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更可怖的，真正大自然天擇機制底下所允許的人類生存數字會是多少呢？我想，當前人口的十分之一絕對是個太過太過樂觀的估算了。

我只是多少有些微弱的感觸罷了，想的仍然是「馴服死亡」這個人類亘古的老問題。如果死亡，真的像人們說的是趟遠行，如今我們已不再從家中出發了，而是先到附近某家旅店住十天半個月的，然後才打包走人不是嗎？

當死亡只能在醫院發生並且完成，死亡的意義便很難不是畏懼的、悲慟的、掙扎的；而且，死亡將不只在衰老沉寂的最終時刻才到來，他將回頭統治我們更長的生命時光，如同台北市冬天陰鬱淫雨的連綿不絕日子，不再只是窺視於一角的沉默惡魔，更不可能如本雅明講的那樣，只是日升日落生命輝煌前進行列里一個小丑般的可憐跟班，如今我們通常在四十歲左右才彎過生命折返點的時刻，便被迫進入他的黯黑王國之中，一方面和他進行長達數十年的不懈但絕望鬥爭，一方面如朱天心說的，持續穿梭于同儕友輩父母親的病房和殯儀館喪禮會場中相互壯膽圍勢。死亡，不再是生命之路的杳然終點，不再是納瓦霍人說的那樣，是疲憊蒼老生命的休息和沉睡，而是喧囂且無所不在、每時每刻威嚇我們的專制帝王。

回到納瓦霍人，以及和他們類似歷史生存處境比方說台灣的原住民問題來。

在席勒曼筆下，如今納瓦霍人的具體困擾，最強烈表現在比方說契個人的愛情困擾問題上。契的第一任女朋友是來自威斯康星的純白人小學老師，第二任女朋友則是成功在東岸白人世界執業的納瓦霍人女律師，每當愛情走到婚嫁的臨界一點上，彷彿宿命的緊張關係便又來了，那就是她們肯放棄白人世界已有的一切，甘心終老於納瓦霍初中呢，還是契願意拋棄他的納瓦霍人身份，連同他尋求成為誦歌者的終極志業？——這裏沒有粗魯的種族歧視問題，而是更深層、更無奈的社會、文化結構性大難題，無法仰賴人的個別善意來解決，最終，要面對的是一個可見未來的「歷史惘惘的悲劇」，那就是納瓦霍人，包括它的語言、文化、記憶和生活方式，究竟還有沒有機會、還有沒有希望？還有多少能存留下來？為著這個，人得支付什麼樣的代價？可能抵抗多久？等等等等。老實說，這已經不是納瓦霍人的獨特處境了，而是人類學者、歷史學者、生物學者、語言學者再熟悉不過而且每天每時眼睜睜看到的事，邊陲的部落社群持續消失，美麗珍稀物種的死亡腳步總快過人的拯救和保護，語言穩定地以平均每個月兩種的速度殞沒。在充滿敵意不仁的天擇之下，以及在充滿更敵意不仁的普世性社會文化結構之下，人的個別善意總是英勇但看起來徒勞的，特別像一首悲傷易感的歌。

因此，保衛另一種文化、另一種生活方式，是價值和信念之事，也是極其現實之事，或更正確地說，我們必須為此價值信念提供必要的物質基礎，這其實是做得到的，用百分之百的整體社會支持一個才百分之二的少九_九_藏_書數民族、少數族群，是意願的問題，而不是能力的問題不是嗎？

放諸自然，讓天擇乃至於更嚴酷的主流社會機制接手，像納瓦霍國這樣的社群極可能是毫無機會的，這裏我們說的，不只是可見未來的死亡而已，而是當下就層出不窮的悲劇。用比方說哈貝馬斯的話來說，沒有一個社會（在競逐有限緊張的生存資源這個基本前提下）是不存著歧視和敵意的。天擇底下的殺戮基本上有兩種，一是對於食物，比方說獅群獵殺羚羊斑馬；另一則是對於競爭對手，比方說獅群獵殺獵豹，或獅群內的同類相殘。人對人的歧視乃至於獵殺基本上屬於後者。

要抵抗只此一種的社會主流發展路線、保衛某一個和此主流路線並不兼容的文化和其生活方式，永遠是艱困的，而且記住，還是昂貴的、耗用資源的。其中還有一個常見的陷阱，那就是，不管是遙遠的納瓦霍人也好，是我們近在咫尺的原住民也好，他們是活著的人，而不是出土文物，保衛他們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絕不是弄個恆定溫度、濕度的玻璃柜子把它框起來，讓它永遠停留此時此刻的模樣即可，這是處理死亡的、已完成的珍貴對象的方法，而不是活著的東西。就像利風和契攜回納瓦霍國的那個「說話的神」的神聖面具，我們當然知道，留在東岸的現代博物館中展示，它會受到訓練有素專業人員的保護，有可能不滅不壞地地老天荒下去，回到納瓦霍國，它反而可能在某次祭祀、某個儀式中使用而損毀，然而，不是有毀壞死去的可能，才恰恰說明它此時此刻還活著不是嗎？

由上而下的民權法案沒一舉收拾種族問題，但它把問題推到正確的道路來，讓問題有解決的可能。

把時間拉長，拉長到歷史學者，甚至不仁上帝的視野來看，很多東西也許是殘酷的，殘酷到兒童不宜，很多比納瓦霍（以及我們原住民）更豐饒、更富想像力的民族、語言、文化和生活方式都已倒了下來，或被吞噬于某個不見得更睿智的強勢文化之中，這是任誰都熟知到已不會為之悲傷的事實。在這個頗令人難受的歷史大前提之下，如果契選擇離開納瓦霍國成為聯邦探員，如果倒過來另一個吉娃絲·阿麗想成為主流社會成功成名的昔日金素梅，這於是也合理到任誰都不該皺下眉頭的，畢竟，這正是每一個人都擁有不可讓渡的、追尋自我幸福美好生活的所謂天賦權力，如美國《獨立宣言》和往後一堆歷史不朽文獻所明白揭櫫的。

更重要的，在一切眼前可見的功利性目的之上，一個社會必須為它堅信不移的價值信念奮戰，這是一個好社會和壞社會的分別，是一個深厚和淺薄社會的分別，是一個有歷史內容和空洞無根社會的分別——我們不是成天信誓旦旦講多元講包容嗎？我們有打算為它做點什麼付出點什麼嗎？

作為一個推理小說家，東尼·席勒曼的書寫方式總是很「吃虧」的，利風和契又合作又有點互別苗頭的破案模式，總讓九*九*藏*書他得一次寫兩種探案途徑、兩個切入命案的角度和方式——顯然，破案方式也是有風格的，有著個人獨特的印記，無法用超越性的科學統一起來，也就是說，謀殺，其本質是文化的，側看成嶺卧成峰。

除了傳說中末世性的、終結性的核爆（或彗星撞地球云云）之外，我們實在很難想到為數更巨的死亡了。

有一點我個人始終不解，每當面對諸如此類近乎無解的難題，總有一種夢幻般的聲音會在第一時間響亮地傳出來，那就是要人們回頭向大自然尋求智慧尋求方法，好像那裡有簡單明白的答案等著似的——當然大自然是有方法的，也再簡便不過了，事實上它就這麼一招，使用了幾億年不變，那就是死亡，該死的就讓它死，整個天擇的核心機制就是死亡，把生命的數量保持在它可供應可允許的範圍之內，生生不息的另一面，便是更龐大數量的死亡，如納瓦霍人神話講的那樣，衰老疲憊的生命把位置空出來，讓給年輕有勁的後來者。

社會的付出得到什麼？得到一種多元豐饒的面貌，得到不同的想像力，得到因為某種非主流異質事物和生活方式的存在而必然促生的反省和思考，這是極具價值的，想想我們花那麼大資源建構、經營大型博物館、美術館云云不也是為著這個嗎？對待朽骨尚且如此，何況是好端端還活著的生者呢？

民權法案當然沒一夕之間解決美國為期數百年的種族問題，比方說此一民權法案最重要的推手人物馬丁·路德·金博士便轉身投入抵抗黑人貧窮的長程社會工作，以為貧窮，以及圍繞著貧窮的犯罪、低教育水平、發展機會和希望的集體缺乏，是種族人權接下來更艱巨的任務。差不多將等到八〇年代，隨著黑人在美國社會各行各業站穩腳跟，甚至在某些特殊領域如體育、音樂、藝術、影視爆發出巨大動人的光芒，贏得普遍的尊敬，美國的黑白種族問題基本上才告一段落——事實上，二十世紀八〇年代當時被譽為是美國歷史上黑白融合最好的一刻，甚至黑人的相貌特徵也取得流俗審美的認可，很多白人還仿照黑人去整形加厚嘴唇云云。也就是說，如今做個黑人是有希望的了，做個黑人不必再自覺恥辱或怨恨上帝。

今天，主流的資本主義社會其實遠比那些麻木不仁的人想的有彈性有包容可能，尤其一個堪稱富裕的主流社會，這半世紀以來美國黑人民權成功的例子，很清楚告訴我們，一個主流社會肯放棄偏見，提供機會，很多異質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是能顯現其力量的，是可能找到其表現活力而活生生髮展下去的。

當然，死亡總是認真的悲劇，不是風花雪月的講情調之事，死者能受到專業的臨終照料也是好的，我自己也曾親眼目睹比方說我自己父親在醫院里最終的一段時日，這其實是作為看護家人頗為普遍的經驗，我說的是，那種時候，你會很清楚看出來，他已完全沒有任何生命餘裕在意我們這些ｒeａd.9９csw•cｏm健康無病的家人了，惟一還能喚起他一絲神智的，是照顧他的外籍看護、護士和巡房的醫生，這些專職但原本是他素昧不識的人們，反倒是他最後能依賴、帶給他慰藉甚至希望的人。我除了一點點素樸的寂寞之感而外（不是因為他是我父親，而是對所有生命已走到這一刻的人），並不覺得這有什麼不對勁，畢竟，病痛受苦的人是他，決定要跟生命拼搏到哪裡不鬆手的也是他，而且最終要面對，如同很多人說過的，這麼一趟不可能再返回的旅程的，也只能是他隻身一個，他有權自己選擇出發的時間，以及送行餞別的人。

六〇年代的這個進步，我們曉得，當然是通過全美國廣泛的民權運動得到的，而其中關鍵性的一點，我以為是一九六九年「民權法案」正式在國會批准並施行。民權法案是積極性、介入性的法案，就美國聯邦和各州的特殊分權關係來看，它是聯邦政府對各州政府一次極醒目的「凌駕」或說「侵入」，禁止各州政府任何侵犯基本人權，尤其是種族方面人權的立法和行政作為，形式上，它是以禁令的方式說出來的，也就是說，它不是等待美國社會這上頭民智的普遍提升和覺醒，從而水到渠成給予法律上的正式確認和鞏固，而是倒過來，在美國社會，尤其南方各州，猶遍地是種族歧視事實的現況上頭，由上層的政治力量（包括社會精英）發動，抵抗無所不在的社會偏見、習慣和自私殘酷心理，並予以引導。

生為一個納瓦霍人（或生為一個台灣原住民），有他生命的獨特負擔，這是高貴的但也是極辛苦的，就像契不肯為他魂縈夢系的愛情毅然放下一切出走一般，就像影劇事業有成的金素梅轉頭面向自己族人和部落、變成吉娃絲·阿麗一般。但他同時生為一個正常人，他也有和你我一樣正常人的合理需求和慾望，住更舒適的房子，享受所有現代化的生活云云——在這個兩難之中，總是得有所取捨、有所犧牲的，而且我們一定得記住，我們整體社會睿智而慷慨所提供的多出來資源，永遠及不上他們自身為保衛自己文化和生活方式所付出的必要代價。

我不認為這是異想天開，我也從不認為歷史有什麼必然性，太多的歷史結果，不過是人的懦怯和錯誤所造成的結果而已，否則，進步還有什麼實質意義呢？人，包括人的自由、自主和能動性，還有什麼實質意義不是嗎？

說到這裏我們就非得觸景傷情一下不可了，以一般種族歧視的水平來說，台灣社會有（尤其一些習焉不察的偏見、刻板印象和語言習慣），但並不算太嚴重難返，台灣的大麻煩在於完全顛倒過來，是法律在懲罰少數族群尤其是原住民和新移民，是公權力在欺壓他們，是上層政治人物動不動在侮辱他們並一次次挑動仇恨。我們所做的，跟民權法案的啟示完全逆向而行，是把已經可能的，再次返祖為不可能。

如果社會已真實證明，作為一個少數民族的一員，作為一個原住民，是有希望的，不必掩飾自己的身份，那它將有力量和殘酷的歷史一九_九_藏_書搏而不見得會輸的。

首先，我想稍稍講一下的是，在這部《說話的神》書中，第一個抓住我眼睛的，是那位不願在醫院死去的納瓦霍老女人，她在親族的扶持下堅毅地走出去，回家，為自己做了一個美麗的傳統之祭，自在地迎向就等在伸手可及處的死亡。

其中更為重要的，是整體社會得共同努力為其少數族群、少數民族找尋出希望——希望源生於可能的發展機會，而發展機會又需要實質性甚至物質性資源和配備的支撐，也就是像羅爾斯《正義論》書里講的，在平等的大基礎上，他們需要社會「暫時」提供更多一點的照顧和支持，他們比較少，所以該分得比較多，他們比較苦比較困難，所以應該得到可以抵減這個的多出來部分，所謂的正義，才不會是一種殘酷的遁辭，像早年社會達爾文主義援用的那樣。

這喚起了我一些快想不起來的回憶。很久了，醫院已然成為人們死亡的場所，或正確地說，「自然」死亡的惟一可能場所，除醫院之外，死亡都是意外的、措手不及的、不應該也不幸福的，簡稱為橫死，然而，在我小時候還住宜蘭時，人們還「可以」在自己家中死去，於是這也意味著，在人類長達數百萬年的「生命/死亡」歷史上，醫院里的死亡其實才是新鮮的、極其短期的現代現象。

所以我們才說，二十世紀六〇年代之後的美國社會在這方面基本上是進步了（當然，小布希掌權這幾年是出現了某種程度的反挫），而且這種極短時間內、近乎是戲劇性的進步，是個很不錯的歷史成功實證，對我們充滿著啟示力量，是很珍貴、值得牢牢記取的歷史資產。

那些向大自然尋求智慧的人們，要不要也順便想像一下如此智慧的必然成果呢？如此，立刻宣告絕種的生物將不只是我們朗朗上口的那些美麗藍鯨、金鷹、熊貓、黃金企鵝、白犀牛等，包括馬這個大眼睛、聰明敏感的生物也一定在消滅的名單之上，已故的古生物學者古爾德（已把他的生命位置讓出來了，包括他的教授和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位置）有篇精彩的文字，告訴我們馬極可能是一個天擇意義底下已衰老該淘汰的物種，它今天仍能跑能跳還更高大駿美，那是因為人（非基於善意，而是基於奴役使用）的餵養、保護和繁殖。

很明顯，美國這個社會是進步了，因為事情並不一直是這樣子的，我們曉得，才不過四十年前，比方說比印第安人人數更多也更有力量的黑人（如今得稱之為非裔美人）還不能坐公共交通工具的前半段「白人座位」，不能讀白人學校，不獲准在白人游泳池裡游泳（也因此，在美國這個游泳王國之中，有著驚人運動天賦的黑人至今仍無一席之地），不能到白人圖書館里借本書，甚至，就算口袋中有錢，到某地餐館也休想有個白人侍者會來理你。

有些事是自然不起來的，那種把大自然想成是善意的、智慧的、又愛我們到毫無道理的上帝，我以為我們老早曉得了，那只是一個安慰我們、幫助我們入睡的美麗說法。

ｒeａｄ•９9csｗ•com當社會第一階段的粗暴歧視告一段落，如美國社會近一二十年的基本景況，種族問題便是個深層的社會、文化、經濟等複合性問題了，這是個用腦子、用耐心、用信念和價值的長程工作了，它得是專業的，但專業必須收斂它的技術性獨斷，專業得時時服膺平等、感情、包容等更高價值的指引和約束。

D.H.勞倫斯這個怪怪的、在性|愛中尋找生之歡愉以及死亡腳跡的小說家，整個人生晚年長住在美國西南這一片開闊靜寂的土地上，並在此死亡，我總覺得他跟這個納瓦霍老女人做了大致同樣的事，他們自己選定了死亡時刻和出發地點，一個也許因此早到半年一年但有所補償的生命終點，那裡，看得到高遠的天空還有夜裡流轉神秘的一天星斗，沒有四面蒼白的圍牆囚禁人的眼睛，空氣也是通暢的、無阻攔的、自由的，不摻雜藥物和消毒水的味道，生命，在這裡是大夢一場，很舒服的大夢一場。

對於席勒曼這麼一位把納瓦霍人命運及其當下處境當成自己獨特負擔的小說家，我想，起碼有一點是毋庸置疑或者講是可以放心的，那就是，在席勒曼筆下，我們並沒看到白人對於納瓦霍人有著明顯的歧視，如果有的話席勒曼必定會大聲說出來，尤其在這部《說話的神》書中，利風和契是遠離了自己族人聚居取暖之地深入白人世界之中，他們所遭遇的，只是一眼被辨識出來是所謂的印第安人而已，還有，就是契穿的衣服有點不合時宜，不是穿得像印第安人，而是穿得像南方來的騷包牛仔。

六〇年代末，金博士那一場「我有一個夢」的廿萬人大遊行，成功地震懾了美國社會並促成主流社會的大轉向，但今天我總有個時空錯置的異想，如果那一場遊行陣容，若還有後來的邁克爾·喬丹、「魔術師」約翰遜，有丹澤爾·華盛頓和威爾·史密斯，甚至有鮑爾這樣的人，那將是多華麗而且具說明力量的展示，也因此，在二〇〇四年台灣高金素梅所領導的原住民出草抗議陣容中，如果和她牽手走向凱達格蘭大道的，還有曹錦輝、陽建福、黃忠義、張泰山、阿妹、張震岳等人，那又將是何等光景？

這本《說話的神》是陌生的死亡，或更具體地說，一具陌生的屍體，被「拋擲」到納瓦霍國里來，沒腳跡（印第安追蹤專家喬·利風仔仔細細檢查了），沒證件，沒任何可辨識追溯身份的東西，甚至沒牙齒（這點最為奇怪），這顯然不會是納瓦霍國的死亡，空曠的納瓦霍國只是它垃圾場般的丟棄地點而已，這個死亡是遙遠東岸華盛頓特區的，有著國家層次的濃郁政治味——在這樁原不屬於他們的政治遊戲的謀殺案件中，利風和契像兩個遠征的納瓦霍勇士，利用自己的假期分頭追了上去，最終，白人解除了一場政治暴亂，利風和契則把流落在白人世界的「說話的神」神聖面具帶回家，帶回他應該居住並持續福佑的四角神聖之地。在納瓦霍的神話記憶之中，這個國家原本就是說話的神帶領一干神族所建構起來的，那是在納瓦霍人乍乍來到地表這個不毛土地的曙光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