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月，劉志丹創建的南梁游擊隊和南下的陝北游擊隊，在正寧月明原柴橋子正式改編為西北反帝同盟軍。2月，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在正寧三嘉原正式成立，並建立了中共隊委會。同年3月，陝甘游擊隊進駐正寧寺村塬新莊子后，積極宣傳群眾，動員群眾，改編民團為貧農團，組建農民赤衛隊、農民聯合會，成立了寺村塬赤衛軍總指揮部。4月初，召開了千餘人參加的群眾大會，號召貧苦農民參加土地革命，為建立蘇維埃政權而鬥爭。「東至五頃原子，西至永和以西，北至四郎河川，南至旬邑、正寧交界地區之內，共計72村」的赤衛隊、貧農團代表和游擊隊戰士參加了會議。會議期間舉行了工農兵代表會議，選舉成立了陝甘邊區革命委員會（亦稱寺村塬革命委員會），創建了以寺村塬為中心的革命根據地。在革命委員會組織領導下，群眾鬥爭惡霸豪紳，貧苦農民第一次做了主人。

陝甘邊革命根據地所轄區域和紅二十六軍及地方游擊隊活動曾到達的區域，回族比較集中的地方是正寧縣的西渠村、龍嘴子村（后改為新正縣一區一鄉和九鄉）。這裏地處|子午嶺山麓，森林茂密，崖高谷深，重巒疊嶂，既是軍事關隘，又是游擊戰爭的要地。20世紀30年代初，「在正寧縣的龍嘴子、西渠兩個鄉聚居著一百二十來戶，300多口回民」。其他如寧縣、慶陽、定邊、合水、華池等地也有回民居住。陝甘邊陝甘邊革命初創時期，正寧是劉志丹、謝子長領導的革命武裝活動的中心區域，許多重大事件在這裏發生，黨的民族政策也在這裏得到初步實踐。

黨中央和中央紅軍長徵到達西北根據地后，黨的民族工作進入了大發展階段。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回族人民的宣言發表后，黨便在西征紅軍解放了的寧夏豫旺、海原、固原等回民聚居區進行了建立回民自治政權的嘗試。1936年10月20日，明確冠以「陝甘寧省豫海縣回民自治政府」的民族自治政權建立，並且發布了《回民自治政府條例》、《土地條例》等法規，啟用了刻有黨徽和中文、阿拉伯文的政府印章，回民馬和福任自治政府主席。「陝甘寧省豫海縣回民自治政府」是中國共產黨探索以民族區域自治方式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重要嘗試。

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少數民族並不多，更由於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發展壯大經歷了血與火的磨難和考驗，紅色|區域的發展是在粉碎敵人無數次的「圍剿」、破壞中才得以鞏固的。頻繁的戰爭環境使得黨和紅軍、游擊隊及地方革命政權不能留下更多的歷史資料，我們今天所能看到的有關黨和紅軍在陝甘邊開展民族工作的比較詳細的資料很少，以上的論述必定有欠缺。但是，從這些還很不系統的資料中，我們已經看到了開創西北第一塊革命根據地的先輩們，是怎樣用他們的不懈努力和兄弟情誼，幫助回族同胞反抗階級壓迫、爭取民族平等和自身解放的。黨和紅軍在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開展民族工作的實踐，其歷史作用是不容忽視的。

1922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第一次正式提出了黨的民族問題綱領。鑒於帝國主義侵略和國內軍閥割據混戰，邊疆民族經濟極端落後的情況，黨當時提出，在尊重邊疆人民自主的原則下，促成「蒙古、西藏、新疆三部實行自治，成為民主自治邦」，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以解決國內民族陝甘邊革命根據地民族關係的設想。1924年1月，國共合作召開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明確提出了中國民族民主革命中民族問題的雙重任務，這就是「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並於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之革命獲得勝利以後，組織自由統一（各民族自由聯合）的「中華民國」。在1925年10月召開的中共四屆一次擴大會議上作出了《關於蒙古問題決議案》，首次提出民族團結綱領。黨指出，要將蒙古族的「民族解放運動與全中國的解放運動結合起來」，「聯合中蒙農民以反對共同的仇敵」，同時卻「不應當九九藏書掩沒蒙古人的民族利益」，並且提出宣傳工作上「要注意蒙古人的風俗言語及其他特點」等民族政策。

1932年12月20日，中共陝西省委專門作出《關於西北回民工作的決議》。《決議》揭露了帝國主義、國民黨大漢族主義及封建民族上層統治者對回族人民的壓迫剝削與欺騙、屠殺，分析了西北回族人民的生活狀況與爭取民族解放、反對封建壓迫鬥爭的重要意義及失敗的原因，提出了蘇維埃政府的民族工作方針。省委指出：「只有粉碎這一切的欺騙宣傳，根本推翻帝國主義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回族解放運動才能得到徹底的勝利。因此，回族勞苦群眾解放運動與中國蘇維埃運動是不可分離的，而且是爭取中國革命徹底勝利的一個主要支柱。」省委要求，在創造西北新蘇區，建立革命根據地，粉碎敵人對紅四方面軍、紅二集團軍和紅二十六軍的「圍剿」中，必須「千百倍的加緊對於回族勞苦群眾鬥爭的領導」，深入進行土地革命，開展游擊戰爭，「創造回民蘇維埃和紅軍」，動員並號召回族及西北其他少數民族的勞苦群眾與中國工農群眾共同聯合起來，去打倒他們的共同敵人——帝國主義和一切民族的地主資本家的統治，建立工農蘇維埃政權。省委特別指出在回漢雜居的區域中，在領導工農群眾鬥爭中，必須注意民族下層統一戰線的運用，提出各民族的共同和特殊要求的綱領，領導他們的共同和單獨的鬥爭。共同鬥爭的領導機關和這些區域蘇維埃政權機關中間，應當有各民族的代表參加，並且要注意消滅一切民族間的仇視與成見。「一切民族問的糾紛應由各民族勞苦群眾選舉同等人數的代表組織委員會共同解決。」「要注意群眾的宗教信仰」，「在回民中應當提倡信教自由」。省委還要求，在回漢勞苦群眾中，必須加緊擁護中國蘇維埃政府的宣傳，要告訴廣大回民群眾，中國蘇維埃共和國的目的，是建立一個沒有民族界限的國家，是在消滅一切民族問的仇視與成見，中國蘇維埃絕對無條件地承認回族的民族自決權。為積極開展回民工作和回民蘇維埃運動，必須動員黨與群眾組織，提高下層同志和群眾的積極性，運用群眾路線。責成各級黨部，特別是西安，陝甘邊區，甘肅河州、海源、天水，寧夏之靈武、金積等地，要用各種必要的方法，建立在回族勞苦群眾中間的工作，「大量的吸收回族勞苦工農群眾入黨」。省委和各地回民及其他少數民族工作的各級黨部，在有回民的地方應「迅速成立回族委員會或少數民族委員會，堅決引進新的回族的工農幹部參加各級指導機關」，同時責成各級黨部，搜集一切關於少數民族的材料和在少數民族工作中的經驗。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多宗教的國家，以馬列主義作為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的中國共產黨，從成立起，對中國的民族關係問題就很重視。黨不但承認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統一國家，各民族一律平等，把漢族以外、佔中國人口8％的各民族統稱為少數民族，而且在不同的革命歷史階段，都提出了正確對待少數民族和解決中國民族問題與宗教問題的基本主張和方針政策。

雖然在寺村塬成立的陝甘邊區革命委員會存在的時間不長，但是它的影響很大。黨和紅軍游擊隊及革命政權組織的威望，在各族群眾心中留下了深遠影響。陝甘游擊隊在寺村塬發動群眾，成立農民聯合會、赤衛軍和革命委員會時，「就派人到龍嘴子、西渠發動回民起來和漢族兄弟一起鬧革命、打土豪」，同時「對回民中的小地主區別對待」，72村代表中就有回民代表。陝甘邊區革命根據地的民族工作，得到陝西省委的讚揚和肯定。省委特別指出：「紅二十六軍在陝甘邊區游擊運動的開展，更加提高回族勞苦群眾對蘇維埃政權的熱烈擁護，打破了一切民族界限，回漢工農群眾站在一條戰線上，積極的堅決的開展游擊戰爭，為蘇維埃政權而鬥爭。」在黨和紅軍民族平等政策的影響下，回民群眾的階級覺悟得到很大提高。1932年9月17日，中共陝西省委在《關於九*九*藏*書陝甘邊區反圍剿軍事工作計劃向中央的報告》中寫道，在組織邊區周圍的農民游擊隊開展游擊運動時，「龍嘴回民成立一大隊」。1933年7月，正寧縣黨小組建立后，積極發展革命力量。在正寧接連爆發了農民群眾自發的武裝反抗鬥爭。同年秋，「龍嘴子、西渠一帶回民青年王世平、王世英等19人白髮組織起回民支隊，在陝甘邊一帶，反抗國民黨的瓜迫」。這是陝甘邊回族人民的第一支革命武裝。

雖然陝西省委以上這些指示和決議，對於日本帝國主義在西北的分裂活動揭露不夠，對中日民族矛盾逐漸上升為中國主要矛盾的形勢強調不夠；在如何開展民族、宗教統戰工作的方針政策方面，還只強調了下層統一戰線，對民族宗教上層可以爭取團結的一面認識欠缺，如認為紅軍游擊隊「對回民中的階級鬥爭根本沒有去執行，還是和回民中的豪紳地主妥協」。但從這些指示和有關決議中，我們看到，陝西黨組織基本貫徹了黨在土地革命時期的民族問題綱領，在武裝創建革命根據地的鬥爭中，已經認識到正確解決民族問題，聯合少數民族共同鬥爭的重要意義，已經把民族平等和民族聯合共同對敵與武裝鬥爭和建立蘇維埃政權聯繫在一起，提出了民族平等、民族白決的口號，並對西北民族問題作了實際分析，特彆強調回漢民族要聯合團結共同鬥爭。同時還提出了回漢雜居區政權組織中的民族代表問題，處理民族間糾紛的正確辦法和照顧民族特點，大力發展回族黨員、培養回族幹部，成立少數民族工作機關等許多很實際的民族工作的正確方針，肯定了紅二十六軍的民族工作成績。這些對於貫徹黨中央的民族問題綱領，指導陝西黨在發展陝甘邊蘇區中加強民族工作，推動回族人民的解放鬥爭和加強民族團結，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黨中央和中央紅軍到達西北革命根據地前，陝甘邊和陝北兩塊根據地的民族工作遙相呼應，相互支持，使黨的民族綱領和民族政策，在西北革命根據地的創建、發展中得到貫徹執行，使回、蒙古民族群眾，初次看到了少數民族爭取解放的正確道路。

歷史上的陝甘邊區是回族聚居區。1862年陝甘回民大起義前，回族遍布陝西各州縣，約佔全省人口的三分之一。寧夏、甘肅東部，盡系回庄。回民大起義失敗后，清政府對回族人民採取了殘酷的鎮壓、遷徙、限制手段，致使陝西和甘肅的回民死亡逃散，人口銳減。民國以後，軍閥混戰，土匪四起，加上連年災害和沉重的苛捐雜稅，陝甘寧地區的各族群眾，一直生活在貧窮落後和閉塞的生活狀態中。回族聚居區，階級分化嚴重。抗戰前，甘寧青三省中，只佔人口4％的門宦地主佔有43％的土地，而占人口50％的貧農，只佔17％的土地山。馬鴻逵統治下的寧夏，苛捐雜稅多達70多種，致使回民中的中小商人紛紛破產，無地和失地農民更陷入水深火熱之中。所以，這裏的群眾具有反抗統治階級剝削壓迫的強烈要求。

第二，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在少數民族地區開展土地革命，建立民族政權的實踐，為以後西征紅軍和陝甘寧邊區開展民族工作，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積累了初步經驗，打下了良好基礎。

陝甘寧邊區政府成立后，黨的民族工作有了很大發展。從國統區遷入和來到邊區的少數民族日益增加。新正縣龍嘴子、西渠一帶老解放區的回民最多。1940年發展到150多戶，430多人。到1941年11月，邊區召開第二屆參議會時，據邊區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統計資料，新正縣有回民727人。1941年5月1日，《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發布后，邊區政府實行了黨的民族區域自治政策，逐步建立起兩個相當於邊區一般「區九-九-藏-書」的回民自治區，即新正縣回民自治區（包括一區一鄉和九鄉）和定邊縣回民自治區，兩個相當於一般「鄉」的回民自治鄉。邊區政府充分尊重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為自治區、鄉的回民群眾整修或新建了清真寺。回民自治區、鄉人民群眾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發生了質的變化。邊區的民族關係、宗教關係出現了和諧發展的新局面，這對於邊區的穩定發展和擴大黨在全國少數民族中的影響，團結各族人民共同奮鬥，發揮了重要作用，併為全國樹立了民族團結共同抗日、共同發展的光輝榜樣。其中，無疑凝結著陝甘邊革命根據地時期開創性民族工作積累的實踐經驗和打下的良好的群眾基礎。

黨和紅軍不僅在龍嘴子等地組建了回民自己的武裝力量，並且發展了黨員，在回民鄉成立了革命委員會，進行了土地分配，「過去沒有土地，或缺少土地的回民，都分得了土地和牛羊」。儘管作者現在還沒有看到確切的資料能夠說明龍嘴子回民鄉是回民自治鄉，成立的革命委員會屬於民族自治政權，但是可以肯定，回民鄉革命委員會的組成人員是以回族為主的，它是回民自己的政權。回族勞苦群眾建立自己當家做主的權力機關，這在土地革命時期的西北地區是第一個，是個創舉。它告訴人們，回民群眾是可以自己管理好自己的民族事務的。

第一，黨和紅軍在陝、甘交界的民族聚居區第一次宣傳了民族平等、信仰自由和回漢一家的民族政策，支持和幫助貧苦回民建立了革命武裝力量，並且將回民的自發鬥爭，引導到黨的領導下，使他們的鬥爭與土地革命和創建蘇維埃緊緊聯繫起來，使回民同胞認識到，只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解決中國革命總問題中，才能實現本民族的解放。龍嘴子等地的回族群眾從紅軍游擊隊的行動中，認識了中國共產黨，認識了工農革命的意義。他們熱愛紅軍游擊隊，處處幫助紅軍游擊隊。龍嘴子的回民群眾看到在同敵人作戰中失散的紅軍戰士，「馬上把他請到家裡弄吃喝，服侍他們」。「又一次，在和敵人作戰中，一個同志在一個地方壓著，竄來十幾個農民各持刀斧等農具，問這一同志是幹什麼的？這一同志在驚慌中只得答是紅軍，以為這一下就完了，但是農民卻說好，好，我們就幫助你。」但看到追紅軍的白軍，就拿上鋤頭攆著打。回民群眾對黨和紅軍的感情說明他們相信共產黨，相信劉志丹領導的紅軍游擊隊是為回民解放而鬥爭的，因此他們願意一直追隨紅軍，堅持武裝鬥爭，並成為保衛革命根據地的一支重要力量。他們的行動，無疑是對黨的民族政策的最好宣傳，同時也影響著陝甘寧交界地區的廣大回族群眾對共產黨和紅軍有了正確的認識，回民群眾不斷移人邊區生活。

在論述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實踐黨的民族政策，積極開展民族工作並取得很好成績的同時，我們也看到，與內蒙古毗鄰的陝北革命根據地對蒙古族的民族工作也開展得很有成績。活動於橫山、靖邊一帶的陝北紅軍，同與橫山、靖邊毗鄰的具有革命傳統的伊克昭盟與烏審旗有著友好往來。陝北紅軍尊重當地民族的風俗習慣，與烏審旗的蒙古族同胞通過文化、貿易等交流渠道建立了良好的關係，共產黨和紅軍的民族政策，對廣大蒙民和愛國的民族上層產生了很大的影響。1934年，陝北特委派曹動之等人，在靖邊南山正式組建起一支蒙漢騎兵游擊支隊，曹動之任隊長，吳亞雄任政委。蒙漢騎兵游擊支隊轉戰在陝、伊交界的大小石砭、爾林川、城川、白泥井、巴圖灣、納林河、石灣、青楊岔、鎮靖及鹽池、甘泉、安塞一帶。1935年2月，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軍委成立后，實現了陝甘邊和陝北兩個根據地黨的領導和軍事指揮的統一。西北軍委成立了以劉志丹任總指揮、高崗任政委的前敵指揮部，統一指揮紅二十六、紅二十七軍和游擊支隊進行反「圍剿」鬥爭。蒙漢騎兵游擊支隊歸前敵總指揮部領導，參加了攻克靖邊，攻打橫山，解放杜新莊、黑峰子等戰鬥。蒙漢騎兵游擊支隊英勇善戰，連戰連捷，為粉碎國民黨九_九_藏_書反動派對西北根據地發動的第二次大規模「圍剿」立下了戰功。7月，西北紅軍解放了安定、延長、延川、安塞、靖邊、保安六座縣城后，陝北和陝甘邊兩塊根據地連成一片，在西北高原上把漢、蒙古、回各族人民團結在黨的旗幟下，有力地推動了西北革命鬥爭和抗日鬥爭的發展。

大革命失敗后，中國革命中心開始從城市走向農村。從1927年8月到1934年10月，隨著武裝鬥爭的發展、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開闢和紅色政權的建立，黨在少數民族地區的革命活動日益活躍。尤其是中日民族矛盾逐漸加劇的形勢，使黨對少數民族問題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性有了深入認識，也更加重視民族工作。在前一時期已提出的民族平等綱領基礎上，充實了許多新的內容。1928年7月，在莫斯科近郊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特別制定了《關於民族一問題決議案》。《決議案》指出，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問題「對於革命有重大的意義」。大會委託中央委員會準備中國少數民族問題的材料，以便黨的第七次大會時「列人議事日程並加入黨綱」。1930年9月，黨的六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提出要加緊「黨在中國境內少數民族中的工作」，「在有少數民族區域的省委，應組織少數民族工作委員會，以管理此事」。1931年11月，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作出的《關於中國境內少數民族問題決議案》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第一次從理論上詳細闡述了黨對民族問題的基本綱領，表明蘇維埃政府反對民族壓迫，主張民族平等，承認民族自決自治，支持少數民族反抗帝國主義、軍閥、地主、官僚及民族內部剝削階級的民族革命運動的鮮明立場和態度；提出了設立民族學校，使用民族語言文字，發展民族文化和培養民族幹部參与政權管理等實施民族平等綱領的具體政策。這就使黨的民族問題綱領和民族政策有了比較清晰的整體輪廓。1934年1月，毛澤東再次闡明蘇維埃政府民族政策的出發點是，「爭取一切被壓迫的少數民族環繞于蘇維埃的周圍，增加反帝國主義與反國民黨的革命力量」，給蘇維埃民族工作指出了明確的方向與目標。同時，中共六屆五中全會面對「境內少數民族鬥爭的高漲」，檢討了黨在少數民族工作中「不可容忍的薄弱」，要求「黨必須加強在蒙古族、回族、苗族、瑤族之間的工作，黨必須領導少數民族為民族解放與自立而鬥爭」，並責成政治局及滿洲、內蒙古、陝西、雲南、廣東、四川省委，根據黨的民族政策，「定出各民族中具體工作的綱領」。黨對民族工作在理論上的深層思考和對具體民族的分析及各項民族政策的提出，對推動黨領導下的各族人民反帝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鬥爭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據1940年10月陝甘寧邊區召開回民第一次代表大會時的資料顯示，「以新正縣一區一鄉第一、第三行政村歷年來回民人口」變化情況為例，這兩個行政村，民國元年至七年有3家回民；民國八年有10家；民國十八年至二十七年增加到40餘家，民國二十八年是70餘家；民國二十九年增加到204家。從這個資料中可以看到，陝甘邊革命根據地時期，也是回民人口增加最快的一個時期。邊區回族人口的增加，無疑證明了黨和紅軍的威信在少數民族中不斷增長。這對於壯大革命力量，鞏固發展革命根據地發揮了重要作用。

陝甘邊革命根據地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由劉志丹、謝子長等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在黨的領導下，以堅忍不拔的精神，經過長期艱苦卓絕的武裝鬥爭，在西北地區創建的第一塊革命根據地。黨的領導、武裝鬥爭和統一戰線，同樣是創建這塊根據地的三大法寶。在西北這塊多民族地區，民族工作是革命根據地創建者十分重視並取得良好成績的工作。雖然它還談不上豐富和全面，但民族工作的實踐，為宣傳黨的民族平等政策，動員少數民族群眾參九*九*藏*書加反抗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民族民主革命，走上正確的民族解放道路，發揮了開創性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1933年11月初，中共陝甘邊區特委和陝甘邊區紅軍臨時總指揮部在合水縣包家寨舉行聯席會議后，恢復了紅二十六軍，並建立了第四十二師。1934年2月25日，以習仲勛為主席的新的陝甘邊區革命委員會成立。同時於1934年1月至2月，相繼組建了三路游擊區和游擊總指揮部。第三路游擊隊總指揮部「帶領游擊隊到正寧縣孟家河、西渠，和當地黨組織共同組建革命武裝力量，開闢革命根據地。在五頃原、夢家河、龍嘴子、洞子溝等地領導貧苦農民開展革命鬥爭」。到1934年秋天，第三路游擊隊發展到1000多人，其中所轄回民支隊有43人。同年10月，第三路游擊總指揮部將回民支隊改編為第十六支隊，隊長王世平，指導員王世英。陝甘邊南區黨委和南區工農革命委員會成立后，陝甘邊南區的革命形勢出現了新的局面。在組建革命武裝的同時，各級蘇維埃政府也陸續成立。繼五頃原鄉革命委員會成立后，「龍嘴子回民鄉也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回族貧僱農第一次當家做主人，管理自己的事務。1934年11月初，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在南梁荔園堡成立后，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武裝鬥爭、政權建設和土地革命鬥爭進入了大發展時期。1935年秋冬，在龍嘴子進行了土地改革，貧苦的回民群眾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土地。之後，在擴大和鞏固革命根據地的鬥爭中，正寧回民支隊與其他游擊隊配合，打了不少漂亮仗。經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回民支隊鍛煉成長、發展壯大，成為陝甘寧邊區著名的少數民族革命武裝力量。

根據黨中央和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關於民族問題的決議和指示，陝西黨組織對於民族工作也給予了一定的重視。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初期，陝甘黨組織在派出大批共產黨員到國民黨軍隊中進行兵運工作的同時，對當地回族軍閥部隊也展開了工作。1932年8月25日，中共陝西省委作出《關於粉碎國民黨四次圍剿創造陝甘邊新蘇區及紅二十六軍的決議》。《決議》同時也指出，各級黨組織對於「建立回民工作是邊區內絲毫不能放鬆的工作。根據蘇維埃政府的少數民族決議，深入回民中的土地革命和階級鬥爭，肅清回民中豪紳地主分子，建立回民的武裝組織」，並且肯定「過去游擊隊對回民工作是有相當成績」的。1932年12月9日，蒿店兵暴領導人、陝西省委常委李艮（化名愚痴）在向省委所作的報告中認為，「在隴東陝甘邊以至甘肅全部發動兵變開展游擊戰爭，必須注意和正確的解決少數民族尤其是回族的問題。應當把『各民族一律平等』和『民族自決』的口號提到最高程度。發動回民的游擊戰爭和組織回民的蘇維埃。同時亦必須提出『回漢被壓迫階級聯合起來打倒回漢民族中的統治階級』。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陝甘邊革命根據地所在的西北地區是多民族聚居區，而陝甘寧地區的少數民族以回族居多。黨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在這個地區執行得如何，對於推動西北少數民族解放運動和蘇維埃運動的發展有很大影響。因此，當時黨也注意到了西北的民族工作。1926年11月，中共中央在關於西北國民革命軍的工作方針中就指出「對回民須有適當的政策，不損害這少數民族在政治上、經濟上的生存權利」，「對於蒙、回民族問題」，應有適當解決，「應尊重這些少數民族的權利」，以引導他們參加全國反軍閥、反帝國主義的鬥爭。1929年6月22日，中共中央六屆二中全會在關於陝西問題的決議中，要求陝西黨「加強回族蒙族中的工作，對於回族與陝北蒙族須擴大民族自決，聯合奮鬥的宣傳，堅決反對國民黨軍閥屠殺壓迫回族蒙族的反動行為，反對民族間一切歧視不平等的待遇，同時亦要領導回蒙民眾反對他們的酋長王公的各種專制特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