黨的工作方法，並傳達一切政治及群眾鬥爭的消息，以引起黨員的工作積極性」，「英勇的來領導千百萬廣大勞苦群眾的鬥爭，爭取西北以至全中國蘇維埃革命的最後勝利」，陝甘邊區特委和政府創辦革命刊物的初衷就是要利用它來宣傳馬克思主義，通過黨的刊物來提高黨員的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這些刊物對於更好地繁榮西北革命根據地黨的宣傳事業發揮了重要作用。

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領導人對於軍事教育在擴大和鞏固軍隊，保衛革命根據地中的作用有著深刻的認識，並身體力行參加軍事教育活動，從而有利地推動了艱苦戰爭環境中根據地軍事教育事業的發展。1932年1月西北反帝同盟軍九九藏書成立后，劉志丹就在部隊中開辦了軍政幹部訓練班。1933年又創辦了隨營學校，既學習軍事知識，又掃盲識字。1934年3月，南梁蘇維埃政府成立后，隨營學校在南梁改辦為紅軍幹部學校，動開展過程中高度關注軍隊中的教育工作，1934年7月中共陝甘邊特委作出的《陝甘邊特委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陝甘邊區黨的任務》中就明確指出：「要擴大軍隊，必須鞏固部隊。鞏固部隊的辦法除了加強黨的領導外，最主要的是加緊教育訓練，今後各連隊的政治人員，一方面按照政治課程去教育，另外必須組織列寧室、識字班、政治研究會等以提高戰士的政治水平。同時，特委責成革命委員會在後方開設軍事政治學校，以訓練大批的軍政幹部，這一任務在目前擴大部隊開展游擊運動的過程中最為迫切。」

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領導人對於軍事教育在擴大和鞏固軍隊，保衛革命根據地中的作用有著深刻的認識，並身體力行參加軍事教育活動，從而有利地推動了艱苦戰爭環境中根據地軍事教育事業的發展。1932年1月西北反帝同盟軍成立后，劉志丹就在部隊中開辦了軍政幹部訓練班。1933年又創辦了隨營學校，既學習軍事知識，又掃盲識字。1934年3月，南梁蘇維埃政府成立后，隨營學校在南梁改辦為紅軍幹部學校，後學校遷址豹子川張岔烏鴉寺，改名「陝甘邊區軍政。幹部學校」，成為一所培訓紅軍幹部和地方幹部的軍政學校。劉志丹兼任校長，習仲勛兼任政委，吳岱峰任副校長主持日常工作，馬文瑞、蔡子偉等為教員。學校「住房全部是土窯洞，有些是在幹校成立后，學員們自己動手挖成的，門窗因陋就簡，用木材和木棍做成，室內盤土炕。……學員主要來自部隊中下級幹部，還有少量地方幹部。沒有什麼正規的教室和教材，給每人髮根鉛筆和一點麻紙，教員在台上講或在黑板上寫，學員們做筆記。幹校的生活也很簡單，主食是黃米，蔬菜很少，但羊肉常常吃，大家叫它『黃米杠子爛羊肉』，生活得很愉快」。學校開設政治、軍事、語文、政權建設等課程。當時軍事課由劉志丹親自講授，卓有成效地提高了學員的軍事素養和有關游擊戰爭的知識水平。吳岱峰、馬文瑞、蔡子偉等分別教授政治、語文、政權建設等課程。學校共辦了三期，第一期1個月，第二期70多天，第三期3個月，共培訓軍政幹部322名，被分配到紅軍、游擊隊、赤衛軍和邊區政府工作，都成了陝甘紅軍和南梁根據地的中堅，有效地加強了軍隊力量，鞏固了根據地政權建設。

首先宣傳教育工作在動員人民群眾參加革命、配合軍事鬥爭中起到積極作用，為建設南梁革命根據地創造了條件。南梁蘇維埃政府成立之前，紅read.99csw.com軍的革命幹部就深入南梁地區的道川，向群眾宣傳革命道理，宣傳南方蘇區革命的大好形勢，講地主的剝削和壓迫，講軍閥和民團的暴行，大大啟發了廣大農民的階級覺悟和革命思想。在農民紛紛要求擺脫階級壓迫和剝削的基礎上，他們領導南梁地區村村組織農民聯合會，組成了赤衛隊，為建立政權創造條件。

利用各種形式，對廣大群眾全面進行宣傳教育工作是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宣傳工作取得輝煌成就的重要經驗。南梁政府成立后，專門成立了文化委員會，由蔡子偉任文化委員長。每逢傳統節日或慶祝戰鬥勝利，文化委員會充分利用平涼曲子、隴東老曲子、隴東道情、快板等文藝形式，組織軍民演出「鬧紅」節目，宣傳革命。另外，蘇維埃政府還組織宣傳隊下村串戶，利用人們喜聞樂見的形式宣傳黨的政策，如給荔園堡群眾教唱革命歌曲「窮苦大眾一條心，跟上紅軍鬧革命，打土豪呀分田地，窮人能過好光景，嗨嗨呀呼嗨，窮人能過好光景」，宣傳窮人受苦挨凍的根由，提高群眾的思想覺悟，動員他們參加革命。做好婦女宣傳教育工作是南梁革命根據地深入開展這項工作的重要舉措。南梁蘇維埃政府的首任婦女委員長張景文，積極投身到黨的宣傳教育工作中去。她親自編唱鼓勵婦女解放，參加革命的信天游「婆姨女子放開腳，長發剪成短毛蓋，男當紅軍女宣傳，革命勢力大無邊」，帶領開展婦女工作，宣傳婚姻自由，開展婦女放足，動員婦女走出家門，參加生產和工作。在她的影響下許多姑娘、婆姨走出家門參加了革命工作。

作為根據地的教育機關，列寧小學將教授學生知識與宣傳革命有機地結合起來，將培養莘莘學子與喚醒群眾的革命覺悟密切地統一起來。學校通過給同學們教授「馬克思是誰呢？是世界革命的領袖。他終生領導著我們窮苦人革命，還把窮人革命的辦法指示出來」，「馬克思、恩格斯，世界革命二導師」，「拿刀殺豪紳，拿槍打白軍」這樣的內容，不但傳授了知識，而且傳播了革命知識，培養了學生的革命情感。列寧小學適應戰時環境的需要，為培養學生保衛革命成果的軍事能力，在教學內容中增加了軍事課程。學生們拿著紅纓槍、木大刀，練習武術、拼殺，培養了他們頑強勇敢的革命精神和長大參加紅軍的雄心壯志。學校除教學生文化外，還帶領他們參加勞動，深入到群眾中去，宣傳「鬧革命，打江山，窮苦人兒把身翻，要想把窮根剜，跟上紅軍上前線」等革命道理，鼓舞群眾參加革命，保衛和建設西北革命根據地。第一所https://read.99csw.com列寧小學創辦起來之後，陝甘革命根據地其他鄉、村也根據自身的具體情況陸續創辦了列寧小學，推動了根據地普通教育事業的發展，很好地傳播了革命思想和先進文化知識。為全面提高西北革命根據地人民群眾的文化水平，根據地黨和政府非常注重發展成人教育，通過宣傳教育進一步提高根據地群眾的革命積極性。為提升群眾的文化水平，根據地各個地方相繼成立了成年人識字班，開展掃除文盲活動。如華池縣各區還開展了「列寧文化運動」，在南梁、劉坪、白馬廟、柔遠等地辦起了16處掃盲識字班和夜校。教學內容上成人教育在識字的基礎上，相繼增加了默寫、唱歌、時事、衛生等內容。這些舉措最大限度上使農民和戰士掌握了更多的文化知識，大力發展了革命教育事業。

通過出版紅色刊物來推動黨的宣傳工作，既體現了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領導人對利用新傳媒開展宣傳教育工作的重視，體現了陝甘邊區特委和政府能夠得心應手利用新傳媒方式開創宣傳文化工作的新局面，又表明了根據地文化建設工作，乃至整個根據地建設進入了一個欣欣向榮的新階段。為了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團結、教育、激勵人民群眾，1934年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于南梁根據地荔園堡創辦了《紅色西北》，1935年1月20日陝甘邊特委在南梁創辦了黨內刊物《布爾塞維克的生活》。中共陝甘邊特委宣傳部長龔逢春兼任主編的《紅色西北》，以黑、紅、藍三色油墨套印，編排精巧，圖文並茂，表現了根據地在刊物印刷和出版方面的力量。作為中共陝甘邊特委、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的機關報，《紅色西北》主要刊登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建設等消息，尤以紅軍戰訊為最多，並刊登陝甘邊黨政軍領導機關的某些決議和宣傳號召性文件，有力地配合和推動了陝甘邊根據地的各項鬥爭和建設。對於《紅色西北》的出版工作，根據地領導傾注了心血，劉志丹、習仲勛、惠子俊、蔡子偉等陝甘邊區黨政軍領導經常為《紅色西北》撰稿，他們還派人設法搞來油印機和質地較好的有光紙、蠟紙和油墨，保證了刊物的印刷質量，使這個刊物受到黨政工作者、紅軍指戰員和根據地人民的歡迎。領導人的關注和根據地的建設成果共同促進了文化事業的發展和繁榮。

陝甘邊蘇區黨政軍組織在發布政治、軍事、經濟等政策和法令的同時，也發布了文化方面的政策和法令，明確地規定陝甘邊蘇區實施的知識分子政策和文化教育政策，指出對政治上清楚的知識分子，一概相信並分配適當工作，明確了邊區的文化教育政策主要是興辦列寧小學，推動農村青少年教育。

根據地領導人親自參加宣傳教育工作，將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工作密切九九藏書結合，有效地發揮了宣傳教育工作的作用，推進了革命工作的開展。在軍事鬥爭的基礎上，習仲勛、張秀山、張策等到南梁地區積極開展黨、政、軍工作，甚至挨家挨戶進行宣傳和組織工作，建立了僱農工會、貧農團、赤衛隊、少先隊、婦女會等群眾組織，並且在宣傳群眾、組織群眾和武裝群眾的基礎上，先後在白馬廟川、玉皇廟川、小河溝川、豹子川、二將川以及保安的五保川、義正川等地建立區鄉一級的革命委員會。以後又逐步建立了南區、慶陽、淳耀等縣一級的革命委員會和華池等縣一級的蘇維埃政府。為建立整個邊區的革命政權做好了各方面的準備工作。

陝甘紅軍游擊隊在照金等地的宣傳工作對於提高群眾覺悟，建立黨在那裡的群眾基礎，為開闢照金根據地創造成熟條件作出了重要貢獻。1932年陝甘紅軍游擊隊佔領龍家寨以後，集中於照金、香山地區，一方面加強部隊訓練，一方面深入村寨，開展群眾工作。「當時，部隊幹部戰士挨家逐戶地到群眾家裡，促膝談心、啟發階級覺悟，宣傳土地革命與蘇維埃運動，組織分糧鬥爭，獲得群眾熱烈擁護。……李妙哉原是陝甘紅軍游擊隊的一個大隊政委，工作經驗比較豐富，尤擅長做群眾工作。廟灣戰鬥后，劉志丹從創建根據地的長遠目標著想，派他到芋園進行宣傳群眾、組織群眾工作，李妙哉不負期望，經過艱苦細緻的工作，終於在芋園紮下根，建立黨在芋園的群眾基礎，這樣，開闢照金根據地的條件日趨成熟了。」在建立和鞏固照金革命根據地過程中，照金地區人民群眾和農民游擊隊緊密配合主力紅軍行動，作出了重要貢獻，「先後有三十多名優秀子弟參加了主力紅軍，有百余名熱血男兒、英健婦女參加了地方游擊隊。他們中許多人在保衛根據地的鬥爭中獻出了年青生命。照金群眾還積極開展支前活動，男人們不分晝夜為部隊運糧送草、修建工事、打造堞牆，婦女們任勞任怨，為部隊趕做軍鞋、磨面制粉、做飯洗衣。」人民群眾對陝甘邊照金革命根據地的建立和鞏固作出了重要貢獻，這其中黨的宣傳教育工作發揮了顯著作用。

南梁革命根據地非常重視開展宣傳工作，通過黨的宣傳工作教育和引導群眾，啟發群眾覺悟，鞏固了紅色政權的革命基礎。

根據地領導人的重視是以列寧小學為代表的根據地普通教育和群眾教育穩步發展的重要原因。事實上早在陝甘邊革命委員會在南梁成立初期，根據地領導人為配合革命鬥爭的需要，就著眼于下一代培養，促進群眾教育的工作。劉志丹精闢地論述了指示的重要性，從歷史發展軌跡中總結了知識對於社九_九_藏_書會發展的意義，指出：「沒有知識會犯更大的錯誤，歷史上農民起義總是失敗」，「人無知識就變得愚昧狹隘」。為辦好普通教育，邊區政府委派文化委員長蔡子偉同志負責籌辦陝甘邊根據地的紅色學校——列寧小學。劉志丹、習仲勛、蔡子偉等根據地領導不僅以身作則，親臨學校講課、作報告，傳播革命理念，宣傳鬥爭形勢，而且關心學校的具體建設工作。當時學校的筆、墨、紙等教學用品缺乏，劉志丹就從陝甘邊軍事委員會的經費中擠出30元送給列寧小學做經費，習仲勛也從邊區政府的辦公用品中擠出筆、墨、紙送給學校，以解決學校教學的需要。列寧小學在霍建德、高敏珍、胡兆陽、張景文等學校領導和教員的努力下，在南梁革命根據地主要領導人和廣大群眾的大力支持下得到了長足進步，學校白手起家，泥土台當桌凳，石板做黑板，自編教材，開設國語、算術、體育、歌詠等課程。在校學生由1934年3月最初的10多人增加到了1935年春的60多人。從1934年3月至1949年9月新中國成立前的15年時間里，這所具有光榮革命歷史和傳統的初級小學，共培養畢業生210多人，為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新中國成立后的建設培養了有用人才。

陝甘邊黨組織和政府將在群眾中間開展宣傳教育工作看做做好組織群眾的重要工作，中共陝甘邊特委在《陝甘邊特委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陝甘邊區黨的任務》中提出：「要在深刻的宣傳鼓動過程中組織災民聯合會，並且要保證無產階級的領導權，……要地方黨的同志和群眾對婦女群眾深刻的宣傳鼓動，以組織擁護紅軍的洗衣隊、慰勞隊、縫衣隊。」陝甘邊根據地黨、政府和幹部群眾對宣傳教育工作的重視和投入，推動了根據地的建設和發展。

各級黨和西北革命根據地領導人在陝甘邊革命活動開展過程中高度關注軍隊中的教育工作，1934年7月中共陝甘邊特委作出的《陝甘邊特委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陝甘邊區黨的任務》中就明確指出：「要擴大軍隊，必須鞏固部隊。鞏固部隊的辦法除了加強黨的領導外，最主要的是加緊教育訓練，今後各連隊的政治人員，一方面按照政治課程去教育，另外必須組織列寧室、識字班、政治研究會等以提高戰士的政治水平。同時，特委責成革命委員會在後方開設軍事政治學校，以訓練大批的軍政幹部，這一任務在目前擴大部隊開展游擊運動的過程中最為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