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雅娜
「還有，」她說，「這種狀況不會持久的。有時，一個燈泡壞掉之前還會變亮一會兒。我相信對於人來說也是如此。」
術后，我仍然疼得不輕，但等醫生複查的時候，已經能夠看雜誌了，我把這視為巨大的進步。這時，有人坐到我旁邊，說：「來吧，到時間了。」
故事就是這樣的，我想——除了吻過特露迪之外。我告訴過你她糊塗了，記得嗎？早老性痴呆症。拉爾夫的投資很成功，留給她豐厚的財產；在她不再適合待在家裡的時候，孩子們將她送到一個不錯的地方。露絲和我一直一起去看望她，直到露絲在進丹佛國際機場的通道里突發心臟病去世。不久以後，我開始自己去看特露迪，因為我孤獨、悲傷，想和往日歲月還有一點聯繫。但看到特露迪現在的樣子——只知道獃獃地盯著窗外而非看著我，咬著自己的下嘴唇，清亮的唾液從口角垂下來——只能讓我更難受。就像你回到故鄉去看從中長大的老屋子，卻發現只剩一片荒地。
「那種病不是致命的嗎？」我問。
在開車回去的路上，前海軍陸戰隊員對我說。我們坐在他那輛雪佛蘭轎車裡，後排座位上放著一條狗繩，一枚聖克里斯托弗勳章用銀鏈子掛在車子的後視鏡上。
「因為就是你，」他說，然後拐進我回家的路口，「我們到了。」
「她死了。」
前海軍陸戰隊員笑了。應該不是唯一一次我看到過他的笑，但卻是唯一一次我記得的。「我想我會失約的，兄弟。但我還是謝謝你。我不過聖誕。我是個無神論者。」
拉爾夫和我遠稱不上富裕，但我們湊了一點錢，和「醫生」老爸的積蓄放在一起，為他請了一位兼職的私人護士和一位每周工作五天的管家。他們很盡責，及時為父親換洗，保持他的清潔，但我嫂子說父親「熟透了」——我還是寧肯她說的是這個——的那天，氣味戰爭已經快結束了。乾結的糞便已經領先了強生爽身粉好幾輪；很快，我想，裁判就要喊停了。「醫生」再也無法去廁所——他總是把馬桶叫做「罐子」——所以他穿尿不濕和方便褲。尚且清醒的意識讓他為此很不好意思。有時，淚水會從他的眼角流下來，曾經對著世界說出「嗨，美人」的喉嚨里此時發出不成調的哭聲，聽上去絕望而滑稽。
「我愛你，先生。」她哭著說。我不知道該說什麼。前海軍陸戰隊員站在門口，雙腿分開，手放在背後，跨立姿勢站立。
從他一頭精幹的短髮來看，或許是前海軍陸戰隊員也說不定。他不說話。我們繞過我的主治醫生所在的醫療中心，然後朝康復病院方向走去。由於肚子還有點疼，我一直略微彎著腰。
特露迪沒理她。
拉爾夫補充道。他們三個人一起堵在卧房的門口。
他把我帶到了一間病房，裏面有個三歲左右的小男孩在玩積木，他的病床上罩了一頂透明的帳篷。男孩好奇地看著我們，他看上去比坐輪椅的女孩健康得多——起碼滿頭的紅色捲髮還在——但是，他的皮膚是鉛灰色的。在前海軍陸戰隊員把我推上去，自己跨立站在一邊后，我才看清面前的男孩其實病得非常重。儘管帳篷上寫著無菌環境，我也沒有理會，拉開拉鏈后，我看出，這個孩子剩下的時間恐怕是按天數而不是星期計算的。
醫護人員們回過頭來看，其中一個，還有一名剛才向貨車司機問話的警察，走過去看他指的東西。我趁機打開救護車後門，鑽到受傷司機面前。同時我緊握住口袋中的懷錶，那是父親作為結婚禮物送給我的，我一直戴著它。精緻的金質錶鏈的一端別在我的腰帶上，但沒有時間磨蹭了，我一把把表扯了下來。
我說我會的。
我知道她說不出那麼有詩意的話，但希望自己聽到的是對的。
「不。」前海軍陸戰隊員帶著我繼續往前走。拔腳之前，我又看了看那雙明亮的、瀕死的眼睛。
「算了，用不著勞你大駕！我已經弄好了。」
醫護人員砰的一聲把救護車的門關上，這時前海軍陸戰隊員說：「現在，夥計，動起來吧！」
我們住在福特城大路上的一家叫拉美達的汽車旅館，牆壁很薄。拉爾夫開玩笑地叫它辣妹多。
的確不是癌症。是腎結石。對於我這種情況，奇迹就叫做體外震波碎石術——和利尿劑一起——粉碎了那些小石頭。我告訴醫生，這輩子從來沒那麼疼過。
「你不會再見到我了。」他說。
「某些會，」他說，「就是這麼運轉的。其他人不行，」他聳聳肩，「或者說不會。」他又聳聳肩，「反正一個意思。」
「肯定不是癌症。」露絲說，而從她嘴裏說出這樣的話就意味著她認為是。她的眼神更讓人警覺。她絕對到死也不會承認——她以自己的現實主義為傲——但我知道，那時她一定覺得癌症離開父親逃到我身上了。
她的小塑料包輕輕地碰在了父親的頭上，他睜開了眼睛。之後，特露迪和露絲都說父親是因為頭被包打了才醒的。拉爾夫不確定，我卻認為絕對不是。小包碰到爸爸頭上時沒有發出任何聲音。我敢說，裏面最多有一包克里內克斯紙巾。
幾分鐘后，我們來到了醫院外的台階上，他說：「你可以自己找到回去的路，是不是？」
「我不這樣認為，」科樂護士說，「他看上去好些了。」她停了停。「我這輩子從沒見過這樣的事。」
九_九_藏_書是斯坦·斯洛恩，道格的家庭醫生首先舉起了紅旗。是他把道格送到匹茲堡大學癌症研究中心的，因此他可以責怪那裡的腫瘤專家雷迪夫醫生和扎馬科夫斯基醫生誤診。而他們把誤診的責任推到了影像科，雷迪夫說影像科的主任無能得連胰腺和肝臟都分不清。他要求我不要轉述他的話，但二十五年過去了，我猜那個限制已經失效了。
「不知道，爸爸，」特露迪說，「別為那個操心。」
小女孩開始數：「一……二……三……四。」她輕巧地跨過吊針架的金屬腳，都沒往下看一眼——顯然，她不會透過那副髒兮兮的、過大的眼鏡看任何東西，那雙像蒙了霧一樣的眼睛是看不見的。她離我很近，裙子都碰到了我的胳膊。她的身上聞起來有灰塵和汗水，還有——像「醫生」老爸一樣——疾病的味道。兩條小胳膊上都有深色的色塊，不是疤痕，而是淤紫。
「布爾什維克。」露絲說，她能允許自己說的罵人話最多也就如此了。
八十歲時，他衰弱地從醫院回家，曾經有些危險的、氣派的父親變成了睡衣里的一副骨架。（他的睡衣上也有海盜隊的隊徽。）他的雙眼隱藏在亂糟糟的眉毛下。儘管開著兩颱風扇，他還是不停地出汗，潮濕的皮膚上散發出的氣味讓我想起了一棟廢棄房屋裡古老的牆紙；他的口腔中散發著消化的味道。
醫護人員看上去很惱火。
「你知道一個叫阿雅娜的小女孩嗎？儘管我想她現在應該是個大姑娘了。」
他看起來有點困惑，聳了聳肩。「你的工作結束了，」他說，「我一點也不知道你夢的事情。」
「我們不會回去的，不管他病成什麼樣子，」露絲近乎歇斯底里地說，「告訴她。」
由於注意力都被小女孩吸引，我記不太清那個女人的模樣。她是四十歲還是六十歲，我也說不清。她留著非洲式的短髮，表情平靜。除此之外，我就什麼都回憶不起來了，甚至連她衣服的顏色，是否穿著裙子都想不起來。可能是穿著裙子吧，但也有可能是寬鬆褲。
我指著擔架旁邊的懷錶說：「表落在草叢裡，我想那是他的。」等福特司機發現那表不是他的、表蓋里銘刻的首字母對他也沒有任何意義時，他早不知身在何處了。「你找到他的腕帶了？」
「她吻了我的爸爸，」我說，「她只是碰了碰我。為什麼是我？」
「那些我吻過的人——他們還會再去吻其他人嗎？吻他們，讓疾病消失？」
拉爾夫站在特露迪旁邊，扭頭看了看。「現在是關著的。她們一定是隨手把門關好了。」好像她們幫了我們什麼忙似的。
「一……二。」阿雅娜數著。她把眼鏡戴上，往鼻子上推了推，我敢說它在那兒也待不長。女人牽過她的手。
「阿雅娜，過來，」女人說，「我們該走了。兩步。讓我聽到你數。」
女人握著小女孩的手，穿過起居室，拉爾夫像牧羊犬一樣跟在後面，我猜他是怕她們偷東西。露絲和特露迪俯下身去檢查道格的情況，他還睜著眼睛。
「回去好好洗一洗。」
「我一直認為是VHL綜合症。」
「我病了，我要走了。」小女孩說。
去找影像科的負責人時，他兩手一攤。「我們只負責拍片，不負責解讀，」他說，「再過十年，我們的儀器設備將會使這樣的誤讀成為不可能。而現在，為什麼不放掉其他想法，慶祝你老爸還活著呢？」
「當然，」我說，「不過我必須跟我的醫生另約時間。」
那次，我們去見聖裘德醫院的一個女人。親吻她時，她把我的手放在了她的左胸上。那是她僅剩的一個乳|房，醫生們已經割掉了另一個。
「特露迪會讓他閉嘴的，」露絲說，「而且，說服你哥哥並不困難。」
現在到了奇迹的部分了。我不會省略這部分——既然講故事，就要好好講——但也不會大費筆墨。奇迹故事雖然讓人高興，卻很少有趣，因為它們都差不多。
「也給我來一杯，小露絲，」父親說，接著——很可能把我呆板茫然的表情錯認為反對，「我感覺好些了，肚子基本上不疼了。」
乍一聽，我還以為她說的是「他熟透了。」
我突然有了一個想法。看起來是個善意的想法，上帝才知道為什麼。「來過聖誕節吧，」我說，「一起吃聖誕晚餐。很豐盛的。我會告訴露絲你是我新墨西哥州的表親。」因為我從來沒有告訴她有關前海軍陸戰隊員的事情。我明白我父親的事情對她來說已經足夠了。事實上，太多了。
在他最後一次把我送下車、從此在我生活里消失之前，我又問了他三個問題。
「她會知道的，」露絲指的是護士，「到時候你就有麻煩了。」
「我想你今後也不會這麼疼了，即使得了冠心病，」他說，「女性患者把結石的疼痛和分娩相比，還是難產。」
那是個炎熱的八月的晚上，剛過七點鐘。很快，拉爾夫就會離開旅館到父親那裡去，因為兼職護士八點就會走。電視里在放海盜隊的比賽，我開大聲音，想蓋住隔壁令人沮喪的爭吵聲。露絲在疊衣服，她警告我，如果下次再買折扣店的廉價內衣，她就跟我離婚，或者拋棄我跟陌生男九_九_藏_書人私奔。電話鈴響了，是科樂護士打來的——有個廣告詞是「請為科樂護士多喝一點湯」，她便讓我們叫她科樂護士。
女人對他們的威脅不加理會。她把小女孩推上前，對她說：「正前方。四步。有個棍子樣的東西，小心別絆倒。讓我聽到你數步子。」
我吻了他的嘴角（我猜那應該是我的專屬部位），這時一名醫護人員發現了我，把我拉了出來。「你這傢伙想幹什麼？」
擔架上那人陰鬱地盯著我，折斷的頸椎骨像矇著皮膚的門把手一樣從頸部隆起來。「我的腳趾頭動不了了。」他說。
「對不起，我們走錯樓層了。」前海軍陸戰隊員說。
那個女孩——我記憶猶新，就像是今天早上發生的事情——我想，她那時大概是七歲，但與同齡人比起來個頭要小得多，事實上，就是個小不點。她身穿一條粉紅色裙子，露著瘦骨嶙峋的膝蓋；同樣瘦的一條小腿骨上貼著印有華納兄弟卡通人物的創可貼，我記得上面有兩手各握一支手槍的紅鬍子山姆大叔。她的深色眼鏡看上去就像是跳蚤市場上的搭贈貨。對於她的小臉來說，眼鏡太大，滑到了鼻尖，露出了厚眼瞼、眼神獃滯的一雙眼睛，上面矇著藍白色的膜。她的頭髮梳成了一排排小辮子，一隻胳膊上掛著破了半邊的塑料玩具手袋，腳上是髒兮兮的球鞋。她的皮膚並不是標準的黑色，而是油膩膩的灰黃色。雖然她是自己站著的，看上去卻跟我病榻上的父親一樣衰弱。
這話倒是很有道理。拉爾夫當時還是新罕布希爾四十三號學區的主管，而一個小州的教育部門官員最不願意看到的，就是自己出現在有線電視新聞的最後時段，那段時間通常都是留給飛過鳳凰城的不明飛行物和能數到十的山狗的。何況，沒有了製造奇迹的人，孤零零一個關於奇迹的故事並沒什麼吸引人的，而阿雅娜已經不在了。
現在一局結束，電視上出現了一個禿頭、大牙、眼神瘋狂的男人向我們叫喊著朱克斯店裡的地毯便宜得等於白送，而且，上帝啊，預約訂購不需要任何費用。我們還沒來得及對露絲的感嘆語做出反應，道格就已經開口向科樂護士請求喝半杯啤酒了，結果被她拒絕了。但科樂護土在那棟小房子里的權威差不多終結了，接下來的四年裡——在一塊嚼了一半的肉永遠堵住他的喉嚨之前——我的父親喝了數百上千杯啤酒。我希望他盡情享受了每一杯。畢竟，啤酒本身也是個奇迹。
唐·「醫生」·金特里和他的妻子，貝爾納黛特——我的父母——退休后住在福特城郊區的家裡，離匹茲堡不遠。母親去世后，父親考慮過移居佛羅里達，發現自己財力無法承擔后，就安心待在賓夕法尼亞了。確診患了癌症后，他在醫院住了一小段時間。住院期間，他反覆向人解釋他的外號來自多年的獸醫工作，當所有聽得進他說話的人都知道了之後，他們便把他送回家等死，他的家人——拉爾夫，特露迪，露絲和我——來到福特城陪他最後一段時間。
扎馬科夫斯基醫生則將之解釋為簡單的器官畸形。「我一直不敢苟同最初的診斷。」他向我透露。我和雷迪夫通的電話，和扎馬科夫斯基是面談。他穿著實驗室的白大褂，下面是件紅T恤，隱約透出T恤上印著我寧願去打高爾夫。
「如果你一直這樣叫，當心在陌生人面前也脫口而出，」我妻子說，「那樣你就會弄個大紅臉了。」
一個月後，他已經能走過整個街區了（不用拐杖）。那個冬天，他每天都去當地的健身房游泳。他看上去像個六十五歲的人，每個人都這樣說。
露絲拍了拍女人的肩膀，動作可算不上溫柔。
我的弟妹特露迪說：「他糟透了」。
拉爾夫說：「他快要走完他的旅程了。」
可如今，我的妻子已經去世了，在飛往科羅拉多照顧我們第一個孫子的路上，她突發心臟病，幾乎是立刻就不行了。（這也是航空公司的人說的，但這年頭連行李都不敢放心地託付他們，誰知道他們的話有多可信呢。）我哥哥拉爾夫也不在了——他在一次老年高爾夫比賽中中風——特露迪則得了老年痴獃。我的父親去世多年；要是他還活著，就是個百歲老人了。我是家裡唯一還活著且神志清醒的，所以我要把這個故事講出來。露絲說得對，這個故事難以讓人相信，而且不能說明任何問題——奇迹總是這樣，除非對於那些隨處都能碰到奇迹的幸運兒們來說——但它很有趣。而且，它是真實的。我們大家都看到了。
「我想讓她回來，」他說，「我還想要個吻。」
我們出去了。接待台前沒有人，所以我也就不用跟人家解釋為什麼會突然離開。反正我也不知道該編個什麼理由。說我的肚子突然不疼了？聽上去又荒謬又不可信。穿西裝的男人看上去三十五歲左右：
「什麼小女孩？」父親問道。
「布爾什維克！」露絲又冒了一句。
「他是我爸爸！」
特露迪從她們背後出現，也問了同樣的問題，但她聽上去比我清醒得多。在她身後，露絲一驚一乍地叫道：「門肯定是開的，那門從來就插不上。她們肯定就這麼走進來了。」
我抬起頭。不是來到父親病房的那個女人，而是一個身穿棕色西裝的男子，看上去十分平常。然而，我知道他為什麼來，這從來就不是個問題九*九*藏*書。我還確定，如果我不跟他走，那麼全世界的碎石術都幫不了我了。
路過護土站時，前海軍陸戰隊員又拽了我一下，但這次，我們沒逃過男護士的眼睛，他臉上掛著不滿的微笑，我們學校英語組的主任把這種微笑修鍊成為了一種藝術。男護士問我們在做什麼。
拉爾夫回來了。「他們走了，」他說，「沿街朝公共汽車站去了。」他轉身面向我的妻子，「說真的，露絲，你想讓我報警嗎？」
她沒有浪費時間寒暄。「我想你們應該馬上過來，」她直截了當地說，「不只是拉爾夫來值夜班，你們都過來。」
「他要走了嗎？」我問。露絲放下手上的衣服，走過來，一隻手放在我的肩膀上。這個結果並不出人意料——事實上，我們希望他能不再受苦——但真的事到臨頭的時候，卻感覺那麼荒謬，難以置信，連傷痛的餘地都沒有。小時候，他教我玩板球，那時我也就和今天闖入家裡的盲人小女孩差不多大。少年時，他逮到我躲在葡萄架下抽煙，告訴我——不是氣憤地，而是慈祥地——抽煙是個愚蠢的習慣，如果能不被煙癮控制，我會過得更好。明天的報紙送到的時候，他就會不在了？太荒謬了。
「阿雅娜。」那孩子回答。
我沒想著他會回答，但他確實回答了。
扎馬科夫斯基神秘地一笑，這是醫生們為毫無頭緒的水管工、家庭主婦和英語老師特別保留的笑容。然後他說，他約了人，已經遲到了。
他第二次來是一九八七年，露絲去市場了，我一邊在花園修剪草坪，一邊祈禱腦袋一跳一跳的難受不是偏頭痛的開始，雖然心裏其實也明白肯定事與願違。自從上次康復病院的小男孩事件后，我就常犯偏頭痛。但深夜裡，我用濕布蒙住眼睛，輾轉不成眠的時候，我想的不是他，而是最初的那個小女孩。
離開前，我吻了吻她的嘴角，但當然了，什麼都沒發生。沒有製造奇迹的人，也就不再有奇迹，而屬於我的奇迹的日子早就過去了。然而，深夜我仍舊無法入睡。那時，我就會下樓來，看任何想看的電影，甚至無|碼的色|情|片。要知道，我有衛星鍋，還有個叫做環球電影的頻道。如果我願意訂職棒大聯盟套餐的話，連海盜隊也能看得到。可我如今收入有限，儘管近日無憂，也不敢隨意開銷。海盜隊的賽況可以在網上關注。那些電影本身就是奇迹了，我知足。
疼痛開始蔓延。剛開始是在腰腹部，慢慢向上擴散，他甚至抱怨連眼皮和指尖都疼，止疼葯也沒用了。護士本可以給他更大劑量的止疼葯，但擔心會使他送命而不肯那樣做。我卻想無論如何都要多給他些。如果露絲支持的話，我可能就那麼做了，然而我的妻子不是會提供吶喊和支持的人。
「你什麼意思，等等？她們莫名其妙就闖進來了。」
我沒有說出口的話是：「願他得到安息，」但我的確是這麼想的，因為他在受罪。那是二十五年前——一九八二年——痛苦仍然是癌症晚期可接受的狀態。我還記得十年還是十二年之後讀到一篇文章，裏面說，大多數癌症患者安靜地死去，只是因為他們太虛弱，叫不出來。那篇文章又讓我回想起父親的病榻，回憶如此強烈，以至於我衝進廁所，跪在馬桶前，滿心以為會吐出來。
他依次叫出了我們的名字，告訴我們威利·斯達格爾剛剛為巴克斯隊擊出一記本壘打。拉爾夫和我面面相覷，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特露迪一下子跌坐在道格旁邊的沙發上。露絲跑到廚房，給自己倒了杯啤酒。露絲喝啤酒，也算是個奇迹了。
我記得，小時候住在康涅狄格的德比，「醫生」老爸坐在門廊的長椅上，一手拿著牛肉罐頭，一手拿著香煙，白得耀眼的T恤向上卷了兩卷，露出平滑的二頭肌和左胳膊肘上方的玫瑰文身。他屬於身穿不褪色的深藍牛仔而不感覺奇怪的一代人——他們把牛仔服稱為工作裝。他把頭梳得像貓王，帶著點危險的氣質，像是個到岸上喝醉酒闖禍的水手。
「我的意見是，你不要喝啤酒。」科樂護士說。她坐在起居室另一邊的椅子上，毫無收拾東西的跡象。通常，下班二十分鐘前她就會開始收拾，而且，她那一貫令人討厭的頤指氣使的口氣也柔和了許多。
由於牆壁很薄，我們聽見了隔壁拉爾夫和特露迪在爭吵，為的是還能在這裏待多久。「他是我的父親。」拉爾夫說，而特露迪回答：「等賬單到期的時候，請對康涅狄格電力照明公司說。或者，病假用完時，請對你的上司這麼說。」
我們走上人行道，又鑽進一條走廊，走廊兩邊的牆上畫著迪士尼的壁畫，頭頂的揚聲器里在唱《小世界》這首歌。前海軍陸戰隊員頭顱高昂、步履輕快，好像他本來就屬於這裏。可我與這裏格格不入，而且自己也知道這一點。我從來沒覺得離家和能夠理解的生活這麼遠過。就算此刻變成一隻孩子們收到的「祝你康復」的氣球飄到天花板上，我也不會吃驚的。
我的心一沉，但並不太嚴重。我想我早已經知道結果。我又想起了坐在輪椅里的那個小女孩。
就是那天晚上，躺在「辣妹多」旅館硬邦邦的床上聽空調轟隆轟隆響的時候，露絲讓我不要把盲人女孩的事情告訴別人。她一直沒有叫她阿雅娜，而是稱她為「有魔力的黑孩子」，那副難聽的嘲諷口氣十分九*九*藏*書不像她。
於是我動起衰老的屁股來到救護車的後面。海軍陸戰隊員擠到前面指著一個地方叫起來：「喲！喲！這兒怎麼有一條腕帶？」
「我是道格。」父親的床榻彷彿黑暗的洞穴，他從中抬起目光，看著小女孩。來到福特城的兩周來，我們還沒見過他的眼神如此清醒，他已經到了被推著在屋裡轉一圈也醒不過來的地步了。
在中心護士站，前海軍陸戰隊員拽了一下我的胳膊，讓我停下，直到那裡的兩個護士——一男一女——又忙開了。然後，我們從護士站前過去，走進另一個大廳，裏面有一個坐輪椅的光頭小女孩，她渴望地看著我們，伸出一隻手。
「那不過是個金屬片，」他說，「離開這裏。」
「今天下午我們離開時他就好些了，」特露迪說，「我只是不敢相信。」
她又親了親他，然後往後退去。這一次，她被吊針架的底座絆了一下，差點把架子和她自己都撞倒。特露迪一把抓住架子，我扶住小女孩。她瘦得真的只剩皮包骨了。她的眼鏡掉到了我腿上，那雙模糊的雙眼看了我一會兒。
「離開這裏，除非你想讓我們報警。你想讓我們報警嗎？」
「拉爾夫和特露迪呢？」我問她，「他們當時也在，也看到了。」
但科樂護士只是想說，她碰巧看見道格從福特城的獸醫診所出來，他是去和年輕的醫師討論馬匹的蹣跚症的。她說，他拿著拐杖，但沒有拄。科樂護士還說，她從來沒見過一個「他這個歲數」的人氣色這麼好的，「我還是不敢相信」是她的原話。
特露迪大步沖了過來，推開那女人，又打算推開我，想要抓住這個突然闖到父親病床前的小女孩。我拽住她的手腕，「等等。」
「這是什麼時候開始的？」我問，其實也不確定我說的「這」是指什麼，因為父親的好轉是全面的。但若真要說我腦子裡想的是某個具體的方面，我想，我應該想問的是味道是什麼時候消失的。
「是那個小女孩。」她說。
「我還會再見到你嗎？」
「你們是誰？」我問。我的聲音聽上去很蠢，像是剛打了會兒瞌睡，而不是看了會兒書——儘管這兩件事對我來說的確有相似之處。
但我的父親其實是四年後，也就是一九八六年才去世的。他當時請了晚年看護，而且並非死於胰腺癌。他是被一塊牛排卡住而窒息的。
「是，恐怕是這樣。」
就這樣，我沒有殺死父親。沒有任何人那樣做。我們做的就是等待。我們給他讀書，雖然並不知道他聽懂了多少。我們給他換洗，並隨時更新牆上的用藥表。天氣非常炎熱，我們定時挪動兩個風扇的位置，希望能有些涼風。我們在把草地顯像為紫色的小彩電上看海盜隊的比賽並告訴他今年海盜隊表現不錯。我們彼此討論他越來越瘦削的側影。我們看著他受苦，等著他死亡。一天，他睡著了，鼾聲不斷，我從《二十世紀美國最佳詩歌選》中抬起眼來，看到卧室的門口站著一個體格高大健壯的黑人女子和一個戴著深色眼鏡的黑人小女孩。
「那也阻止不了她。」露絲就是這樣萬事只往壞處想的人。她的悲觀不是後天養育的結果，而是天生的。「她會報警的。說不定你會進監獄。」
他是好些了。十五分鐘后我們到達時，他正坐在客廳的沙發上，在大一些的電視上看海盜隊的比賽——這台電視也沒有高級多少，但起碼色彩還算正常。他用吸管喝著蛋白質飲料，臉色有了些血色，臉頰似乎圓潤了些，也許是因為剛剛刮過臉的緣故。看來，他已經恢復了元氣。當時我是那樣想的；隨著時間流逝，那種印象越發深刻。我們達成共識的另一件事是——即使是我娶的那位多疑的托馬西娜：醫生們把他送回家等死後一直像醚般瀰漫在屋裡的死亡氣息消失了。
一九八三年我比較清閑。我和一家學術出版社簽了合同，寫一本名叫《授人以漁：創造性寫作的教學法》的書，但是，和我那篇關於奇迹劇的文章一樣，那本書也沒有真正落筆。七月，露絲和我原本打算去野營，我的小便卻突然變成粉紅色了。那之後開始了疼痛，先是在左邊臀部的深處，緊接著蔓延到腰腹，痛感也更強。後來，我就開始尿血了——我想，那應該是出現首次癥狀四天後，而當我還在玩全球流行的遊戲「自動消失」時，疼痛已經從嚴重變成了酷刑。
「你會沒事的。」
「不。否則我們一天都會浪費在填表和回答問題上。」她停了停，「說不定還要出庭作證。」
「阻止她！」哥哥對我喊道，但我沒理他。一切發生得很快。小女孩彎下腰，湊近父親深陷的九_九_藏_書臉頰，親了一下。不是輕輕一吻，而是重重一下，發出啵的聲音。
「你會沒事的。」阿雅娜說，一邊用她的小手掌碰了碰我的嘴唇。她的手像爐灰一樣燙，但我沒有躲閃。
露絲說：「他剩下的日子屈指可數了。」
「那孩子是誰？」他問。
「會的。」他說完就朝停車場走去，一次也沒有回頭看過。
我向他伸出手去，與此同時，我聞到了與父親病榻前類似的味道。這裏的氣味雖然輕些，但本質上是一樣的。孩子毫無保留地向我展開雙臂，我在他的嘴角親了一下，他立刻給了我一個大大的吻，足以顯示長時間以來，沒有人這樣接近過他，至少除了給他帶來疼痛的接觸之外。
「我會放好的。」我說，聽上去不像我自己在說話。彷彿我身體里還有另一個人，而他站在一旁，震驚得說不出話來。阿雅娜滾燙的手掌彷彿還貼在我的唇上。
「我還想再要一個吻。」父親說。
露絲扭頭看著我，嘴唇抿了進去，這是一個她長年以來不斷完善的表情，毫無可愛可言。「她把吊針管拽出來一半……他在流血……你竟然坐在那兒，什麼都不管。」
沒有人走進來問我們在做什麼，也沒有人威脅要報警，就像露絲那天在父親房裡那樣。我又拉上帳篷。走到門口時，我回頭看看坐在透明帳篷里、手拿一塊積木的小男孩。他扔下積木，向我揮揮手——孩子的揮手方式，手指兩次打開又併攏。我也以同樣的方式向他揮揮手。他看上去已經好些了。
我跟父親的主治醫師們討論了他的康復，這樣做的原因是由於父親身上發生的事情讓我想起了中世紀歐洲村莊里流行的所謂奇迹劇。我告訴自己，把老爸的名字改一下——或許就稱呼他為G先生就行——說不定能寫篇有趣的文章投給某家雜誌。也許可以，但我從未真的動手寫。
我還以為自己永遠不會把這個故事講出來。我的妻子讓我不要講；她說，沒有人會相信你，講出來也只能讓你自己難堪。當然，她的意思是，我會讓她難堪。
「你們不能到這裏來，」特露迪對那女人說，「我們很忙，這裏還有病人。我們不知道你們想要什麼，但你們必須離開。」「你們不能就這樣走到別人家裡來。」
我儘力照辦了。在被我理所當然稱之為研究的短暫調查中，我知道了一件有趣的事：奇迹的醫學定義就是誤診。
那之後，我們就都各自回家了。到家的第一晚，我接到了科樂護士的電話。
然後，還算大度的，他說：「謝謝你，沒有自己留著那塊表。」我真想留著那塊表啊，但是……唉，時機所迫，手頭只有那樣東西。「你手背沾上血了。」
「祝你們愉快，」她說，然後看著我，「我對你感到抱歉，」她說，「但這孩子的夢結束了。」
我還清楚地記得他的卧室。牆上是一幅群童圍繞耶穌的畫，地板上鋪著母親親手做的百衲布墊：令人作嘔的綠色布塊，算不上母親的得意之作；床邊放著吊針架，上面貼著匹茲堡海盜隊的貼花。每一天靠近那間屋子，我都越來越害怕，在裏面待的時間也越來越長。
「你是誰，孩子？」父親沙啞而虛弱地問道。
「我去。」我回答，但我先去了前門——拉爾夫不僅把門關上了，還上了鎖——朝外看去。帶綠色塑料頂棚的小車站只有一個街區的距離，但沒有人站在站牌或是車棚下，人行道上也是空的。阿雅娜和那個女人——不知道是她媽媽還是照顧她的人——不見了。只剩下小女孩留在我嘴唇上的碰觸，仍然是溫暖的，但已經開始變涼了。
或許吧，但發生在醫生·金特里身上的奇迹卻是持久的。周末之前，他已經能在我或拉爾夫的攙扶下在後院里走走了。
我還記得德比街頭的夏日狂歡，他和媽媽一起伴著艾克·特納和旋律之王的《火箭88號》跳吉特巴舞。拉爾夫那年十六歲，我想，我十一歲。我們倆目瞪口呆地看著自己的父母，這是我第一次意識到他們晚上也會做|愛，會赤身相對，眼中只有彼此，把我們拋在腦後。
父親得的是胰腺癌，已經到了晚期。我認為，通過傾聽人們對那種情況的描述，能更好地了解一個人。（你看，我把癌症描述為「那種情況」很可能就能透露我這個敘述者的某些信息，比如我一輩子都在教孩子們英文課，而他們碰到的最嚴重的健康問題不過是粉刺和運動受傷。）
我想起那個黑人婦女對阿雅娜說過的話。這些年我從沒有想起過那句話。「我的夢結束了？」我問。
「我不知道，我怎麼會知道？你們誰去拿膠布來，好把這根針固定住。我記得在廚房的工作台上。」
「為什麼作證？」拉爾夫問。
再次見到他是多年之後：一九九七年的十二月中旬，那是最後一次。那時，我的問題是關節炎，現在仍然是。他頭上豎起的短髮大多數都變成了灰色，嘴角的皺紋深得像口技演員手中拿的玩偶。他帶我去了城北的I-95號公路的出口，那裡剛剛發生了一場車禍，一輛小貨車與一輛福特撞在了一起。福特被撞得一塌糊塗，醫護人員已經把司機——一個中年男人——捆在了擔架上。警察正在向驚魂未定但並沒有怎麼受傷的貨車司機問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