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果寺成了他的發家之地，此後多少年起起伏伏，大多由此開始。

文章為溫州爭取的空間是實質性的。在溫州人的眼裡，費孝通這篇文章的發表更被視作高層公開的支持。

此後，更多的帶有啟示意味的事件紛至沓來。

與此同時，風暴擴大了席捲面積。私營企業在風浪中顯然增強了免疫力，一方面是改革開放對增長活力的極大需求，另一方面是制度缺陷帶來的商業矛盾。在整治中，有的私營企業發現，只要掛靠或歸屬到國營、集體企業旗下，自己就可以逃脫調查。

沉寂並不可怕，因為沉寂過後，肯定迎來增長。這也是1986年在當時初出茅廬的周成建眼中值得懷念的原因。

全中國的人們都在一種新世界中的浪潮中激動地尋找，到底要找什麼，卻不甚明了。人們好像在擺脫，卻也說不清到底想擺脫什麼。無可否認的是，物質生活已經大有進步了，但商品市場似乎還找不到一種統一的遊戲規則。

典型被樹立起來了。一批企業家紛紛登上了《人民日報》。先有魯冠球，並且是在頭版，標題為「鄉土奇葩——記農民企業家魯冠球」。《人民日報》另一個頭版給了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和個體戶何詠梅，「趙紫陽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握住重慶市個體縫紉戶何詠梅的手時，這位三十五歲的婦女不知說什麼好，半天才說出三個字來：『總理好』。」《人民日報》的表揚文章，其實還有這麼一篇：《奮力拚搏，再創奇迹——記溫州玻璃鋼建材廠廠長滕增壽》。

民企大王們在烽煙漫卷的天地中倒下，爾後再次站起。以服裝業為例，他們的元氣恢復之快，更像是一種與生俱來的血脈。在亦步亦趨的改革中，服裝業的明天將向何處去？大方向已然既定，細節卻耐人尋味。

如果僅止於此，他仍然是個符號，是個傳言。只有在周成建成長的歷程中嘗試探入一個過去的世界，這位成功者才復歸平凡。

幸運的是，溫州真的迎來了這樣一位支持者。1986年2月，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費孝通來到溫州。和政治頭銜相比，費孝通更知名的是社會學家的身份，這位常年關注中國農村商業改革的大學者，之前聽到了關於溫州的種種爭論，他決定親自走一趟，看一看到底發生了什麼。

國際觀察者大概能更清晰地看到這種變化。一份關注中國改革開放的美國報紙適時地發表了自己的觀點，「這是歷史上最悄悄的革命演變之一。革命已經發生了。它使中國得到了新的活力。它正在為共產主義重下定義……它進行得那樣靜悄悄，以致遙遠的世界的另一邊幾乎沒有注意到。」

無論如何，周成建總算步入了一個全新的狀態。那種歪打正著的興奮勁兒在此後若干年內都被他當作回應媒體的統一說辭。事實上，他和美特斯邦威的故事不可能如此簡單。單就成長經歷而言，在當代中國，這種富豪夢想的故事不勝枚舉，只是，當仔細揣摩之後，總能在看似相同的境遇中捕捉到超越創業者自身的弦外之音。

比如這年成立的第一家股份合作制企業——溫州甌海登山鞋廠，它由26個農民集股7.2萬元創辦，這些農民既是工廠的股東，又是員工，是一種「新型的集體經濟」。但實際上，這卻活脫脫是現代股份企業的形式。

公眾場合的周成建總是不經意露出飽含深意的微笑，這種笑容的含義在於，沒有畏懼，沒有退縮，憧憬著一個全新世界。在困境中渴望突圍，這基本上成了一種後天習得的癖好。

在這樣的體制和政策下，中國服裝業陷入了爆發前的寂靜。

奇特的地方在於，有人十分幸運地選擇了一個行業，並在其後改變了很多事情。如同一種必然的歷史承擔，也像極了因緣耦合的宿命。無論如何，天地畢竟是全新的。

1986年，產品積壓，資金匱乏，利潤率大幅度下降。佔蘇州市民營企業產值一半以上的紡織行業只能開工50％；無錫市花費數億元建九九藏書立起來的汽車改裝業，開工之日便「斷炊」；常州市民營企業的支柱——電子行業，疲軟地垂落。

變化同樣印證著盛衰交錯的生存法則，就好像該年民營企業所經歷的震蕩，前所未有。經濟生活中發生的一系列重大變動，使企業遭遇嚴峻挑戰：資金吃緊，大路貨飽和，原材料、能源漲價，稅收和各種社會性開支增多……四面八方的衝擊波，使得象蘇南、溫州這樣的鄉鎮，民營企業發達地區，墜入谷底。

小時候，確乎有江湖術士曾給周成建看相，一番端詳之後，也確乎做出了一個大多數人不以為然的結論：你將來是要有大出息的。這種類似善意的預言又有幾個人會當真，但多年以後回望，這種命定論的流傳，似乎又有了深一層含義：年幼的周成建被賦予如此美好的預測，是因為「有出息」對於家鄉人而言，是一種脫離窮苦的祝福。就如同詩人舒婷感嘆的「我是貧困，我是悲哀」一樣，少年周成建遭遇的最大困境，就是那個時代普遍的貧困。

服裝業的春天和整個中國的春天一樣，在大門開啟之後的那段時間，是令人刻骨銘心的。尤其是周成建這樣在溫州找到新世界的人，在迎來新世界的同時，1978年到1986年的這八年時光更應被看做新的起點牢牢銘記。

1985年前後，溫州皮鞋為一味的快速增長付出了代價，所有中國人似乎都知道，溫州皮鞋和低劣品質畫上了等號。此後，杭州人把5000多雙溫州假冒劣質鞋燒掉。時任商業部部長胡平在武漢買了一雙溫州產的皮鞋，第二天回到北京一脫鞋，就發現一隻鞋後跟掉了一塊。

革命的中心應該是在江浙一帶，尤其以溫州為甚，那裡跳動著太多「不安分」的因子。

柳市鎮低壓電器市場，曾是溫州農村著名的十大專業市場之一，鼎盛的80年代末曾有生產企業2300多家，家庭作坊近萬家。相對於電器市場，服裝的消費層次更多，沒有了大企業及其名牌產品，小企業及其普通產品的市場依然存在。因此，服裝專業市場仍有一定的生命力。

1982年，世代面海而居，朝夕傾聽海潮的溫州人如魚得水，「每一寸土地都瘋長著夢」。正如當時的流行歌曲所唱「小夥子二十剛呀剛出頭，如金似玉的好年華，正趕上創業的好時光」。行將成年的周成建初中剛畢業，他沒有繼續學業，而是在家鄉浙江青田縣創辦了青田服裝紐扣廠。到全國各地推銷產品時，周成建結識了一家外貿公司，並接下了20多萬元的大額服裝定單。欣喜萬分的周成建回到家鄉后，從當地信用社貸了款，從城市裡買回面料，並立即召集周邊100多名裁縫到自己的工廠工作。

時代真的變了，整個國家都在巴望著能有更多的突破。

朦朧詩開啟的現代詩潮落向凡間，門徒甚多，如同金庸筆下的武林世界。波普藝術的嘶吼成就了不修邊幅的搖滾歌手，25歲的崔健用那首名為《一無所有》的歌抓住了青年的靈魂。

單就創業和財富的夢想而言，任何處於變革的時代都有兩個方面。一面是成功者的崛起，一面是失敗者的倒下。被時代終結和成就的人們，在中國風火前行的30多年裡，顯得尤其突出。

太多的故事發生在這裏，以至今天漂洋過海的溫州老闆將妙果寺看做心中的某種圖騰，日益遠去的妙果寺在時光的沖刷中，反而日益光鮮，成為少有鄉愁的漂泊者們無法揮去的情結。

這些主旋律味道很濃的文章，滿足打造一個時代偶像的所有標準。只是當時的魯冠球名氣實在太大，且溫州這年發生的事情確實太多，文章並沒有引起多少人的關注。

1986年春天，法國時裝設計師皮爾·卡丹應邀在北京民族文化宮舉行了當時被稱為「服裝觀摩會」的一次時裝秀，第一次讓國人知道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服裝人隱約感覺到，商標，或者說品牌，其意義似乎不只是衣ｈtｔｐs://reａｄ•９９csw.cｏｍ服領子下面那一小塊布。

「是致富楷模還是經濟犯罪的淵藪？是闖出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新路還是資本主義全面復辟？」帶著疑問與不解，費孝通到了溫州。

周成建和美特斯邦威屬於這個時代造就的故事，這可以被當做中國30年發展史的一個縮影，也可以歸結入同一時代企業家的創業路徑。

當時的中國，在年少的周成建心裏又是什麼樣子？

出生於1965年的周成建，他的童年記憶都保留在浙江麗水青田縣一個名叫石坑嶺的村子。家中兄弟姐妹6個，他排行老四。為了擺脫祖祖輩輩貧窮的命運，他從小就學會了裁縫手藝。打從孩提懂事時起，他就對服裝情有獨鍾。與愛迪生5歲懷抱雞蛋孵小雞一樣，10歲的他偷偷「解剖」縫紉機。除了天生的熱愛，周成建今天對此的解釋顯然還有點狡黠：「當時農村只有泥匠、木匠、裁縫，這三門手藝可以學，我想布料摸起來總比泥巴、硬邦邦的木頭要舒服得多」，周成建這樣笑著解釋自己當初的選擇。

未來的商業史研究者回看中國曆程，也就是在1986年，許多在後來企業家名冊上可圈可點的人物，十之八九都能在這年找到屬於他們的轉折與痕迹。或許，這些痕迹與經濟無關。但無可否認，從他們轉折點上，延伸出了長長的經濟線條。

後來的杉杉西服，以此為肇始。

劇變帶來的是一場前所未有的戲劇化衝擊。其中的舞者們，活躍在各個角落裡，與國家一起舞動。

而更多的服裝企業家，當時為了生活需要，也開始了創業生涯。此時，產業梯級轉移已開始，生產線從韓國和台灣等地運過來，流行信息也開始進入國內，「三來一補」和三資成為經濟敏感地帶的特色。

日後，費孝通每每談起這次「溫州行」時，無不對所見所聞津津樂道。作為此行的成果，費孝通在《瞭望》上發表了一萬五千字的《小商品大市場》一文為溫州正名。文中激|情澎湃地寫道：「無論是蘇南模式、溫州模式或其他群眾創造的模式，評價的唯一標準應當是視其是否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提高人民大眾的生活水平。這些模式在中國歷史上乃至人類發展史上都曠古無師……」

再回首，驀然發現，原來時代已在他們背後擂響了意義深遠的戰鼓。

現在的研究者認為妙果寺服裝市場是溫州人對財富的虔誠和不惜力的勤勉感動了神靈，最終結出了「妙果」。

當時的溫州，已經成了一個自給自足並且充滿活力的商品市場，根據《人民日報》的報導，1986年1月，溫州的工業總產值就突破了10億元。在溫州市內，領導班子就進一步改革不斷加力，一種前所未有的自由商品經濟氛圍已然形成。然而，溫州卻有著致命的缺陷，在全中國以改革先鋒著稱的城市中，溫州的缺陷在於它的「資本主義性質」——儘管蘇南、珠江等改革前沿陣地也遭遇到種種質疑，但只有溫州被打上了資本主義、假冒偽劣的烙印。

相比於前輩在艱辛中綻放出的光彩，周成建在1986年之前的生涯顯得暗淡無光，除了創業失敗，惹上了一身的債務，他似乎一無所有了。但後來令他脫穎而出的元素也正在於之前的失敗。在各路英豪厲兵秣馬的當口，一個新時代打開了大門。

值得溫州人關注的，應該是服裝業的明顯變化。

不必贅述那一段南北闖蕩的艱辛。和別人一樣，他吃盡了苦頭。但周成建的過人之處在於他是用整個身心去接受風雨人生的洗禮。除了象別人一樣「勞其筋骨」搶干苦活臟活累活賺錢活外，他更調動所有感官，含辛茹苦地去搜集各類信息；了解各種技術、技巧；苦思冥想，琢磨生產高招、管理妙招、營銷絕招……「苦心人，天不負」。幾年的摸爬滾打，幾年的鑽研體驗，他不但還清了十幾萬元債務，更長了才幹，增了見識。

不少人懷疑民營企業的「青春時期」是不read.99csw.com是已經過去？

「妙果寺」的神話，漸漸成了一種最初的記憶。在記憶中，周成建的想法也在隨之而動。早年託身於此的美特斯·邦威用足了專業市場優勢。但公司締造者對市場洞若觀火，一旦條件成熟，馬上就跳出妙果寺經營起自己的品牌。

中國大陸第一支時裝模特表演隊——上海市服裝公司服裝表演隊成立；第一所全國性的以服裝科學、工程、藝術為主體的新型的服裝教育高等學府——北京服裝學院在京成立；由中國服裝研究設計中心命題、紡織工業部立項的中國第一份《服裝工業發展戰略研究》科研課題，在北京通過專家評議；時任紡織工業部部長吳文英強調，要以服裝為龍頭，更好地帶動和發展紡織工業；中國首屆最佳時裝模特表演藝術大賽在廣州舉行，評選出了十佳模特，這也成為「新絲路」模特大賽的前身。

妙果寺服裝批發市場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視作溫州模式的起源和象徵，在這裏，眾多最具典型色彩的溫州個體工商戶體驗到了闖世界和創市場的快樂。而妙果寺稱為服裝集散地也並非偶然：改革初期，中國各地服裝幾乎仍由百貨公司統調。精明的溫州人創辦最早的服裝批發市場。這就是妙果寺服裝批發市場的由來。

變革的宏大背景下，21歲的周成建在巨額債務之下，開始了新的跋涉。

1986年10月，國務院決定，服裝和絲綢歸口紡織工業部實行行業管理。11月28日，按照國務院關於服裝行業劃歸紡織工業部統一管理的決定，中國服裝工業總公司正式移交給紡織工業部。整個服裝行業，包括輕工系統的中國服裝工業總公司和其他系統的服裝行業，全部由紡織工業部歸口統一管理。12月6日，中國大陸首次發布服裝流行趨勢。

1986年前後若干年間，中國人穿衣大致只有綠、藍、紅、黑等幾種有限色調。事實上，直到改革開放以後的很長的歷史區間內，服裝業仍然延續著單調的路徑。即便我們的國家已經迎來了大時代，但基於商業基礎上的服裝行業卻仍然在緩慢地復甦，這一情景並不奇特。

在妙果寺服裝批發市場重新上路的歲月，他依然幹勁沖天，他依然壯志凌雲，不過，與18歲辦廠時的匹夫之勇相比，他多了份深沉與機智，與生俱來的悟性與直覺，技高一籌的專業水平，爛熟於心的市場行情和實戰經驗，三者一拍即合，很快，他完成了最初原始積累。

1982年底，中國紡織品服裝在北美、日本超過了台灣，中美開始就紡織品貿易展開拉鋸戰式談判。這一年，WTO前身關稅及貿易總協定部長級會議召開，中國外經貿部派了一個司長前來觀摩，法新社當即意識到「中國試圖成為這個國際貿易組織的一員」。

妙果寺的崛起和繁榮產生了巨大的示範效應，溫州迅速產生了永嘉橋頭鎮的紐扣市場、柳市鎮的低壓電器市場等幾十家著名專業市場。進而形成了「一村一品」、「一鄉一品」的經濟格局。

變革中的故事，總是情節曲折。就在溫州興高采烈的時候，壞消息來了：溫州的「資本主義尾巴」要徹底割掉。

「遁入妙果寺，為的是早日跳出妙果寺」，這就是邦威締造者在「妙果寺」「修行」數年悟出的「妙果」。

直至現在，類似於「認識個體的命運，要先認清其所處的時代」的唯物主義歷史觀依然佔據著我們的頭腦，但從另一方面而言，當我們身處一個相同的時代，當我們生存和發展的境遇大致無異的時候，認識個體的命運，似乎更多地取決於個體自身的要素。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市場經濟的發展，專業市場中培養出來的民營企業茁壯成長，實力倍增，一些脫胎于妙果寺的其他專業市場也應聲落地。

1986年初，第四屆全國健美比賽在深圳舉行。比基尼女孩在台上的競技，遭到一通口誅筆伐九-九-藏-書。這是新中國歷史，或許也是整個中國歷史中，首次出現如此情形，人們紛紛掩面不及，質問這幾縷細細的布條究竟算什麼服裝？這像極了當時的改革現狀，一些看似出位的現象其實並非洪水猛獸，對於服裝業而言，比基尼的登台讓中國的服裝經歷著一場紛爭中的變革。

雖然產品數量在提高，但在舊體制下，企業自主權依然很少，缺乏活力。量的提高帶來的不是精神蛻變，卻是令人擔憂的一則寓言。

風潮濫卷，人心惶惶。蟄伏半年後，一場被稱為「紅色會議」的表彰會召開：市裡要開專業戶、重點戶代表表彰大會。隨後不久，鄭元忠獲得了自由，開始了服裝企業的創建。

對於成功者而言，平凡是一種境界。而對於他的企業，解密的過程無異於還原一代人的處境，其意味不僅限於個人的奮鬥，更涵蓋了屬於每個變革參与者都興奮不已的、破滅了或者燃起的有關成功的夢。

區域專業市場的誕生，使溫州人「家門口練攤」。不出門就可以輕而易舉地同全國各地批發商洽談生意，外人看來數額巨大的交易，在溫州商販眼裡變得微不足道。這樣的局面大大降低了家庭作坊、私營企業走向全國市場的成本和難度，極大地促進了個體經濟、地方經濟的發展，一大批名商巨賈以此為依託，登堂入室。

很多關於溫州的描寫都將這個年份刻畫的格調異常，對於溫州日後的飛速發展而言，一切都以此為新的起點。毫無疑問，這是溫州新世界的開啟，也是當年渺茫如周成建這樣的年輕人醞釀未來的肇始。

後來，有專家這樣總結：政府出於宏觀整頓和維護集體經濟的目的，發動了對「假集體企業」的清理，卻間接催生出一種新的股份合作制企業模式，最終意外地演變成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第一次大規模的企業產權清晰運動。

抑或正是如此，國家領導人不遺餘力地表達著對「私營業主或是個體戶的關懷」。全國個體勞動者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中國個體勞動者協會正式成立。國務院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個體工商業戶所得稅暫行條例》。

儘管溫州民營經濟在最初的信息觸角相對遲鈍，但僅僅三年以後，人們開始對他們后發先至的精神感到詫異。短短三年之後，民企在溫州的風生水起，這也間接創造了周成建這樣的創業者，他們將溫州視為福地。

很快，溫州「電器大王」、「郵電大王」、「目錄大王」等「八大王」被定以「投機倒把罪」。其中「電器大王」鄭元忠的遭遇為日後溫州服裝業從業者埋下了一個伏筆。

事實上，對於服裝業的參与者們而言，今天風生水起的那些品牌，在進入公眾視野之前經歷了如此長久的蛻變。大體相同的故事迅速地在黑夜與白晝之間漫冉。

和很多故事不一樣，工廠很快破產了，周成建很快負債了。和很多故事不一樣，周成建沒有倒下。往事如煙，心事如鉛。

出生於浙江麗水青田縣石坑嶺村的周成建，將註定成為這些「不安分」因子中活脫脫的一個標本。在他的老家，當時全家的年收入不過幾百塊錢，每年種的糧食還不夠一家人吃，那裡是著名的石雕之鄉。年輕的周成建曾做過泥瓦匠、木匠，後來學了裁縫，因為他覺得裁縫比較乾淨，不用干臟活。用他自己的話講：「小時候書讀得不好，為了謀生，就學了泥水匠和木匠的手藝，但因為『不勤奮』，就被父親送到城裡的親戚那裡學做裁縫，學上后就愛上了。」

事實上，即便在1985年，這些掛靠集體的私營企業，也在矛盾的旋流中痛苦掙扎。他們一方面想戴「紅帽子」繼續享受優惠政策，另一方面也希望通過身份清晰化，讓產權恢復到原來的面目。

在經歷了一片從下至上的質疑聲浪之後，原輕工業部等六部委聯合發出通知，將溫州皮鞋列為重點整治對象。

隨後，溫州市政府頒發《溫州市掛戶經營管理暫行規定》，以及全國第一個關於股份合作制的地方法規reaｄ•９9ｃsｗ•ｃoｍ——《關於農村股份合作企業若干問題的暫行規定》。

他掌管的服裝帝國，近年的狂飆突進讓人側目，並被部分人形容為「瘋狂」。成功上市為周成建和他掌舵的龐大帝國，準備了一場幸福的加冕禮。

一個人的性格、眼光、精神等，並非時代所能賦予的。

從商的人們在國家的默許甚至是鼓勵下，直奔金錢而去。在金錢膨脹起來的無窮慾望面前，太多的人幻想著一夜暴富。他們無所顧慮，從而中了自己的埋伏。當然也有與眾不同之人。為了夢想實現，他們會玩些小聰明；為了資本積累，也會表現出商人的狡黠。但是面對誘惑，他們又總能保持著少有的理性和出奇的冷靜。

這種起起落落的政策造就了溫州三十年的傳奇，以及周成建這樣的「世界裁縫」。他們蝸居在當時聲名遠揚的溫州「妙果寺服裝批發市場」，正在一步步接近改革的真相。

一個新世界的降臨，源於無數種舊體系的生長。1986年，周成建獨身闖溫州。隔幾年一個台階的進步，讓他的故事神奇不已。但我們需要注意的是，在他的身邊有更多的先行者，以及時代留給他們的烙印。在舊體系中掙扎的裁縫們，一直在苦苦等待著商業轉折點的出現。

他聽說溫州的火爆氛圍，於是只身前往闖蕩，他唯一的手藝就是裁縫，一連串的碰壁之後，有個老闆看中了他的手藝，答應收這個年輕人做個裁縫。於是，在當時溫州最為紅火的服裝市場妙果寺，周成建晚上做服裝，白天賣服裝，一天勞動十幾個小時，臟活、累活、重活一一干過。

在如潮的改革大背景下，服裝業又是怎樣一番景象呢？周成建在當時根本無暇顧及這樣一個空洞的命題，但時間的潮水卻在很久以後讓他重新認識了這個行業。

1957年，周耀庭等3個棉花匠響應國家「把小手工業者組織起來」的號召走到一起，成立了一家小工廠，後來，它發展成了紅豆集團；時間推移，時局變幻，當中國人從狂熱的政治生活中脫身而出，江蘇常熟白茆鎮山涇村一位名叫高德康的年輕人發起組織了一個縫紉組，這個縫紉組就是波司登的前身；1979年，李如成等幾位知青憑兩萬元知青安置費起家，自帶尺子、剪刀，在一間地下室里辦起了寧波青春服裝廠，這就是後來的雅戈爾……

此後，「紅帽子」被眾多民企當做護身符，群起追捧。這為十數年後的另一場風波，「產權之爭」埋下伏筆。

需要有人對此給予政治上的支持。在中國的改革進程中，經濟的突破往往需要以政治安全作為保障，一旦獲得政府高層的支持，改革將一往無前。

關於改革開放，今天官方的統一說法是源於1978年，但溫州在1979年才得到這個消息。當年2月1日，溫州召開了常委擴大會議，傳達貫徹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解放思想，統一認識，研究把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

進入服裝行業的第一筆大生意就這樣泡湯了，周成建背上了20多萬元的債務。在上世紀80年代，這是一個天文數字。「沒錢還債，但當時我好像也沒什麼恐懼感似的，可能是因為還有手藝吧。」周成建回憶道。

13歲時的周成建大概沒有意識到那一年發生了什麼事。但他的前輩們已經提前踏上了一條時代的大船：瀋陽鐵路局的工人馬蔚華考入了吉林大學，21年後他出任招商銀行行長；北京的中學教師段永基考入北京航空學院，後來成為IT界的風雲人物；廣東惠州的李東生則考入華南理工大學，後來他掌舵了TCL；而日後成為地產大鱷的王石，當時還在南方小鎮深圳翻著一本已經破爛的《大衛·科波菲爾》。

這種論斷聽起來不免悲涼。就像紅豆集團的創始者周耀庭所言，上世紀80年代，「我們鄉鎮企業是『私生子』。」甚至在80年代前期他們的服裝，只有少量直接流通到市場，大部分都只能賣給各級紡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