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在這個會上還有不少有啟發性的發言，姚依林就引用了列寧講的「在狼群中要學會狼叫」這句話，講我們今天既然不得不與資本主義國家打交道，就要懂得它們的那一套。

三中全會把我國建國以來的歷史劃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從建國的1949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的1978年的整整30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社會主義道路上曲折前進最後覺悟到必須改革的30年。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就開始實行改革。在前30年中，從1949年到1952年是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從1953年到1956年用4年的時間進行了一個匆匆忙忙的不像樣子的社會主義改造，在1956年宣布進入社會主義；從1957年到1978年這21年中國的社會主義是一個早產兒，也是個畸形兒。如果說這時中國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那麼這20年就是一個起始階段，是經濟停滯、政治動亂、文化凋敝、生活窮困的特殊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起始階段。到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我國進入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的改革階段。在三中全會後改革的政策措施一個一個地出台，改革一層一層地深入。改革取得成效，推動了經濟和社會的發展。

中央工作會議前舉行了一次國務院務虛會，這個會議的參加者是國務院所屬的各部、委、局、室以及組等等，也是要求每個單位來一位主要負責人。這也是一個長會，從7月6日開始一直開到9月9日，長達兩個多月，由於與會者都是住在北京，可以開會工作兩不誤，因此不住賓館，實行上下班的辦法，而且基本上只開半天會，星期日休息。這與中央工作會議不同，後者根本沒有星期日休息這一條。

(二)在這個會召開前不久，以李一氓為團長、于光遠和喬石為副團長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團考察了南斯拉夫。回國後代表團給中央寫了一個報告。他們根據考察中了解的情況，提議恢復中南兩黨之間的關係。這個報告的基本內容在國務院務虛會上做了介紹。報告認為斯大林企圖把蘇聯經濟體制的模式強加給南斯拉夫，被鐵托九-九-藏-書堅決拒絕，但南斯拉夫不失其為社會主義國家，南共不失其為走在社會主義道路上的黨。我們過去跟著蘇聯否認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是不對的。這個報告得到中央批准。訪問后我們明確了一個認識：同樣都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可以有多種模式。我們認為這一點對於我國是有很大啟發的。代表團訪問南斯拉夫的這個報告，在國務院務虛會上受到很大的重視。不過還有人對南斯拉夫是否是社會主義國家有某些懷疑，但大多數人贊同中央批准的代表團的觀點。當然南斯拉夫實行的那一套社會自治制度，許多人表示不能接受。代表團也並沒有主張要學南斯拉夫，但是我們認為任何國家都不應該盲目照搬別的國家的做法，而應該對他國的經驗很好地研究。

由於中央工作會議的出席者參加過這個國務院務虛會的很少，李先念的講話顯得也比較平，華國鋒也沒有對為什麼要討論這個議題做什麼說明，更沒有提出要在討論這個議題時研究經濟體制改革問題，因此會議出席者在討論這個議題時，往往和第二個議題即關於兩年計劃合在一起討論，而且沒有講出多少有關改革開放的內容。公報有關經濟體制改革的文字是起草者根據會上並沒有充分展開的意見概括出來的。我認為應該承認公報起草者起了很好的作用。由於公報是三中全會會議參加者正式討論並且通過的，應該承認它是會議的一項成果。

三中全會後，按照公報上那些要求所進行的企業方面的改革進行得比較早，但是沒有取得突破性的成果。而農村改革在萬里等同志的努力下，經過幾年的努力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那就是實行了「包產到戶」或進一步實行了大包干。

對這個會有好幾件至今記憶猶新的事情：

國務院務虛會開得大家都很滿意，李先念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彙報時，華國鋒、葉劍英也認為很好，葉劍英還認為這種務虛會的形式很好，主張再開一個理論務虛會。後來決定開中央工作會議，在中央工作會議開幕那一天，除宣布討論農業問題、兩年計劃問題之外九九藏書，還宣布了一個議題：討論李先念在兩個月前國務院務虛會上的講話。我是那次國務院務虛會的參加者，了解這個會的情況。我認為這個會的確值得重視。

在這裏，我們指出中央工作會議和三中全會在改革開放方面的不足，但這並不妨礙我們在紀念三中全會時充分評價三中全會對我國改革開放的意義，不妨礙我們說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會議和三中全會是一個偉大的轉折。這兩個會議的偉大意義就在「轉折」這兩個字上面。

不過，人們必須承認，那個務虛會上關於改革的思想是很初步的，改革的目標還很低。三中全會公報涉及改革的語言只有：

這個會議的性質是務虛會，不做決定，要求圍繞如何加快現代化建設這個中心自由發言，國務院的經濟業務機構都準備了書面發言，發言稿有的署上負責人的姓名，有的沒有寫上，但都在單位里研究過，是集體的作品。這樣的書面發言，開會期間陸續交到會上，各單位都是講本單位業務範圍內的事情、本單位的問題，多數是全面地講，也有專講一個問題的。我們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就集體寫了一篇文章交卷。

這個階段的起點在哪裡？就在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那時對改革開放的意義、範圍、深入的程度認識不足並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前進。即便前進中有某種猶豫和曲折，能夠克服這種猶豫和曲折，最後還是能夠前進，也是好的。這一改革事業的勝利起點，便是20多年前的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會議提出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口號，會議確定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經過會議建立起來的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保證了改革開放事業的前進。這一點是最為重要的，是值得我們長遠紀念的。

務虛會的地點，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是在中南海懷仁堂報告廳，國務院這樣的機構有四五十個左右，加上工作人員，會議室里坐有六七十人。那間會議室左右好幾排人坐得很滿。會議從頭至尾由黨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主持read.99csw.com。國務院副總理谷牧等也一直參加。

「根據新的歷史條件和實踐經驗，採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經濟措施，對經濟管理體制和經營管理方法著手認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

現在大家都說我國的改革開放是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的，這個說法是完全正確的，但是不要以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加上三中全會前那個中央工作會議，對改革開放進行了比較充分的討論，更不能說這兩個會議對改革開放的問題解決得很透徹了。從這一節和上一節我所講的事實中，可以看出情況並不是那樣的，尤其關於農村改革，會議通過的文件還特別做出「不許包產到戶」的規定，而實行包產到戶是農村改革的第一步。

這些書面材料一般都很長，不要求在會上宣讀，那樣很沉悶，要求提綱挈領地說一下，而且可以離開稿子講別的。比如姚依林(那時他是財貿小組的，這個組準備的稿子是關於降低糧食價格的，可是發言中心是進口糧食的問題)。講話可以隨便提問題插話，開得很活潑，大家講了不少見解，講出了不少改革思想。這樣開到9月9日，李先念做了一個總結，把大家的意見做了一番歸納，其中就包括一些改革思想，比方明確地提出要改革與生產力不相適應的生產關係，改革與經濟基礎不相適應的上層建築。

這次國務院務虛會起了開拓視野啟發人們思想的作用。我認為，說我們的黨正視經濟體制中的問題，重視改革，發軔于這次務虛會，未始不可。經濟學家接觸經濟體制改革，並開始思考和研究這方面的問題比較早，但一直沒有能夠引起黨和政府最高領導層的重視。在「四人幫」被粉碎前要最高領導層接受改革思想，這當然是做不到的。以前我們也使用過「經濟體制改革」的語言，如說改革稅收體制、勞動體制、價格體制、物資體制等等，以致有時人們說20多年我們進行了多次體制改革。但是國務院務虛會上講的改革思想，不是我們以前曾經講過的那些。

雖然，60年代蘇聯東歐的經濟學家們開始rｅad.9９cｓw.coｍ發表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必須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文章，有些國家並且開始了改革的實踐。我國也有了自己慘重的教訓，有了不再把蘇聯的體制奉為神明的思想。但在經濟體制問題上在性質上開始有新的東西，應該說是始於這次務虛會。正是因為有了這種性質上新的東西，才引起最高層中某些領導人的重視。鄧小平不必說了，除他和主持這個務虛會的李先念外，葉劍英副主席就特別重視這個務虛會。他聽了這次務虛會的情況后，認為這個會開得非常成功。

這一段話講得很好，而且有一些現在都還沒有完全做到。但是在這一段話中，根本沒有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思想，也未涉及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的問題，未涉及股份制問題，未涉及社會主義所有制結構改革、社會主義分配製度改革的問題，未涉及在一個國家內同一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下各地區可以有多種經濟模式的問題。在當時當然不可能提出這些問題。但是如果那時能夠在討論李先念在國務院務虛會講話這個議題時，用比較多的時間來討論我國的改革開放問題，總可以取得比在公報上所寫的更多的內容。但是中央工作會議要解決的問題太多了，有更加迫切的問題需要提出來。因此雖然會上也有一些發言講到這次國務院務虛會，但並沒有去討論這個務虛會上接觸到的經濟體制改革問題。

(四)在這個會議上國務院研究室還提供了一篇題為《要按客觀的經濟規律辦事》的文章。這篇文章是胡喬木、于光遠、馬洪三人合作寫成的。其中關於要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辦事、要明確認識生產的目的是滿足社會的需要、不是為生產而生產這部分是于光遠執筆的，三人討論后意見一致。關於規律的客觀性質是採用于光遠一本書中的觀點，商品生產價值規律這一部分是馬洪寫的，胡喬木對整篇做了一些斟酌。

(一)在這個會上對過去經濟工作不尊重客觀經濟規律、搞「長官意志」進行了批評；強調了提高人民消費水平的重要性；指出一定要實行按勞分配，重視商品生產、價值規律；提醒在經濟工作中一定要九九藏書講求經濟效益，反對不算經濟賬。

「現在我國經濟管理體制的一個嚴重缺點是權力過於集中，應該有領導地大胆下放，讓地方和工農業企業在國家統一計劃的指導下有更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應該著手大力精簡各級經濟行政機構，把它們的大部分職權轉交給企業性的專業公司或聯合公司；應該堅決實行按經濟規律辦事，重視價值規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經濟手段結合起來，充分調動幹部和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應該在黨的一元化領導之下，認真解決黨政企不分、以黨代政、以政代企的現象，實行分級、分工、分人負責，加強管理機構和管理人員的許可權和責任，減少會議公文，提高工作效率，認真實行考核、獎懲、升降等制度。」

(三)在這個國務院務虛會召開之前不久，谷牧率中國政府代表團訪問西歐五國，回國后寫了一份報告拿到這個務虛會上。這個材料在會上也引起注意。那個報告不再像過去那樣，對西方國家的經驗採取完全排斥的態度，而認為西方國家的好經驗有不少值得我們借鑒。我還記得，谷牧在報告中講到法國的農場主不能把自己的農場隨便傳給自己的兒子去經營。為了保證農場經營得好，政府規定，如果兒子要經營父親的農場，必須在農業學校畢業，而且在畢業之後在不是自己父親的農場實習兩年，取得考核及格的證書才行。這使得大家知道資本主義國家有一些很好的制度。

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參加過這個務虛會的各部門負責人，也沒有就改革開放發什麼言，雖然認為國務院務虛會很重要。我也沒有利用討論這個議題的機會，介紹那次務虛會的成果，加深對於改革開放的認識。根本的原因還是因為這次會議的重點還是在政治路線、思想路線上面。這個會議在取得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上的突破后形成的局面，使得改革開放在會後很快取得了進展。不過今天回過頭來看，我認為還是應該很好地討論國務院務虛會這個議題的，應該多講一些改革的問題。我在中央工作會議做了這麼多次發言，都沒有專門講一大篇改革，這不能不是我工作中的缺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