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離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只有一個多月了。

講民主就是講平等。這次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政治局委員在分組會上同一般會議參加者同樣發表意見，他們並不代表政治局，而是以與別的出席者同樣的身份發言；在會議者的心目中並不把他們看作是高一個層次的領導人，他們發言也並不特別鄭重其事、特別慎重，讓人們忘記了他們是政治局委員。至於那五位中央常委，他們不但沒有編入六個分組，而且都沒有出席過一次分組會。我相信如果出席，也決不會在會上發什麼指示，或發表什麼「重要講話」，會平等地參加討論。常委也發表意見，那是在常委會上。有一些意見他們是在常委聽各組召集人彙報時發表的。他們各自講自己的觀點，也就是各自運用自己的民主權利。這些觀點也大都傳達到各分組，各組的同志也可以對他們的觀點發表意見。

黨的十一大是「四人幫」粉碎后召開的大會，是揭批「四人幫」、決定永遠開除「四人幫」黨籍的大會，是宣布「文化大革命」結束的大會，是把鄧小平選為黨的副主席的大會，但是竟然說出這樣的話。讀到這樣的話就會想到，如果不把「兩個凡是」反對掉，就會一方面妨礙黨和人民總結歷史教訓，一方面妨礙建設現代化社會主義中國的新思想新觀點的形成和發展，中國的前途就充滿著危險。我們一定要強調在對待馬克思主義上，對待中國社會、中國革命和建設上，對待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本人問題上堅持真正的科學思想、科學精神、科學態度。

列寧對民主有一個見解，那就是民主是需要條件的。法律上可以寫某一個人與另一個人有同等的民主權利，但是一個為獲得自己的最低限度的生存資料佔用了他幾乎全部時間都還不夠的人，怎能有時間去參加社會政治活動、過民主生活呢？有一些人想開會卻沒有自己的禮堂，也租不起禮堂，他們的活動也就不得不受到很大的限制。資本主義國家裡誰都知道競選一個官職，要花一筆相當大的費用。誰要競選總統這樣的高級職務，沒有很大一筆錢是絕對不能參加的。不論你多麼得人心，沒有財力的人是競選不起的。我們開這樣一個工作會議，有京西賓館這樣好的地方，有很多很好的會議室，有很好的飲食、住宿、服務，這就有了開會的物質保障。我們這些人都是黨和國家幹部，在參加政治活動方面時間基本上是有保障的。

好的現象是從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到1978年11月中央工作會議召開的兩年中間，有大量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高級幹部被平反、摘去「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帽子，從「專政對象」的處境下「解放」出來，走上負責崗位(大批老幹部復出，是一個頗為周轉複雜的過程。這樣的事情從「文革」後期就開始了，在鄧小平第一次復出時又解放了一大批幹部，「四人幫」被粉碎后又有所進展。但是直到中央工作會議召開時還沒有徹底解決。要把這個具體和複雜的過程描繪得很準確，需要進行大量的調查和科學研究，寫出系統著作。而直到現在還沒有這樣的科學著作問世)。同時在理論界，對在「文化大革命」中製造出的反科學的言論進行批駁。這些謬論包括按勞分配會導致新資產階級產生、批判「唯生產力論」、實行所謂對資產階級全面專政、認為發展經濟會衝擊無產階級政治等等，總起來一句，要實行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理論界進行的在思想上理論上的撥亂反正，也是一種好的現象、好的趨勢。

可能有人認為簡報工作這樣的事，不值得我在這裏花很多的時間來議論，我不這樣看。因為既然是一個大會，人們是來參加這個會議，而不是參加某個小組會來的，他就有了解其他各分組情況，並針對其他組的情況發表自己意見的權利，也有讓其他組的人聽到自己發言的權利。限制簡報就是限制了出席者本來擁有的權利。因此簡報工作直接反映出會議主持者的民主思想、民主覺悟和民主作風，會議的參加者即使嘴裏不說，可都親自體會到這一點，心裏都有數，搞得不好是會直接損害會議主持者的形象。

如果誰對這點還有點不那麼相信的話，不妨讀一下1977年8月12日華國鋒所作的、8月18日通過的在黨的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在九-九-藏-書這個報告中指出，「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更加深入人心，成為億萬群眾進行勝利戰鬥的光輝旗幟」。在這個報告中還繼續引用毛澤東說過的「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產階級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並且因為毛澤東說過「文化大革命」這種性質的政治大革命今後還要進行多次，在這個政治報告中也就把1966年開始、在這個十一大上宣布結束的那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稱之為「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並且說「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結束，絕不是階級鬥爭的結束，絕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結束。文化大革命這種性質的政治大革命今後還要進行多次」。

胡耀邦在1979年1月18日所做的《理論工作務虛會引言》中說的完全符合歷史情況。他說：

兩年來理論工作最後歸結到真理標準問題的提出和討論上來，中央工作會議可以說是這場真理標準問題討論決戰和取得勝利的階段。

會上發生過一件這樣的事情。在一次各組召集人向常委彙報各組發言情況的會上(這次彙報的時間是11月21日下午和晚上)，汪東興發言說：大局要考慮。我們不亂。我們要搞民主，要有領導的民主，有領導的集中，全黨要團結，不利於黨的話不講，不利於黨的事不做。這些話從字面上說沒有錯，但是那時在彙報會上汪東興講這樣的話，就有對分組會上的發言批評或者事先警告的意思。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都是黨內很有經驗的高級幹部，豈會聽不出這幾句話的意思？因此在這話傳下去之後，各分組的出席者就很不滿。不僅各組發言沒有受汪的影響，並且在11月27日召集人向中央常委彙報會上，各組就提出了這樣一條意見：「汪副主席上次會上說的關於要有領導的民主和集中的說法，大家認為這種說法與華主席25日大會上對會議的估計不相適應。我們這些天的會議，不涉及有無領導的問題，『不利於黨的話不講，不利於黨的事不做』這個提法也不好。開這次會議就是為了講清楚。」彙報會上分組召集人反映各組對汪東興講話的意見時，汪東興就在座，會上汪也沒有再說什麼。大家把汪東興那幾句話頂了回去。

胡耀邦在1979年1月寫的《理論工作務虛會引言》中寫道：

接著就有葉劍英向中央常委提議召開理論務虛會的事情了。葉帥這個建議是什麼時候提出的，我沒有看到表明具體時間的材料，但肯定是在1978年9月中下旬。我的根據是葉劍英提出這個建議是聽了國務院務虛會之後受到那個會議的成功啟發而提出的，而國務院務虛會李先念的總結是1978年9月9日做的。另外葉劍英的建議又是在《紅旗》雜誌社寫了一篇文章向中央常委請示后提出的，這也是9月間的事情。

這個會議的簡報數量不少，我知道西北組的簡報一共出了71期，其他組的簡報的數量也相仿，它們是研究這次中央工作會議非常寶貴的資料。黨史研究部門一定掌握全部材料，不過在中央工作會議的某次彙報會提出簡報上對許多人的揭發未必都符合事實，有人問是否需要核實，而常委的意見不必去核實，我贊成常委的這個主張。首先是因為這些揭發基本上是準確的，同時黨處理這些人的問題也不會根據簡報，而是要去做認真切實的調查和掌握各種證據。這是科學性很強的工作。至於會上的揭發，只能把它作為一個線索、一個反映來對待。在開會期間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花時間去核對事實。

「到了去年(指1978年)5月，思想理論戰線的一個重要發展，就是開始了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這就引起了我國思想理論戰線上的一場風波……去年9月《紅旗》雜誌社寫出了一篇《重溫〈實踐論〉》的長文，文章送到了中央常委。葉劍英同志建議中央召開了一次理論工作務虛會。」

1978年5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光明日報》上發表后，有截然相反的看法，他針對這個情況說，你們社會科學院是理論機構，在理論上不能讓步，我不勸你們在理論上遷就，遷就就會失去原則。

為了紀念三中全會，我寫了這本《1978：大轉折》。我認為這個會議是我加入中國共產黨將近62年中出席和列席的、不算少的黨的代表大會、中央全會和中央工作會議中開得最好的，也是給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

對在「文革」中和「四人幫」被粉碎后兩年多時間中，講過對現實生活產生壞影響的話、做過產生壞影響的事的同志進行批評揭發，是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充分發揚民主的重要方面。這方面的一個突出表現，是指名道姓地批評犯錯誤的人，包括對一位黨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的常委的指名道姓的批評。儘管批評者講得很尖銳，但沒有不讓別人申辯反駁的氣氛和施加這種壓力。當面講就是要聽不同的意見，允許你反批評，至於你做不做反批評，那是你自己的事。

1978年8月19日，鄧小平又說起理論問題。他說：

寫一個全國性全面的文件的時候，在其中寫上一段發揚民主的話，這種做法，不知道從何時起似乎已經成了一種「規範化」的行為，因此常常成為一種套話。套話有它的功用，但只能起套話的功用，不能給人們新鮮的感覺，也不能給人們以思想上的啟發和教育，不能激起人們民主的熱情。如果有深刻的見解，有新鮮的語言，有與實際結合的內容，情況就不一樣了。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上，不論葉劍英還是鄧小平，在會上的講話中對民主問題所講的話，都會給與會者很深的印象，也會給讀到他們講話的幹部和群眾一種深刻的印象。葉劍英在閉幕會上的講話中專門講了充分發揚民主(而不是一般地講要發揚民主)的話題。他揭露「四人幫」製造的實行民主是搞資本主義的奇談怪論，是以封建主義冒充社會主義，而我們的重要任務就是要注意克服封建主義思想的殘餘。葉劍英還講了領導幹部不要嘴裏天天講民主，可是稍微尖銳一點的意見一來，面孔就拉長了。他講的這些話就接觸到事情的本質，完全不是套話。他還要求，這次中央工作會議發揚民主精神能夠永遠堅持下去。他對民主講的這些話十分誠懇，今天讀來還有深刻的教育意義。

「問題主要是由兩篇文章引起的，一篇是講真理標準的，我說過這篇文章是馬克思主義的，是駁不倒的，我是同意這篇文章的觀點的，但是有些人反對，說是反對毛主席，帽子可大啦。另一篇是講按勞分配的。我看了，先念同志也看了，也是馬克思主義的文章。」

總之，對於會議簡報成為會上充分發揚民主的工具這一點，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認為值得懷念。

為了充分發揚民主，對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人來說，簡報工作是一個能否充分發揮民主的很重要的條件。如果沒有簡報工作，我們這些人除了參加很少幾次全體會議之外就只是在自己的分組內活動，其他組的情況就不會知道，更不可能越出本組範圍來進行討論了。中央的會議我出席或列席過許多次，會議一般都發簡報。坦率地說，有些會議的簡報中看到的儘是些空話套話，實在沒有什麼可看的。原因是一方面有些人似乎有了說套話的習慣，二是許多人發表的實質性的意見都被「簡」去了。因此除了本小組之外，對其他組的情況就幾乎一無所知。而這次中央工作會議的簡報是很有意思的，可以經過它了解其他組的許多情況，可以參与別的組提出的問題的討論，對其他組的同志們的發言發表意見。

中央工作會議充分發揚了民主，對這一點所有參加會議的人普遍親身感覺到了，而且是十分滿意的。主持會議的華國鋒在11月25日的大會上和12月13日閉幕會上都講了會議有充分發揚民主的特點。葉劍英、鄧小平在閉幕會講話中對會議也做了這樣的估計。

1977年4月鄧小平給中央寫信，針對「兩個凡是」提出對毛澤東思想體系要有一個完整準確的認識。1977年7月16日到21日召開十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恢復鄧小平領導職務的決議。鄧小平自告奮勇管科學和教育。政治局很快開會同意鄧小平這個請求。就在政治局作出這個決定后的第三天，他與胡喬木、于光遠、鄧力群三人談話，說他不贊成在十一大報告中再寫「唯生產力論」是「修正主義的謬論」這樣的話，九*九*藏*書主張從現在開始應該倒過來說這個話。

他表示，于光遠主持寫的那本反對批判「唯生產力論」的書稿他已看過一遍，認為可以出版(這個意見在7月27日他同方毅、李昌的一次談話中又說了一遍，並說他還想再看一遍)。也就在同一次談話中，他肯定國務院研究室發表出來的關於按勞分配的文章，但認為寫得還不大胆，希望改得更好(後來馮蘭瑞同志執筆修改）。

就我國的情況看，1978年那個時候，與召開黨的七大的1945年來比，時代不同了，任務不同了，但一定要在科學思想指導下工作這一條是不容違背的。指導我國革命和建設不但要有一般的科學，而且要有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不但要有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要有作為社會主義革命的科學的馬克思主義，而且要有作為社會主義建設的科學的馬克思主義。我在「四人幫」被粉碎后曾經講過這樣幾句話：宗教之為宗教就是要人們膜拜它，法律之為法律就是要人們服從它，而科學之為科學就是要求人們去研究它、理解它，在自己的實踐中去運用它。馬克思主義既然是科學，就決不允許對它採取膜拜、服從的態度。

中央工作會議原先的議題主要是討論經濟工作問題，但是這時開這個會議完全可以去實現鄧小平「擺開」的想法。也就是說葉帥提出的理論務虛會的任務，事實上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實現了，思想問題、組織問題的解決更是超出了理論務虛會的範圍。

在這裏我們講時間的問題，說的是這個工作會議給了出席者以比較多的時間，把想講的話說出來。這個會議開始時華國鋒曾說這個會準備開二十多天，從11月10日開始算起，也就在11月底結束。後來根據需要一次一次地延長，延長到三十六天，時間應該說是比較寬裕的。

在「四人幫」被粉碎后的兩年中既出現了好的現象、好的趨勢，也存在不好的現象、不好的趨勢。

鄧小平有一個給下面的幹部「積極權」的提法，十分新鮮。充分發揚民主就是給大家以「積極權」。也許有人會問：這兩個講話是會議閉幕那天講的，對會議的進程是否發生了作用？我想指出，他們關於民主的思想早在閉幕前就有許多表露。鄧小平關於「積極權」的說法就是在11月間一次召集人向常委彙報時講的，他講的這個話傳到各組，鼓勵了大家充分發揚民主的熱情。

在這個會議上發言很普遍，幾乎所有的人都表示了自己的看法。我所在的西北組除紀登奎同志外有34人，個個積極發言。發言在4次到6次的最多，發言在10次以上的有兩人，發言在7次到9次的有9人，發言在3次到6次的有15人，發言在3次之下的有8人。可見發言的普遍程度。

「這兩年的思想理論工作，就它的規模來說，就它的戰鬥作用來說，超過了建國以來任何一個時期，可以說是延安整風運動以後理論工作做得最出色最有成績的兩年。」

不好的現象便是粉碎「四人幫」之後的黨中央不敢否定「文化大革命」，反而要求「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繼續搞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不但對「文革」前毛澤東說過的話不敢有任何議論，甚至把年老體衰、不能正常地工作和思考、與幹部甚至高級幹部不能見面交談、甚至連話也說不清楚的毛澤東的所謂「決策」、所謂「指示」奉為神明，主張「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要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要始終不渝地遵循」。這個「兩個凡是」竟成為粉碎「四人幫」后黨中央的方針。在這種方針之下，「文革」提出的許多錯誤觀點、錯誤主張就會被當作正確的東西，在幹部和群眾中繼續廣為宣傳，給那些想繼續搞「文革」的那一套的人保留一套「最高指示」的武器。那的確是很危險的。

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會議參加者對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得非常熱烈，並且與反對和抵制真理標準的同志進行面對面的討論、進行尖銳的爭論。這方面的爭論為解決當前的實際問題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中央工作會議的成就又超過了理論務虛會，又證明理論對實際的巨大作用。因此在會議期間，鄧小平在同胡耀邦和我的談話中，在講理論問題的重要性這個話題時講：這個真理標準問題的爭論，越看越是個政治問題。這個意思後來在閉幕會議講話中也講了(見鄧小平《解read.99csw.com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

同時會議開頭幾天的簡報和以後的簡報也不完全一樣。開頭幾天似乎問題多一些。11月13日胡耀邦在西北組的發言很長，但簡報登出的就很短。我原先以為是胡耀邦故意刪短的，最近在我的「故紙堆」里，找到胡耀邦在11月15日西北組發言時我做的筆記，其中有一句：

會議的出席者的確敢想敢講，勇於闖進「禁區」，講人們過去不敢講的話。會議的領導者也不干預任何人的發言，不給任何發言設禁區、定調子、搞框框，同時發言時間不限，發言次數不限，發言範圍不限。對這幾個「不限」，會議的領導並沒有宣布過，而是自然而然地就這麼實行了。會議出席者都是政治經驗豐富的黨的高級幹部。他們自己會審時度勢，發言恰當，但決不接受別人的干預。

中央工作會議並沒有通過中央的決議和選舉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這樣的權力。因此出席這個會議的人也就沒有這種表決權和選舉權。但是有推舉權、建議權，在會上大家也就充分使用這個權利。

講話只是會議充分發揚民主的一個主要方面。還有另一個重要方面是會議的出席者參与會議準備做出的決定文件的起草。辦法是讓會議參加者了解會議準備做出決定的事情，希望他們充分發表意見，把這些意見收集起來，作為修改原來準備的文件草案的根據。對會議準備做出的兩個有關農業的文件的制定過程就是能夠說明這一方面充分發揮民主的例子。

讀者們很可能注意到我用了這麼多「科學」這個詞，而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的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繫實際或者撥亂反正這樣的語言。我的意思同那些話的意思其實是完全一致的。我說的科學這個概念中既包括一般科學，也包括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因為馬克思主義無非是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指導下關於近現代世界發展的科學的社會學說，對中國來說無非也是關於中國社會發展的學說，它是科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馬克思主義本身是隨著時代的前進而發展的，而且是要與世界上各個國家各個地區的實際相結合的。

本來民主的內容是多方面的，人們積極性創造性的發揮可以說是帶有根本性的內容之一。在這個會上大家感到自己的積極性沒有受到任何壓抑。當然也受到當時傳統力量的束縛。比如有些人用很多心思去講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的問題，翻來覆去地討論是重複毛澤東講的話是「高舉」呢，還是實事求是地看待現實生活是「高舉」，而沒有人願意去評論「高舉」這個提法本身究竟正確與否，也沒有提出這樣的問題，大家心裏明白，在會上提這樣的問題是不明智的。

原來胡耀邦曾經有過意見。在一次召集人向常委彙報的會上，我們組反映了徐向前對會上的發言簡報六天以後才登出表示不滿。看來簡報編成這樣是徐向前、胡耀邦等人提了意見之後才改得比較好的。我最滿意的是11月26日江一真的發言和楊西光與我的聯合發言點名批評了汪東興，簡報沒有刪節，而且出得很快，很令人滿意。大概那時編簡報工作方針已經明確，不能隨便刪節和延遲了。不過在以後對十一屆一中全會選出的某些政治局委員在「文革」中的錯誤進行批評時，汪東興在一次常委會上又主張「涉及政治局的問題的簡報晚一點」。對此常委會沒有表示同意，似乎並沒有這麼做。

這個《引言》是對葉帥的建議是哪一個月提出的可靠的文獻。

於是檢驗真理標準的問題，就在中央工作會議的前夕提出來了。胡耀邦發起和推動了這場討論，理論界的同志寫出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並且在學術界開展了大規模的討論。

下面我想講一點1978年那個中央工作會議前夕三位中央常委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重視馬克思主義科學的歷史事實。

從這些情況來看，說這個會議是一個充分發揚民主的會議是符合事實的。

常委們的發言有兩方面的內容：一是各人講自己的觀點，這些話對出席者沒有約束力的，出席者可以從中受到啟發。二是由主持者代表常委發表對會議有指導性質的意見。這樣的內容很簡單，九九藏書主要是程序性的。我們西北組要李登瀛、王惠德和楊西光修改出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的意見，要胡耀邦、王任重和于光遠改出加快農業發展速度的文件，就是常委會上布置的。我們積極完成了這個任務。

我對會議的簡報工作是很滿意的。我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發言很多，有的有發言稿，有的是即席發言。我沒有去對照我的發言和簡報登出的摘要，當時我的印象是摘錄得不錯，沒有把我講的重要內容刪去，而且簡報出得很快。從其他組的簡報上我也可以看到我有興趣的材料。例如站在堅持「兩個凡是」立場、抵制真理標準討論的那些同志的發言，我就能夠通過簡報看到，可以根據簡報發表意見，同他們進行討論。會議的簡報是我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必讀的材料。把閱讀簡報作為我會議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我想這個會議做簡報工作的同志工作一定很緊張。他們在這個會上是默默無聞、然而是做了很重要工作的人，可惜我一個也不認識。

這一次中央工作會議的情況與黨的七大，在強調科學思想這一點上從原則上講是很相似的。稍遠的情況姑且不說，在從1966年到1976年的時間內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長達十年之久。在這十年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犯了嚴重違反科學的政治錯誤，加上林彪、「四人幫」的破壞活動，結果使中國建設事業遭受嚴重的損失，使中國走在亡黨亡國的道路上。1976年10月在華國鋒、葉劍英等同志的決斷下，粉碎了「四人幫」，使中國的命運有了轉機。

「簡報不要刪去關鍵問題。」

當然我們強調的科學不僅是馬克思主義科學，還包括一般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在黨的歷史上，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抗日戰爭時期和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軍事科學就很重要。在遵義會議前黨中央所犯的錯誤中也包括違背軍事科學的錯誤。建設時期我們需要的科學的領域很廣泛，即便是社會科學，也不都能包括在馬克思主義科學的範圍之內，何況還有自然科學、思維科學和各種應用科學、技術科學，以及眾多交叉科學、邊緣科學呢。在社會主義建設工作中一定要講求科學精神、科學態度。

在我所知道的黨中央舉行的重要會議中，在會前特別做了充分的科學準備，在會議期間充分運用科學思想、科學精神、科學態度解決實際生活中的重大問題的並不很多。1945年舉行的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可以說是這樣的一個。從1927年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這十年中間，在黨中央領導機關中發生多次嚴重違反科學的現象，尤其是1931年初到1934年整整四年中，這種反科學的思想統治了中國共產黨全黨，結果使中國革命事業遭受嚴重的損失。1935年貴州遵義會議后扭轉了發展方向，但問題並沒有徹底解決。因此在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中，黨的高級幹部研究六大以來黨內兩條路線鬥爭，在1942年、1943年、1944年舉行多次歷史問題的討論，隨後起草《關於若干歷史問題決議》，並在七大召開前夕舉行的六屆七中全會上通過了這個決議。這就是說，這樣一個對歷史問題進行科學研究的工作進行了有三年之久，取得了成果，這才使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制定的路線方針有了堅固的科學基礎，使黨能堅定地走向民主主義革命的最後勝利。

鄧小平十分重視葉劍英的建議，提出開這樣的會「索性把問題擺開來，免得背後講。」鄧小平說的「擺開」、說的「免得」是針對當時沒有放棄或者沒有完全放棄「兩個凡是」的領導人。而且從鄧小平同韋國清的談話中又可以看出，這樣的會很快會召開。後來決定召開中央工作會議。

當然對簡報這件事不會所有的人都滿意。不同的人在看了簡報對自己的發言的報道和看到別人發言的報道后，會有不同的感覺。我覺得滿意，有的人就不一定這麼看。我就在有一期簡報中看到有一位發言人對簡報提出了意見，而簡報也把這個意見登出來了。但我認為簡報能夠這麼登就是一個好的表現。我覺得不要以為簡報是一件小事，實際上它對於充分發揚民主的關係很大。

葉帥還向中央提出過一個建議，主張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印發到全國，可見他如何重視這個理論問題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