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真槍實彈的涉及民生的變革已經箭在弦上。到了月底，很長時間以來只流通於社會上層的茅台、中華等13種名煙名酒進入尋常百貨攤點，價格也不再受限。結果可想而知，老百姓開始瘋搶這些「稀缺資源」。

1988年5月，國家領袖在接見友邦國家領導人訪問時不經意透露：「理順物價，改革才能加快步伐。」並聲言「最近我們決定放開肉、蛋、菜、糖四種副食品價格，先走一步。中國不是有一個過五關斬六將的關公的故事嗎？我們可能比關公還要過更多的關，斬更多的將。」

風暴的最早感知者往往始於民間。事實上，這次變動在當年年初已經在老百姓之間口耳相傳。

這種大背景下，周成建在妙果寺服裝批發市場的紅火生意由此拉開。但很顯然，當時的他並沒有意識到，一個更廣闊的天地已經萬馬奔騰了。

很顯然，這樣的論調在周成建看來，更像是一種鞭策他的良方。周成建的王國，從誕生之日起就帶有濃重的個人色彩，這也是整整一代人帶領的企業共同的問題，有的人解決了這些問題，生命力得以延續，還有人沉溺其中不願改變，最終曇花一現。

隨著市場化的不斷深入，國內市場迅速擴容，為服裝行業發展提供了條件，加上服裝業進入門檻低、收益快，眾多民間資本投向了服裝行業。

從1988年起，中國服裝業告別了過往的憂傷，開始走上了真正的工業化發展道路。

此情此景，與今日的房地產業何其相似。調控與失控，往往在決策者的一念之間交替上演。我們的國家就是在各種摸著石頭過河的痛苦探索過程中經歷著一次又一次的變革，以及由此帶來的平穩與混亂之間的博弈。坐困愁城的政府和動輒得咎的市場化，將成為伴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兩個主要對手。

1988年8月19日，一則消息迅速傳遍全國——中央決定改革物價和工資制度，總的方向是：少數重要商品和勞務價格由國家管理，絕大多數商品價格放開，由市場調節；提高工資、適當增加補貼，以保證大多數職工實際生活水平不降低，實現這兩大目標的時間是5年左右。

新華社一名記者曾經歷過這樣一件事，在天津某旅館里，一名「倒爺」將一張鋼材提貨單賣給同房的另一名「倒爺」，每噸加價200元。第二名「倒爺」又把提貨單賣給第三名「倒爺」，每噸又加九九藏書價200元。就這樣，提貨單沒出旅館就倒騰了4次，這批鋼材由每噸700元躥到1600元，4個人不費吹灰之力賺得暴利。

在大環境來看，此時的大規模供給依舊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國營服裝廠，服裝面料和款式，甚至價格還十分單一，這些「名牌服裝」集中於大中城市百貨商場，鄉鎮居民要買名牌需要「進城」。

服裝集中市場的出現，填補了體制與市場之間的空白。一大批集散地的誕生，見證了服裝業從一潭死水向一池涌動春|水之間的歷史變革。

儘管人員流動相對頻繁，但在企業發展的不同時期，它所需要的核心人員是穩定的。例如，在美特斯邦威的創業期，擅長產品開發和網路建設的員工是核心人員；在美特斯邦威向現代企業過渡的階段，擅長管理制度建設的員工是核心人員；在品牌提升階段，擅長品牌推廣的員工是核心人員。而這部分「稀缺人群」總是在適當的時候為美特斯邦威所保留、重用。從這個意義來說，在每個時期，美特斯邦威需要的核心人員基本上是穩定的。

1989年，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提出建立適應有計劃商品經濟發展的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1992年，中共十四大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1993年，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將《憲法》第十五條修改為「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也成為了服裝行業發展的核心詞，民營經濟登上歷史舞台，領軍企業誕生。

一場風暴似乎要刮起來了。

根據權威文獻，在1980年代初期，中國紡織業可以用「兩紗兩布」概括。紡織出口主要是紗、布等紡織低端產品，而今天構成外貿重要部分的服裝出口當時還處於起步階段。然而到了80年代末期，服裝出口金額在十年間已經提高了整整五倍，增長速度的驚人也契合了整個國家的開放速度。

進入八十年代中期以後，「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被確定為經濟改革的目標，「讓價格回到交換中去形成」、「用市場定價體制代替行政定價體制」勢在必行。決定價格闖關之後，國務院發文取消了工業品生產資料超產部分最多只能加價20%的限制。

周成建的性格，是美邦的幸與不幸。不幸的是，總有人來了又去，幸的是舊的人走了，但他為企業在制度建設方面所做的積累，並不會隨著本人的離開而帶走。

周成建在那個年代穿行而來，他https://read.99csw.com沉浸在這樣的一人世界中，並不奇怪。很多年後，他曾經坦承，也許最大的「失」，恐怕是自己的脾氣。

跟其他溫州老闆一樣，周成建在創業初期，更多依賴自己的經商天賦進行決策，用自己的思路來指揮經理人、運作企業。但這時的周成建顯然已經意識到，只憑個人思路決策有潛在的風險，對經理人、對老闆都需要用制度來約束。

美特斯邦威集團曾被人評價為典型的「嚴密契合型」企業，企業的員工要麼非常適合這家公司，要麼根本不適合。這也許和周成建的脾氣有很大關係。那些來來往往的經理人中，特別認同或者特別不認同周成建的都有。有人說他脾氣怪，也有人說，「你理解他，就不會覺得他脾氣怪。」

上世紀80年代的終結，讓人告別了詩意和理想主義，轉而進入全速發展的經濟實用主義周期。在一片戾氣被打開之後，下手快、決心強的人成了第一批獲利者。這批人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自我感超強，完全憑藉一己之力，在市場的大旋風中搜尋未來。

1988年3月，上海調整了數百種商品零售價，大多是關乎日常生活的輕工業產業，除了上調種類之多令人震驚，20%-30%的上調幅度之大也前所未有。

周成建最大的「得」在於「善後」。怎樣處理和離職經理人的關係，往往最能體現一個老闆的胸襟和用人藝術。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資深人士評價：「周是一個既聰明又大氣的人，許多老闆在處理經理人出走問題上，或者不聰明，或者小氣。」周成建從不虧待離開公司的經理人。相反，或錢或物，往往有所饋贈，出手相當大方。「一個經理人出去后，在外面說你的壞話，這對公司的損害是非常大的，其破壞作用不能用錢來衡量。」除了物質的饋贈，老闆表現出的情分更加重要。

1988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由國務院擬定價格、工資改革方案，基本設想是：價格連漲5年，年漲10%，工資也連漲5年，年漲10%以上。

如此巨大的變革方案，其引發的震動效應可想而知。方案還未實施，各地搶購成風的消息就不斷傳入中南海。1988年8月27日晚，中央召開緊急會議，暫停物價改革方案，治理環境、整頓秩序；8月31日，《人民日報》頭版特意發文進行解釋，「價格、工資改革方案中所講『少數重要商品和勞務價格由國家管理，絕大多數商品價九*九*藏*書格放開由市場調節』，指的是經過5年甚至更長時間達到的目標。」

經理人從美特斯邦威集團離開，可以歸納為兩種情況：一是企業規模在擴大，周成建不斷向前跑，有的經理人不跟著跑，或者沒跟上周成建的速度，那就會走掉；二是有的情況下，經理人跑在太前面了，對當時的周成建和美特斯邦威來說，還不需要那麼國際化，不需要那麼超前，太超前的經理人也不是企業當時需要的，也要走掉。

作為一名企業家，周成建逐漸變得成熟、職業。他處理人事震蕩的方式，至少有三點值得肯定。第一，善於學習。他不斷從人事震蕩中總結經驗，反思和改變自己。譬如他的脾氣在變好。性格是很難改變的，脾氣變好也很不容易。老闆隨著企業規模變大脾氣也變大，規模變大，脾氣變小，是很難得的。第二，他對離職人員很客氣。譬如請走的人吃吃飯，送送他。我認為周成建是處理人事震蕩的高手。第三，當一起創業的人已經不適合企業時，他能割捨感情的因素，選擇企業發展，這很了不起。溫州有些老闆，與一起創業的人在理念上已經出現分歧，但因為感情、人情做不到「分手」，這樣企業永遠沒辦法發展。

老邁的國營服裝廠明顯跟不上火速「與國際接軌」的消費需求，隨著服裝倒賣者的出現，新的商業模式也孕育產生。這些小商販把款式新穎、面料考究的時髦服裝從廣州等城市販賣到全國其它地方，不少大中城市出現了以這類服裝為基礎的「地攤」式服裝集散場所，不僅用這些來自於香港的流行信息改變了內地居民「消費觀點」，更為「服裝批發零售市場」打下了基礎。

不少人這樣評價周成建：「應該說他是一個很優秀的企業家，唯一的缺點就是脾氣不太好，有時候會罵下面的人。」當年離開他的老部下曾經說：「我們不是因為企業出了問題、不看好企業發展前景離開的，而是跟周成建沒法溝通，他態度生硬，亂罵人。」

然而，問題在於，數量的成長只完成了積累的一個方面，服飾的單一仍然是服裝業的主要問題。市場化似乎遙不可及，事實上，等周成建們意識到市場化和品牌化經營，已經是幾年以後的事情了。

一條關乎服裝業上下銜接的產業體系初步成型。

7月2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文章中寫道：「現在闖物價、工資等改革難關，雖然有風險，但更重要的是有諸多有利條件。」而經濟學家茅于軾力挺放開價格的文章，題htｔps://ｒｅａd.９9ｃｓw•coｍ目是《過關有風險，關后是平川》也同時見報。

一面是數據的膨脹，另一面是外貿體制的巨大變革。從改革初期的服裝外貿經營權下放給地方，三來一補等方式也率先在改革的前沿廣東省踏入開端，第二次變革則在八十年代中期出現，國家開始執行服裝企業的承包責任制，體制的激活令服裝出口額也成倍翻番。

以當時的局勢，從中央到地方實質上都面臨著騎虎難下的困局，這種困境相比今日中國的困境，無法同日而語。用當時的一句話來說，叫做「不進則退，沒有別的路子，只能迎著困難前進。」

本是物價與工資的改革齊頭並進，但人們似乎只看到了前者，並把「5年」視作近在眼前。7、8、9三個月，全國居民儲蓄銳減300億元。

隨著票證時代的終結，成衣製造業風生水起。這種變化帶動了周成建這樣的小作坊。布票取消后，小裁縫業迅速躥紅，這為後來民營經濟發展提供了動力。

1988年4月，國家已經持續了一段時間的對豬肉、鮮蛋、食糖、大路菜4種副食品的價格補貼由暗補改為明補。過去數月，為了讓這些重要的副食品保持在居民買得起的低價位，政府補貼給商務部門大量經費，調整以後，這種補貼直接發到了城市居民手裡。同時，商品的價格不再受限，結局令人堪憂——鮮菜漲價1/3多，豬肉漲價一半左右。

這種社會制度與市場規律之間的較量，產生的副作用是所有變革參与者的痛苦跋涉。即便如此，出發點是終結痛苦的變革依舊要前行，因為連老百姓都明白，不變的後果將是一個國家前途的葬送。

而一些基礎設施、土地等，理論上乾脆不被承認是商品（儘管今天看來，這種不被承認其實不見得是壞事）。對於嚴重變形的價格體系來說，僅憑有限的調整顯然無法根治頑疾。

變動的風聲已經呼呼作響了。

金錢與權力明目張胆地勾結，貧富分化迅速加劇，引發了極大的民憤。在亂局中，規律和理性至少在短期內不如改革者的鐵腕更具可行性。就在八十年代行將終結的年代，最高領袖鼓勵市場變革：「不要怕冒風險，膽子還要再大一些。如果前怕狼后怕虎，那就走不了路。」

周成建沉浸在自己的王國中，也在試圖跳出來，用與時俱進的眼光，審視自己和周遭，這種不斷生成新元素的習慣，註定了美邦的不斷前進。

在改革開放之前，物價是人為制定的，價格只是個核算符號，不反映供求關係和產品價值，大九*九*藏*書到家電小到油鹽，都需憑票購買。

隨後，民間資本迅速地成規模進入服裝製造領域，出現了大量鄉鎮企業和家庭作坊，企業數量迅速增長到數萬家，成百萬計的裁縫和服裝從業人員湧入改革大潮，全國成立縣以上服裝鞋帽工業公司178個，全國設有質量檢測站35個，大型質量檢測中心2個，各紡織高等院校中均設置了服裝專業。

這一方面基於企業制度的完善，另一方面則與周成建的個人智慧不無關聯。

無視價值規律的直接後果是價格體系扭曲，進而造成世界少有的全行業虧損。有人清楚記得，1975年的農民想戴只成本價僅10元的上海牌手錶，需要賣掉1300斤稻穀，表是120元一隻，而一斤稻穀才8分多錢。煤炭、化工、冶金等工業原料和礦產品長期虧損，全靠財政補貼維持生產。儘管與此相比，紡織、醫藥等輕工行業在當時屬於暴利，但由於原料、燃料供應跟不上，經常處於停產半停產狀態。

在國家最高級別的領導層內，思想的碰撞也從未止息。總體而言，對改革的期望和支持佔了上風，有人說：「在我們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裡，學習西方市場經濟的辦法，看來困難不少。你們正在摸索，摸索過程中碰到一些問題是難免的，還可以繼續摸索，並隨時總結經驗。」

而他似乎還沉浸在自己的一人王國中，自得其樂。

這簡單的幾句話，背後蘊含著巨大的風險——市場和社會將同時陷入混亂。但開國者的勇氣讓領袖們決定鋌而走險。在價格放開的初期，確實出現了令人擔憂的動蕩。市場價節節上漲，與計劃價的差距越來越大。一大批「倒爺」應運而生，瘋狂地將計劃內產品轉手賣到市場上。

這恰恰符合現代企業以制度運轉而不單純依賴崗位以及個人力量的規律。「舊」人的離開為新的人騰出空間，新的人帶來新的東西。對企業來說，在人才流動中，有時有優秀的人離開企業，但只要優秀的人還有留在企業里，這種人才更新就是健康的。

美邦的故事顯然還在延續，周成建骨子裡對新奇和概念的追求，在某種程度上遮蓋了家族企業的弊病，也得益於個人威權對企業性格的塑造。

困難期很快在一批精通市場改革的領導者大力支持下，跌跌撞撞地度過了。變革之痛在短期內似乎不會再發生大規模重演。作為整場變革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服裝業的新黎明，終於在新世界初期的陣痛中展露出略帶憔悴與希望的容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