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納瓦霍如今就是個「初中之國」，有自己的總統，自己的議會，它獨立於所在的各個州政府之外，牽涉到外頭白人世界的事務，只有美國聯邦政府有部分管轄權。如同我們在席勒曼小說看到的，這裏發生的謀殺案只有兩個司法單位有權力，一是利風和契所代表的納瓦霍國警察，另一則是直接上升到以肯尼迪等人代表的白人聯邦調查局，他們相互合作，但往往也不免得鉤心鬥角一番。這既是人性，也是犬牙交錯的制度使然，只因為這種「初中之國」的奇特政治體制有高度的複雜性、滲透性和依賴性，它只是面對納瓦霍人問題的正確第一步，讓納瓦霍人取回自身問題的主體性位置，絕不是萬靈丹，講完「初中之國」四字真言之後所有實質性的問題自動解決，或說今後你們自己玩，自生自滅。

相對於台灣原住民，納瓦霍人畢竟還是擁有他們最起碼的幸福和尊嚴，這我們可從兩件事來看，一是土地，一是他們擁有像席勒曼這樣的摯友。

這段劫後餘生的話，系針對他們之前被白人驅趕到薩姆納堡鹽滷、不毛、陌生土地，隨時可能滅族的絕望歲月而發的，因此攜帶著沉沉的重量，不是悠閑的文化論述。

那些輕佻講完「初中之國」四個字就以為沒事、可就此把台灣原住民所有實質問題拋諸腦後的政客，是不是該讀讀席勒曼的小說呢？

如果台灣的原住民也有席勒曼這樣的摯友，如果有人把台灣原住民的實體處境持續翻譯給所有人聽，如果哪一天如席勒曼小說本本暢銷，說明這個社會有這麼多人願意去理解並感同身受原住民世界，如果——這一道奉席勒曼之名的「如果」之路，應該是可實踐的，如果是這樣，它解決的便不只是絕大部分原住民的絕望問題而已，它還會先解救台灣這個社會本身，解救它的冷漠、虛無、自私和自戀，尤其解救它極度的虛榮，讓它不再是一個眼睛永遠只看美日歐洲第一世界，卻永遠不屑回頭看一眼比自己貧窮、落後、但對自身處境充滿啟示性第三世界國度的淺薄社會。

因此我個人才想，台灣的原住民多麼需要一個像席勒曼這樣子的摯友。

初中之國的架構確定，才使得納瓦霍人的獨特問題有機會單獨分離出來，明確地開始思考並尋求解答。一如哈貝馬斯說的：「一個受到歧視的少數民族上有他們屬性相對集中的情況下才能要求得到平等對待。」事實上，席勒曼小說里的納瓦霍，便是一九六八年以後業已完成「初中之國」准自治架構底下的納瓦霍國，席勒曼尊敬這個文化，對這片大地上生活的人們深情款九九藏書款，但這絕不是一組描寫樂土的小說，他寫的是謀殺案，而且還不是那種假背景假人物的無關痛癢謀殺案，席勒曼每一個死亡故事的背後，都容納了不止一個的悲傷故事，不止受害者，往往連殺人兇手都值得同情——我們知道，當謀殺故事中的兇手都值得同情，這樣的小說通常便升高了批判的層次，得到某種更深沉的意涵和反思，把目光從個別之人往上移。有時是操控人的無情命運，有時是人無力妥善抉擇處理的價值信念衝突，更多時候則是宰制人的不義社會，我們此刻手中這本《剝皮行者》便是這樣的故事之一。

一個原住民因不義受苦，這可以只是原住民他們的事；但一個人因不義受苦，這便無可遁逃是我們自己的問題了。也就是說，原住民這個抽象概念讓我們分別並且分離；但當原住民是一個實體的人時，我們和他們便取得可感的聯繫了，他們會悲傷的事，我們一樣會悲傷，他們失業找不到工作、小孩學費午餐費繳不出來、生病、受傷、房屋被大水衝垮云云，這一樣都是我們可經驗的也可同情的——同情得有一個可感的共同基礎，某個人的處境，是我過去曾經有、現在一樣有、或未來也可能會有的類似遭遇，是在如此的共同的基礎，我們完成了情感的聯繫和轉移，讓他者的處境和感受，成為我自身的處境和感受。

在納瓦霍人心中，有兩個最大的惡之源，一是非人族的狡猾凱歐狼，一如納瓦霍人常說的，「凱歐狼總是等著」（這也是席勒曼的另一部書名），代表著自然界持續的、不懈的、隨時可能攻擊的敵意；另一就是剝皮行者，這則是人自身之惡，剝皮行者的行惡不是報復性或為著某種功利性目的，而是恣意的，為行惡而行惡。從剝皮行者，我們看到了在納瓦霍人對人性假設有著相當溫暖善意的基本想法中，仍不僥倖地正視人性最幽暗的一角，惡是人性本質的一部分，你可以而且必須對抗它，但消滅不了的。

不幸的是，台灣的原住民今天的處境是薩姆納堡時期的納瓦霍人處境，更糟的是，台灣的原住民並沒他們的四角神聖土地可回，這是冷酷的現實——平原沃土再回不去了，一波波移民而來的漢人已成為誰都不能撼動的既成事實，邈不可及；就算是高山之地，當年溫柔保護他們祖先避開漢人欺凌追獵的山林溪谷，如今充滿了嚴酷的敵意，一次地震、一場雨水都可能帶來毀滅。而且，台灣的原住民整整有十二族之多，除了蘭嶼自成天地的達悟族之外，我們到哪裡去分別找出十一處可九_九_藏_書安置他們的土地，這不是驅趕牛羊，而是要能生活、要能保護他們自身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要有希望的十一塊土地。

另一個冷酷的現實是，台灣的原住民只四十二萬人，佔百分之二人口，在只知選舉、只曉得講少數服從多數而毫無其他民主內涵的台灣當前政治大遊戲中，他們的任何憤怒並不構成威脅，只是騷擾而已，你不必去解決它，只要蓋住它就可以了。

在庸俗的市場上是如此，在深層的文化思維領域亦復如此——我們之前提過一個人類學界的調侃說法：「今天，每一個納瓦霍家庭的標準人口結構是，祖父母、父母、小孩三代，再加一個人類學家。」美國的白人主體社會，不是像我們把原住民當政治宣傳樣板而已，他們是真的相信也付諸行動地去探索，美洲原住民的文化有著他們極其獨特的內涵、深度和現實的啟示性，尤其在人與自然的相處關係之上，以及整個美洲的身世來歷上。

背景是敏督利颱風挾帶豐沛雨水的七二水災，這個奇特的水災亦將一併被寫入歷史，因為淹水重創之地並非漢族居住的低平城市，竟然是高山，原住民部落僅有的生存土地；導火線則是漢族統治者的侮辱性言辭，先說高山濫墾者不值得救助，接著又改口說應該讓他們移民中南美洲云云。

事情就是這麼困難，如果你認真當一回事的話，如此，那些輕易說出「初中之國」、「國與國夥伴關係」的漢人執政者，顯然就不只是態度輕佻而已了，我們幾乎可以直接憤怒地指責這根本是騙局一場。

我們這裏再強調一次，原住民問題有兩大面向，一是百分之二人口的特殊問題，它在政治大遊戲中可被而且總是被淹沒掉；另一是百分之百的社會正義問題，它可以得到社會百分之百（理想中）的支撐，蔚為巨大力量。美國二十世紀六〇年代的黑人民權運動，冷靜的領袖馬丁·路德·金博士清楚意識到這一點，儘管黑人的人口比例遠比原住民醒目且具備相當程度的力量，但金仍極力安撫黑人的憤怒，積極面向白人世界呼籲，他說黑人民權運動得有白人兄弟同行，因為這絕不單純只是黑人處境而已，這是人的基本自由、權利和正義的堂堂皇皇問題。這一場以「我有一個夢」為題的演講，底下有二十萬的遊行抗議群眾，有黑有白，地點是世界政治焦點的華府，這不再是遙遠亞拉巴馬某一個黑人婦女坐公共汽車遭不公平對待的私事了。

在席勒曼小說中，出來的不是概稱的納瓦霍人，而是喬·利風，是吉米·契，是埃瑪、梅莉·蘭登、拉果等一個read.99csw.com個實體的人；我們讀書的人也沒被正襟危坐地告知諸如「納瓦霍人的集體處境及其命運」這一類沉重而且帶著道德義務的話語，我們看的是喬·利風的工作和家庭，包括妻子埃瑪的病，以及他在白人和納瓦霍人夾縫中的探案和感受，是吉米·契年輕生命的抉擇，是繼續留在故土當警察甚或成為誦歌者，還是申請聯邦調查局工作出去重新建構人生，這還嚴重關係著他的愛情云云——在這裏，席勒曼的小說起著「翻譯」的功能，他把納瓦霍人和美國白人社會（甚至包括萬里之外的我們）調到同一個接聽頻道上，最終，納瓦霍人的共同處境和命運，才真的完整浮現出來，被社會廣泛地聽到、理解到、感受到，成為我們的共同問題。

順此，我們便可較準確解讀出在美國社會四處可見的印第安商品符號的真正意義了，比方說今天我們在台灣也看得到的咖啡、香煙（近年我還看到一款名為「美國精神」的高檔香煙，封殼上就是一尊印第安人頭）以及職業棒球、美式足球等等重要商品符號。相對來說，台灣本土，有任何以原住民為符號的重要商品嗎？除了微不足道的一兩樣土產而外？這樣的社會真相，說明要反省的便不只是漢族執政者而已，而是整個漢人社會，我們一樣別過臉去假裝他們不存在，連那些強調自然、有機、生態、環保、不添加化學物的琳琳琅琅商品，我們都不以原住民作為象徵和代言人。

席勒曼象徵，首先清晰表現在最庸俗的書籍行銷量上——我們知道，席勒曼小說幾乎本本列名全美暢銷排行榜之上，這說明什麼？這說明了同樣才只幾十萬人口（但已是最大印第安部族）且在美國二億以上總人口數基底占更不起眼比例的納瓦霍人，他們所受到的社會關心、重視程度，遠遠遠遠超過了純數人頭的選票意義，印第安人的問題不是一個獨立於我生活之外的、遙遠的、特殊性的，只跟某些學術研究者、專職社工和瘋子才有關的問題，而是一個與我有關係必須去好奇、去理解、去關心的基本社會問題，在人權意義上，在文化意義上，在歷史意義上，在經濟意義上等等乃至於最終極最素樸的人性普遍意義上。也就是說，印第安人的特殊性，包括人種、文化、生活方式和歷史遭遇那小小部分的不同，系建立或凸顯於他們和我們共同是人、是美國合法公民的絕大部分共同基礎之上，因此，他們理應擁有我們所有的基本權利和機會，並且，還應該比我們更多一點特殊待遇。這才是「初中之國」的正確意涵，不是劃出去，而是更溫柔更尊重地納進來。

台灣的漢人執政者提出九九藏書一個口號，那就是「初中之國」的概念，讓原住民保有某一方土地，遂行自治，這抄襲自美國，但我們有充分理由懷疑提此口號的人知道「初中之國」的任何真實意涵及其麻煩，這極可能又只是一次語言遊戲，沒任何正經嚴肅的實踐準備。

仍然要先解釋一下所謂的「剝皮行者」一詞。剝皮行者是納瓦霍人最害怕的惡的巫師，相對於醫藥者、誦歌者這些以「變幻的女人」所教導儀式為族人治病指引的善的巫師。剝皮行者披上諸如凱歐狼的獸皮行惡，並因此得到幻化的力量，可以化身為各種鳥獸之形，並擁有飛翔、縱跳、潛行等等各種防不勝防的能力。剝皮行者以巫術攻擊人們，造成傷害、疾病和死亡，你必須辨識出他來，把巫術反射回他身上，只有剝皮行者被摧毀，那些遭他巫術攻擊的受苦之人才可能痊癒。

納瓦霍人今天的土地，對他們而言不僅僅是一塊可居住維生的落腳之所而已，他們曾為了這塊被白人視為不好謀生的土地，拒絕了美國聯邦政府所提供更富饒更好生活的俄克拉何馬，只因為這裡有著白人所不知的更重要東西——這裡是故土，是他們昔日漫遊整個北美大陸的祖先和神族所選定並安居的國度。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如此抉擇不是鄉愁無關浪漫，在這裏，他們尋回的不只是經濟性的謀生可能而已，還包括他們熟悉而且珍視的生活方式，其中包含了他們全部的神話和儀式，也就是他們所有的文化和歷史記憶，以及他們對待生命的態度和對待世界的看法和想像云云。用納瓦霍人自己的語言來說是，回到這塊四座聖山環抱的四角神聖之地，「我們因此免於死亡的不僅僅是肉體而已，更重要免於死亡的是靈魂」。這我們都已經曉得了，納瓦霍人對肉身死亡有著異乎尋常的豁達，用我們的標準來說快接近不在意，他們對死亡的高度神經質集中在靈魂這部分，他們在意死後能否尋回正確的道路，安然地回歸「美」之中。

這回，且讓我們暫停下腳步，不像以前那般持續探入納瓦霍國這塊壯麗、深邃、儘管孤寂但仍有神族護佑的大地，讓我們就留在千瘡百孔的台灣，只因為近在咫尺，台灣也有和他們相似處境的人們，而且有悲傷的事發生——我相信，二〇〇四年將被歷史記錄下來，這是台灣原住民忍無可忍「反叛」的一年，也許直接用「宣戰」一詞好些，他們回到久違的平地，回到很諷刺以他們已被滅絕的一支部族命名的凱達格蘭大道，唱他們久矣不再的出草之歌，最終被以違反集會遊行相關規章，妨害了市民交通和治安的理由驅離，但這隻是序曲，原住民說他們下回會帶著獵槍九*九*藏*書和獵刀再回來，在我們談話的此時此刻他們已在動員集結。

如何能讓他們稀少、遙遠、異質、事不關己的存在，重新納回整個社會的正常生活層面之中，這裏，最需要可能不是更多強調意義的抽象理論和概念而已，畢竟，原住民的問題並不在於概念上的正當性，事實上，他們的正當性太夠了，太多概念上正當性的強調，往往反而把他們更特殊化了——就像台灣今天的原住民抗爭，我們大概都心知肚明他們是對的、有道理的、受委屈的，但我們並不真的關心，甚至會冒出一些複雜幽微的心思，有點逃避，因為真相總令人難受；有點不安害怕，因為正常的生活秩序感覺受到某些威脅，舉凡交通、治安、權力結構和社會福利分配云云。

如果我們進一步從納瓦霍人傳誦的神話理解，還會發現凱歐狼這個大自然敵意象徵的角色相當複雜微妙（這往後我們會仔細些討論），有相當迷人的各種冒險事迹和其風情，納瓦霍人怕它恨它，但其間亦有著敬畏的成分；剝皮行者則不然，它是純粹的惡，沒有故事，沒有任何想像，連一絲隱喻性的光暈都沒有，它幾乎只是一個光禿禿的象徵，一個概念，就是惡自身。

如此把概念還原為實體，把原住民還原為正常人，便是席勒曼象徵的積極內涵——當然，扮演這類失落環節的不止他一個，但就納瓦霍人和美國白人世界的聯繫，他無疑是巨大且成功的一個，足為典範。

席勒曼這樣的摯友是什麼意思？我指的不只是那個寫納瓦霍題材最好推理小說、編纂各式納瓦霍書籍、慷慨把自己整個人生和納瓦霍國命運綁在一起的好心白人東尼·席勒曼而已（台灣當前並不乏熱心原住民事務的好心漢人），我說的席勒曼還是一個象徵，其中既包含了他工作的重要社會意涵，還包含了納瓦霍人和整個美國白人社會的關係真相。

席勒曼對納瓦霍人有著數十年如一日的溫柔深情，對長居新墨西哥州的他，說此生志業已和納瓦霍人的命運綁在一起也不過分，但跳出席勒曼小說之外（其實小說中也看得到蛛絲馬跡），我們會聽到納瓦霍國自身一些較負面的訊息：像納瓦霍國自治政府的運作，到目前為止的績效和聲譽並沒讓人很滿意；像美國政府對其免稅的優惠措施，使得包括納瓦霍在內所有的美國原住民自治區大型賭場充斥；像納瓦霍人蠻嚴重的酗酒問題；像白人強勢流行次文化的持續入侵，尤其是滲透力最強大的可口可樂和麥當勞漢堡，納瓦霍人，特別是小孩，一個個不正常的肥胖，體型滑稽凸梯的失衡表象之下，正如同酗酒，都是一點也不滑稽凸梯的再嚴肅不過的典型社會和文化失衡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