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拿和平問題來說，兩次世界大戰給人類帶來巨大災難，二戰後，全世界人民，尤其是直接遭受戰爭之苦的歐洲、亞洲以及美國人民都渴望和平、痛恨戰爭。多數國家的當權者和政治家也不願發生戰爭，而且還為避免戰爭努力尋找辦法。有「戰爭領袖」之稱的丘吉爾在行將退出政治舞台前寫道：「我殷切地希望，新舊一代能夠糾正以前的一些錯誤，從而根據人類的需要和光榮，控制住正在展開的可怕的未來景象。」二戰後，各種和平運動風起雲湧，和平組織層出不窮，表明和平已深入人心，成為一股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孫中山說過：「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在這種和平潮流下，誰敢像希特勒那樣發動戰爭，誰就會遭到世界人民的唾棄，誰就會滅亡。美蘇兩國當權者當然了解這一事實，不敢逆歷史潮流而動。這種狀況隨著形勢的發展越來越明顯。進入50年代后，國際緊張局勢出現了緩和的跡象。1952年2月，西歐各國不顧美國的反對，參加了莫斯科國際經濟會議；1953年2月，印度總理尼赫魯提出了「第三地帶論」，顯示出印度要實行一種不加入美、蘇兩大陣營任何一方的和平外交路線；同年3月，斯大林逝世，蘇聯開始展開積極的和平外交；同年5月，英國首相丘吉爾提議舉行以英、美、蘇為中心的大國首腦會談，這一建議得到了反對黨工黨的支持；同年7月，朝鮮停戰協定簽署；1954年7月，日內瓦協定簽署，協定保證印度支那三國各自的獨立、統一與和平；1955年4月，萬隆會議召開；同年7月，美、英、法、蘇四大國首腦在日內瓦舉行會談，通過協商，表達了不進行戰爭的熱情，產生了「日內瓦精神」。二戰後，民族解放運動不斷掀起高潮，絕大多數國家都擺脫了殖民統治，取得了政治上的獨立。而在這個過程中，並未像二戰前那樣普遍遭到宗主國的殘酷鎮壓，相當多的國家是通過和平方式取得民族獨立的，獨立后又同原宗主國保持著密切關係。這一系列現象表明了世界各國求和平的願望，也表明了大國正努力尋求用和平方式處理國際事務的趨向。以後，國際局勢緩和的趨勢越來越加強，最後發展到就如鄧小平所分析的那樣，「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長超過戰爭力量的增長」，「真正支持戰爭的沒有多少，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對戰爭的。」就是美國人民也是熱愛和平、反對戰爭的。在1969年10月15日的「反對越南戰爭大示威」中，有25萬人赴華盛頓參加示威。美國人民的反戰運動給美國政府造成了極大壓力，促使其調整對越政策。在2002-2003年的伊拉克危機中，布希政府一再將武力「倒薩」的時間拖后，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顧及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反戰浪潮。

對民族解決運動的發展態勢及其影響，美國是所有了解的。1960年，美國發表了哈佛大學國際事務中心的報告《意識形態與外交事務》，探討了二戰後三種最有影響的意識形態（共產主義、民族主義和「立憲民主」）在國際事務中所起的作用，表明美國智庫已經認識到民族主義（主要指民族解放運動）的重要性。到1971年，在中國重返聯合國問題上，尼克鬆、基辛格心裏也很明白：「到最後，反正我們無論採取什麼立場總歸是要失敗的」。明知要「失敗」，卻無可奈何，只能等待著失敗的到來。在世界潮流面前，霸權的力量是有限的。

與冷戰期間相比，冷戰後國際局勢相對緩和除了表現為沒有軍事集團對峙外，還表現在另外幾個方面。其一，局部熱戰，如在海灣地區和巴爾幹地區，雖然未能避免，但其規模和烈度及對世界和平局面的影響，要比冷戰期間某些局部熱戰如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小得多。其二，雖然美、日等國在增加軍費預算，並進行高新科技武器的研究與開發，美國甚至還發展導彈防禦系統，但世界範圍內的軍備競賽尤其是核軍備競賽要比冷戰期間緩和得多。

第三世界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興起后，在世界的地位逐漸提高。第三世界擁有豐富的人力、物力資源和廣闊的市場，是世界經濟繁榮的重要源泉。第三世界國家的人口佔世界總人口的4/5，領土佔世界總面積的2/3。在聯合國190多個成員國中，第三世界國家佔160多。絕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在獲得民族獨立后，都致力於本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作為整體，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發展速度長期高於發達國家，其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也不斷提高，在20世紀50年代僅佔28%，到80年代已達到33%。一些發展中國家實現了經濟快速增長，成為新興工業化國家；像中國、印度、巴西這些大國，伴隨著經濟快速發展，其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的作用也日益增大。在經濟、政治力量增長的同時，許多地區的發展中國家還實現了區域聯合，建立起來了地區性國際組織，如東南亞國家聯盟、非洲聯盟、阿拉伯國家聯盟、上海合作組織、里約集團等。第三世界的壯大已成為20世紀後半葉國際政治生活中的一道亮麗的風景線，而且這個進程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仍然引人注目。亞歐首腦會議、八國集團峰會南北首腦會議、亞太經合組織等國際組織的出現，表明發達國家已經認識到第三世界的重要性，想要加強同第三世界國家的合作。

在世界各種「非美」力量崛起的同時，美國自己的力量卻不斷衰落。繼1960年10月爆發了第一次美元危機后，從1968年3月到1971年5月，又先後發生了6次美元危機，導致美元正式貶值，信用急劇下降。1968年對美國來說可謂是厄運之年：遭受了兩次美元危機；兩位名人（小馬丁·路德·金和羅伯特·肯尼迪）被刺；政治動亂和街頭騷亂不斷。有的學者將這一年的政治動亂稱為「1968年革命」。在這場革命中，「整個社會幾乎已經處在文化上和社會上爆發內戰的邊緣」，「幾乎所有一切都要崩潰了」。這些國內危機與美國在越南戰爭中的失敗遙相呼應，而越rｅaｄ.９9ｃｓw.ｃom南戰爭客觀上成了美國國內危機的重要根源。在1968年的新春攻勢中，越南南方人民的武裝力量殲敵25萬多人，其中包括8萬美軍，擊落擊傷敵機3000多架，擊毀敵坦克3000多輛。越南戰爭是美國霸權衰落的重要標誌，並且成為促使美國在美蘇較量中轉為守勢的重要因素。

第一次世界大戰引發了俄國十月革命，嚴重衝擊了原有的國際秩序。帝國主義列強的一統天下被打破，殖民體系開始瓦解。歐美列強為了協調他們之間的關係，維護國際秩序，建立了國際聯盟。儘管國際聯盟是建立世界性國際組織的有益嘗試，併為後來建立聯合國提供了有價值的經驗教訓，但是由於當時世界大國的局限性及客觀環境的限制，它在維護國際秩序上是不成功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就充分表明了這一點。

第二個挑戰美國霸權的力量是民族解放運動。儘管美國在二戰後以支持民族解放運動為名到處挖英法等老牌殖民主義的牆角，搶佔它們的勢力範圍，以圖建立自己的新殖民帝國，但是很多新獨立的國家並未跟著美國的指揮棒轉，而是成為超越美蘇兩大集團的第三種力量，即第三世界。從「亞非會議」到「不結盟運動」興起，再到「七十七國集團」形成，第三世界發展成為一支國際舞台上不可忽視的力量。

如下兩個事實有助於說明這一點：一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速度從總體上長期高於發達國家；二是一些發展中大國和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綜合國力與發達國家間的差距正逐漸縮小。比如，中國與美國綜合國力的差距已由中國改革開放前的大約1：20縮小為大約1：8，而且中國的經濟仍然在以比美國快得多的速度增長。還有一些國家如巴西、印度、墨西哥、韓國，也都在較短的時間內使國力有了大幅度提升，它們極有可能在21世紀的國際關係舞台上充當重要角色。這是美國所阻攔不了的。正是因為這樣，美國一方面要推行霸權戰略，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認多極化是個大趨勢。一些國際戰略家對未來世界格局也做出了富有見地的分析。著名英國學者布瑞恩·彼得漢姆（Brian Beedham）在《新的地緣政治》一文中預測了2050年時的世界地緣政治形勢，認為屆時可能出現6個巨大的權力中心，即：美國、歐洲聯盟、中國、俄羅斯、日本和印度。這種狀況是與多極化趨勢相吻合的。一個非常值得深思的實事是：雖然美國在經濟、科技等方面佔有很大的優勢，而且在20世紀90年代經濟發展勢頭較好，但從長遠來看，美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所佔的比重卻呈下降趨勢，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在50年代曾佔世界的一半還多，而現在只佔1/3。

然而，美國出於反共主義冷戰的需要，利用其對聯合國的控制力，阻止新中國合法席位的恢復。不僅如此，美國還一再操縱聯合國通過攻擊中國的決議，壓制中國，干涉中國內政。朝鮮戰爭爆發后，美國就組織了以它為首的包括16個國家的所謂「聯合國軍」，介入朝鮮戰爭；中國志願軍入朝作戰後，1951年2月1日，美國操縱下的聯合國大會通過了誣衊中國為「侵略者」的決議；隨後，5月18日，聯大又通過了對中國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實行禁運的美國提案；美國還利用聯合國在台灣問題上干涉中國內政。

縱觀百年國際秩序的演變，可以發現，雖然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仍有很大的市場，而且西方國家仍然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著主導作用，但是與20世紀初相比，到21世紀初，國際秩序有兩個突出的變化。第一，第三世界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明顯增大，國際地位大為提高，當今世界已經不是西方世界的一統天下，西方大國已經不能像過去那樣為所欲為，主宰一切，特別是主宰弱小國家的命運。這不僅體現在第三世界在聯合國等世界性國際組織內的發言權上，而且還反映在中國、印度、巴西等國家和「不結盟運動」、「七十七國集團」、「東南亞國家聯盟」等發展中國家國際組織的影響上。第二，聯合國作為現行國際秩序的最主要保障運行機制，其地位正逐漸確立並鞏固，作用日益增大，儘管它經常遭受美國霸權主義的挑戰。現行國際秩序雖然有很多局限性，需要改革、完善，但在維護世界和平、穩定，促進共同發展上也發揮著不可缺少的作用。

從更寬廣的範圍看，冷戰時期制約戰爭的因素不僅仍然存在，而且還有所發展：第一，世界人民更加反對戰爭，要求維護和平；第二，東西矛盾已不再像冷戰時期那樣尖銳；第三，多極化趨勢仍客觀存在；第四，發展競爭越來越激烈，全球化趨勢加強；第五，科技進步的勢頭不僅未減緩，反而更加迅猛。科技進步的趨勢使國際競爭的主戰場逐漸由軍事領域轉向經濟、科技領域，這無疑有利於減緩利益衝突國家之間的軍事對抗，有助於削弱戰爭因素；第六，核軍備競賽雖然比冷戰期間減弱，但美、俄等國龐大的核武庫仍然存在，仍然能夠毀滅整個人類和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而世界大戰甚至大規模的地區戰爭，極有可能引發核大戰，這是所有國家特別是大國必須認真對待的。

第一階段從1949年10月至1960年，鬥爭的焦點是美國阻撓聯合國大會討論中國代表權問題。按常規，恢復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只是一個程序性問題，也就是代表的全權證書問題。然而，在美國操縱下，中國代表權問題被複雜化，並被擱置、拖延長達10年之久。1950年9月，在五屆聯大上，蘇聯和印度分別提出的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的提案遭否決。此屆聯大還決定：由大會組成7人特別委員會，審議中國代表權問題；在未得出結論之前，仍由「中華民國」的代表出席聯合國會議。這等於將中國代表權問題無限期地擱置起來。不久，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作戰，美國又以所謂「中國侵略朝鮮」之類的借口，阻撓聯大討論中國代表權問題。一些會員國迎合美國的意志，對中國代表權問題採取了迴避或拖延解決的態度，使得聯大以「時機不成熟」、「情ｈｔtｐs://ｒｅad.99csw•com勢不利」等理由推遲討論中國代表權問題。然而，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和越來越多的亞非拉獨立國家加入聯合國，聯合國內的力量結構逐漸變化。在聯大通過推遲討論「中國代表權」問題提案時，美國得到的多數票逐年減少。在1960年第15屆聯大表決美國提案時，以42票對34票通過，美國提案僅得到8票的微弱多數。美國已經認識到，用拖延、推遲討論的辦法來阻撓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將很難奏效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在使人類遭受空前慘重劫難的同時，也使世界主要國家認識到了建立世界性國際組織的必要性。聯合國應運而生，其主要宗旨就是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發展各國間的友好關係，促進國際合作，協調各國行動。與國際聯盟相比，聯合國的一大特點就是建立在所有會員國主權平等原則的基礎之上，即國家無論大小，均可加入聯合國，一切會員國在法律上一律平等。這一原則對保障中小國家權益、約束聯合國的行動有著重大意義。可以說，這是國際秩序的一個重大進步。

對二戰後民族解放運動的歷史意義，毛澤東有過非常精闢的評價：「1776年美國獨立戰爭，1789年法國大革命，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都是偉大的，但是都沒有1945年以來這樣大的規模。」毛澤東所言不過。從1945年到20世紀70年代末，共有78個國家獲得獨立。這極大地改變了世界政治地理狀況和政治格局。實際上，在二戰後的歷史中，除了美蘇兩大陣營的冷戰外，還有一個重要進程，這就是民族解放運動和第三世界興起。這從聯合國的構成就可以看出。在聯合國成立時，只有51個成員國，而到了1971年第26屆聯大時，則有129個成員國。后增加的成員都是在二戰後民族解放運動高潮中新獲得獨立的國家。沒有這一變化，中國是很難取得打破美國阻撓、重返聯合國的勝利的。在表決2758號決議時，76張贊成票中有62票來自亞、非、拉國家，其中亞洲19個，非洲26個，拉丁美洲17個。聯合國成員國構成的變化使得美國等西方國家操縱聯合國的能力趨於下降，到了70年代初，美國已不可能像50年代初那樣利用聯合國來實現自己的意志了。這是時代變化的定局，是世界潮流的必然結果。

聯合國能逐漸擺脫美國的操控，發揮自己獨立的作用，還直接得益於世界多極化進程。而多極化進程的孕育則始於美國霸權的止盛轉衰。二戰結束初期，美國的綜合實力達到巔峰。然而，好景不長。蘇聯首先挑戰美國的霸權。經過柏林危機，蘇聯守住了雅爾塔協議賦予它的利益；1949年，蘇聯成功試爆了原子彈，打破了美國的核壟斷。

此外，全球化還使世界各國經濟利益緊密相聯，全球性問題日益突出，世界各國所面臨的安全威脅多樣化，等等，這些因素都促使包括超級大國美國在內的世界多數國家尋求同其他國家的合作而不是對抗。這有利於多極化的推進以及國際秩序的進一步改善。

美國霸權的第三個挑戰者來自西方集團內部。從50年代末開始，特別是60年代以後，西方陣營內部的力量對比發生了顯著變化：西歐和日本的地位上升，美國則相對衰落，到60年代末形成了美、歐、日三大經濟中心鼎立的局面。與之相應，西歐和日本對美國的政治上離心傾向越來越嚴重。1958年，歐洲共同體成立，其宗旨之一就是使西歐國家擺脫美國的經濟控制；60年代，法國奉行「戴高樂主義」，實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退出北約軍事一體化機構，發展自己獨立的核力量，在西方國家中率先同中國建交；60年代末70年代初，聯邦德國提出並實施「新東方政策」，同蘇聯和東歐國家「緩和與關係正常化」。日本雖然沒有法德那樣大的政治性動作，但也開始尋求擺脫美國的控制，走向自主外交。特別是日美貿易磨擦，到70年代初已尖銳到這樣的程度：促使尼克鬆政府「考慮用共產主義中國作為平衡越戰後日本在亞洲的影響的砝碼」，「對日本打一種中國牌」。

全球化是當今世界一大潮流已得到公認。全球化對國際政治帶來深刻的影響。單從世界格局和國際秩序的角度講，雖然全球化為美國推進霸權戰略提供了很好的機遇，但是同時又在制約著美國霸權戰略的推進。

全球化使國際力量發展的不平衡性加強，促進多極化趨勢的發展。世界各國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是客觀存在的現象，這種不平衡促進了國際行為主體的多元化，而多元化正是國際關係格局向多極化演變的基礎。全球化是造成世界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重要因素。那些善於抓住全球化所帶來的發展機遇的國家，可以實現經濟快速增長，在較短的時間內國力迅速增強。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增大了落後國家實現快速發展，甚至趕超發達國家的可能性。發展中國家雖然在融入全球化的過程中可能會遭受某些方面的嚴重損失，但卻獲得了發展所必需的條件。

在1971年的第26屆聯大上，美國一方面再一次提出「重要問題」案，另一方面又炮製了「雙重代表權」案（既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進入聯合國，又「不剝奪中華民國的代表權」）。「雙重代表權」實際上是搞「兩個中國」，自然遭到中國政府和多數聯合國成員國的堅決反對。不過，美國的舉動已經表明，在恢復中國席位的鬥爭中，美國已處於守勢。9月22日，聯合國總務委員會討論第26屆聯大議程時，決定把關於驅逐蔣介石集團、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席位的提案，放在美國「雙重代表權」提案之前審議。如果前面的提案被通過，「雙重代表權」提案就成了廢案。美國遭到關鍵性的失敗。10月25日，第26屆聯大在表決阿爾巴尼亞等23國提出的「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一切合法權利和立即把國民黨集團的代表從聯合國及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的決議（2758號決議）時，以76票贊成、35票反對、17票棄權的壓倒多九-九-藏-書數通過。美國遭受了自聯合國成立以來「最慘重的失敗」。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尼克鬆提出了「五大力量中心」說，並開始調整美國的全球戰略及對外政策。1970年2月8日，尼克鬆向國會發表了題為《70年代美國的對外政策：爭取和平的新戰略》的國情咨文，公開承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發號施令的時期「已經結束」，美國的處境就像古希臘和古羅馬帝國的衰落時期，遇到了「連做夢也沒有想到的那種挑戰」。隨後，他承認，當今「世界上有五大力量中心」，即美、蘇、中、日、西歐。多極化的輪廓已經初步顯現。

冷戰的結束是以非戰爭的方式實現的，這是自國際體系形成以來，首次未經過戰爭手段而結束兩大軍事集團的對立狀態。這一結局本身就是「和平與發展」時代主題深化的結果，同時又反過來促進了時代主題的進一步深化。雖然如鄧小平所指出的：「可能是一個冷戰結束了，另外兩個冷戰又已經開始……西方國家正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但這種「冷戰」與兩大軍事集團對峙和激烈軍備競賽那種冷戰相比，其引發世界大戰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因為世界大戰的一個前提條件就是尖銳對立的軍事集團的存在。正如鄧小平所說的：「美蘇兩家打不起來，就沒有世界大戰」，儘管「小的戰爭不可避免」。誠然，美國的霸權主義在失去另一個霸權主義超級大國的制衡后而惡性膨脹，從而導致干涉它國內政，甚至武力推翻它國政權的事情增多，但這種干涉與動武引起世界大戰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冷戰後，有兩個相反的趨向同時在發展：一方面，好像美國更加強大，在國際事務中的地位與作用越來越重要，就像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和剛剛過去的伊拉克戰爭中所體現出來的那樣；但是另一方面，美國霸權又時常失能。這表明，當今世界格局正處在一個單極與多極并行、競爭、較量的時期。從冷戰後的短時段看，美國霸權確實有所加強，多極化遭遇挑戰；但是如果從長時段和歷史發展的大趨勢來看，多極化的生命力更強一些。當初促使多極化趨勢初步顯現的那此因素，如第三世界的壯大、世界力量中心的增多、聯合國越來越獨立自主等，不僅現在仍然在發揮作用，而且還不斷強化。相比之下，促使美國霸權加強的因素則更具暫時性和偶發性。總之，美國霸權是波浪式地衰落，其加強是衰落進程中的加強；而多極化則是波浪式地發展，其遭遇的挫折是前進中的挫折。

聯合國2758號決議的通過，宣告了美國阻撓中國重返聯合國以及製造「兩個中國」圖謀的徹底破產。這一結局完全出乎美國政府的預料，正如尼克鬆後來回憶的：「這比我們原來預料的要走得遠得多；我們原以為最大問題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被接納而享有同等地位以後，勸說台灣仍舊呆在聯合國里。」更為重要的是，2758號決議的通過，標志著美國操縱聯合國的歷史已經一去不復返了，聯合國與美國關係的歷史，由此開闢了新的篇章。此後，美國不得不以平等的夥伴關係來對待聯合國。美國可以用拖欠會費等辦法來刁難聯合國，也可以避開聯合國對一個主權國家動武，但是卻不能再將自己的意志強加給聯合國。美國駐聯合國代表（老）喬治·布希在2758號決議表決結束后雖然「感到悲傷」，認為這是一個「丟臉的時刻」，但不得不承認：「任何人都不能迴避這樣一個事實——剛剛投票的結果實際上確實代表著大多數聯合國會員國的看法。」在「大多數」面前，美國霸權失能了。

冷戰結束后，隨著兩極格局的解體，一系列新矛盾、新問題出現，特別是霸權主義表現出了新的特點，對世界和平構成了新的挑戰和威脅。鄧小平敏銳地觀察到，冷戰結束並不意味著「和平與發展」這兩大問題得到解決。他指出：「和平與發展兩大問題，和平問題沒有解決，發展問題更加嚴重。」在南巡談話中，他再次強調：「世界和平與發展這兩大問題，至今一個也沒有解決。」他還認為，這兩大問題沒有解決的最主要原因就是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存在。

雖然國際社會直到70年代以後才認識到「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兩個重要課題或主題，比如社會黨國際在1978年11月的第14次代表大會上，就對和平與發展問題進行了討論，並將之看成是「兩個具有廣泛意義和彼此相關的議題」，但是「和平與發展」取代「戰爭與革命」而成為時代主題這一進程在二戰結束不久便已開始了。

如果靜止地看這些不同的圖景，很可能得出這樣的結論：當今世界是混沌的、無序的。但是，如果我們用發展的觀點看問題，將當今世界與過去相比較，特別是同一個世紀前相比較，我們就會透過紛繁的表象看出：世界在進步。科學技術在進步、生產力在進步、社會在進步、人們的生活在進步、人的觀念在進步，特別是國際秩序也在進步。

20世紀國際秩序的變遷，從表象上看是國家間力量對比變化的結果，但深層次的原因卻是世界若干潮流或大趨勢的發展，世界潮流是國際秩序進步的最主要推動力。對推動國際秩序變遷作用較大的潮流有四個，即民族解決運動、多極化、和平與發展、全球化。

在20世紀，國際秩序，特別是國際政治秩序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審視21世紀初的世界，可以看到，現行的國際秩序雖然仍存在著很多不合理之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仍任重而道遠，但與20世紀初比較起來，還是有了很大的進步。

新中國成立后，中美之間就在恢復中國的聯合國合法席位問題上進行了尖銳的鬥爭。這一鬥爭過程體現了中美兩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和影響此消彼長的態勢，也體現了美國與聯合國之間操縱與反操縱的鬥爭歷程。這場鬥爭歷時22年，大體經過了兩個階段。

世紀之交的國際局勢可謂是紛紜複雜、變化多端。從科索沃戰爭到阿富汗戰爭，再到伊拉克戰爭，給人的感覺是，當今九-九-藏-書世界仍然是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大行其道的世界；「9·11」事件以及此後的一系列惡性恐怖事件，又使人覺得當今世界是恐怖主義大行其道的世界；許多現象讓人感到，當今世界是漆黑一片，未來也不光明。

馬克思曾指出：殖民主義在給殖民地帶來深重災難的同時，又「充當了歷史的不自覺的工具」。從殖民壓迫產生之日起，就開始了反抗殖民主義的民族解放鬥爭。當20世紀初殖民地被資本主義列強瓜分完畢時，民族解放運動也具有了國際性和世界性。特別是二戰後，民族解放運動風起雲湧，勢不可擋，殖民體系土崩瓦解。第二次世界大戰「給全世界工人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事業開闢了更加廣大的可能性和更加現實的道路」。所以幾乎與二戰結束相伴隨，民族解放運動掀起了高潮。在亞洲，1945年8月，朝鮮從日本殖民統治下獲得解放；9月，越南民主共和國成立，接著寮國和柬埔寨宣告獨立；1949年，新中國成立；從戰後初期到50年代中期，緬甸、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印度、巴基斯坦、錫蘭、約旦、敘利亞、黎巴嫩、伊朗等國相繼獲得獨立。亞洲的民族解放運動高潮被稱為「亞洲風暴」，它直接帶動了非洲的民族解放運動進入高潮。1956-1958年，突尼西亞、摩洛哥、迦納、幾內亞和馬里先後擺脫了殖民統治。1956年7月26日，埃及宣布將英法控制的蘇伊士運河收歸國有，沉重打擊了殖民主義，成為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到60年代，非洲共有32個國家獲得獨立，僅1960年一年，就有17個國家獲得獨立，因此這一年被稱為「非洲年」。非洲的民族解放運動被稱為「非洲覺醒」。與亞洲、非洲的民族獨立高潮相呼應，拉丁美洲掀起了反對美帝國主義和本國獨裁統治的鬥爭，成為世界民族解放運動高潮的重要組成部分。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民族解放運動再次掀起高潮。

如果我們把目光聚焦在不同的領域和地域，就會看到彼此大不相同的圖景：中東是個民族、宗教衝突之地，和平遙遙無期；非洲到處是部族衝突、種族仇殺；南亞也充滿著衝突的種子；東亞雖然尚無戰事，但卻處在軍備競賽的陰影下；朝鮮半島在冷戰結束10餘年後，仍然處在因冷戰而發的分裂之中，而且核危機還不時地牽動著整個世界的神經；從中亞經中東、南亞，到東南亞，則是恐怖主義多發的、不穩定的「動蕩弧」……這些圖景似乎在告訴人們，當今世界仍然是不太平的，和平問題並未解決，而且新的矛盾卻不斷湧現，世界不安定因素增多。難怪布熱津斯基曾預言，在21世紀前夕，全球有可能失去控制，陷入混亂。但是，在美洲、歐洲、大洋洲、亞洲的部分地區，卻很少見到戰火硝煙，這裏的人民享受著和平，而且有些地區，比如歐洲，正在向一體化邁進，民族仇、國家恨已逐漸被遺忘，各國都在分享著民族和解的「紅利」。

然而，由於各種原因，聯合國在成立初期很難獨立發揮作用。在許多重大問題上，聯合國都受美國的操縱。美國是聯合國的主要創建者。聯合國誕生之時，正是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霸主之日，那時，美國的綜合實力達到巔峰：經濟總量佔世界50%強；擁有世界最強大的海軍；世界唯一擁有核武器的國家。那時的美國，一手拿著美元，一手拿著原子彈，橫行天下，不可一世。美國推動創建聯合國的目的，就是要把聯合國變成維護美國霸權，實現美國意志的工具。而新生的聯合國自然無力挑戰美國，只能是受美國操縱。這集中反映在美國對華政策和恢復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問題上。

就發展問題來看，二戰後國際政治的一大特點就是經濟實力在國家綜合實力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國家和地區間的發展競爭越來越激烈。美國由於過於將資源和精力用於國際軍事競爭上，從而放鬆了對國內發展的關注，終而導致美國的相對衰落，西歐、日本趁機崛起。尼克鬆政府對此已有所認識。在1971年7月6日堪薩斯城講話中，尼克鬆說：二戰結束時，美國無論在軍事上還是經濟上都處於世界第一位，但是「過去25年已經發生了非常巨大的變化」，「美國不再是從經濟角度來說的世界頭號國家，超群的世界強國，也不再僅僅有兩個超級大國，當我們從經濟角度和經濟潛力來考慮問題時，今天世界上有五大力量中心」。正是基於這種認識，尼克鬆才提出「從那些我們攤子鋪得太大的地區削減我們承擔的義務」，「將側重點放在優先地區」，並「開始較多地注意歐洲」。為此，美國必須緩和同中國的關係，結束同中國的對抗狀態。美國要削減它所「承擔的義務」，從一定意義上說是要改變在經濟發展上相對滯后的局面，這是美國國家利益的需要，客觀上也是與求發展這個世界潮流相吻合的。求發展是當今世界人民的普遍願望，也是美國人民的要求。冷戰後的美國第一次大選，選民拋棄剛剛打贏海灣戰爭的大英雄（老）布希，選擇承諾將發展本國經濟放在首位的柯林頓，就很能說明問題。

但是，和平與發展這兩大問題未解決並不能否定它們是時代主題。與冷戰時期相比，冷戰後的國際局勢還是相對緩和，爆發世界大戰的可能性比冷戰期間更小。

冷戰結束后，美國成為唯一超級大國，美國的霸權又得到加強。這一方面是由於美國的綜合國力在冷戰後確實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但另一方面，而且是更主要的方面，在於蘇聯解體和俄羅斯的衰落，使得美國的比較實力大增。就如同長跑比賽，當第二名緊跟第一名並總是躍躍欲試要超過他時，人們並不覺著第一名有什麼了不起；而當第二名被第一名遠遠甩開的時候，人們才會驚嘆第一名的出色表現。其實，這種情況並不一定是第一名提高了速度造成的，很可能是第二名減速或跌倒引起的。冷戰後的大國關係就與這種情況相似。美國的實力雖然有大幅度提升，但與二戰後初期不可同日而語。在美國成為惟一超級大國之時，歐盟、中國的實力也都有引人注目的提升，而且與美國的差距在縮小read.99csw.com。此外，印度、巴西等「准力量中心」的實力也有明顯增強。所以，當今世界並不是美國獨霸的單極世界。

20世紀初的國際秩序有兩大特徵：一是歐美列強佔絕對統治地位；二是沒有維護國際秩序的保障運行機制。關於第一個特徵，用列寧的話說就是「最大資本主義列強已把世界上的領土分割完畢。」那時，被帝國主義列強佔領和控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領土面積共計8940萬平方公里，佔世界土地總面積的2/3；人口約93000萬人，占當時世界總人口的56%。「整個世界劃分為進行壓迫、掠奪的少數帝國主義國家和處於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庸狀態的多數被壓迫國家和地區。」日本雖然已經躋于列強行列，但地位與作用十分有限。一些處理國家之間關係的原則只適用於歐美。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在1878年柏林會議上曾放言，只有歐洲才有權批准獨立。這是當時國際秩序的真實寫照。到20世紀初時，美國加入了「有權批准獨立」的行列。關於第二個特徵，當時的世界處於絕對的無政府狀態，沒有一個有權威的國際組織來調節國家間的關係，列強在爭奪殖民地和勢力範圍上的矛盾不能得到有效的調節，最終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在經濟社會發展方面，有些所謂的「失敗國家」好像已經絕望，它們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但是有些發展中國家卻在快速發展，在追趕發達國家的賽場上奮進，其速度和氣勢讓發達國家驚嘆，甚至生畏。

第二階段從1961年至1971年，鬥爭焦點是美國利用「重要問題」案阻撓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1961年，第16屆聯大總務委員會通過了討論中國代表權的議題，第一次突破了美國所設置的障礙。但是美國又採用新的招術繼續阻撓中國合法席位的恢復。美國設法使此屆聯大通過了一項把中國代表權問題作為「重要問題」的決議，而「重要問題」決議須由聯大2/3多數同意才能做出決定，如果是「程序性問題」決議，則只須過半數即可通過。很顯然，美國的阻撓繼續延遲了中國重返聯合國的進程。然而，到了70年代初，美國認識到，即使利用「重要問題」案也難以繼續阻止中國重返聯合國。在1970年的第25屆聯大上，阿爾巴尼亞等18國提出的恢復中國合法席位的提案首次獲得了簡單多數（51票贊成、49票反對，25票棄權）。雖然因被作為「重要問題」案，不足2/3多數票而未獲通過，但卻傳遞出一個重要信息：中國重返聯合國已為時不遠了，這是不依美國的意志為轉移的。

冷戰結束后，美國成為惟一超級大國，其霸權地位得到提升，美國與聯合國的關係面臨新的考驗。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和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美國率領一些盟友不經聯合國授權就對一個主權國家、聯合國成員國動武，凸顯了美國的霸氣和對聯合國的不尊。然而，畢竟時代不同了，美國在很多國際事務中不可能包打天下，它需要大國的合作，更需要聯合國的合作。2003年伊拉克戰爭雖然使聯合國的權威受到嚴重損害，但是並不能由此就得出聯合國已經名存實亡或無所作為的結論。在伊戰爆發前，美國還是盡其最大努力爭取聯合國的授權，並把在聯合國授權下解決伊拉克問題作為優先的選擇。從2002年11月8日聯合國安理會1441號決議的通過到2003年3月這4個月間，美國施放出了空前的耐心，等待著對伊武器核查的結果並努力爭取安理會成員國的支持。美國爭取聯合國授權失敗后，它仍是打著執行聯合國決議、維護聯合國權威的旗號發動對伊戰爭。美國的表現說明了這樣一個事實：美國把聯合國的授權作為其發動對伊戰爭的全法性來源。後來美國在為自己的戰爭行為辯護時，仍是從聯合國尋找國際法依據，在它看來，發動對伊戰爭在本質上是符合聯合國決議精神的，只不過是在授權程序上有點問題而已。其實，還有一個事實，可能美國沒有考慮到，這就是：在當今世界，聯合國還是國際道義的主要來源和載體。美國因為沒有得到聯合國的授權，所以僅有30幾個國家在伊戰中支持它，其他不支持美國的國家，並不是沒看到伊拉克薩達姆政權的劣跡，更不是同情、支持薩達姆，而是因為聯合國未支持美國。還需要注意的是，美國憑藉超強的軍事實力，雖然順利取得了推翻薩達姆政權的勝利，但是在伊戰後重建問題上，它仍然需要聯合國的合作。2004年6月8日，聯合國安理會以15票對0票通過了第1546號決議，結束美英對伊戰領，認可伊臨時政府。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美國尋求聯合國合作的結果，也是美國霸權失能的又一次體現。

總之，在存在兩大軍事集團尖銳對峙的冷戰期間，「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這一命題尚能夠成立，那麼在冷戰結束后，這一命題就更有生命力了。

中國作為二戰期間反法西斯同盟的重要成員，也是聯合國的創始國和擁有否決權的常任理事國。中國共產黨作為一支重要的反法西斯力量，也參与了聯合國的創建工作。董必武作為中國解放區的代表參加了出席舊金山會議（聯合國憲章的制憲會議，1946年2-6月舉行）的中國代表團，並在聯合國憲章上籤了字。在舊金山會議前夕，中國共產黨表明了支持創建聯合國的態度，毛澤東發表聲明：「中國共產黨對保障戰後國際和平安全的機構之建立，完全同意敦巴頓橡樹林會議所作的建議和克里米亞會議對這個問題所作的決定。中國共產黨歡迎舊金山聯合國代表大會。中國共產黨已經派遣自己的代表加入中國代表團出席舊金山會議，藉以表達中國人民的意志。」新中國成立后，作為國際法主體，本是1949年前的中國的延續，理應享有中國在聯合國固有的合法地位及其他一切權利，這是《聯合國憲章》所肯定的國際法原則，也符合國際慣例。中國政府也一再表達要求：派代表參加聯合國各機構工作，把所謂「中華民國」代表驅逐出聯合國。中國政府還任命了出席聯合國會議、參加聯合國工作的代表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