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對巴斯博士而言，這個揀選他的大神身份可能極其複雜，宗教之神、科學之神、知識智能之神云云，乃至於我們彷彿也看到有著商業之神的身影夾雜其中——果然沒錯，神無所不在，神有千千萬萬化身。

所以，巴斯博士，這位死亡人骨的當代知識教主，傳教工作不自今日始，但康薇爾這個異質之物的出現，卻帶來新的、不同規格的想像——小說，愈想愈是個不錯的東西是吧。不僅僅因為這個挾著上升熱氣旋而來的CSI式小說看來是如此強大的知識投擲器，直接打到家家戶戶而不是相關的知識工作者而已，就工具本質而論，小說比什麼都實體地、個別地處理死亡，小說比什麼都具備複原彼時現實情境的能耐，再細碎的東西它也能說得出來，再隱藏的角落比方說人心它也能穿透並解剖開來，再無形無體的比方說某種情感某種惡意它也有能力造形，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康薇爾這個小說使者的降臨，先促生了《死亡翻譯人》這本真實說死亡故事的書，再演化出《雕刻人骨》這本虛構說死亡故事的書，這段時間過程，我們好像可清楚看到老巴斯的心情乃至於表情的一點一點變化。

博爾赫斯告訴過我們他的基本文學信念：「我所擁有的，不是因為它系由我發明的，而是我相信的。」如此，所衍生出的知識公共價值面向，更讓知識的發生和知識的「被說出」有著更大的重疊、更緊的聯繫，你是個擁有者，但你也心知肚明自己是個傳遞者，你絕大部分的知識來自其他人說出的話語，你只是通過某種心領神會參与了，如同在遠古的陶器上印上你的手紋，當然也有一部分是你自己的創見創造，但仔細想那不也是傳遞的產物嗎？所以「擁有—守護—傳遞」三種行為在此一知識的公共層面上亦被緊緊貫穿起來，你不把它再說出來、再傳遞下去，知識就會散失或深埋而絕，這於是成為知識者的義務，也就是說，把你所知所擁有的想盡辦法說出來，不只是知識工作的必要一環，這根本就是知識靈魂的一個成分，每一個再埋頭不起、再沉靜不語的知識工作者，在這層意義上，都同時是個自覺不自覺的傳教士。

由此，我們很簡單就發現，教學、演講、出庭作證、參加各式研討會云云的巴斯博士，本來就一直是死亡人骨知識的不懈傳送者，不自今日始。說到底，他這門詭異的知識本來就不是概念性的、框架性的，我們看到他們努力尋找、統計歸納並擴展一些方便、一目了然的基本通則，比方說脛骨長度和人體身高的換算表、屍體腐爛程度和死亡時間的對照表、乃至於人骨特徵如何在第一時間揭示其性別、年齡、人種歸屬云云，但這份工作、這門知識仍是高度經驗性，個別性的，每一個（或該說每一次）死亡都有各自不同的性格如同雪花一般，都帶著不同的身份、經歷和記憶刻痕而來，也都在不同的時間地點乃至於溫度濕度和壓力下以不同的九九藏書方式發生。你要知道的如果不僅僅是他死了沒有或他的年齡、人種、身高體重云云這些只供填表格的東西，如果你還多好奇多深究一些，每次死亡便都是獨特的，都講著不一樣的故事，而這參差歧異，又總是和它所在短暫的、光影般變換、不重複的紛亂現實密密相連，這意味著，當你試圖理解它、窺破它時需要考慮已消逝的現實情境，而當你要重新說清楚它時，一樣得重建、得複原已然更消逝、更所剩不多的彼時現實情境。

然而，這個傳教士的靈魂太出來，傳教之心太急切，還是會出事的。

有基督教信仰、星期天早上會進教堂的人並不難發現，一般我們就稱之為基督教的新教，其聖歌很少是好聽的，歌詞和音樂旋律之間往往極不協調到尷尬的地步，有一種馬上要打起架來的感覺。之所以如此，往往是因為要把神的重要話語、甚至《聖經》里的某一完整章節，就這樣硬生生塞進到旋律里去，以至於連話語本身都呈現著某種打油詩的況味。舊教的天主教則幾乎不犯這樣的錯誤了，他們知道這時音樂自身才是主體，音樂自己就是內容，音樂不需要加添什麼西藥成分就能讚頌上帝、洗滌醫治人心；歌詞意義可以豐碩它，或者說提示它，好讓浮漾其中人的情感人的思維更明亮可信，而非篡奪它——新教的歌通常直接出自於某個虔信傳教士的素樸之手，舊教的音樂則是有信仰的音樂家。

人忽然去做一件特別的事通常不會只有單一一個理由，一定年歲之後的人尤其如此。但我們一定也發現了，在《死亡翻譯人》書里，巴斯博士說他這個豎起高牆遺世獨立、怕驚嚇世人、關起門來以各種方式拷問屍體的冷冰冰研究機構，因為小說家帕特麗夏·康薇爾的那本暢銷小說之故，從此熱門起來忽然成為人們談論窺探、如死亡幽黯王國入口的神奇之地，這個本來有名有姓的研究機構也從此就叫「人體農場」了（說說看，它原來全名是什麼？）。完全一樣的話，他在這本小說《雕刻人骨》才一開頭又重複了一次。

而且，巴斯博士本來就是個有足夠耐心、肯等這些骨頭自己把故事講出來的好人不是嗎？

我是讀這本書才知道的，原來小孩子的指紋是這麼難以採集。巴斯博士，這個可能是有史以來最了解人骨的人，告訴我們，成人的指紋是油性的，但小孩的指紋卻是水性的，它很容易在一兩天之內就蒸發掉，也因此，科學想從指紋這一斷然的證據介入諸如失蹤兒童或兒童誘拐性侵的案件，便又少了一個好整以暇的可能，活著的小孩有他的黃金時間，就連不幸死去的小孩亦有他的黃金時間，死亡在此多了一個層次，一個皺褶，你多了一個和時間賽跑的迫切理由。

先生不出，奈蒼生何。

等你實在憋不住了回頭查出來，這次這個「巴斯博士」不叫巴斯而是比爾·布洛克頓博士，等書中所有細碎的間接證據都一ｈｔｔｐｓ://read•9９csｗ.cｏｍ致告訴你這的的確確就是一部小說時，你會覺得莞爾——幹嘛這樣一位一輩子埋頭在人骨世界，已是國寶級大師級人物的老科學家，忽然在這種時候這個年紀呀呀寫起小說來？說真的，依統計，這事遠遠比他這種時候這把年紀去談戀愛、追女生、為死去的青春做迴光返照的最後一次噴發更不尋常。

我個人相信，帶一點點偏執意味地堅定相信，所有的知識工作必然同時存在這兩個看似逆向看似背反的工作向度，只是比例不同，或者說隱性顯性不同而已。沒有知識深奧向度的傳教士不叫傳教士，而是神棍或直接講明了就是個騙子；而心中不多多少少惦念著蒙昧眾生的狂熱知識追逐者，老實說並不會比一部百科全書有意思多少。奇怪的是，也不會深奧獨特多少。封閉性、迷執性的知識追求有一些奇異且不易察覺的陷阱，沒有此時此地真人真事的問題意識，缺乏人性的補充和校準，它其實很難及遠，或者說它很快就會抵達終點撞上極限，只因為知識真正深奧不在於知識自身的邏輯框架里，這相對來說總是簡明的，你如果書讀得夠，通常會一再發現它早已被幾百幾千年前的某個人給說出來了，以某個方程式或某句格言的簡單幹凈形式。知識的深奧存在於它的皺褶之中，它豐碩而且還可以再再分割的層次之中，這通常產生於它和人的世界的不斷對話里，並在如此對話中才被發現。也因此，知識及遠之路的較正確圖像通常不會是某種頭也不回的直線，直線感往往只是一段興奮加速時的錯覺而已，它歧路的、蜿蜒的、動不動會像迷路般又屢屢走回自己已走過的十字路口也似的展開，說得噁心點但其實也是人偶爾會出現的實實在在感受，它如花綻放。

《雕刻人骨》是一部小說，儘管如果你不事先知道並不容易在第一時間就發現，第一人稱「我」說話的語調、身份位置和知識，和《死亡翻譯人》里的巴斯博士殊無二致，你只是緩緩狐疑起來，這個「巴斯博士」怎麼忽然年輕起來還春情蕩漾了起來，又一個楊振寧博士是嗎？還有，案情的發展也太戲劇性了點吧，但你曉得這也可能只是敘述者的問題而已，很多人會喜歡如此繪聲繪影跟真的一樣地講話，說到底，小說書寫者和吹牛皮者的界線並沒那麼容易一刀兩斷劃出來，最原初時，他們極可能還是同一個人。

所以朱天心在她的小說《古都》一開始的四行記憶回望原來是寫實的、沒因眷念而修改的，她完全是從第一時間的感官精細地認出來離她而去的東西。那時候的天空比較藍，真的是比較藍，事關空氣中存在的分子所造成的光的折射不同；那時候人汗水的味道比較乾淨，真的是比較乾淨，因為年輕時它是水性的，會跟著淚水在第一陣晚風到來時就揮發無蹤——一個美麗但也短促不祥的事實。

這一定對巴斯博士充滿了啟示力量——用宗教的概念來說，這是神諭，是神興起了他要他作工，就像在《聖經reａｄ•99csｗ.ｃoｍ》里我們慣看的，某個人某個晚上做了某個夢，夢中神指示他到某個地方去宣揚神的道理云云，把一個安分老實工作的人化為使徒。這種事在人看似已別無所求的暮年時刻發生，尤其有一種令人激動的青春力量。

逾越這個界線會怎樣？當然不會像偷渡入境的人一樣遭到逮捕或當場開槍格斃的懲罰，這是信念的問題、是與非的真理問題，基本上賞罰也只限於是與非的分辨為止，就像你逾越了數的加法、宣稱2+2不等於4一樣。你只會被告知這是錯的，同時你的行為、你的工作成果是不良的、是無效的，這通常不是由某個人、而是由歷史來宣判；還有，你會讓專業的文學工作者、音樂工作者感覺很悶，甚至想打人，如此而已。

文學音樂不是工具，不是透明性的裝載容器，但其實就連這個終極禁令也是暫時可冒犯可擱置的，它總會給予一段夠長的時間才做出判決。那些頑固不化、純粹拿文學音樂為工具當載體的作品最後仍會被它扔到遺忘的垃圾堆去，但也有一部分會在時間大河之中打磨、柔化、熟成，掙脫單調的工具性，取得自身豐富、獨立、完整的存在位置。這樣的作品很多，多到幾乎是遍在的，這裏我們仍只舉用推理偵探世界的例子——有跟著家裡的小朋友看過名偵探柯南的動畫長片嗎？至少可看看其中最美麗的一部《迷宮的十字路》，這次的連續殺人案發生在一千兩百年的古都京都，解開那紙謎樣圖畫的正是一首在地的童謠。這個童謠，如同很多民間的詩歌童謠一樣，原來是工具性用途的，它將格子狀的京都道路名字御池通、三條、四條依序編織起來，成為琅琅的、可唱著拍皮球玩的童謠，好讓小孩在遊戲之中自然記住不會迷路。但時間起了奇妙的作用，原來生硬的、知識性的歌詞幻化為單純美麗聲韻的聲音，一如這些直線的、方形的、單調的道路共同織成一整幅古都的千年繁華風景一般。片中，柯南一干人反而最後才想起（才被告知）它的工具性原意，之前，它只是四月櫻花季節之歌，由乾淨、爽脆、不解其意的童聲唱出來，記憶的是古寺雪一樣飄飛下來的一個櫻花樹下下午，一個光影一瞬的畫面，還有一個莫名其妙的初戀。

真正能下判決的、能說最後一句話的仍然是時間。此時此刻還方興未艾、還不可能水落石出之前，我們能說的只是，我們看得出來，老巴斯博士本人其實並不是那種知識至上的頑固學者，除了那些可歸納出的有條有理知識之外，他仍有他的好奇和同情，也保有他在一個個死亡故事之前的謙卑，這些都是有意義的酵素，有助於他日時間的熟成。天道無私，常予善人，如果巴斯繼續寫下去，他應該很有機會緩緩發現，原來小說不只是工具不只是知識的投擲器而已，小說本身就是思索就是另一種詢問和發現的方式，那些無法在人體農場里用科學方法找到的東西甚至答案，在小說書寫的艱辛過程中成為可能。

某種意義來說，我們得把這本名為九-九-藏-書《雕刻人骨》的小說視之為某種「容器」，盛裝巴斯博士各種可貴知識的容器。小說書寫，對死亡大廚巴斯博士而言，毋寧更接近某種裝盤工作，事實上他裝得挺美挺有板有眼的，但重要的仍是知識，本體在這裏。

文學音樂的專業界線的總是被逾越、被當沒有，同理，那一定是文學音樂自己的問題。

人死如燈滅，人不會死得比死更死，這是對的，當我們從死者的主體來看死亡一事時，這也提醒我們生著的人在此由明到暗的一刻就該鬆手了，他已完全離開，你有完沒完的思念或者仇恨化為箭矢都不再及於他了。然而，從生者不同的位置、不同的感官知覺、不同的需求、乃至於不同的疑惑和詢問，死亡的確是層次的，以各自不同的速度和變化緩緩完成的，幾天幾年幾世紀。文學的張愛玲敏銳地告訴我們，當她自己也死去時，連同她的所有記憶，她的祖母無可避免地將再死亡一次；科學的巴斯博士的名言，在他上一本書《死亡翻譯人》里反覆說，在這本《雕刻人骨》里他也還說，肉體會遺忘，骨頭卻記得（說法倒是挺文學的，這可能預告了《雕刻人骨》這部小說的出現）。這裏，死亡如潮水，它緩緩地、時間性地、看得到地退潮，並在生者的沙灘上擱淺著它卷不走的各種雜物，水落石出，慢慢地朽爛分解。

的確如此。而且怪的是，這還不一定是毛病，更多時候這是文學音樂無與倫比的特點，是它豐厚且青春長駐的奧秘，讓它似水柔和卻又來自天際奔流到海的可久可長，讓它可以做無限的夢。

而康薇爾火紅暢銷的法醫小說、人們對人體農場的興趣云云，又是包含在一個更大熱潮裡頭的，那就是所謂的CSI現象。

我們只用最簡單的話語來說（並不意味這是個簡單的問題）。這個世界、沒有所謂的素人物理學者，沒有素人心理學者（算命術士是嗎？），在巴斯博士的研究工作領域里，也只有一步一步踏實學習的學生門徒；然而，文學音樂這邊，永遠不乏這樣天上掉下來的驚喜之人，而且可以第一次出手就震動周遭世界，第一個正式作品就是完熟、直接一步到頂的美麗傑作，像果戈理的《狄康卡近鄉夜話》，像徐四金的《香水》。偵探推理小說尤其如此，幾乎已成定理而非特例，《大眠》《特倫特最後一案》不都是嗎？

但我們常說，一個人這樣對待你，這是他的錯；兩個人這樣對待你，這也是他們的錯；但所有人都這樣對待你，那很可能就是你自己出了問題了不是嗎？張愛玲說過這麼一句天地不仁的話，「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在我們推理偵探的世界里則是賈德諾，他小說里通過胖柯白莎講瘦賴唐諾（不是我），「這小子我看八成是足球轉世的，每個人看見他都想踢他一腳」。

我猜，在這期間，一定有諸如此類好事的、激勵的、反正死道友不死貧道的話語時不時在巴斯博士的耳邊響起：「你管他小說不小說，你只要像你平常講給我https://read.99csw.com們聽那樣說出來就夠精彩了，跟你講，那些寫小說的是因為知道得太少了，才要花心思去編故事、去虛構，犯一堆外行的錯誤，哪像你，故事一個一個都是現成的，又有千錘百鍊的專業知識，再說，你也不該放著那些荒謬不實的偽科學偽知識這樣以訛傳訛下去是吧——」

莊子說「扈言」，扈這個已經快從我們記憶中消失的字是容器的意思。但文學音樂不是，文學音樂其實不可以如此粗暴如此輕率地被拿來當工具使用。這裡有一道界線存在，一道老是被忽視、被逾越不管的重要界線。

同樣數據、同樣現象重複出現總會吸引我們的注意，而確實這也通常深具意義成為通向某個真相的起點。我們人的思維通常是以這樣方式工作的。

知識，包含著兩大工作向度，人們很早就發現，柏拉圖也很早就清楚說出來。一是背向塵世眾人，孤獨地往極深極遠極高的地方走去，跟自己的人壽和聰明才智賽跑，能走多遠是多遠；另一則是轉身面向芸芸眾生，像孔子說的選擇和人站在一起，這通常藏蘊著某種宗教性情懷，帶點犧牲帶點救贖的味道，因此，下定決心這麼做的人總呈現著某種共同的身份特質，我們可稱之為傳教士。

文學音樂有深刻精巧、可一字一句打磨、可窮人一生的專業知識和專業技藝，這無可替代無可迴避，但卻同時是不專制、不直線、不構成非如此不可的障礙的，人多人稀之徑都有路可走也都可能到達。這個奇妙的奧秘不是幾句話能說清楚，但這裏我們可指出相當根源性的一點，那就是文學音樂無止境無界線的目標，這個目標不是憑空的、封閉的，而是來自人自身，是回答昆德拉所說的「存在」的總體問題，人有多複雜，它就有多複雜，人有多難搞，它就有多難搞，人有多少不饜足的好奇和想像，它就呼應著做多少無限的夢。說得簡略可議點，這個目標本身就是冒犯的、逾越性的，它所能摸索出、建構出的專業知識及其技藝，永遠追不上這個卡爾維諾所說「過度野心的目標」，因此它得什麼都試圖吸納進來，試圖羅織各種思維各種學問各種知識成果。這樣的動員幅度，加上其目標的根源人心，最終還逼迫它平等，甚至質疑自己的層級性專業知識和專業技藝本身；也就是說，它既向各種專業學科乞援，同時又滿懷希望向廣大的、一般的人瞻望，它什麼都不放過都歡迎光臨，因此它的邊界之處總是模糊的、零亂的、龍蛇雜處的，有一堆異質的、（暫時）消化不良的東西。

把骨頭的知識編織成一個故事，誰說不可以呢？

說來，專業的文學工作者、音樂工作者這樣的悶是長期的，很多人甚至習慣了，把它視為自己的工作處境不再計較，但某個狐疑不平的微弱聲音總揮之不去——奇怪我們一直如此謹守分際，我們不會侵入物理學領域里以為自己可搖身變成量子力學者，我們也不會沒事摸摸自己身上的兩百多根骨頭就想取巴斯博士代之云云。我們這麼尊重他們的專業，他們為什麼不以同樣的行回報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