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有人認為，中國實現民主化后，台灣問題會更難解決，因為民族主義情緒會增強，更傾向於動武？

問：您提到民主。如果中國變得更民主了，中美關係能變得非常好嗎？

問：民主和平論對美國對華政策會有很大影響嗎？

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和平論」在美國以外的西方國家也很有市場。比如西班牙學者費德里科·馬約爾在談論民主問題時就說：「民主教育就是和平教育。」這裏他也將民主與和平緊密聯繫起來。

中國實力迅速發展和「不民主」是「中國威脅論」在美國形成的兩個基本原因，中美實力差距日益縮小和意識形態上的對立也是制約未來中美關係發展的最重要的結構性因素。雖然中美在經濟、地區安全、反恐防擴及其他全球性問題上有廣泛的合作空間，但與這兩個結構性因素比較來起來，其在維繫、促進中美關係發展上的作用是相對脆弱的。上述經濟等因素所造成的國家間相互依賴，遠遠不能克服由結構性因素所導致的國家間的對立和衝突。一戰前的英德關係，二戰前的美日關係就是典型例證。正如時殷弘教授所指出的：對國家間關係來說，「更重要的是需要它們有足夠廣泛和深厚的共同利益感和價值觀念」，「否則，國家間敵意和衝突的滋生、加劇完全可以同它們之間互相依賴、互相了解的增進相併行，相交錯。」世界政治的現實表明，相互交往和了解的增多，並不能自然帶來國家間的共同利益。還不僅如此，如果國家間的價值觀念和利益差距甚大，甚至根本對立，相互了解的增進反而會強化雙方的敵意，反倒不如在雙方不夠了解的情況下，互相的認識處於模糊狀態。伊斯蘭世界與西方世界的關係就是很好的例證。20世紀80年代中美「蜜月期」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中美雙方相互了解甚少，甚至相互都有一種神秘感，正如一位美國外交官所說的：「那時兩國的民眾都很天真，只看到對方好的一面。」

答：美國人是很有耐心的人民，他們是想要中國走得比已經走得更快。我擔心的是，美國人相信民主將是解決一切問題的方案。那也不完全正確。民主的中國將有很多變化。如果美國假定，中國民主了，一切都將變好，他們將再次失望。我肯定中國會變，中國會成為民主國家，並分享美國的價值觀。但是，我認為，要現實主義地理解民主，中國將仍然要有中國自己的政策，而不是美國的政策。

中國在民主化上的進步，有助於改善中美關係和兩岸關係。就中美關係來說，雖然經濟層面的問題會繼續存在，但民主的中國，會使美國人增加對中國的好感，弱化「中國威脅論」。那時，中美關係會類似於美俄關係和美印關係。

答：那是可能的。但是，如果中國政治體制有了真正的變化，將會改變很多事情。那將會改變美國人對中國及台灣問題的認識。

將來中國最主要的競爭對手是印度，特別是在經濟上。

答：首先，在這屆政府，推進民主的目標不是被普遍分享的。我不認為鮑威爾太關注它。他們用推進民主為干涉伊拉克做辯護。我不認為他們會像卡特政府那樣將民主、人權作為中心議題。所以，我不能確認他們在推進民主時有多堅定。每一位總統候選人都批評前任的政策。柯林頓批評老布希的，布希批評柯林頓的。當他們當政后，他們沒有真正選擇維持強硬的政策。在長期內，許多國家的經濟發展、社會和政治變化會更廣泛地引起各種經濟、政治改革，但多數並不一定按美國施壓的方向走。

問：布希政府要在世界推進民主，中國會成為其最終目標嗎？

答：民主是世界潮流。民主雖然不是完美的制度，但卻是目前世界上最有效的制度。北美、歐洲經濟發達、社會政治穩定，不能說與民主制度沒有關係。

答：「民主和平論」有道理的。民主確實是一種和平，它包括自由民主、有限政府制度、法治，以及其他所有自由的因素。民主選舉產生的領導人將不會冒犯其他少數種族。所以，我想，如果中國的法治有了真正的進步，一種憲政主義會約束權力，中國的問題就不會那麼嚴重。

答：我不敢確定存在多少真正的合作，但我們的關係現在不錯。不過也有可能發生一些事情，使中美關係變壞，比如，中國是否真心發揮作用促使北朝鮮停止核計劃？如果不是，我們將很失望。

答：有很大的影響。但是我認為這種理論還有待進一步論證，它開始面臨挑戰。基礎的問題在於有多少案例能作為論據。通過澳大利亞與美國從未發生戰爭這樣的事實，我們能得出什麼結論？民主是分散的，差異的。有學者提出，這個理論適用於真正成熟的民主國家。在民主轉型期，你可能有民族主義的上升。所以，伴隨著民主化，實際上戰爭的機會增加。如果觀察海峽兩岸關係，可以發現，台灣實現了民主化，中國已經開放。台灣問題是更容易處理了呢，還是更難處理了。答案是更難了。你看，民族主義在台灣的興起，部分是由於政府的鼓動，部分是由於政府不再能控制那種進程。

問：您怎樣評估中美關係的未來前景？如果中國變成了美國認可的民主國家，兩國關係就能順利發展嗎？

亨廷頓認為：「民主的擴展對國際關係也有重要意義。」此言極是。冷戰後，對西方國家的對外政策影響最大的理論之一就是「民主和平論」，這一理論突出地體現了民主問題對國際關係的影響。

答：首先，世界在變。我看到，中國正變得更加民主，當然同西方的民主不同。中國將重新獲得台灣，但使用武力是很困難的。大國之間存在著更多的潛在合作，但也有潛在的衝突。

答：那是很長的路。我不是對中國吹毛求疵。我是指，中國已取得了決定性的變遷。如果我們能夠明顯地推動人權和民主，我們就應該去做。我想你們能夠實行明確的全民公投和全民普選。我認為，不能把中國與中東等量齊觀。但在未來3年間，中國會成為美國對外政策的主要關注點，與中東一樣。

目前中國民主建設的首要問題是給媒體更自由的空間。在全球化和信息革命時代，已沒有什麼真正的秘密ｒｅａd•９9ｃsw.coｍ可保。你限制了報刊，但限制不了網路。媒體自由，有助於監督政府的行為，抑制腐敗。共產黨要想實現更長時期的執政，必須走民主化道路。當務之急是發展黨內民主和社會民主（比如媒體自由）。憲政民主也可以逐步推開，比如可以搞縣一級政府直選。一些發達地區的城市也可以直選。

問：中國怎樣做才能避免同美國衝突？實現民主化會有幫助嗎？

其次，中國的綜合國力要趕上美國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而中國不實現民主化就很難有長期的高速發展。

問：從您的著作看，您是贊成「民主和平論」的，是嗎？

答：中國如果實現了民主化，中美關係就有了更好的基礎。中國的政治改革不僅是影響中美關係的重要因素，也是影響台海兩岸關係的重要因素。

問：自由主義和新保守主義非常強調民主問題對中美關係的影響，您怎樣看？

問：民主問題影響美國的對華政策，會不會也影響台灣的大陸政策？

答：人們可以這樣說。維護民主可能是一個較充足的保衛台灣的理由。但是，台灣直到1996年才直選總統，在1987年前台灣沒有任何民主。但那時美國也要保衛台灣。當然，保衛台灣的民主，使美國多了一個理由。

問：怎樣看民主問題對未來中美關係的影響？您怎樣評價「民主和平論」？

答：我想應該如此。不過它不是唯一的問題。當我在政府中任職時，柯林頓政府傾向於採取一些學者的民主國家不互相打仗的觀點。我認為，歷史地看，這雖然不完全屬實，但是，二戰後的美日歐之間確實未發生戰爭，不像過去的歐洲那樣。如果中國真的變得民主了，美國人對中國的態度會有大的改變。美國人頭腦中仍然有天安門事件的陰影。那象徵著很多美國人對中國政治制度性質的認識。此外，中國仍然沒有有組織的反對黨，有鎮壓宗教的行為。很多人擔心中國的野心的性質。我們雖然與歐洲、日本之間有問題，但這些問題是可控制的。我相信，如果中國變成真正的民主體制，上述的擔心就會消除。現在我要說，即使中國還沒有很快變成民主體制，但是首先，它已變了許多。依我的判斷，它會在許多有意義的方面走向越來越民主，儘管共產黨仍然是占居統治地位的政治力量。

答：我不同意這種觀點。

問：美國向日本和德國輸出民主不是很成功嗎？

問：您怎樣看美國推進民主對中美關係的影響？

問：民主對美國對華、對台政策有什麼影響？它是個重要因素嗎？

答：有些美國人強調美國要推進民主，包括對中國。這些人犯了兩個錯誤：一個是認為民主可以輸出，不管當地的環境如何；二是輸出民主可以在短時間內實現。美國人用這種錯誤觀念看中國，老是說看不到中國在進行政治改革，這是荒謬的。任何1978年前在中國住過的人如果現在再住在中國，都會看到政治制度方面的革命性變化，這表現在人們可以自由出入國境，遷移，出國學習，干他們願意乾的工作。當然，中國的政治制度尚未有憲政性變化，但在中國，政治制度的運作已發生適當的變化。問題是你們如何發展憲政？建立地方分權的政府模式需要發展成千上萬的中產階級，這是個挑戰。但是美國對此很不了解。所以美國要求迅速的政治改革。這完全是不現實的。

答：如果中國政治體制變得更民主，我想會對兩岸統一產生積極影響。

長期樂觀的意思是，民主國家之間很少相互打仗，即使曾經打過。如果中國未來20年的民主改革使中國變遷到不僅實現經濟增長，而且還有民主的進步，就會給中美關係帶來積極的影響。而這在長期來看，是很有希望的。現在不清楚的是，中國政府是否真心要在推動經濟增長的同時，實行政治改革。但是不管怎樣，形勢會促使中國走向民主化。這是好消息。

答：從美國人對天安門事件的反應來看，很多美國人曾相信中國會變成民主國家，當他們看到，中國沒有變成這樣，他們就做了非常負面的反應。對中美關係來說，更加民主肯定意味著更好的關係。

答：它將有很大的影響。但是我不認為它會發生，它只是個夢。它是個非常有政治權威的政府，目前政府的領導人努力維持一黨制。布希政府將之當成個很大的問題。他們與柯林頓政府有基本的不同。柯林頓政府努力觀察中國的制度，用接觸的方式理智地改變這個制度。布希政府對這個制度持懷疑態度，採用攻擊性行動。這將對中美關係產生影響。

答：我的意思是，民主會導致很多不同的方式。它肯定是統一的一個很重要的前提條件。從中國的角度說，民主創造了中國的軟實力。中國實現民主，不僅會吸引台灣，還會吸引其他國家。所以，民主化將使中國更有力量，在處理一些問題時更有效。

答：不一定。如果中國是一個和平、民主的國家，就不是威脅。美國不擔心一個強大但民主的中國。我擔心的是中國能否成為這樣一個國家。

問：如果中國實現了民主化，中美關係能得到明顯改善嗎？

問：您作為一位著名中國問題專家，雖然不專攻政治、外交問題，但會有獨到的視野和見解。很多美國學者都關注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並將之與中美關係聯繫起來。您怎樣看這個問題？

答：要依情況而定。民主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民主國家更能同別的國家保持和平的關係。將來一切都朝最好的方向發展，這固然是好事。但我們不得不往最壞處著想。最壞的情況是，中國沒有走向民主，並侵略亞洲國家。

答：可以這樣說，但也不能太樂觀。中美關係的未來在很大程度上還取決於兩國如何解決雙方所面臨的短程問題和中程問題。短程問題是朝核問題，如果解決不好，後果嚴重，首先會刺|激日本發展核武器。中程問題就是台灣問題。

答：越靠近現在，「民主和平論」越遭到批評。因為它依賴於你如何定義民主。

可見，民主問題將繼續是影響美國對華戰略走向的關鍵因素。根據以往意識形態在美國外交政策中發揮作用的情況和變化九九藏書規律看，當美國的安全和經濟形勢較好時，趨向於強化意識形態的作用；當美國安全和經濟形勢較差時，趨向於弱化意識形態的作用。「9·11」后，美國弱化了意識形態外交，但並不是放棄。2005年1月第二任布希政府就職后，對外政策明顯加強了意識形態色彩，布希在就職演說中將推進自由、民主作為美國對外政策的最高目標，新任國務卿賴斯還提出了「暴政據點」說，列出了伊朗、朝鮮、古巴、白俄羅斯、緬甸、辛巴威六國為「暴政據點」國家。布希政府如此表達其對外政策，即有策略的考慮，也有戰略的考慮。從策略上講，這有利於爭取歐洲盟友對美國政策的支持，並消彌已經出現的美歐裂隙；從戰略上講，推進民主一直是美國的重要戰略目標之一。當然，這是否意味著美國對外戰略的重大轉變，推進民主是否將取代反恐防擴成為美國對外政策的首要任務，還有待于觀察。

問：根據您提到的兩大因素，是否可以對未來中美關係抱樂觀態度呢？

問：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施奈德寫了本書，名為《民主與戰爭》，認為向民主轉型中的國家更傾向於戰爭。您怎樣評價這種「民主戰爭論」？

問：你們新保守主義的主張對美國的政策影響很大，也許這種政策會針對中國。如果中國將來不能成為你們心目中的完全的民主國家，中美關係是否會遇到麻煩？

答：最重要的是言論自由和宗教自由。我想，真正的問題是，中國是否走向有言論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正確方向。

答：我想，最重要的目標是確保美國避免恐怖襲擊。但是很顯然，要贏得反恐戰爭，就需要改變中東，特別是使之走向民主。所以，我不說推進民主是最重要的目標。最重要的目標是保衛美國，但我認為，推進民主是保衛美國的一部分。布希需要改變中東，使之不接受極端主義的意識形態，這是很關鍵的。當然，這需要很長時間。

問：民主因素對解決台灣問題有影響嗎？

答：我想他們的觀點的對的。只要中國是由一個非民主形式的政府來管理著，中美關係就將受限制。我認為美中關係可能有理由保持良好，但正像那種思想所揭示的。比如科威特，肯定存在限制，使之同美國的關係不能太密切，因為它不民主。只要中國由共產黨統治，中國就不會變成美國的盟友，雖然雙方會比較友好。過去，我們同許多不民主國家有這樣的關係。所以只要中國有積極改進關係的願望，只要人權問題不太糟，只要存在和平共處與合作的可能性，你們就能夠同我們有良好的關係，即使不會像同日本、韓國、英國的關係那樣密切。在中國變成民主國家之前，我們不會同中國有盟友關係，但仍然能有良好的工作關係。

問：您認為美國政府應該PUSH（推動、施壓）中國的民主化嗎？

問：如果中國變成一個民主國家，然後用武力攻擊台灣，美國會怎麼應對？

問：現在許多美國學者正談論中國和平崛起問題，您作為新保守主義者如何看中國的未來？

從美國全球戰略的演變情況來看，美國非常重視對「戰略競爭對手」的判定。在美國戰略家看來，戰略競爭對手是威脅美國霸權地位的最主要因素，其他各種危險和威脅，諸如恐怖主義、無賴國家、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等，只能對美國霸權戰略的實施起到干擾作用，而不能起顛覆性的作用。在判定戰略競爭對手上，現實主義強調對手的能力，即只要對手強大，就對美國構成威脅；而理想主義則強調對手的「敵意」，即對手對美國是友好還是敵視更為重要。就後者來講，判定敵意的最重要標準之一就是意識形態，即遵奉與自由民主主義相對立的意識形態的國家，更傾向於對美國有敵意。共產主義是與自由民主主義嚴重對立的意識形態，遵奉共產主義的國家在本質上是美國的敵人。

問：有人認為，中國經濟發展反倒使共產黨的地位更加穩固了。您怎樣看這個問題？

問：您認為，民主這個大問題對台灣問題也會產生大的影響嗎？

首先，反恐戰爭會持續相當長時間。

答：「民主和平論」與此有很密切的關係。其對中美關係的影響分長期和短期。長期看樂觀，短期看悲觀。這從文獻中可以看出。

問：中國的民主進程與美國的要求之間存在著差距，這是否影響著美國的對華政策？

問：在改變了中東之後，美國的目標是否會轉向中國？

問：美國的政策對台灣非常重要，美國的目的是要保衛台灣的民主嗎？

我不敢擔保一個民主的中國將不是美國的問題。我不認為「民主和平」的理論是百分之百的可靠。但我認為它是有幫助的。但是，確實沒有兩個都擁有民主制度的主要大國衝突的先例。它們之間有一些共同利益，也有一些衝突利益。在過去100年間，美國曾是個世界力量，沒有同樣規模的大國，歐洲國家都相對較小。

進入90年代以後，美國的一些學者對「民主和平論」的興趣陡然大增，紛紛著書立說，對邁克爾·多伊爾的觀點進行大力闡發，從而形成一套較完整的理論。「民主和平論」的主要論點是：從200多年國際關係史的現實看，實行民主制度（指歐美成熟的民主制度）的國家很少或不易彼此開戰；當它們之間產生利益衝突時，它們很少威脅使用武力，而是採用和平的方式加以解決或調和；即使有一定程度的衝突，也多半被有效地抑制在戰爭的臨界點以下。民主國家之所以不互相進行戰爭的原因有兩方面：一是自由民主制度的約束，即民主國家的國內政治機制和公共輿論對政府起著有效的監督和平衡作用，進而制約政府的外交決策；二是民主理念和傳統所形成的自律，即民主國家之間有著相互尊重、合作與妥協的共同特點。最後的結論是：只要民主國家不打仗「這種現象持續下去，民主在世界範圍內的擴張就意味著和平地帶在世界範圍內的擴展。」

答：有兩種自由主義版本：政治自由主義和經濟自由主義。經濟自由主義更強有力一些。它基本上主張，兩個國家在國際經濟中有廣泛的接觸，有廣泛的相互關係，並且如果他們發現在他們的關係ｒeａd.９9ｃsｗ•ｃom穩定中有共同利益，他們將開始發展它。

問：布希政府的對外政策可能是採納了新保守主義的主張。根據我的理解，布希政府對外政策的最重要的目標是在世界推進民主。您同意我的看法嗎？

反共主義曾主導美國冷戰時期的對外政策。美國對蘇遏制戰略就是在反共主義思想指導下制定的。冷戰後，反共主義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有所下降，但並未消失。反共主義就滲透在美國對華政策中，併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問：您認為中國的民主化會影響美國的對華政策嗎？

問：有人認為，中國強大後會成為美國的威脅？

冷戰後美國意識形態外交的一個重要表現形式就是「民主和平論」，反共主義被納入到了「民主和平」的框架內。

答：衝突與否，完全依賴於中國政治制度怎麼變化。我不認為衝突是不可避免的。西歐沒有在軍事上挑戰美國，儘管它們相當強大。

答：台灣向民主的變遷對美國同台灣的關係產生了重要影響。台灣實現民主是個重要的進步。

問：新保守主義宣稱，美國保衛台灣是為了民主。你怎樣看？

答：我想那是對的。我自己的看法是，有許多理由懷疑中國政治的變化在繼續。為了與世界經濟結合，你們不得不制定嚴格的法律。我想那些法規對投資，對同其他國家的經濟關係是必要的。這會導致更多政治參与的壓力。不過，也有積極的方面。中國的人民有了更好的教育。

答：美國是急切的。我認為對美國來說，在人權、民主問題上批評中國是自然的。我也不認為，中國批評美國就是壞事。它們互相和平地批評。我不認為，美國對中國施加了主要的壓力，像很多人所批評的那樣，在中國推進民主。很多人認為，接觸是不成功的，說中國仍然是軍事化的，現在更強了。那種分析太簡單了。我認為，接觸是政策的一部分。我對長期態勢並不悲觀。

問：怎樣看傳統現實主義的大國衝突不可避免論？

在制約中美關係的兩大結構性因素中，實力差距縮小是不可避免的。中國要實現現代化是堅定不移的，中國的崛起是必然的，中美在這方面的矛盾是無解的。

壞消息是，在向民主制度變遷的過程中，即由較少民主向較多民主過渡的過程中，存在著危險。這樣的國家往往為了轉移人們對國內困境的注意力，在本地區採取冒險行動，挑起戰爭。這就是所謂「注意力轉移」理論，根據這種理論，你利用外國人作為替罪羊。所以我認為，如果中國在長期內不改革，一些危險會從天而降；但是即使改革，在對美關係中也存在緊張。

有解的是意識形態和民主建設方面。在美國看來，如果共產黨領導的國家實行「改革開放」，即對內進行民主化和市場化的改革，對外向西方國家開放，就有可能發生「演變」，成為西方可以容納的國家或者是類似於布熱津斯基所說的「商業共產主義」國家，這樣的國家對美國的威脅會明顯減弱。正如美國學者唐耐心教授所分析：一個強大而自信的中國即使是民主的，也會「影響華盛頓的外交與安全運籌，影響到它的地位和東亞盟友」；但是「一個強大而對美國不友好的中國則帶來更為嚴峻而長遠的難題」。這裏的「不友好」從一定意義上說就是「不民主」的替換詞。「不民主」而強大的中國遠比「民主」而強大的中國對美國有威脅，「嚴峻而長遠的難題」比「外交與安全運籌」要嚴重得多。正因為這樣，促進中國民主化進程是后冷戰時代美國推行對華接觸政策的重要動因之一。

答：50年後，如果中國成為民主國家，台灣可能接受統一，台灣可能決定選擇加入中國，就像東德加入西德，但前提是中國實現民主。我認為現在中國沒有能力使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如果中國使用武力，我相信，美國政府一定會幹預。

答：新保守主義將世界民主作為理想。他們就像當年蘇聯要輸出革命一樣，要輸出民主。實際上，世界上的民主都是不同的。世界上的每一種民主都有其特性，因為民主必須紮根在產生它的人群中。既然不同的人反映不同的文化、歷史背景，因此他們總是培育出不同的治理他們代議制政府制度的方式。所以，當你談論盎格魯——薩克遜世界的時候，你會發現，英國的制度不同於加拿大的制度，也不同於美國的制度，不同於澳大利亞的制度，而澳大利亞的制度又不同於紐西蘭的制度。所以在英語世界，每一種制度是不同的。當你看歐洲的時候，每一種政府的結構都是不同的。所以，首先是沒有共同的模式。其次，伊拉克是個好例子。美國在伊拉克及其他地方推進民主的做法是不會成功的。另一個例子是海地。我們完全不能給海地帶來一個穩定的民主，因為我們沒有給海地帶來經濟發展。所以你必須創造中產階級，否則你就不能得到民主政府。

答：我想民主化將會帶來不同的結局。但是你知道，那不能在一夜之間發生。它將是漸進的，要培育民主的種子。但民主化實際上影響中美之間的關係。

問：中國領導人明確表示，中國要實現民主，但不同於西方國家的模式，您怎麼看？

答：事情並不那麼簡單。日本和德國在戰前就發展了它的中產階級，所以美國有了在日本和德國推行民主的資源。但這種經驗很難在海地推廣，因為這裏沒有中產階級，沒有經濟發展，沒有教育水平，等等。依據日本和德國的經驗，發展中產階級需要40年。在這兩個國家，代議制政府的基礎已經存在。在日本，30年代已經具備了建立民主政府的真正潛力，只是軍方用暗殺手段殺掉了絕大多數有能力的政治領袖，從而使軍隊鞏固了它在日本的政治權力。

問：很多因素了限制中國的民主進程，美國應該怎麼應對？

問：那麼中國民主化進程是否會影響中美關係呢？

「民主和平」的思想在200多年前就已出現。德國古典哲學的奠基人伊馬紐爾·康德在其1795年撰寫的《論永久和平》一文中就提出了由自由國家聯合起來建立「永久和平」的設想，這被看成是「民主和平」思想的發端。九*九*藏*書在20世紀，伍德羅·威爾遜、西奧多·羅斯福、哈里·杜魯門都不同程度地提出過「民主和平」的思想。不過，直到20世紀80年代，「民主和平」思想才真正成為一種「理論」，並對國際關係產生深刻的影響。1983年，美國學者邁克爾·多伊爾在《康德、共和政體的遺產和外交事務》一文中正式提出並系統闡述了「一個自由民主國家同另一個自由民主國家從不打仗」這一命題，被學術界認為是「民主和平論」的創始人。

問：您認為民主是影響中美關係的重要因素嗎？

答：我是這樣認為的。但我不認為那是唯一的因素。甚至中國是威權體制的時候，如果我們面臨一系列跨國界的威脅，威權的中國與民主的美國仍可以有緊密的關係。我們有大量的理論，它們闡述崛起大國與現存大國因為恐懼而走向戰爭。如果中國變成民主的國家，這種恐懼就會減少。

答：那會產生很大的不同。但那不會解決所有問題。如果中國變成一個純正的民主國家，那麼美國人將較少地談論台灣問題，即使中國決定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一個民主的中國征服台灣，很多美國人將接受它。如果一個獨裁的中國征服民主的台灣，就會被看成是一場災難。此外，很多人相信民主國家將不會互相打仗。我不認為在歷史上它是個絕對規律。也許它是受歡迎的象徵。中國可能正處在向民主社會的變遷過程中，那也可能是危險的。因為變遷期可能很不穩定。所以，民主和平論的觀點是，穩定的牢固的民主國家不互相打仗。正在民主化過程中的國家是躁動的。比如巴爾幹，當南斯拉夫被共產黨統治的時候，他們的政府很穩定；當他們開始民主化時，就變得躁動了。所以，民主化過程也是個危險的過程。

問：您怎樣看新保守主義在世界推進民主的主張？

答：那確實是新保守主義預測中美關係的說法。但現實中不是這樣。如果我們將中國放到敵對位置，那是否能直接推進中國的民主和人權，或者是否是防衛台灣就能推進中國走民主的決心。

問：您認為，中國實現民主化有助於中美關係改善嗎？

「民主和平論」對其他西方國家的對外政策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從某種意義上說，「民主和平」已經成了西方國家決策層和戰略家特別是有自由主義思想傾向者（包括新保守主義者）的外交理念。按照「民主和平論」的邏輯，世界被截然分成民主的和不民主的兩部分，民主成了劃分國際陣線的標尺，正像冷戰時期「反對共產主義」是劃分國際陣線的標尺一樣。不僅如此，照此邏輯，「民主國家」在世界推進民主還是符合全人類利益的；既然民主能帶來世界的永久和平，那麼「民主國家」在全世界推廣西方式的民主則是非常正義的事業了，為了正義的事業，「民主國家」完全可以對它國的事務進行干涉；那些非「民主國家」，從世界和平大局出發，應當實行「民主化」，向「民主國家」學習，甚至接受「民主國家」的「幫助」和「指導」，最後被納入民主國家所主導的國際體系。在美國戰略家的心目中，堅持共產黨領導並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國是「不民主」的國家，而且是當今世界最大並且正迅速崛起的「不民主」國家。

答：將有影響，只要中國是在共產黨的控制下。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在1978年鄧小平啟動改革開放后已發生變化。私有財產，市場經濟，同世界經濟結合，等等。但是原有意識形態的地位未變，即使我懷疑在一個長過程中對中國更有影響的是民族主義的東西，而不是意識形態的。中國將有它自己的國家利益去追求，那不一定受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支配。但是，我不認為中美之間的意識形態差異將消失。不過我認為，它會得到控制。

答：是的。我們努力使台灣人民自己做出選擇。

問：中美之間也是如此嗎？

問：您怎樣看中美關係的長期走勢？您認為影響中美關係發展的最重要因素是什麼？

問：那麼您認為，中美在意識形態上的差別對未來中美關係會產生重要的影響嗎？

民主有很多模式。歐洲各國與美國就有很大差別，歐洲國家之間也有很大差別。中國應該創造自己的模式。中國人有智慧，應該能做到這一點。中國曾在很多方面對世界有貢獻，也可以在政治制度創新上有貢獻。實際上，中國一直在為此而努力。孫中山的「五權分立」就是一例。

問：民主問題是不是正在影響中美關係的發展？

答：我想它將變得更好。絕大多數民主國家與我們的關係都好於非民主國家與我們的關係。

答：深層次理由是價值觀的根本差異。美國人的價值觀是個人主義、民主、開放。戰略關係重迭是好事，但它不能改變核心價值觀的差異。退回到2002年，那時兩國的戰略關係很好，但布希仍然說中國政府應該更關注它的人民，允許他們有更多的民主。這種事情總會發生。那是個困境。我看來，中國不應當為了美國的緣故或同美國有良好關係的緣故而搞民主化。中國應當為了自己而搞民主化。我對中國人高度尊重，他們極其有天賦、有智慧。我有兩個核心政治觀點。第一個是權力腐敗。不論制度是什麼，即使你不遭到失去權力的危險，這也是在腐蝕你自己。第二個是民主的效力。每隔幾年，你就會得到機會選擇腐敗的人離開政府。你知道，那是民主的效力。它允許你將濫用權力、濫用特權、變得腐敗的領導人拿掉。那是重要的。

這裏不想對「民主和平論」內容本身進行評價，只想說明這一理論對美國對外政策的影響。實際上，「民主和平論」早已為美國政府特別是柯林頓民主黨政府所接受。早在入主白宮前，柯林頓就在喬治城大學發表的競選演說中專門談論民主問題，聲稱由公民選擇領導人的國家，比用其他形式組成政府的國家更傾向於成為可信賴的貿易和外交夥伴，更不易威脅和平。柯林頓在當選總統后不久就宣稱：「民主國家並不互相進行戰爭」是「顛撲不破的真理」，「民主國家在貿易和外交上結成更好的夥伴；民主國家儘管九-九-藏-書有內在的問題，但為保護人權提供了最好的保證。」在1994年底公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柯林頓闡述道：「民主國家不大可能給我們的利益構成威脅，它們更可能與美國合作，以共同對付給安全造成的威脅並促進世界經濟持續發展。」「我們的國家安全戰略是建立在擴大市場民主國家大家庭的基礎上的」。在同年的國情咨文中，柯林頓聲稱：從未有過兩個民主國家之間進行戰爭的事情發生，這對為什麼在海外推進民主會成為他的外交政策一大支柱做了最好的解釋。1996年，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安東尼·雷克在一次演講中宣稱：「經驗告訴我們，民主國家之間很少能發生戰爭或者濫用其人民的權利。這些國家致力於成為更好的貿易夥伴。在與各種可憎而偏狹的勢力作鬥爭時，每一個民主國家都是潛在的盟友。」在1998年公布的《新世紀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柯林頓強調：「民主國家的政府在面臨共同的威脅時彼此之間更易於進行合作，鼓勵自由貿易和促進經濟持續發展。它們發動戰爭和侵佔人民權利的可能性較小。」正如基辛格所說：「直到今天，和平有賴於民主體制推廣這個觀念，仍是美國思想的要義之一。」

問：您怎樣評估中美關係的現狀及未來走勢？

答：當然。

問：中國實現民主化后，中美仍會有衝突嗎？

當然，對美國來說，意識形態只是一面旗幟，更重要的是旗幟下面的內容。按照美國的邏輯，蘇聯模式的共產主義肯定是威脅；如果遵奉共產主義的國家實現了市場化和民主化的改造，對美國的敵意就會減弱甚至取消，就有可能不是威脅。所以，是否實行民主制度（當然是西方標準的）就成了美國判定「敵」「友」的重要標準，而在世界推進民主則成了美國對外戰略的重要目標之一。推進民主是美國意識形態外交的主要表現形式。美國新的國家安全戰略雖然將反恐防擴提升為超越其他任務的「第一要務」，與之相應沒有像柯林頓政府那樣將推進民主作為「三大支柱」之一，但是推進民主仍受到高度重視並貫穿于整個國家安全戰略。新《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稱美國自己是「一個偉大的多種族民主體」，讚揚「民主進程」在台灣、韓國、拉丁美洲立足，稱印度和美國是「兩個最大的民主國家」、俄羅斯「正在爭取民主的未來」。在闡述化解地區衝突時，將推進民主作為最根本的途徑。在談擴大全球發展問題時，強調要通過「建立民主基礎設施」來達到目的。在談到中國時提出，「中國的民主進程對其未來至關重要」，並對中國在民主進程上的步伐表示疑慮。

但是，我想強調的是，我不認為這個政權是足夠穩定的，民主更穩定。

我想，中國民主中的真正問題是，就像你經常看到的來自於美國極右派和極左派的批評那樣，它涉及到一些像人權、法治、民主價值觀的引進。贊成這些觀點的美國的這些集團，有很強的影響對外政策的能力，但並不太強大。他們有時發出很重要的聲音，在一個特定的時候和問題上能夠影響對外政策。比如天安門事件時，關於中國民主、人權的觀點變得很強烈。所以民主、人權能夠對美中關係產生很強的影響的爭論是能夠發生的。它不會消失。所以在我看來，中國越是在民主上向著積極的方向推進，在政治進程公開化上邁出步子，允許多種聲音存在，允許非政府組織和個人表達他們的觀點，就越能對中美關係發展產生積極作用。首先，我知道那不會很快發生，但是越進步越好。如果中國在這些問題上能真正展示出進步，我想將會對中美關係產生很大的益處。

問：您認為，中國加快民主化，是否有利於改善中美關係？

答：總的前景看好。促使美國採取現行對華政策的兩大因素在相當長時期內不會消失。這兩大因素一是反恐戰爭，二是中國的綜合國力仍與美國有很大差距。

對中國來說，走社會主義道路是堅定不移的，但是中國也要實行民主政治建設，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目標之一。儘管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不可避免地要帶有中國的特色，而且具有社會主義性質，但它必須是與世界潮流相吻合的。在民主問題上，中國與西方並非水火不相容，而是有著一定的共同利益，可實現雙贏結果。但是，在民主問題上，中國與西方特別是美國之間也存在著嚴重的分歧。首先，中國要在保持社會政治穩定的前提下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進程，而美國則期望中國迅速實現民主化，最好能像蘇聯東歐那樣來個「劇變」；其次，中國要依據自己的國情，走有中國特色的民主化道路，不能照搬西方的模式，而美國則認為西方特別是美國的民主模式是最好的，中國應當仿效，最好能照搬；最後，中國在實行民主化的過程中，仍然要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中國要進行民主制度的創新，而美國認為，「一黨專制」與民主是對立的，二者不能共存。上述分歧尤如一條鴻溝，橫在中美之間，使得美國一些戰略家對中國是否真心走民主化道路心存疑慮。

美國想使民主更廣泛，但美國所能做的卻有限。

答：是有。一個觀點是，如果中國開始在東亞發揮作用，就像美國在北美洲的作用那樣，對待東北亞像美國對待墨西哥那樣，我們將非常擔憂。我想，絕大多數美國人沒有認識到，對西半球其他人而言，美國有時是個威脅力量。美國看中國，就有點類似這種情況。

答：它是一個因素，但我不認為它是一個重要因素。不過確實是一個因素。如果中國是不民主的國家，阻礙美國同中國發展更密切的關係。美國把民主放在很高的位置上，要在全球推進民主。不過，驅使美國同中國發展關係的動力是國家利益。所以，推進民主只是我們日程的一部分。美國需要保持同中國的較為密切的關係。如果民主與國家安全利益發生衝突，我想我們會選擇國家安全利益，而不是民主。同中國的關係就是證明。

問：您認為中國實現民主化對發展中美關係很重要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