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寫這篇追記的過程中，我在故紙堆里發現一個有關中央工作會議召開的材料，經過一番研究，我做出這樣一些初步判斷。

這樣一個方針理所當然地受到廣大群眾幹部其中包括許多德高望重的老同志的強烈反對。1977年5月，華國鋒主持下的中共中央轉發了鄧小平批評「兩個凡是」的信件，局面開始有所改變。兩個多月後召開的十屆三中全會恢復了鄧小平被撤銷的所有職務，隨後召開的十一屆一中全會又選舉鄧小平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副主席。十一大后揭批「四人幫」的工作也有了進展。特別是在胡耀邦主持中央組織部期間，大批「文革」中受迫害的幹部得到平反，回到領導工作崗位。但是由於處理重大案件的大權掌握在中央專案組手中，仍有許多重大案件得不到解決。

1978年2月舉行十一屆二中全會和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這次中央全會我列席了，五屆人大我是代表)。這時候國務院也得到了改組。許多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老同志在國家機關中擔任了領導職務。我國的經濟建設工作開始步入正軌。但是當時思想上受「兩個凡是」的禁錮，講的還是反對「資產階級法權」、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那一套。我參加了五屆人大華國鋒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的起草，文件的基本調子改變不了，我只能做到講一通撥亂反正的言論，在起草組內同一些人爭論一番，但改變不了他們的觀點，只能做到「我講了，我的靈魂得救了」。

華國鋒依靠在「文化大革命」中上升到黨中央重要地位的九-九-藏-書汪東興，作為自己最親密的助手。汪東興曾參与粉碎「四人幫」的行動，立了功。十一屆一中全會上汪東興當上了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他還身兼中央辦公廳主任兼黨委書記、中央警衛局局長兼黨委書記、八三四一部隊政委兼黨委書記、毛主席著作編委會辦公室主任兼黨委書記等職務。在汪東興之下還有李鑫和郭玉峰兩個小班子，一個管思想政治，一個管組織。像吳德這樣的人還在使用，在十一大當選為中央委員並在十一屆一中全會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華國鋒、汪東興等人在實際活動中提出並堅持貫徹「兩個凡是」的方針。後來人們知道這「兩個凡是」的提法有三個大同小異的版本。最早的一個是1976年11月30日吳德在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上提出的「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們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第二個版本是由李鑫和他領導的一個理論學習組的人起草，經過汪東興多次提意見，做過多次修改，最後由華國鋒圈定的，在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聯合發表的那篇題為《學好文件抓住綱》的社論中的那個論點：「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1977年3月中央工作會議上華國鋒講的「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都必須維護，凡是損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須制止」，這是第三個版本。按照這個方針，鄧小平也就不好出來領導中國共產黨和我九-九-藏-書們國家，「天安門事件」和許許多多冤案錯案也就得不到平反，我們還要繼續執行「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那套路線方針政策。

追記這個中央工作會議，最好能夠介紹這個會議的醞釀和籌備過程。但是我不能根據自己的回憶做這件事。這倒並非因為時間隔了這麼久記不起來了，而是我當時就不知道有關情節。我不清楚是何時、由誰首先提出要召開這個會和怎樣提出來的；不清楚中央常委的幾個人對召開這個會都有怎樣的想法；不清楚提出召開這個會議后，在幾位中央常委之間都經過怎樣的討論，最後又怎樣做出了決定；不清楚中央工作會議開幕時華國鋒的報告是怎麼起草的，在起草過程中是否徵求過其他幾位常委的意見；如果徵求過，華國鋒對自己原先提出的稿子做過一些怎樣的修改；等等。這些情況我當時都不知道，直到今天我仍然不知道。因此在這裏只好不說。當然黨史研究者會設法查明這些情況，我也希望弄清楚這樣的史實(參見附記)。

華國鋒那天講話時我聽得很清楚，他說在一次中央常委聽1978年7月到9月召開的國務院務虛會情況彙報時，大家認為那個務虛會開得很成功，葉劍英聽了很滿意，提議在理論問題上也開那樣一個務虛會，討論真理標準問題。這件事知道的人比較多，大家認為三中全會後1979年那個理論務虛會就是葉帥提議召開的。其實葉帥提的理論務虛會就是中央工作會議，當然後來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的內容豐富得多了，但是葉帥想召開理論務虛會的內容也是中央工作九*九*藏*書會議的一個主要內容。

至於揭批「四人幫」中遺留下來的許多大是大非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解決。比如「天安門事件」性質問題，廣大群眾和黨員幹部要求平反，但是汪東興、吳德、張耀祠出來反對，因此不但許多1976年清明節去天安門追悼周總理、反對「四人幫」的革命青年還在囚禁之中，而且又有人因為發表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批評吳德的言論而以犯了「惡毒攻擊罪」被投入監獄。黨內民主和社會上的民主，繼續受到極大的壓抑。黨內民主和社會上的民主本來是互相聯繫的。黨內個人崇拜和個人獨斷沒有受到批判，而吹喇叭、抬轎子者也不乏其人。對粉碎「四人幫」後繼續出現的這樣的局面，廣大群眾幹部當然極不滿意。

從鄧小平同韋國清的談話中可以看出這一點。鄧小平說開這個理論務虛會可以起「索性擺出來講，免得背後講」這個作用。擺開來講，當誰的面？當然是當華國鋒、汪東興等人的面，中央工作會議上做了這件事。葉帥講的理論務虛會不是三中全會後1979年開的那一個，在1979年舉行那個理論務虛會時，問題早就已經擺開，而且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大擺特擺過了。葉帥講的那個理論務虛會已經實現為中央工作會議，不是1979年的那一個，這一點我還可以從鄧小平回答韋國清的第二個問題時的談話進一步得到證明。韋國清向鄧小平提出的第二個問題是能否印發鄧小平九月間在東北的講話。那次講話是很有名的，是講真理標準問題的。鄧小平的回答是「可以在機關少數幹部中先九-九-藏-書講一講，給部隊發通知，等一下務虛會」。可見在鄧小平的心目中，這個務虛會是很快就要召開的，不是以後1979年開的那個。

我查到的那個材料是1978年10月14日鄧小平同韋國清的談話記錄，那是當時我抄來的材料。韋國清向鄧小平請示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總政治部準備發一指示，要求在全軍幹部中學習討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問小平同志的意見。鄧小平答覆：「葉帥提議召開理論務虛會，索性擺開來講，免得背後講，這樣好。實事求是很重要，不僅領導機關，就是一個小企業，生產隊也應實事求是。……這就是毛主席講的要解放思想，開動機器，不要思想僵化。……葉帥說，要把這篇東西印發到全國去。」關於葉劍英提議召開理論務虛會的事，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華國鋒的講話中也講到了。

就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我高興地得知有一個中央工作會議即將召開，而且收到了要我出席這個會議的通知。

鄧小平與韋國清談話的時間，離中央工作會議舉行的時間只有二十五六天。看來在10月14日後不久，中央提出召開中央會議，討論的結果是舉行那個中央工作會議。中央工作會議的通知10月底11月初就發出了，因此中央決定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的時間，推算起來在10月底，即在這次講話半個月之內。這是我對準備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知道的唯一可靠的材料。

1976年10月6日，「四人幫」被「隔離審查」，把他們從黨和ｒｅａｄ•9９csw•ｃoｍ國家的統治者的地位上拉了下來。除去這一群禍國殃民的邪惡分子，為中國共產黨的新生打開了道路，這是舉國上下高興的事。但是掌握著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華國鋒等人的立場、觀點並沒有立即轉變過來。華國鋒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很深，並囿於自己的水平，同時也為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沒有也不敢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不願意讓在政治思想水平上、在智慧上、在治黨治國能力上比自己不知高明多少倍的鄧小平出來領導黨和國家，因而在1976年10月到1977年3月近半年的時間內，一方面提出要揭批「四人幫」，集中批判「四人幫」的「極右路線」，一方面在「批鄧」事實上已經搞不下去的情況下還要「繼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

當然，召開這個會議的歷史背景我當時是清楚的：

但是「四人幫」的覆滅對於中國人民來說畢竟是一個大解放。人們比以前敢說的話多了，誰也恢復不了「天安門事件」被鎮壓后那種對人民實行高壓政策，而人民暫時無可奈何的局面。人們積極行動起來。進入1978年之後，局勢有所進步，同時，需要解決的問題很多，尤其重要的是思想路線尚未端正。1978年5月《光明日報》上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在全國各地區、各部門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文章一發表就受到某些人的攻擊，在討論中遇到了頗為頑固的抵抗。在前進的道路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主張，需要開展一次討論，讓各種思想、各種主張碰撞較量，才能求得一個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