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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之美 《蛇之形》——不快樂的想像力

造反之美

《蛇之形》——不快樂的想像力

既然現成就有,你又想不過人家,那硬拗個什麼勁兒不直接採擷於事實呢?這上頭,小說家並不比我們常人笨,他們的選擇,也正跟我們乖乖到超市買米買肉以為今天晚餐材料一般,並不考慮自己墾荒拓土種地養豬。而且,小說家往往更謙卑地發現,人生現實之事儘管失之於太過火太戲劇性,它卻還有一樣優勢是個人憑空想像所難能企及、難以仿製的,那就是現實之事自身的飽滿度和生命弧度及其質感,它和人性深層、和社會整體之間,自然而然有著某種渾然的、微妙至極的、千絲萬縷難以言喻難以記錄編纂的聯繫存在,小說家愈認真想下去,往往愈神經質地發覺,之所以會發生這樣的事,好像這個人就得是這樣子的長相,就得穿這樣子的衣服,從事這樣子的行業,有這樣子的家庭親族關係才行——也因此,一些老牌且技藝圓熟的小說家不是不了解和現實特定的事、特定的人貼太近會有種種風險,包括被嘲笑想像力或小說技藝的不足,包括更慘因有影射他人之嫌而吃上官司,但兩者相權,很多寫了一輩子小說的書寫者還是甘冒如此風險,這通常是很需要勇氣的抉擇,換個長相,換個工作或家庭背景一點不難,難的是依然保有其背後渾然無間的聯繫,小說家寧可坐牢,也不願自己作品中的角色乃至於小說整體因牽此一發而崩塌掉。
仍回頭以渥特絲小說為例,小說最終,符合法庭罪證要求的,會有一個(至少一個)真正動手宰人的兇手,這是偵探工作的圓滿終點,到此完成;但就人性存在諸多層次的探勘意義而言,真正有付諸執行的殺人可以是偶然的、搶先實踐的,是惡意同時敲千家萬戶的門恰巧打開的那一扇,它不必然就是「最惡」或「最應然」的那一個,更不見得就是「最富意義」的那一個。
我們並未忘記渥特絲寫的基本上仍屬類型化的推理小說,正如同樣隸屬於女王陛下的〇〇七情報員詹姆斯·邦德擁有Licence to kill一般,類型小說家當然也擁有不受質疑、不容檢驗、不必自白交待的虛構、吹牛、扯淡、任意想像的執照——這方面,類型作家的寬容尺度永遠比正統的書寫者來得大,不受實存的具象現實乃至於抽象物理法則的管轄,甚至讓人行於水上、一飛五丈高等。read.99csw.com
如此沉重誇張,而且邏輯不能,理性也不能,小說家手上還剩什麼?便只有仰仗想像力來承荷了——我個人不確知此兩者的先後因果順序,是因為如此沉重誇張的任務,我們才慷慨賦予小說家最寬廣、最自由、最無拘無垠的想像力利器以為屠龍之用呢(我們絕不賦予法官或科學家同等幅度的想像力)?還是因為我們發現小說家手上握有其他行業志業所不敢奢望的不打折想像力特權,從而想到追討他們相稱的責任和成果?
終究,我們是把小說正確劃歸於人文的領域,而不是宗教,虛構一個全然不存在的天國也不會是小說這門志業的嚮往,在宗教的聖者整個人騰空而起飛上雲端的同時,小說家充其量只是放風箏的人,當風箏一路高過雲端還往上試探,放風箏的人兩腳仍老實釘在堅硬的大地之上,這景象毫不神秘,只是某種或會帶來震顫的現實經驗——風箏放那麼高,這需要多長多堅韌的線、多穩定多專註的雙手啊!
在編織現實材料的同時,意義因著材料的聚攏呼應和關係網路的搭建,而逐步浮現開來,部分小說家(比方較自然主義傾向的書寫者)會謙卑節制地就停在此處,但更多的小說家,像你我正常人一般好奇甚至更好奇,他們會被這個彷彿開始結晶的意義所逗引,想進一步追問下去,甚至試圖做成解釋,為什麼一度堅實相知的情感會晦黯下去而且在這一刻瓦解?人幽微隱藏的惡意靠什麼食物餵養而成為高速膨大的怪物?哪些東西迷人到值得用善意和道德教養去交易去換取?傷害一個人、甚至物理性地真把一片鋼質的薄刃刺入一個活生生的他人身體那一剎那,人究竟在想些什麼?……
我猜,應該不乏也有人跟我同樣,每回看渥特絲的小說,總忍不住卻徒勞無功地試著想分辨出來,她小說中那些狂暴的、幽黯的、殘忍的成分,哪些是她身為推理犯罪小說作家所稱職虛構出來的?又有哪些是她生活于老英國眼見為信的實然成分?那不是個治安狀況還可以、人們彬彬有禮到有點虛矯、自我管束克制工夫十足的沉靜國度嗎?當然,我們或許也同時想到「壓抑」這個過於方便的用詞,想到他們舉世聞名,至少每隔四年到世界盃足球大賽就必然定期發作的足球迷集九-九-藏-書體瘟疫,想到他們正是狂暴龐克族的原鄉,或者還有《太陽報》,普世八卦狗仔隊的聖地,竊聽窺淫的大本營——
由此,不盡周延的,我們說,小說家是「說故事的人」,而不是「創造故事的人」。
如果可能,我相信小說家也渴望安全,希冀他的解釋是惟一的、如山確鑿的,就像偵探和法官能判人罪的呈堂證供一樣;是合於邏輯的、合於森嚴因果律的,就像科學或其他嚴謹體系的思維者或發現者一樣。然而,不幸的是,能找出這麼明白簡單解釋的事物,僅僅只是人們諸多現象諸多難題的很小一部分,更多的時候,意義無法直接轉換成答案,它在事物網路浮現、流竄,不凝固不完成,你從不能真正捕獲它的「本體」,只能發現它的腳印,它行於時間之流中的軌跡,努力指給後來的人看。
首先,不管在這部才剛完成的新小說《蛇之形》中,或是在過往渥特絲的其他作品中,我們都很容易確認其中濃厚的現實成分。流浪漢,惡劣的警察,因封閉而彼此窺探衝突的扭曲形態小社區,人和人之間殘忍的搶奪、傷害、凌|辱乃至謀殺,這都沒逸出我們對眼前現實世界的基本認知之外,我們知道這些事都是「真的」,因此我們的反應除了各從其類的傷感、憤怒,乃至於一種「又來了」的掩耳不願聞絕望等等而外,對此並不會生出匪夷所思的不安或懷疑,就像我們看電視或報紙上的社會新聞一般。
寫小說的人都知道,就人生諸多罪惡的「外在表現形態」而言,是無須動用想像力的,再冷血的謀殺或再瘋狂的屠戮,都能在老報紙的一角找到——在這上頭,寫作者只憑一己之力的處心積慮兇殘,永遠比不上社會以眾志成城力量集合而成的處心積慮兇殘,甚至,寫作者往往會在在地懊惱,在這方面由真有其事構成的現實世界,很多事很多情節還都太戲劇性了太假了,並不宜直接寫成小說,畢竟,你無法真的在小說中附上一份剪報來清除讀者的疑慮和不舒適,技術上不可能,效果上也無意義。
我們期待並把視覺焦點嚴重集中於想像力騰空而起這壯麗一端,而小說家希冀我們感同身受的卻是想像力的另一端,那一端系著整個跌跌撞撞的實體世界,系著整個昆德拉所稱的人類存在問題。

非醜惡不可

九-九-藏-書
在宗教者猶喃喃他們昔日老問題的同時(兩千年前也許是個好問題,但那是針對兩千年前的現實和知識水平而論的),我們卻擁有一代代的千千萬萬部小說,擁有千千萬萬種想像力鮮活獨特的飛翔姿態。
從小說家自己那一側來說,這也是他們活該自找的——小說家米蘭·昆德拉說,小說書寫者被「認識的激|情給捉住了」(引胡塞爾語),小說面對的是一整個的、不分割的存在問題,小說「正是對這個被人遺忘的存在所進行的探勘」;還說這是小說之所以存在的惟一理由,當小說不再認識、發現並對此尋求回答,那就是「小說的死亡」。
所以加西亞·馬爾克斯要強調,我的小說每一行都有寫實的基礎;格雷厄姆·格林要疾呼,他除了寫小說,還當過新聞記者,這就是仔仔細細正正確確描繪出來的獅子山、墨西哥和中南半島,「死小孩就是這個樣子,屍體把運河的水都給堵住了……」
這裏,我們於是發現了一個最快、最有效得罪米涅·渥特絲的方法了。如果你有機會到英國碰見渥特絲本人,試試看當面誇讚她本人有氣質有內涵,寫的小說又充滿想像力,以一句話得罪她兩次,難保你不會一路從英國被追殺回台灣。
在點狀存在的現實事物找尋關係,叩問意義,想像力在其中擔負的便不僅僅是女紅式的輕活,也同時包括礦工般的粗活。
用生硬一點的話來說,這其實就是秩序,相對於其他的理性建構秩序,小說家對我們眼前萬事萬物的合法性文學秩序建構——秩序是我們對眼前世界理解的開始。我們眼前的世界,系以一種紛雜並陳的渾沌狀態存在,沒層次,沒焦點,人們要認知它,便先得將其中某物予以分離出來,命名,安排前後上下順序,有條不紊地一步一步來,就像《聖經·創世記》首章耶和華所專心從事的那樣。
宗教者的要命謬誤便在於他們只相信一種秩序(一種神、一種真理、一種歷史命運),而不知道秩序只是對渾沌世界的必要叩問方式,大叩大鳴,小叩小鳴,關心的問題不同,循此建構成的秩序自然不同,關心的問題千千萬萬種,秩序也相應著千千萬萬種。只剩一種秩序、只會問一種問題的窒息世界,不可能讓只攝食「自由」維生的想像力存活下去,想像力一絕種,人read.99csw.com只有變笨一途,這個笨化的效應作用起來很快,不出一兩代人時間就馬上呈現出病徵來,而且極不容易救回。
這裏,想像力所創造的,與其說是事件,不如說是一種思維的關係網路;與其說是圓珠狀的顆顆獨立存在實體,不如說是一種獨特新穎的「織法」——散落的點狀現實材料,通過小說家想像力的編織,成為可觀賞、可凝視、可思考、可收集保存的美好珠串。
這是小說書寫心靈的骨氣,也是他們的驕傲。
不可能是答案,最多僅止於可能性而已。
因此,這不是質疑,而是純粹的讀者好奇,某種返祖性且不很禮貌的好奇,只因為我們起碼想搞清楚,我們究竟可不可能藉此閱讀也順便多了解一點那個外表冷若冰霜的社會呢?還是我們從頭到尾只是封閉性地在跟一個聰明但陰森森的書寫心靈打交道?
以渥特絲的小說而言,書中那些具體的凌暴殺人「案件」並不真讓我們驚駭,真正令我們不安、令我們屢屢生出「事情真會到這種地步嗎?」的疑惑,是她兇案底層的書寫者探索和試圖提出來的可能解釋,也就是她想像力如水銀般四下流竄到每個角色人心深處那部分——所以說,想像力並不只負責創造華美和愉悅,帶來享樂;更多時候,它是手術刀或錐子,切入幽黯的縫隙,是兩面都傷人的刃,既是書寫者最艱辛的操作,也是閱讀者的不安和恐懼之源。

放風箏的人

想像力,在小說中,不只是一種「織法」,更是一種「挖法」,這是它更辛苦的操作。

聚攏與編織

有氣質、有內涵當然是好事,不好的是它語帶保留的部分,暗示了一個更重要(應該說更受歡迎)的東西——「美麗」——的缺席;想像力也是好的,但一旦我們看成書寫者胡言亂語除罪化的特權,就像我們國會議員的言論免責權,只是用於純粹的虛構、任意的想像、無須驗證更無從驗證的囈語,那就忽略了想像力的艱辛原生本質,忽略了它深厚的現實意義,忽略了它操持時必要的費力勞動,忽略了它原來是為著解決最困難乃至被宣稱沒答案問題的英勇嘗試,還一併忽略了這一次又一次狀似飛翔的超越嘗試過程中,小說家可能摔得鼻青臉腫斷手瘸腳的動人代價。
法官(廣義的,包括施行陪審制度的陪九*九*藏*書審團)可以坦然判處一個人無罪,不因為這人無辜,而只因為這人罪證不足而已;科學家哲學家也可堂而皇之把某些問題取消,判定無意義或擱置在外不予處理,就像某種價值中立的宣告。我們大致上都不會指責他們懶惰、怠忽職守、缺乏求知的勇氣和精神云云,甚至我們還往往因此讚美他們負責、清醒以及知所節制,但我們並不這麼對待,或柔和點說,不這麼期待小說家。小說家的工作範疇沒有此類可劃地自限的合理死角,就連我們早已一致肯定並一再確認人類理性永遠穿透不到的地方,仍是小說家的「合理」目標,甚至我們更因為這樣認定這才是他們的主體目標(否則我們要你們小說家這種人幹嗎?)。仔細想想,小說家的工作職掌何等沉重,或說我們對他們的奢望何等誇張。
儘管想像力是小說家攻堅的最終極利器,但諸如「充滿著想像力」這樣的疑似讚美之語,通常並不真的受到小說家歡迎,尤其愈是正經認真的小說家愈是如此,其效果,就有點接近你去讚美一個女孩「有氣質」「很有內涵」一樣。
材料取用於現成,小說家的想像力哪裡去了呢?不在故事之外,而在故事之內;不在無中生有想出一個人間現實亘古未有的新故事,而是在點狀散落的現實材料之間,找到某種未曾搭建的關聯,從森嚴的因果、鬆弛的啟示到遙若地角天涯阻隔的杳渺呼應,好捕捉意義,並納入記憶。
支持我們膽敢如此猜測,多少因著一個微妙的「理由」,那就是小說書寫中的想像力問題。通常,想像力總被理解為小說中虛構成分的來源及製作機器,也因為負責虛構,不受沉重實體的牽扯,因此想像力遂更有著輕靈自由的色澤,而成為小說書寫中最有趣、最興高采烈的部分。然而,事情會這麼單純嗎?於此我個人一直保持著高度審慎的懷疑態度,想像力從何而生?因應著什麼需求而生?它和我們人生現實真的只有一種逃逸掙脫的背反關係嗎?只是我們勞苦度日的愉悅休憩遊戲嗎?

最沉重的任務

這裏,我們試著通過渥特絲小說既現實又虛構、既充滿社會意識又總是戲劇性到你難以置信的兩面撕裂性質,來看看想像力背對著虛構的另外一端究竟通向哪裡,聯結著什麼,甚至可否扮演「現實/虛構」這兩端的必要聯繫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