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就正因為他最接近我們、最融入我們吧。阿切爾於是像一枚太誠實的鏡子，通過他，照見出隱藏在我們生命里最深的孤獨。

羅斯·麥唐諾在在強調，馬洛是英雄，但阿切爾並不是（也許一開始他誤以為或希冀自己是）；他甚至不是事件的主體人物，只是半透明半流體穿梭在事件的迷霧裡，讓有些戛然而止的、有些被刻意或無意中打斷的事情繼續發生，讓記憶回頭，讓往事從人壅塞的心口清理出來，從而讓這個人和那個人、這件事和那件事咫尺天涯地被聯結起來，於是某一部分的事實樣貌和人心樣貌可堪被「發現」而已；最終，麥唐諾指出，非常正確而且非常有意思地指出，阿切爾甚至可以只是一個「聲音」而已，一個諸如只有我活著回來為你們講出故事的聲音。

這大致便是羅斯·麥唐諾進來時所面對的hard-boiled演化景觀。基本上，麥唐諾是個遠比漢密特和錢德勒都溫和、多讀書和好教養的人，也因此是個可以用更複雜角度看世界的人，他不無意見但始終高度推崇這兩位走他前面的人，他也毫不懷疑自己就是接續他們走這條路的人——成功一擊的小說革命已告一段落，但演化仍得繼續，進步仍得繼續，事實上，麥唐諾認為，這樣一個小說世界才被打開來而不是被寫盡，一如它所面對的那個以加州、以美國西岸為辨識主體的美式新世界才方興未艾、才正如火如荼展開。

一個人得有幾隻耳朵他才聽得到人們哭泣？

羅斯·麥唐諾曾講過，hard-boiled，亦即所謂的美式冷硬派小說的命名這個詞，其實是個錯誤的稱謂——我個人的看法，但絕不僅僅是我個人的看法，羅斯·麥唐諾正是漢密特和錢德勒之後的首選人物，是真正接掌冷硬派的衣缽之人，而恰恰因為這樣，他才應該、而且一定會講出這句話來。

一個男人必須走完多少路才能稱得上是個男人？

麥唐諾曾這麼講過劉·阿切爾，「我不是阿切爾，但阿切爾的確就是我」。這句有點繞口有點智慧格言形式的話，我想，並不需要多解釋就看懂的是吧。

「每回錢德勒又一本新書印出來，我總第一時間衝到圖書館——那會兒我買不起書——當天晚上就一口氣讀完。那段時日里他影響我之深，已達怎麼講都不誇張的地步，是他把我引到成為書寫者這條路上來的。」

發現幹什麼呢？能幹什麼呢？

拳頭當然猶在，這與生俱來，偶爾也不免仍得揮動兩下，但次數明顯地陡降下來了，原因很簡單，馬洛的槍、拳頭還有他機鋒四射的銳利話語都是攻擊武器，和昔日查里曼大帝的名言：「舉凡山石、樹木暨天上飛鳥，悉化為我之殲敵利器。」（這段話是聽那位沙灘上撐把大傘的禿頂考古老教授轉述的，他剛驚起滿天鷗鳥擊落一架納粹戰機，見《聖戰奇兵》電影）他得有什麼用什麼來對抗這麼大一個時時充滿敵意惡意的世界，好贏取是非正義的大戰；但阿切爾沒要（或奢望）打贏，他充其量要的只是個不輸，自衛性的，存活性的，好讓他能繼續把話問下去，好讓他能有所發現。

在羅斯·麥唐諾生命里，真的離婚事件要發生得早一些，那是他才四歲時候，他父親丟下他和他母親跑掉了。這樁不幸情事決定了他一大部分的成長歲月形式乃至於內容，讓他由出生地的加州一路輾轉到加拿大去。他在加拿大成人、念完大學、教書並結婚，還在這裏開筆寫了他的第一本偵探小說The Dark Tunnel（一九四四）。麥唐諾曾講過加拿大是美式的生活加英國的文化；而更意味深長的一段話是，「從加拿大越過國境線，一路回到我出生的加州，我懂了界線這東西的意義深遠，它分別了合法與非法，我們穿越它『如同一個鬼魂穿越一道牆，為尋找我們自身的真實性而冒險』」。

但我們其實都知道（怎九*九*藏*書麼會不知道呢？），真實世界裏面，正義從沒貼我們這麼近，事實上還不是距離的問題，而是連它的樣子我們都不確定。你當然也可以樂於為它奮戰，有風險、有捐軀的威脅你都還願意，可是你總得先找到它確定是它不是嗎？就跟我們找到真正需要幫助、錢不會輾轉被人A去的貧苦挨餓之人時，你會看到願意慷慨解囊的好心人還真不少一樣。世道或許破敗不古，但一直沒壞到那種絕望不回的地步；比較絕望的毋寧是，誰來告訴我們這次這個人是真的，不是犯罪集團詐騙集團又扮成的。

因此發現幹什麼？除了人本能的好奇和求知之心外？從偵探小說難以棄守的正義邏輯來說，它只能是一種預備、一種積累和儲存，為最終完整的正義實踐能跨前多少步算多少步，正義太大太難也太久，你沒辦法如昔日馬洛般從阿爾法到俄美嘎一手全包辦了，如今你得試著滿足於只負責其中一段一截，是整個大正義實踐（如果可能的話）分工下的一個角色、長跑接力中的某一棒；如果說，那最終的、完成的大夢讓你忍不住覺得遙遙無期從而不可靠也不該寄予希冀，你又得試著擱置這個時時襲來的虛無，努力滿足於它極階段性、極細瑣的完成（逮到某個人或找到某個人），或甚至埋頭把它就化為某種很單純的正確的事，該做的事，某種習慣性乃至於職業性的daily工作——瞻望不起，只好用每一天為時間單位，如日後布洛克筆下的馬修·斯卡德說他的戒酒，每一天只要戒一次，戒一天就是成功一天。

正是在如斯的洞察之下，羅斯·麥唐諾找出了hard-boiled的真正書寫潛力及其未來寬廣之路。是的，不是黑話怎麼講得更溜，狠話放得更狠，拔槍更快揮拳更猛血敢讓它更流個沒完，這樣下去不僅馬上就到盡頭，而且還會非常非常難看，滿地都是那種打死了又爬起來的大超人。羅斯·麥唐諾不像寫《郵差總按兩遍鈴》《雙重賠償》的凱恩（一位非常非常精彩的書寫者）只在hard-boiled大河裡取自己要的那一瓢，他正面接下整個hard-boiled的衣缽，頭頂上壓著兩大巨人，老實說很少人像他書寫處境這麼艱難的，寫出什麼馬上就被拿來比一下漢密特怎麼樣、錢德勒怎麼樣，他得用一部一部小說繼承並重新開展、重新詮釋hard-boiled書寫，還要讓它釘住現實里不斷變動、不斷改換敵意形式和強度的新世界。這個工作他毫不懈怠地做了將近四十年。

在很快就整整一世紀了的hard-boiled小說譜系中，阿切爾一直公認是最孤獨的一人（「詢問者」「聆聽者」再加上一個「孤獨者」），能夠如此公眾地、一致性地達成這樣的結論是很有意思的，也多少令人吃驚。按理，阿切爾幾乎是所有冷硬私探中最少怪癖、最少特異乃至於邊緣化行為舉止的一個人，而他也最牡蠣性地並不多講自己的額外感觸和心事，要說一人獨居、一人面對空蕩蕩只有迴音的偵探社四壁誰不是這樣子呢？也就是說，阿切爾的孤獨並不特別呈現在具體可見的層面上，他甚至還是最容易融入人群中消失不見、最接近你我正常人的一個。我們究竟從哪裡看出來並如此確定他的孤獨呢？而且不是某一兩個敏銳內行的評論者，而是但凡任一名普通讀者？

發現真相，或根本還沒這麼多，只允許發現一部分的事實，離所謂的正義仍有一長段路要趕，要我們只停在這裏，真的太少了、太不過癮也太不體貼了。

現實里，羅斯·麥唐諾倒不是個離了婚的人，事實上他的老婆瑪格麗特·米勒對他意義深重。瑪格麗特也是個偵探小說家，還先走他一步；也就是說，羅斯·麥唐諾之所以離開好好的教學工作，不悔地走上偵探小說書寫之路，是跟著他老婆大人有ｒeａｄ•99cｓw•cｏm樣學樣來的。想想，這對夫妻家居生活乃至於月下燭光里講的是怎麼殺人死人。

還得有多少條人命被奪走才夠？才能讓我們驚覺的確有太多太多人無言死了？

本雅明曾這麼講過小說以及小說讀者的孤獨：「小說家則是封閉在孤立的境地之中。小說形成於孤獨個人的內心深處，而這個孤獨的個人，不再知道如何對其所最執著的事物作適合的判斷，其自身已無人給予勸告，更不知如何勸告他人，寫小說是要以儘可能的方法，寫出生命中無可比擬的事物。甚至在生命的豐饒及其呈現之中，小說也揭示著生命之中深刻的意志消沉。」「小說讀者生活于孤寂之中，他比其他所有讀者更加孤獨。」——本雅明這些話，是緊跟在他說過去那種說故事的親密小社會消失、不再有狂歡性、不再對人撫慰和勸告之後講的。

偶爾欺騙我們不好嗎？

我們先把問題弄小一點，弄到一般人的經驗世界來。我們每個人都被命了名，或者因為不幸當了父母或爺爺奶奶還幫人命過名，只是想想，面對著這樣才本能的只會哭和吃、世界如同他眼睛般什麼也沒有的小兒幼獸，你如果龜毛一些、神經質一些該怎麼辦？你當然沒那能耐預言他的未來，泅泳入根本就還沒發生、在你眼前奔流而去的時間大河中讓一切一切水落石出，準確是絕無可能的，你能做的只能是期盼和祝福——多年以後，叫美麗的結果長來抱歉，叫聰明的關補習班裡重考兩年，叫信義的因為詐欺或假髮票報賬入獄服刑，我們看到這樣的社會新聞或聽到這樣的街語巷談連感覺都沒有，因為我們內心裡其實知道，命名抵抗不了時間，遑論宰制，它的意志總是落空或甚至被時間大神嘲笑，但它其實可以作為某種容器來裝填內容。時間不仁，惟通常眷顧謙遜的人。

長期浸泡在偵探小說的戲劇性世界里，如置身狂歡節日中跟著動心起舞（借一下巴赫金的狂歡節概念），由奢入儉難，我們容易因此要得太多，要一些狂歡節日結束、正常生活日子里供應不起的東西，比方說太純凈太完整的正義實踐，只因為幾乎每一部偵探小說總在它闔上之前不吝塞給我們這個。

這裏，我們先簡單來看一下命名這事。

日本當代的諾貝爾獎小說家大江健三郎回憶他自己童年時家鄉農民的抗暴鬥爭，說他父親要孩子們不可插手不可參加，小孩子能做的就是一旁靜靜看著，並記下所有發生的事。他父親稱之為「小孩子的戰爭」，透明的旁觀者、記憶者、以及從時間大河裡泅泳出來的說故事者。

但我們曉得，聲音的意義或者說它的力量它的效能，並不僅僅只發生在事件終了的末端，充當記錄者並傳布故事而已；聲音同時是開始，是開始的動靜還是開始的促生（某種叩問、某種穿透和感應啟動），是已然歸於沉埋、靜默、死寂、全然不動世界的開端或重新打開。比方說小說家便是這麼工作的，他可以不必解釋、找出意義或做出某種程度的結論，要有也是寫成末端才發生的，小說家是當他重新敘述一個故事，或甚至更間接的，讓某些人某些角色進入到他小說把事情重新講出來，整個世界便重新而且以一種新的面貌啟動了，所以《聖經》里講太初有言。

最終，羅斯·麥唐諾講，所謂的hard-boiled小說其實只是一種調子，一種說話的聲音。問題是，這個聲音卻老是以問號收尾，少掉了一個結束的音符，因此只能漂流在空中。

一個人活過多少年才得著自由？

一顆炮彈必須呼嘯過天空幾次才會被永遠禁用？

說真的，我個人還是比較喜歡hard-boiled最原始、最不修飾的第一感意象，還保留著具體實物，比意圖進一步詮釋它的每一個抽象詞彙有感覺多了——boi九*九*藏*書l是烹煮，hard-boiled便是燒久了煮老了，因而血水肉汁已流干，形成硬塊，裹一層厚皮，帶著焦味而且誰也咬它不動云云，這樣子來說某一組小說，或其中某些角色人物的造型、行為及其心性思想，很傳神不是嗎？正因為如此，冷硬派的那兩句順口溜格言：「要做漢堡，怎麼能不掉點肉屑？」便不可以入境隨俗舒服地中譯為「吃燒餅哪有不掉芝麻」，意思完全對，但氣氛完全不對，吃肉的改成吃素的，行業也就從黑街玩命忽然大徹大悟成為吃齋念佛了。

我個人不確知hard-boiled命名的確實時間，只大致知道還早於漢密特和錢德勒小說。它的意思，依最早的牛津辭典說是「hardened」「callous」「hard-headed」「shrewd」「of measures，practical」這一串，但我們何妨來想像一下，當這組小說猶是襁褓中的嬰兒時（事實上是個殘暴、猙獰、膻色腥、而且動槍動拳頭的嬰兒），人們如何向著茫茫未來為它命名？那一刻觸動人，焉然浮上人腦子的那個活生生的具體圖像可能會是什麼？

因著錢德勒，hard-boiled不再只是機智性應對的生存策略了，更要緊也更積極的，它還是人護衛某些價值信念的必要手段及其甲胄配備，它由獰惡轉變為嶙峋崢嶸，如惡浪惡海拍打中一方直挺挺的巨岩。它是道德的，而且還是理想的，只是理想這東西太柔軟多汁也太不好說出口，因此只能藏好在心裡頭如錢不露白，免得自己尷尬自憐而且還一不小心被你的巨大對手所嘲弄所利用所綁架。一定要ㄍ一ㄥ起來，要保持那個惡狠狠的死樣子——羅斯·麥唐諾曾帶著相當複雜的口吻指出：「錢德勒寫得像個貧民窟的天使。」

鑽石無價，這裏的無價意思是昂貴到不容易計算，是多；正義也無價，惟這個無價是沒價格無法交易賣不了錢，是沒有。

街頭大學畢業的達許·漢密特沒費心多想hard-boiled對不對的問題，但其實他把這組小說書寫順勢拉高了好幾個檔次。因為漢密特小說，這個帶著粗皮硬殼、還灑著血水和肉屑的詞偷偷地擴張了它的隱喻，豐碩了它的意指，它不再限於特殊時刻那兩道特殊黑街、也不再只黏附在出拳挨拳、開槍挨槍這麼簡單的動作上。儘管漢密特筆下，不管山姆·史貝德或大陸偵探社無名探員，依然是特異性格且特立獨行之人，也不多說多想，但整個小說的視野巧妙地打開來，從死角般的黑街延伸成一整個殘酷世界，所有活著的人置身其中，這個詞於是有了普遍性、有了哲學深度，隱隱約約召喚著、描述著、乃至於指控著一個任何人無法遁逃無法迴避、只能硬起來和它周旋的巨大不仁世界。

一個人能夠別過幾次臉一直裝作他並沒有看見？

羅斯·麥唐諾也信賴這個書寫策略和看待新世界的基本視角，但有一段話他講得非常有意思，很顯然麥唐諾是完全洞悉了漢密特和錢德勒的詭計，看破了他們惡狠狠面具底下的真正模樣和企圖：「他們假裝寫那些hard-boiled的、現實的種種，幾乎每一張嘴巴一開口吐出來的無不是那一套濫調爛詞，但如果你靠近點看仔細，你會發現很多其實是抒情的；角色人物狀似平凡的口語其實是高度詩意的。我以為漢密特和錢德勒是這樣，我自己也是這樣，你或者可以稱之為無產階級的浪漫主義。」

是以，愈到後來，劉·阿切爾的必要配備愈簡單，他不需要帶槍（要打誰或說打什麼呢？），他甚至除了某種方便某種讓別人可以接受、可以交代、可以辨識並放心而外，也並不真正需要他的私家偵探社及其執照身份（所以我們就理解何以日後紐約的馬修·斯卡德連這個都不要了，這是個合理的演化）；他逐漸成為一個愈來愈純粹的詢問者，大部分他口中說出的九_九_藏_書話都是以問號收尾的；而問話是為著傾聽，是為著海綿般靜靜吸收他者的記憶和心事、他者的故事——從詢問者到傾聽者，阿切爾由此成為站在犯罪世界十字街口上的蘇格拉底，而且還比其實自己常胸有定見逼人掉進語言陷阱的蘇格拉底更純粹，更少用語言技巧和雄辯架勢。

劉·阿切爾源於或至少承接于菲利普·馬洛，但也因此這裏頭反倒非有所掙脫、有更細膩計較的必要，否則勢必成為贗品而已。麥唐諾於是甚合理地放心讚譽漢密特，而對於錢德勒則不免欲言又止。惟一輩子酷愛俄狄浦斯神話悲劇的麥唐諾仍是個溫和沉靜而且公正的人，掀桌子弒父或至少踩著錢德勒前進這種事他做不來，他能做的毋寧是讓阿切爾尋自己心性一步一步去找出自己的路，真正活成自己的樣子，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慢沒關係，慢甚至是必要的，「我以前相信這個世界分好人和壞人兩種，你的職責是盯住被劃歸邪惡那一邊的那些特定傢伙，一逮到他們有所不法就出手痛懲他們，這樣的心思我自始至終沒變過……一九三五年我踏入警察工作時，我相信邪惡是某些人某種與生俱來的特質，就像兔唇，警察工作就是找到這樣的人料理掉他們，然而邪惡之為物沒這麼簡單，每個人身體里其實都有，是否浮現出來化為行為，則依太多事而定，環境，機運，經濟壓力，一兩樁忽然找上你的倒霉事，一個壞朋友。麻煩的是警察得依據人們大拇指長的樣子來對他作出判斷，還得依據這樣的判斷來行動。」

發現的確給我們一個更豐饒也更真實的世界圖像，但這個難受的真相原是我們埋頭過生活時有意無意躲開不看的，如今，它都被這個該死的劉·阿切爾給說出來，把它排闥壓到我們眼前。無知不會有孤獨，知道了卻無法做什麼才讓人孤獨到意志消沉不是嗎？我們說阿切爾是孤獨者，其實是物傷其類說我們自身的孤寂難言。

少小離家偵探作家回，但千萬別搞錯或一廂情願地胡思亂想，羅斯·麥唐諾並沒有一個冷硬派犯罪大街式的童年，酒精藥物偷盜打架什麼的。當然，經濟狀況是因此稍稍窘了點，但他們的生活方式及心態仍是白領階層的，事實上據麥唐諾自己的回憶，他父母兩邊的家族還多是讀書寫東西的人，包括他那個杳如黃鶴的父親，因此，這是生命里忽然缺了一大塊、忽然被連根拔起化為九秋蓬的遷徒長路，沉默的、內在的、心理的，就像日後人們在他的hard-boiled小說里常能找到的，一個敏感孤獨的小孩，消失的父親，出走尋訪和迷途云云。

一個人得仰起幾次頭才看得到藍天？

一九四九年劉·阿切爾初生時，在移動標靶一案里說的話。這很明顯是非馬洛式的，而是阿切爾式的，這點在剛開始或不那麼明顯的微差，愈往下去自會愈分離愈明確。

正義可以而且常常被刻意假扮，不只這樣，更加困難的是，不需假貨充數，它自己本身就總是混淆的、矛盾的、不乾不淨的，正義不僅僅是和不正義的東西像某種化合物般結合在一起，要命的是，這個正義和那個正義還會彼此叫囂拮抗，在這樣一個所謂諸神衝突的討厭世界里。

從匹馬單槍的馬洛，到踽踽於途的阿切爾，我們所說hard-boiled的一身粗皮厚肉硬骨，如今不再是騎士的鎧甲了，倒像是長途跋涉者的標誌——朔風中，塵埃里，粗礫道路上，冷凝難以拉動的巨大世界，連人的心都磨出老繭來了。

一隻白鴿必須飛越多少大海才得以安心在沙灘上入眠？

正義是這麼一個黏滿現實泥巴的不幹凈東西，和人的特殊（且往往是可同情）情感、處境、利益和心事糊成一團，又是個蹺蹺板般舉起這個往往會壓下那個、犧牲那個的複數（只有在諸如柏拉圖式的理念世界里它才以單數存在）矛盾東西，因此，它不是寶藏般只埋在某特殊隱秘之地的特殊寶物。從這層意義我們反九_九_藏_書倒可以說，發現它（該說它們）並不難，它遍地都是一如窮人遍地都是，事實上不待你找它，該說是它主動叫喚哭嚎著向你如乞丐攔路跟你要錢一般——正義的發現，於是不單單是一個視覺動作的結果，它包含著一長串更困難更耗人心力也更容易失敗的行為，你還得切割它清洗它琢磨它提煉它，如同想得到一小顆鑽石一般；惟一顆鑽石不會妨礙破毀另一顆鑽石，但正義會，因此這裏還有一件事非得做不可，那就是抉擇，如圍棋高段棋士長掛口中「選擇最難」的那個抉擇，這恰恰是整個「發現」包裹行為中最難的一個，或者說困難從這裏才真正開始。

命名，是一件人們愈想愈事關重大、也愈想愈危險的事，到得今天，它已是當代哲學思維的一個大題目，而且不復是個安詳的、好整以暇的可以地老天荒慢慢想下去的題目，因為比方說命名所含蘊的權力性問題，便夠讓這個安靜了幾千年的老話題忽然呼吸急促起來，像一隻全身毛髮豎直起來、驚恐的貓。於是，人類最早的命名者，也就是《聖經·創世記》里那個上帝把鳥獸蟲魚萬物都攤在他面前的第一個人亞當，不再是個不|穿衣服、天真未鑿而且天起涼風就嚇個半死的可憐裸蟲而已了，他因此搖身成了穿著國王新衣的王，通過命名，手握著普天的權柄云云。

一座山矗立多少年才化為滄海？

很多人指出來過，羅斯·麥唐諾的私家偵探劉·阿切爾比較像從錢德勒的騎士型菲利普·馬洛生出來，而不是漢密特的獵人型山姆·史貝德，儘管阿切爾這名字直接取自於史貝德那個倒霉挨槍子兒的合伙人（麥唐諾沒否定但說他完全沒意識到這個出處）。劉·阿切爾，一九四九年生（國民黨潰敗大陸那一年），出生於他的第五部小說移動標靶，一生下來就三十五歲，在加州當地開一家一人私家偵探社，連沒事拌個嘴調個情用的女秘書都沒。阿切爾離了婚，還從警察部門離了職，一開始就是個很孤獨的人。

複雜的方式得到複雜的結果，一如耐心的發問會得到耐心的答案。純粹從小說書寫的結果來看，羅斯·麥唐諾的阿切爾小說無疑更現實、更接近我們所在這個蕪雜紊亂的世界，但收之桑榆，比起漢密特和錢德勒，他也失去了些什麼，這是沒辦法的。麥唐諾自己說過，他的小說沒有漢密特的機智和錢德勒的強力，這是懇切的真話。用我們閱讀者的感受把話翻譯出來是，麥唐諾的阿切爾小說少了些戲劇性，少掉了巴赫金所說的狂歡性。這個非現實的、源於說故事人意志和善意的東西，正是小說獨特的禮物和補償。我們這些在現實人生不免灰心不免寥落的人，轉身躲進阿切爾小說里仍然得不到足夠的撫慰，仍感到正義是如此遙不可及。

到了有好好念過幾年書、有正當職業正常家庭、而且成熟年歲才轉身投入這組小說書寫的雷蒙德·錢德勒，他的高度自覺性，又賦予了這個詞的自覺面向及其理想性。這個據說因為某一個旅途晚上臨睡前跟自己老婆嗆聲「我可以寫得比這勞什子（指手上的廉價冷硬小說）好多了」遂戲劇性連夜不寐開筆的hard-boiled小說一代巨匠，本來就來者不善，準備要動刀兵的，面對著漢密特所揭示、也是他同樣相信的確如此的殘酷世界，錢德勒雕塑家般一刀一斧打造菲利普·馬洛這個名為落泊私探實是俠義騎士的硬漢子，這個他自己口中一個末世里高貴的人。由此，和這個世界的基本關係遂由周旋存活轉變成帶著意志和企圖的無止無休對抗，不再是這個世界放不放過你的問題，而是倒過來，即便這個世界暫時收起它的尖牙利爪不惹你，你仍不準備息事寧人和它和平相處，事實上你更要趁它熟睡時主動地挑釁它、切入它、擊打它不善罷甘休，只因為它不會真的鬆手，而且更重要的，這個世界也不應該長這副鬼樣子，改不改得了它那是另外一回事，但裡頭有嚴肅的是非對錯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