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的北京有個浙江村，溫州人馬上訂正：與其說是浙江村，莫如說是溫州村。1992年，溫州人在北京謀生的有十來萬。而在北京市政府當年的文件中，這個數目是10萬。這些人幾乎全部集中在天安門廣場南面五公里的地方。

這個春天，讓喜歡宏大敘事的中國人印象深刻。以至於在後來的很多記憶中，這一整年都被稱作春天。鄧小平的南巡在政治上引起了巨大震動，更大的號召力則體現在經濟上。

正如溫州街頭的一位計程車司機所言，「溫州人精明得很！沒有把握賺錢就不做，現在溫州老闆開服裝廠，皮鞋廠和打火機廠，小打小鬧，能賺一些錢，也沒有工夫到股市去。」

他們通常賃屋而居。一間小平房既當車間又當起居室，屋外的牆壁掛著「批發皮夾克」的牌子，屋內則是一派熱鬧的生產景象。

就在更多的溫州商人跳到風雪衣這塊蛋糕上要分到一點甜頭的時候，周成建想給自己生產的衣服上貼上一個固定的標牌，他已經模糊意識到，同樣的衣服，只要貼上工業化的商標，就能賣出更好的價錢——這是一個成熟商業世界的準則，商標就是那枚改變產品價值的點睛之筆。

註冊商標則成了決定周成建命運的一個舉動。在當時的溫州，服裝行業同質競爭到了白熱化的程度。基本上什麼好賣大家就蜂擁而上生產什麼，一模一樣的東西，款式和質量成了甄選的標準，但這兩個標準卻無法讓人一眼識別，因為誰也不知道衣服到底是誰生產的。周成建的衣服賣得好，就是將質量和款式外露，過了不久，人們再買風雪衣的時候，都指明要「邦威」的。

溫州的街頭，身兼數職者大有人在。很多人從事第二職業、第三職業，有的公職人員每天下班后替別人開二三個小時計程車，收入便是工資的好幾倍。溫州人認為，「一個人能賺錢說明他有能力」，至於這錢的「姓氏」便顧不了許多。賺錢成了第一要務，從政府辦公室到田間地頭，經商創業的風氣盛行一時。

喧囂和靜謐，龐雜與理智，如同一場盛大而又不可思議的隱喻。周成建就在這種充滿未知和希望的隱喻中等到了他要的東西。

研究過中國政治規律的人無疑將這次南巡看做一場經濟覺醒的開始，誰在第一時間跟上了高層的思路，誰就有機會創造奇迹。江蘇的華西村，每天準時收看新聞聯播的吳仁寶一看到鄧小平南巡的新聞，當晚就把村裡的幹部召集起來，會議開到凌晨兩點，他下令動員一切資金囤積原材料。為此，他整日奔波，一方面四處高息借貸，另一方面到處要指標、跑鋁錠。他的大https://read.99csw.com兒子吳協東後來透露，「村裡當時購進的鋁錠每噸6000多元，三個月後就漲到了每噸一萬八」。吳仁寶顯然不是唯一一個行動起來的人，南巡之後，全國立即出現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從商熱潮。

眾多成敗得失的熱情中，早已暗自蓄力的溫州商人們以一種整齊的方式發起了比其他從商者規模更加浩大的商業旋風。此時的溫州，火熱狂飆，全民皆商，輻射全中國乃至全球重要的商業據點。

此後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經濟體制的改革突飛猛進，非第一場改革可以比擬的，中國人積貧積弱的情況迅速改變了，農民開始大量的進城。

1992年，接近九十歲的鄧小平，儘管身無要職，但憑藉一己之力，最終將走向震蕩的中國改革重新拉回了務實的軌道。

此時，在這些溫州人的故鄉，是另一番天地。

有論者感言：南巡之路是鄧晚年的「天鵝之舞」。從某種意義來說，這次改革是接近百分之百不折不扣執行經濟改革意圖的時代。讓世人意外的是，把市場經濟寫進黨的最高文件，居然就是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上，這理應視作南巡推動的結果。

這樣的共同點，卻不是第一時間就在輿論中出現的，此時的周成建和他的溫州夥伴們遠遠沒料到自己正在從事的行業將會成為國家經濟繁榮的重要棋子，而要看清這年的脈絡，一切需要從深圳說起。

「三十年來中國是有兩場改革，而不是一場改革」。

這次南下，除了官員們能近距離接觸鄧小平外，還有一家媒體獲准來到現場，這就是《深圳特區報》，報紙副總編輯陳錫添把這次經歷當做了一份見證歷史的資料，他後來說起鄧小平，就不由自主地呈現出一種很宏大的人與歷史的邏輯：「他沒有慷慨激昂之狀，經常是扳著手指，平和地娓娓道來，卻道出了中國歷史的進程。」描述儘管有些誇大，卻也和事實相差無多。

小小的店子已經忙不過來了，周成建索性租下了溫州制帽廠，雇了一些人為他打工，等到過完冬天，周成建算了算賬，他的所有資金加起來有400萬元。

更重要的是，當資本如入無人之境，大踏步回歸中國時，中國體制改革的進度遠遠落後于經濟體制改革。

日本、香港等地企業紛紛來華投資辦廠，獨資企業、合資企業在廣東、江蘇、浙江等省的沿海地區聚集，不僅帶來了出口訂單，還帶來了先進的技術、工藝和管理。

然而，在溫州，這僅僅是曇花一現，股票很快在溫州遭受長期的冷落。溫州人「不喜歡九_九_藏_書炒股票，買基金」，尤其是「那些大款們，投入資金炒股的更少」。事事都走在國人前頭的溫州人「唯獨對股市避而遠之」，《經濟日報》對此大惑不解，稱之為「一種奇特的金融現象」。

在任何一項實驗取得成功之前，總是會經歷許多次失敗。但周成建趕上了一個奇異的時代，那是一個崇拜新生事物的年代，從1992年開始一直持續了很久，源源不斷的新事物出現在人們的生活中，改變著這個國家的樣子。

這種競爭不是空穴來風。1989年，資本大規模撤離，三年以後，中國政府開始大幅降低海外資本投資的門檻。經過短暫撤離之後，海外資本捲土重來，其勢不可擋的力量，迅速摧毀了關於經濟改革的質疑。

1992年，這個徹底摒棄了意識形態束縛的年代，崇拜新生事物，同樣崇拜快速積累的財富和膨脹的速度。如果按照常理，周成建也許會將資金繼續投入，把生意做大，但很明顯，他有了新想法。即便當時這種想法很初級，但畢竟，已經和大多數人的選擇有所不同了。

這時的周成建正在溫州最火的妙果寺服裝市場里穩穩地當著他的前店后廠的土裁縫，我們已經知道，這個拼了命的裁縫每天要不停工作十幾個小時，生意也做得不錯。到了冬天，一個火爆的現象讓所有溫州從事服裝生意的人們眼紅心跳。這年的溫州冬天出奇的寒冷，來自福建石獅的風雪衣、夾克衫在溫州當地銷售火爆，甚至暢銷全國，每次都是剛一到貨便被搶購一空。

最開始，我們拍手稱快。直到今天，似乎又到了一個岔路口。

與此同時，邦威也不再限於風雪衣了，隨著一些國外服裝品牌被出走國門的溫州人穿回來，當地服裝生產商們第一時間發現了這種款式上的與眾不同。周成建比其他人多做了一件事，他不再只是單純模仿樣子了，還在模仿中有了自己的設計，最重要的是，作為裁縫的他出手很快，作為老闆，他下手更快了。就在其他個體戶、小作坊散兵游勇般抄來抄去卻總是那幾種款式的時候，周成建開始用「邦威」的商標來複制H&M、ZARA這些洋牌子的款式了。

這是1992年改革的另一個顯著特點。第一場改革是有雙向目標，第二場改革時則只剩下了一項目標，就是經濟體制改革。這個秘密，幾乎成了二十多年後的管理者面臨改革兩難境地的唯一誘因。

於是，不出所料，周成建的實驗成功了，除了他的誠心和紮實的裁縫活兒，他的成功不能不說是一種巨大的幸運。但一想想他說過的那句話，九_九_藏_書「寧做跑對方向的烏龜，也不做錯誤方向的兔子」，就能明白這幸運還包含著比運氣本身更複雜的成分。

大潮沖刷最直接的地方，一個是深圳，另一個是溫州，后一個地方要到很久以後才被人們恍然發覺。周成建所處的溫州是這樣一個地方——既閉塞，又充滿渴望；既偏遠，又膽量過人。這是一個政治氛圍和中國其他地方比起來不甚濃厚的地域，於是給了商業闖關先天的理想溫床。它和更遙遠的深圳之間，似乎有某種奇特的關聯，前者是民間闖關的成功典範，後者是官方指定的改革試點。二者的共同之處在於，都指向更自由、更活躍的市場經濟。

一片繁榮之下，很多歐美訪問者認為，中國已經跟世界發達地區接軌了。這場始於1992年的改革有很多秘密，它的動力來自於政府和資本的結合。

這種火爆的商業氣氛影響到了整個國家的精神面貌，各種可以滋生利益的行當紛紛冒了出來，其中包括一年前剛剛出現的證券、股票。即便關於證券和股票姓「資」姓「社」的問題仍舊是討論的重點，但南方講話之後，所有疑問都煙消雲散，炒股成為名正言順的行為。

「當時我認為妙果寺市場最致命的弱點就是所有產品都是沒有商標的，也就是沒有任何附加值，所以我就想去做一個品牌出來。」周成建在回憶當初的選擇時如是說。

今天的周成建出現在各種訪談節目中的次數多了起來，於是公眾開始透過隻言片語了解到這個浙江人。在鏡頭裡，他顯得有些靦腆，普通話不是很流暢，但相比很多草根出身的浙江老闆而言已經標準的多，更重要的是，他不經意間流露出來的企管與產業術語讓人頗為意外。在一次節目中，他不無感慨的說，如果自己接受過正規高等教育，取得的成就要大得多。

中國在一片風聲鶴唳之中搖身一變，成了國際資本投資的天堂。

要概括事實經過並非難事，更值得回味的是，這段意外的成功無法脫離大環境的更改而獨立發生。而這也是所有甌商無法迴避的一個事關轉折與突破的重點。這年，鄧小平在南方的巡視以及隨後席捲全國的改革旋風，恰恰是成就無數像周成建這樣的商人的新起點。

這為服裝品牌的成長提供了土壤。在此帶動下，突圍和發展之勢暗流涌動。1992年開始，有企業開始探索10年後成為主流模式的特許經營模式，「廣告」成為品牌宣傳主要手段。

故事之一，就是周成建在惴惴不安中掙到了一大筆錢，這筆錢比他在1986年欠下的20萬天文數字般的巨大債務更加令人咋舌。

青年學者許知遠回望當代read.99csw.com中國的發展歷程時說：「到了20世紀90年代之後，改革初期的理想主義式微，信念瀕於破產，物質成為大多數人唯一的依靠。部分人迅速積累起來的財富，使得消費主義浪潮到來。」

現在看來，1992年正是激發這種轉變的第二次改革。

1978年改革的時候政府各級官員是游移的，是有顧慮的。第二場改革時，政府各級官員下海的積極性，並不是改變身份棄政投商，當然有很大一部分人這樣做了，而是政府部門職能的轉換。省、地、縣很多各級官員最關心的是招商引資了，以至於在很多經濟學家的眼裡，各省市都成了大型的投資公司，很多個大型投資公司之間的競爭形成了這種改革的持續動力。

1月19日，天氣並不太暖和。平時，深圳市政府官員們應該已經坐在辦公室里開始一天的工作了。但這天是周日，政府部門的辦公地點莊重而肅靜，它們都在翹首等待一個大人物的到來。早上八點，廣東省委書記謝非和他的同僚們在火車站迎接到了這位大人物——時年88歲的鄧小平。

實際上，溫州人顯然更喜歡「實打實的交易」。

那裡的景象常常會讓人陷入迷茫。老衚衕的兩邊到處是臨時搭建的磚棚；「成衣店」、「粉干店」的招牌四處飄搖；小三輪、摩托車和老驢車四處穿梭；背著大包小包的人們匆匆而過，不時掏出一個「大哥大」嚷些什麼。更多溫州人聞聲而來。沒多久，南苑鄉大紅門一帶，驟然聚起數萬溫州服裝專業戶。

民營經濟在不斷進步，從只有幾台縫紉機的手工作坊到擁有幾個僱工的個體經營戶，到幾十個工人的小工廠，到具有一定規模和產品定位的小企業，再到系統完整的家族企業，民營企業完成了工業化生產的蛻變。中國市場經濟環境下的第一批領軍企業也由此誕生，率先提出了「名牌戰略」並身體力行地去實踐「名牌戰略」。

無論是怎樣的歷史學家，都沒有預見過在中國歷史上可以發生這樣一件足以稱之為奇觀的事。社會公權和資本的強勢結合，引發了一場壯懷激烈的巨大變革。這樣持續的幾乎是人力不可控制的暴風驟雨，讓這個國家在其後的數十年間不費吹灰之力就贏得了實質性的發展。

外觀新穎的風雪衣和夾克衫，像極了電視裡外國人穿在身上的衣服，同樣的衣料如果做成普通款式，也許只會泯然眾人。周成建當然明白這小小的模仿所帶來的巨大效益，但具體有多豐厚的利潤，他沒敢想。他只是仔細地研究了這種款式，在確信自己能毫不費力地做出一模一樣的衣服之後，決定做一批出來試試。

流行歌曲《小芳》read.99csw.com正在大江南北飄紅，曖昧而混沌的氣氛中，熱情被鼓動起來。伴隨著輕快的旋律，人們紛紛丟掉「鐵飯碗」，下海去了。

要知道，在這股旋風之前，唯有1978年的小崗村民體會過那種地獄和天堂之間遊走的複雜感覺，而在鄧旋風之後，全國的商人們都在風口中領悟到了「改革」二字的含義。14年來，他們儘管也有不少次或者感動或者激越的美好回憶，但總會在周期性的治理整頓中魂飛魄散，直到南巡講話過後，很多人都說，真正的一往無前的改革大潮終於來了。

外部還在持續劇變，國有經濟逐漸退出歷史舞台，民營經濟粉墨登場，村辦企業、集體企業個數急劇增加，儘管企業規模都很小，但數量巨大，從而逐漸成為產業生力軍，主產區也轉移到寧波、溫州、石獅、虎門、汕頭、南通、無錫等地區，其周邊鄉鎮乃至村也被帶動起來，形成了村村鎮鎮重點開發某個品種的產業集群雛形。

1992年的南巡，是在改革中斷的背景下徘徊三年後重新啟動的。如果說第一場改革有歷史的天幕，天幕上有一行字，這一行字寫的是「混亂的悲劇必須終結」，那麼第二場改革的天幕上還有一行字，叫做：「堅定不移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兩相對比，後者的著眼點從泛政治化的改革落到了「馬基雅維利式」的世俗經濟體的追尋。

他註冊了一個商標，從此以後，周成建生產出來的衣服上都有了這個商標，當時還不叫「美特斯邦威」，而是只有后兩個字——「邦威」。這是美特斯邦威的肇始。

在投入生產風雪衣之後，周成建的小店下足了功夫，衣服質量不錯，賣到東北，被一個黑龍江老闆一眼相中，老闆下了300件的訂單。工人連續加班幾個晝夜才完成任務。質優價廉的衣服很快佔有了一部分市場，客戶接踵而來，訂貨量激增到幾千件。

這些談吐和映像雕刻出的都是現在的周成建，然而在1992年以及之前的若干年裡，他只是一個每天親手縫製衣物的人，一個裁縫。沒人會想到後來發生的種種，正如沒人能料到發生在1992年的各種故事。

隨後，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指出，要「進一步發展商品市場，在重要商品的產地、銷地或集散地，建立大宗農產品、工業消費品和生產資料的批發市場。」

鄧小平南巡的意圖很明顯，他要走一遭，看一看，中國的南海邊發展成什麼樣了。過了沒多長時間，地方官員們已經從鄧小平提出的問題中感覺到首長的急切心情了。畢竟，離上一次給深圳題詞，時間已經過去了八年，鄧小平確實對這裏再度充滿了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