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處館。如張楊圜等。來學者多要學八股應舉，則是間接的妥協。惟晚村則借八股制案來發揮民族思想，身後竟獲奇禍。

他們反抗異族的力量是微薄的，因其非世家貴族。然而他們反抗異族的意識，則極普遍而深刻。隨於社會文化傳播之廣，北宋不如南宋，南宋不如明末。

三、務農。如孫夏峰、顏習齋、張楊圜等。此項生活，極刻苦，仍不能發皇完成其學業傳統。湯潛奄學于夏峰，出而仕宦。李恕谷學于習齋，出而游幕。楊圜則晚年在呂晚村家處館。若來學者依然歸耕，則耕漸勤，學漸荒，而傳統絕。

社會機構不能激勵變動，則「遺民不世襲」此徐狷石語。的話，很容易在當時人口中吐出。顧亭林與人書謂：「人人可出，而炎武不可出。」若純以民族觀點論，則人人不可出也。當時遺老，非不能唱高調，惟事實有所不許耳。若埋頭從事反抗工作，則遺老們多半是從反抗工作中退身下來，才致身於學術文化事業的。

江、浙一帶，本為南宋以下全國經濟文化最高的結集點，亦即是清初以來對滿清政權反抗思想最流行的所在。

故江、浙考據漢學，其先雖源於愛好民族文化，厭惡異族統治，帶有反抗現實之活氣。其後則變為純學術之探襯，鑽入故紙堆中，與現實艷不相干。

三則江、浙一帶經濟狀況，繼續發榮滋長，社會上足可培植一輩超脫實務的純粹學術風氣。

遼、金的割據，雖則他們亦都慕向漢化，然而那時中國北方社會的文化基礎，本已削弱，所以同化異族的能力，不夠深強。因此北朝對中國史上尚有貢獻，而遼、金則無。

顧炎武本崑山世家，然鼎革以後，家奴叛變，使其不獲安居。在南北朝、初唐，奴隸部曲盛行時，其情形便不同。又清初江南奏銷案，縉紳無或倖免，西晉、北魏戶調均田，豈有此力量？這可見後代的所謂「故家」，與中唐以前的門第大族，勢已大異。顧氏浪跡北方，對耕殖經商，均甚留意。以故其私人經濟，可無問題。然欲從此中打出一個基礎，長與政治絕緣，而來擔任文化事業的營養，則其事非易。

則清之討好民眾，固僅勝口惠，與確立一代規模之善政有辨。又清代有捐納之制，官吏可以貲進。其始蓋以初入關，中國士大夫意存觀望，清廷藉以網羅社會雄于資財之一部分人，亦可減削一時反對之氣勢，而補開科取士之所不足。文官捐始於康熙十三年三藩事起之後，既可不加稅而餉足，又以官爵餌社會、安反側，其用意至深毒。然其後寖失本意，乃專為彌縫一時經費之急需。捐例大率不出三途：曰拯荒、河工、軍需。名器不尊，登進日濫，仕途郩雜。清廷徒守「永不加賦」之美名，而捐例迭開，不啻縱數十、百餓虎豺狼於民間，其害較之加賦為更烈。

四庫館臣作四庫全書提要，對程朱宋學，均濫肆慢罵。此非敢顯背朝廷功令，實是逆探朝廷意志，而為奉迎。東吳惠氏有楹帖雲：「六經尊服鄭，百行法程朱。」清廷科舉功令，只是六經尊程朱而已。另一面則推波助瀾，假意提倡江、浙考據之學，務期學者只埋頭不張眼，則是百行法服鄭也。清廷能自以私意操縱學風，正為其對中國學術文化有相當了解之故。

若使讀書人反對科舉，拒絕仕宦，與上層政權公開不合作，則失卻其經濟憑藉，非躬耕為農，即入市經商，而從此他們亦再不能盡其負荷民族傳統文化之職責。魏、晉、南北朝之士大夫，其門第家業皆可退守，又寺廟亦可藏身。宋、明以來，士大夫不能有退守之基業，而寺廟亦再不佔社會上文化之重要性。

今按：以丁歸田，其實唐楊炎兩稅已如此。然自楊炎以後，仍自有差役。王安石令民輸錢免役，而紹興以後，戶長、保正催錢復不免。李心傳謂：「合丁錢論之，力役之徵蓋取其四，而一有徵事，征夫之事又仍不免，是取其五矣。」及明代一條鞭法，實亦地丁合一也。清之田賦悉照萬曆年間則例徵收，惟除崇禎、天啟諸加派，則丁糧固已在租中，而復有丁徭，是正如唐行兩稅而五代、宋室復有差役也。及將丁糧攤入田賦后，其後仍不斷有差役，則亦仍是一種朝三暮四為狙公之賦芧而已。

清代討好下層平民最有名之著例，莫如丁賦攤入地糧，自康熙五十年以後，永不加賦一事。王慶雲《石渠余紀》謂：「清初丁徭之法，悉依明舊。順治十八年編審，直省人丁二千一百六萬有奇，至康熙五十年編審，二千四百六十二萬有奇。五十年間，滋生不過十分之二。蓋各省未以加增之丁盡數造報也。先是巡行所至，詢民疾苦，或言戶有五、六丁，只納一丁，或言有九丁、十丁，止納二、三丁。於是康熙五十年定丁額，諭曰：『海宇承平日久，戶口日增，地畝未廣，應將現今丁數，勿增勿減，永為定額。自后所生人丁，不必徵收錢糧，惟五年一編審如故。』雍正初，定丁隨地起之法，直省丁賦以次攤入地糧，於是丁徭口賦，取之田畝，而編審之法愈寬。」

四則自印刷術發明，書籍流通方便之後，博雅之風，自宋迄明，本已每展愈盛。

那時的學術文化，卻漸漸與政治事業宣告脫節。

清臣不敢自刻奏議，恐以得罪。清代亦無好奏議。又不敢記載當代名臣言行。如尹嘉銓即以著名臣言行錄遇禍。乾隆八年，杭大宗以進士應御史試，偶及朝廷用人不宜分滿、漢畛域，即遭嚴譴，幾至不測。放還終身，更不錄用。全祖望與杭略同時，著書刻意收羅鄉邦宋、明遺民，此其意態之有所鬱結，極可想像得之。

六、游幕。如李恕谷、劉繼庄、顧景范等。此等雖志節皎然，然蹤跡近人，過一關即入仕宦之途。

此等風氣，恰恰上下相浹洽，而學者精神，遂完全與現實脫離。應科舉覓仕宦的，全只為的是做官，更沒有絲毫以天下為己任的觀念存在胸中。清代中葉以後學術雖日盛，而吏治卻日衰，正為此故。

中國社會機構，自漢武以下，不斷以理想控制事實，而走上了一條路向，即以士人為中心，以農民為底層，手工業與兵士為農民之分化。而商人只成旁支。因此社會理想除卻讀書做官，此種人在唐以前即為門第中之家長，宋以下則為社會大眾學業上之師長。便是沒世為老農，市井貨殖，不是一條正道。此種傾向，自宋以後更顯著。宋人所講學問，與經商牟利意義極端衝突。因此好利貪財者，亦盛置田產，而不事貨殖。

尤其如康熙之好學。年十七、八時、以讀書過勤咯血，猶不肯廢。初，講官隔日進講，帝令改按日進講。三藩變起，帝猶不肯廢進講之制。修葺宮殿，則移居瀛台，仍令講官進講。二十三年南巡，泊燕子磯，夜至三鼓，猶不輟誦。于天文歷算，皆所通曉，為清代帝王中第一人。

康熙五十年各直省丁口數：

他們只利用了元明以來做八股應舉得程朱招牌，他們決不願學者認真效法程朱，來與聞他們的政權。

七、經商。如顧亭林在晉北墾牧、呂晚村刻書等。此方面最少。純粹規商，便與學術文化事業脫離。

他們以鄙視滿清政權之故，而無形中影響到鄙視科舉。在明季將次覆亡時，已有一輩學者感覺科舉之可鄙賤，無實用。又因鄙視科舉之故，而無形中影響到鄙視朝廷科舉所指定的古經籍之訓釋與義訓。

明萬曆六年全國戶口六千零八十九萬余，而江、浙已佔一千零五十萬。乾隆時，直隸一省，不敵揚州一府。山西、陝西、甘肅、河南各省，均不敵松江一府。明季以來，江、浙兩省藏書家之多，尤勝前代遠甚。而揚州為鹽商所萃，其經濟力量，足以沾潤江、浙學士者更大。乾隆朝《四庫全書》凡七本，內廷占其四，文淵在紫禁城內東南隅，文源在圓明園，文溯在奉天，文津在熱河。而江、浙亦占其三。文匯在揚州，文宗在鎮江，文瀾在杭州。此亦可見當時學術偏聚江、浙之一斑。

如盧文弨、全祖望、錢大昕、李兆洛等一時通儒，無志仕宦者，惟有居一書院，尚可苟全生業。其所教督，既不肯為科舉俗學，又不敢涉於人生實事。明人如良知家九九藏書社會講學風氣，亦不為清儒所喜。不媚古研經以自藏，復何以自全乎？

所以一個士人，要想負荷民族傳統文化之職責，只有出身仕宦。即專以教授為生，而來學者之出路，仍以仕宦為終極，否則此教授一業即無生源。明末遺民，雖則抱有極強烈的民族觀念，到底除卻他們自身以外，他們的親戚朋友以至他們的子孫，依然只能應舉做官，這樣便走上與異族政權的妥協。亦惟有如此，他們還可負荷他們最重視的民族文化。

而屈膝清廷的中國士人，因遺民榜樣擺在一旁，亦足使他們良心時時發露，吏治漸上軌道。師生如孫夏峰之於湯潛庵，朋友如呂晚村之於陸稼書，親戚如顧亭林之於徐乾學兄弟，此等舉不勝舉。清初的政治情況，所以比較明中葉以下猶算差勝者在此。然言世運物力，則實在清不如明。康熙五十年所謂盛世人丁者，尚不及明萬曆時之半數。

中國社會，實已走上了一條比較和平而穩定的路，而適為狹義的部族政權所宰制。

當時江、浙學者間，有不應科舉以家傳經訓為名高者。如吳學領袖惠棟，其家四世傳經。其第一代名有聲，字朴庵，明歲貢生。明亡，即足跡不入城市，與徐枋為莫逆交。其子周惕，孫士奇，曾孫即棟，治經皆尊漢儒，遂有「漢學」之稱。亦有一次科第，稍經仕宦，即脫身而去，不再留戀者。如錢大昕、全祖望等，此輩已到乾隆時代，與遺民漸無交涉矣。要之，在清代這一輩學者間，實遠有其極濃厚的反朝廷、反功令的傳統風氣，導源於明遺民，而彼輩或不自知。

清初諸帝努力漢化的程度，亦相當可讚美。

明末遺民的生活狀況，大體如下列：

清代雖外面推尊朱子，自康熙命李光地等編纂《朱子大全書》，至五十一年朱子在孔廟升祠十哲，特表崇重。但對程朱學中主要的「秀才教」精神，則極端排斥。

中國以廣土眾民之故，政治一穩定下來，便不易激動。故明末遺老，多主張恢復封建，甚有主張恢復氏族大門第者。因封建則國體分割，易於搖動。社會有大氏族、大門第，則易於揭竿而起。他們以力量單薄的書生，而要來發動廣大民眾從事於大一統的政權爭奪，其勢實不易，故輾轉而思及於此。

在長期喪亂凋殘之餘，社會秩序，以比較容易維持。

一、出家。如方密之等。（元代全真教盛行，亦由此背景來。）如是則中國士階層傳統之文化理想及文化事業，即及身而絕。寺廟本不為中國傳統文化學術結集之所，要在寺廟中傳播中國傳統學術，殊不容易。

田文鏡最為雍正依信，亦謂：「山東錢糧積虧二百余萬，雍正六年應屆完限，完不及五成，實由火耗太重，私派太多。」清廷雖時頒禁令，而民間未見實惠。其後乃明定其額而歸之公。當時爭者謂：「耗羡歸公，即為正項。今日正項之外加正項，他日必至耗羡之外加耗羡。」清廷不納，而其後果然。火耗之外又繼之以「平余」。火耗猶可說，平余則明為不平矣。又復有「重戥」。錢糧又有所謂「浮收」。始乾隆三十年後。未幾而又有「折扣」。始猶每石折耗數升，繼乃至五折、六折不等。仍有「淋尖」、「踢腳」、「灑散」，多方糜耗。此皆在雍、乾盛時，更不論中、晚以後也。

民族文化正統的承續者，操在讀書人的手裡。而讀書人所以能盡此職責，則因其有政治上的出路，科舉仕宦。使他們的經濟生活，足以維持在某種水平線之上。中國社會自漢以下，宗教勢力始終有限制，亦為此故。

所以他們反朝廷、反功令的思想不至露痕迹者，一因順、康、雍、乾歷朝文字獄之慘酷，使學者間絕口不談朝政時事。

唐人博學，以當代典章制度為主，如杜佑《通典》之類是也。宋學之博，遠超唐學，只觀《通志堂經解》所收，可見宋代經學之一斑。至史學如司馬光《資治通鑒》、鄭樵《通志》、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等，其博大精深，尤非唐人所及。而南宋尤盛于北宋。即易代之際人物，如王應麟、胡身之、馬端臨等，其博洽淹雅，皆冠絕一代。世疑宋學為疏陋，非也。即如朱子，其學浩博，豈易窺其涯涘？明代雖承元人絕學之後，又深中科舉八股之害，然博雅之夙，亦且掩且揚。清代考證學，，頗亦承襲明人。社會書本流傳既易，博雅考證之學，自必應運而興。惟宋、明更有氣魄大、關係大者鎮壓其上，故南宋必先數朱、陸，明代必先數陽明，而博古之家，只得在第二、第三流地位。不得謂宋、明學者皆疏陋，至清始務篤實也。惟清儒承宋、明之後，更易為力，又無別路可走，只得專走此一路，遂若清代於此特盛耳。顧亭林《日知錄》嘗渭：「自宋之末造，以至有明之初年，經術人才，於斯為盛。自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說亡，十族誅而臣節變。洪武、永樂之間，亦世道升降之一會矣。」而潘次耕序《日知錄》，則謂：「自宋迄元，人尚實學，若鄭漁仲、王伯厚、魏鶴山、馬貴興之流，著述具在，皆博極古今，通達治體，曷嘗有空疏無本之學？明代人才輩出，而學問遠不如古。是書（《日知錄》）惟宋、元名儒能為之，明三百年來殆未有也。」顧氏《日知錄》為後來博雅一派所推，然其師弟子自相稱許，亦不過在宋、元之間。然清儒即如吳學惠家，以漢學治經負盛名，其為學亦兼及文史。同時如全祖望、錢大昕等，其文史之學亦皆足繼踵宋賢。專以經學誇清儒，亦復失之。read.99csw.com

惟南方士民臨時義憤的結合，抵不住漢奸手下三十年有訓練、有經驗的正規軍隊。結果中國士民在自身組織不健全的痛苦下屈服了。然而大部分南方士民反抗清廷的心理，卻依然存在。當時南北兩方對異族統治的心理上之反應，正與他們社會經濟文化之相差成正比。

又乾隆時尹嘉銓案，羅尹罪狀，有尹著名臣言行錄序列本朝大臣，諭謂：「朱子當宋式微，今尹嘉銓欲於國家全盛之時，妄生議論，真為莠言亂政。」又尹稱大學士、協辦大學士作「相國」，諭謂：「明洪武時已廢宰相，我朝相沿不改，祖宗至朕臨御，自以敬天愛民勤政為念，復何事藉大學士之襄贊？昔程子云『天下治亂系宰相』，止可就彼時闒冗而言」云云。大學士等擬尹凌遲處死，家屬緣坐，特旨改絞立決，免其凌遲、緣坐。則清廷之所謂尊程朱者，其情居可見。

中國人的民族觀念，其內里常包有極深厚的文化意義。此種觀念，遠自春秋時代已極鮮明。

而一輩士人則事過境遷，亦漸漸的腐化。

然明末遺民，他們雖含荼茹櫱，齎恨沒世，而他們堅貞之志節，篤實之學風，已足以深入于有清一代數百年來士大夫之內心，而隱然支配其風氣。直到清末，還賴藉他們人格之潛力，來做提唱革命最有效之工具。明末一般社會風氣之墮落，學者之空虛欺詐，名士之放涎風流，經歷亡國之慘禍而態度激變。刻苦、堅貞、強毅、篤實、博綜，遂為晚明諸遺老治學為人共有之風格。諸老大抵皆少歷艱苦，晚臻耋壽。（如夏峰年九十七，梨洲八十五，二曲七十九，船山七十四，亭林、習齋皆七十。）此皆民族之元氣，巋然獨存於凶喪耗散之餘。彼輩莫不有體有用，形成多方面圓滿完整之人生。其為人立身與成學著書、皆卓然有以起後世之敬慕。北宋諸儒無其剛毅，東漢諸儒無其博實。實中國學術史上一段極有光輝之時期也。（關於諸儒學術詳情，請閱拙著《近三百年學術史》。）而清廷雖因勢乘便，以一時的兵力，攫奪到中國全國的疆土，亦終不能不顧忌到社會上文化的和平勢力，而公開解放其政權。此即蒙古與滿州易地而處，亦不得不然。明末南方一般文化傳播，較之南宋已遠過；而北方的文化情形，在明代三百年統冶下，較之遼、金沿襲下來的北方，亦不可同日而語。故縱使蒙古人在明末入主中國，恐亦不能不學滿洲人的辦法。

清人入關，遭遇到明代士大夫激昂的反抗，尤其是在江南一帶。

二因清代書院全成官辦性質，以廩餼收買士氣。

循而久之，社會元氣漸復，清室的帝王便不免漸漸驕縱起來。如乾隆已不能如康熙、雍正之操心深慮。

又如雍正時，謝濟世注《大學》，不從《四書集注》本，順承郡王錫保參其謗毀程朱，雍正批諭渭：「朕觀濟世所注之書，意不止謗毀程朱。乃用《大學》內『見賢而不能舉』兩節，言人君用人之道，藉以抒寫其怨望誹謗之私也。其注有『拒諫飾非，必至拂人之性，驕泰甚矣』等語，則謝濟世之存心，昭然可見。」九卿議榭罪斬立決，后得旨免死，發往新疆充軍。

袁枚《書院議》謂：「民之秀者已升之學矣，民之尤秀者又升之書院。升之學者歲有餼，升之書院者月有餼。士貧者多，富者少，於是求名賒而謀食殷。上之人探其然，則又挾區區之廩假以震動黜陟之，而自謂能教士，過矣。」按：書院厚其廩餼，卧碑嚴其禁令，開其為此，抑其為彼，士非愚痴，豈有不知？

江、浙學風這一種的轉變，雖于古經典之訓釋考訂上，不無多少發明ｒｅaｄ•99cｓw.ｃｏｍ，但自宋以來那種以天下為己任的「秀才教」精神，卻漸漸消沉了。至少他們只能消極的不昧良心，不能積極的出頭擔當，自任以天下之重。

北方一部分士大夫，便開始與清政權妥協。這在他們是承認一個異族君主，而交換到傳統政體之存在與參政權之繼續。

二、行醫。如呂晚村等。（金、元兩代醫術發達，亦從此背景來。）醫業好則妨其志業與學術，醫業壞則不足維持其生業。故張楊圜屢勸晚村不要因此荒了自己工夫，如晚村友高但終，則竟以醫師畢世；而呂晚村亦復以此意勸之。

清代統治中國的傳統政策，一面鉗制士大夫，社會中層而一面則討好民眾。社會下層

能接受中國文化的，中國人常願一視同仁，胞與為懷。故說：「夷狄進于中國，則中國之。」反過來說：「諸夏而夷狄，則夷狄之。」這是極端重視民族文化的表示。故曰：「聞以夏變夷，未聞變于夷。」既主放棄偏狹的、侵略的國家主義，而採取文化的、和平的世界主義，則自然可以有此態度。

但到士大夫腐化了，吏治振作不起來，則民眾只有受苦，絕對沾不到惠澤。因此待到士大夫階層反抗清代的意志漸漸消滅，即鉗製成功，而士大夫趨於腐化。即下層社會反抗清廷的氣焰漸漸熾盛。因吏治敗壞，民不聊生。嘉慶十八年，蔣攸銛疏：「我朝累代功德在民，而亂民愍不畏法，此皆由於吏治不修所致。」可渭道破此中消息矣。這是狹義的部族政權不可避免的一種厄運。

兩漢的對待匈奴、西羌諸族，招撫懷柔，引之入塞。南北朝時北方士族與諸胡合作，大率多抱有此種思想。

清代賦役，較之晚明固見輕減，若以與唐代租庸調製之確立一代規模者相比，則未可同日語。且清代此項政制，其先亦起於不得已。其時各直省對丁糧各有積虧，江蘇巡撫所屬七府五州，自康熙五十一年至雍正四年，積虧地丁錢糧至一千十一萬。甘肅自康熙末至雍正初，亦虧帑金一百六十余萬。清賦本重，民力已竭，故康熙五十年詔，有「戶口漸繁，地不加增，民生有不給之虞」之說。此後丁糧既不加征，則惟有攤丁于地之一法。且清初征納錢糧，照例有「火耗」。每兩加三分。官吏舞弊濫收。據東華錄：「康熙二十四年，山西各州、縣每兩加至三錢、四錢不等。三十六年諭：『山、陝火耗有每兩加至二、三錢不等者。』雍正元年諭：『火耗日漸加重，每兩加至四、五錢。』」

五、苦隱。如徐俟齋、李二曲、王船山等。此等生活以及身而止。復有避地海外，如朱舜水之至日本，文化傳至異邦，自國則無影響。

元人以武力自傲而鄙視漢化。清人則並無可恃的武力，一進中國，即開科取士，公開政權，依照著中國傳統政體的慣例作實際的讓步。

但清室煞有手段，一面公開政權作實際的讓步，一面厲行剃髮令，要中國士大夫內心承認一個文化的屈服。因此激起了南方的反抗。非叫中國人承認一種文化上的屈服，滿清統治權亦難久存。當時南方士民擁護明政權之熱心，遠不如其擁護衣冠制度之甚。只要政體不變更，王室推移，無關重要。至於衣冠文物，則為民族文化之象徵，不肯輕變。

因此宋、元、明三代沿襲下來對於古經籍的義訓，一致為江、浙新學風所排斥。亦有因激於亂亡之慘，而猛烈攻擊傳統學風者，如顧炎武之於王守仁，顏習齋之兼及程、朱等。（時蘇州有唐甄，其議論態度與顏相似，可見不論南北，皆激於時變而然。）因有所謂「漢學」與「宋學」之目。「宋學」的後面，是朝廷之功令，為科舉取士之標準。

乾隆有《御製程頤論經筵札子后》雲：「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誰？使為人君者，以天下治亂，付之宰相，己不過問，所用若韓、琦范仲淹猶不免有上殿之相爭，所用若王安石、呂惠卿，天下豈有不亂？且使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亂為己任，而目無其君，此尤大不可也。」以天下為己任，此乃宋、明學者惟一精神所寄，而為清廷所最極端反對。

一時名儒碩望，主書院掌教務者，既不願以八股訓後進，惟有趨於篤古博雅之一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