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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大牛市的制度性安排 重塑牛市政策要素

第九章 大牛市的制度性安排

當前中國股票市場的規模已近GDP的50%,而且其未來擴張速度將遠大於GDP的增速。因此將中國經濟增長一定程度上繫於股票市場是可行的,營造一個穩定、規範、繁榮和持續發展的股市,對當前乃至今後幾年保持宏觀經濟的良性運行非常重要。今後幾年推動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主角應當是貨幣政策和資本市場。當前,比較現實的選擇是優先發展股票市場。要真正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以佔據金融制高點的戰略高度來制定和實施扶持政策。在增加市場供給的時候,必須開闢市場資金的來源渠道;在推進國際化、市場化的同時,必須積極穩妥、創造性地改造市場;要真正地愛護市場參与者,政府要適當讓利於民,以求市場的持續繁榮發展。

重塑牛市政策要素

因此在國有股減持拉開序幕的背景下重造牛市,必須從建立新的供求平衡關係來制定有關股市政策,為國有股減持建立新的資金供給保障。具體措施應在嚴堵銀行資金違規入市的同時,為銀行資金合法入市開闢新渠道,進一步加大力度發展各種機構投資者,利用入世開闢外資入市渠道。但是,新資金入市完全取決於市場信心,因此千條萬條,重塑市場信心是第一條。
再者,積極的股市政策還應該是責職分明的負責任的政策。過去兩年裡,有關國有股減持的說法在業內鬧得沸沸揚揚,各種說法滿天飛,卻沒有人為此負責。令人欣喜的是,最近,有關市場全流通問題在大的框架上已有了相當多的共同語言。從近一段時間管理層的表態和中國證監會有關官員的發言中我們可以看到,決策者的思路與市場的思路已經越來越接近,這使得我們得已對全流通問題抱有良好的期待。證監會正在改革新股的發行辦法,在IPO中推行「舉薦制」,在發審委推行問責制,這些都是可喜的進步,因為他們強調的都是責任。
從當前中國經濟發展中存在的不平衡現象,如居民收入的增長遠遠低於GDP的增幅,消費的增長遠遠低於投資的增速,第三產業的增長遠遠低於第二產業的增長,都尖銳地反映出中國經濟的發展正遭受來自虛擬經濟發展規模偏小的瓶頸!這種不平衡現象,對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將形成嚴峻的考驗!應該強調的是,一個國家虛擬經濟規模的大小,實際上就是表示這個國家財富的多寡。因而,中國未來虛擬經濟規模的大小,最終對能否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恰恰將起到關鍵性的作用!因此,政府全流通變革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促進「各類資本的流動和重組」,最終打開中國經濟更寬廣的發展空間,從而全面提高中國整體虛擬經濟的發展水平,讓中國企業特別是上市公司充分展現資本的活力,使自身資產增值能力在全流通的市場環境中得到不斷地強化。也只有在全流通的市場環境中,中九-九-藏-書國一大批優質的上市公司才有更多的機會發展成為世界500強企業。所以,上述體制上的原因,也需要政府在進行全流通變革時作出制度性的安排,對上述理論上的原因從制度上予以批駁和重建。近三年來,投資者近萬億的金融資產已成為「泡沫論」和消極股市政策的犧牲品,這慘痛的現實足以駁倒那些理論上的荒謬!然而,中國股市流通體制上的變革則需要尋求重大的突破口!這個重大的突破口,其實就在流通股股東與非流通股股東最終能夠達成共識的地方。
中國股市有過1993-1995年的大熊市,那是為治理兩位數的嚴重通貨膨脹實行緊縮貨幣和財政政策的必然結果。目前中國實行擴張經濟政策,經濟保持7%以上的高速增長,又面臨入世、申奧成功、西部大開髮帶來的良好發展機遇,從哪個角度看都不該出現熊市。2002年下半年開始的熊市完全是人為因素造成,其中有有輿論誤導因素,更有政策不當因素。解鈴還須繫鈴人,要重造牛市,仍要靠政策。
牛市心理預期股價會持續上漲,高價減持未必是利空;熊市心理預期股價會持續下跌,低價減持未必是利好,因而重造牛市才是解開減持「價格死結」順利進行國有股減持的唯一途徑。
保證年均7%以上的經濟增長速度需要股市財富效應激活消費。人們不會忘記2000年的大牛市對當年物價指數扭轉20多個月負增長的貢獻,也不會忘記2002年下半年股市暴跌后物價指數又重回負增長的教訓。中國股市和外國股市不同,外國股市是「富人俱樂部」,中國股市投資者中有眾多退休、下崗職工,股市的錢是他們的生命錢,因此中國股市也擔負著維繫社會穩定的重要歷史使命。另外,吸引外資、進行產業結構和經濟布局的戰略調整,都離不開一個活躍的股市。
讓股市上漲的政策就就是採取積極的股市政策,首先要拋棄消極的股市政策,即拋棄放任由市場力量去解決根本不可能解決的一攬子事情,包括歷史遺https://read•99csw•com留問題。歷史遺留問題並不是說解決就能解決的,表現在國有股減持方案上的巨大分歧。於是,有人提出可以用分散決策的辦法替代集中決策,也就是說證監會只制定一個原則,具體的國有股減持由上市公司和流通股股東「一對一」談判解決。不管這樣的方案在實際中具不具備操作的可行性,單就方案制定的觀念而言就是一種迴避決策風險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種消極行政的態度,管理層不承擔決策風險,還能承擔什麼風險?什麼風險都不承擔的管理層有存在的意義嗎?作為管理層和決策層就有協調和平抑市場行為的責任,所以我們經常會在道指大跌的當天就會聽到美國總統的穩定人心的講話,台灣股市出現大跌時政府的國安基金就會進場護盤,就是香港在遭到索羅斯惡意衝擊之時,港府也改變遊戲規則,啟用財政資金收購藍籌股組建盈富基金,這些都是負責任的積極干預政策的結果。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楊帆撰文指出,政府以一部分國有股為代價換取多贏的結果,是形成大牛市的重要前提。在產權方面,可以藉機實現國家退出,比在股市崩盤以後由外資和國內少數人勾結起來,以低價格分散吞吃要好得多。國家不要擔心喪失控股權,在一般行業中國家沒有必要控股,因為國際競爭主要是技術控制;在少數要害行業中,可以由國家在股市上購買股票,以保持控制權。
因此,積極的股市政策首先應該是貼近市場的政策。中國是個政策市、市場的走向和政策息息相關,你不能說,政策由我制定,後果我不過問。大漲的時候我不過問,暴跌的時候我也不過問,長此以往又如何能和投資者同呼吸共命運,不能和市場脈搏聯動又如何能把保護投資者利益落到實處?
有人會說,入世了,政府干預股市搞政策造市有悖市場化原則。非也!中國股市本來就不是一個完全市場化的股市,突出反映在其功能、使命上。一個高度市場化的股市,其功能、使命只有兩個,一是配置資源read.99csw•com,二是融資,而中國股市卻承擔了支持國企解困、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給社保籌集資金、調整國民經濟布局、激活消費擴大內需等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眾多功能與使命。這些功能、使命是國外高度市場化股市不可想象,也無法承擔,但在中國改革的歷史條件下卻是中國股市必須承擔的,因為中國股市誕生時所設計的目的和模式就是為改革服務。既要完成這些非市場化的使命,又要搞完全市場化管理,顯然不可能。實際上,就是在高度市場化的西方,也沒有不干預股市的政府。而且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以及銀行的低利率,本來就應該維持一個牛市。用政策重造牛市並非用行政手段驅動股市違背經濟規律運行,而是把股市從非理性的暴跌拉回到與國民經濟發展相吻合的正常運行軌道。
不僅國有股減持順利進行需要重造牛市,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也需要重造牛市。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是國有企業改革,國企改革的首要難題是產權問題,但解決了產權問題還遠遠不夠,還必須具備足夠的資本實力,以應對全面開放市場條件下的國際化競爭。如何才能同時解決國有企業的產權問題和資本充足問題,那就是發展資本市場。加入WTO之後,中國將不得不置身於國際金融環境中,在這一環境里,金融日趨國際化、融資證券化。同時,加入WTO后中國企業必須直面國際競爭,沒有足夠雄厚的資本實力,要想贏得競爭力是不可能的,這就要求必須大力發展股票市場,以便快速培育一大批具備雄厚實力的國際化大公司。
多年來,中國股市的暴跌一直源於國有股減持價格不確定這個難解的「死結」。按新股發行價只減持10%,市場不接受,引起暴跌;證監會公布的折讓配售方案提出公開競價,市場也不接受,又一次引發股市「黑色星期一」。那麼,按許多人認為最合理的凈資產定價呢?市場也未必能接受,因為如按凈資產定價,減持價格雖降了,但減持速度必然加快,每年擴大市場供給不見得比前兩九-九-藏-書種方法少。那麼,是什麼原因使市場對減持價格的承受力變得如此脆弱?是市場飽受折磨的熊市因素。
市場牛熊轉換的本質是舊有供求平衡的打破,投資者信心對股市的影響也是通過資金進出市場發揮作用的。1993年股市的轉熊是因為國家為治理嚴重通貨膨脹,實行緊縮貨幣和財政政策,造成大量資金撤離股市,同時,股市卻開始了首次供給大擴容,大量新股發行上市,破壞了原有的供求平衡。2000年的大牛市,則是政策極大增強了投資者信心,同時管理層採取各種措施超常規發展機構投資者,各路資金大舉入市的結果。從2002年下半年開始的熊市,同樣是舊有的供求平衡被打破,形成供大於求的結果。一方面,各種對股市言過其實的、偏激的甚至不負責任的非議搞亂了投資者思想,管理層在一些大是大非問題上和非理性暴跌面前三緘其口削弱了投資者的信心,央行查處違規資金,也使大量資金重新離市。另一方面,國有股減持實質上是極大地增加市場供給,儘管管理層強調減持是逐步分期進行,但數量等於現有市場流通量兩倍的非流通股一旦進入流通,在如何流通的政策不明朗之前,對市場造成的巨大心理衝擊波是可想而知的。
積極的股市政策還應該是具有統籌和協調製度作為保證的政策,也就是說證監會具有主導權的政策。毋庸諱言,能夠影響中國股市的部門有很多,中國人民銀行、銀監會、保監會、財政部、國資委、稅務總局乃至發改委,政出多門會讓證監部門的全部努力都付之東流,市場震蕩加劇,證監會在有關證券市場發展方向上的語話權要有制度作保證,這就要求決策層作好安排。
其次,積極的股市政策還應該是透明的政策。證券市場一直要求講「三公」原則,「公平、公開、公正」。沒有公開就沒有公平可言,更沒有公正可說。證監會要求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要及時透明、本身也應該做到決策信息的公開化和透明化,其應該設立新聞發言人制度,及時就政策和市場傳言作出正面反應,消除資訊上的九九藏書黑洞和灰洞,給大家一個透明的投資環境,不能把證監會神秘化。
積極的股市政策更應該是能夠調控供求關係的政策,這種調控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上市公司的選擇要體現出宏觀經濟的晴雨表作用,二是對資金和股票的雙向擴容的速度把握上。我們大家都知道積極的財政政策就是擴張政策,擴張什麼呢?在需求不足的情況下人為製造需求,從而改變供過於求的局面,改變通貨緊縮的局面,等待自然經濟規律的循環。同樣的道理,股市的漲跌本質上是由供求關係決定的,積極的股市政策就應該是擴張需求的政策,一方面可以通過擴大合規入市資金的渠道放水養魚,一方面可以通過減少新股供應來保持存量資金的活躍。
「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制定出好的政策和策略同樣也是中國股市發展的生命。好的政策和策略同時也是市場穩定的基礎。只有符合「公開、公平、公正」原則的舉措,才是投資者普遍歡迎的好舉措,以民為本,放棄非流通股股東特權,不搞利益傾斜,真正做到「一視同仁」,那麼,在當今國內外諸多有利因素聚合下,中國股市全流通變革的歷史性機遇正與我們迎面相撞!
除「股權分置」因素造成的大量非流通的國有股在資本市場中被沉澱,使以國有經濟為主體的國有資本在資本市場中失去了其應有的虛擬價值外,造成這一嚴重後果的另一個深層次原因,則是來自於理論方面對發展中國虛擬經濟的認識存在著嚴重的缺陷。某些經濟學家長期以來不是對中國虛擬經濟的發展予以正確的引導,而是給虛擬經濟發展水平尚處在初級階段、GDP增長正處於黃金時期的的中國資本市場肆意地扣上各種「泡沫」的帽子,用中國股市發展中存在的一些「真實的泡沫」(指虛假與欺詐)來全面扼殺中國股市中潛在的巨大的虛擬價值,直接抑制了中國虛擬經濟的發展水平,從而導致了中國整個理論界至今仍對發展中國虛擬經濟缺乏必要的認識而陷於忌諱莫深的困惑局面。這種困惑局面不突破,中國經濟將始終難以打開更寬廣的發展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