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條從印度經緬甸到達中國的公路，為紀念史迪威將軍的功績特取名為史迪威公路。但該路修成不久，日軍便無條件投降，美軍與我軍士兵均複員回國，公路無人管理。加之緬北自然條件過於惡劣，維護困難，勝利后海路又暢通，因而這條公路的經濟價值減少。此項耗資巨大的工程，不久便廢棄了。現在想來，仍然覺得可惜。

翻譯工作有時也會出現差錯。聽說有一次，有部隊申請空投補給手榴彈（Hand Grenade），卻投下幾十箱槍榴彈（Rifle Grenade），一直找不到到底是哪個環節出了錯誤。這些錯投的槍榴彈後來部隊轉移時又帶不走，只得丟棄了事。

譯訓班設在昆明西站，學員們就住在油毛氈蓋成的營房中，採取軍事管理，由勵志社總幹事黃仁霖任班主任，西南聯大與雲南大學教授給我們上課。

1944年9月間攻克密支那后，我在電台中忽然收聽到史迪威總指揮去職的消息。問了聯絡官后，才知史氏不見容於蔣介石，羅斯福總統只得將他召回。1945年初突然又收聽到羅斯福總統去世的噩耗，大家感到驚奇，我問繼承人是誰？美軍卻答不出來，說明當時的副總統杜魯門的知名度很低。回到廣西南寧后，收聽到原子彈在日本爆炸的消息，大家都不知Atomic bomb為何物，更不知有多厲害。

當時，我軍駐在緬北叢林地帶，後勤補給基本上靠空投。部隊所需物資通過翻譯開具清單，送交美軍聯絡組，由他們電告後勤部門，用飛機來空投場分批投下。空投場設在林間空地，地上鋪擺著通訊布板符號（布板是白色布條約0.8×3米），與空中聯繫。一般情況下，大米用麻袋裝包，從低飛的飛機上直接拋下；罐筒食品，則用白布降落傘吊著下投；而各種軍械、彈藥則分別用彩色尼龍降落傘系著下投，以策安全。這些降落傘只使用一次，並不回收，因而有人便拿來作襯衣或被面，或者縫成厚帆布袋來裝炮彈。降落傘韌性很好，還十分適合做旅行袋。

大約下午4點，我們到達西堡，團部住進一幢破爛的民房。當晚，我與羅團副並排睡在地鋪上，心想睡個好覺，以解多日行軍的疲勞。不料到了半夜，突然全區槍聲大作，只見曳光彈在空中亂飛。我們剛剛坐起還未離開地鋪，一顆流彈飛來打中羅團副後腦，部分腦汁都流出來了，幸好經過及時搶救保住了性命，但卻留下了殘疾。那粒子彈離我只有二三十厘米，我幸免於難。

為了搞好中國駐印軍的後勤補給，在50師的師、團、營部均派駐了美軍聯絡官，級別是上校、中校與上尉。而我們譯員全系文職人員，享受少校待遇，大家都稱我們為少校翻譯官。我們與自己的部隊首長住在一起，而美軍聯絡官則住在各自的帳篷里，沒和我們一起生活。團部、師部配設美軍通訊小組，用無線電與後方總部聯繫。我軍部隊首長的英語水平一般都比較差，所以與美軍的業務聯繫都得通過譯員。

一般說來，譯員與聯絡官相處均比較融洽。一來身處前線，生命安全須彼此照顧；二則譯員知識水平較高，而軍階又是少校，我們與軍階較低的美軍官兵交談時，他們要說「Yes，Sir！」表示對譯員的尊重。問及這些美軍官兵在戰後願幹什麼，很多人都說願來中國做生意。對美國的一些俚語（Slang）、專用語、縮寫語等，如不了解求教他們，一般都會非常樂意地告訴我們。例如：「Hit hay」怎ｒｅaｄ•９９ｃｓw.com麼代表睡覺？說是移民初到美國時，生活不富裕，大家都睡在秸桿上；又如「SOS」，原來是海難等的呼救信號，而今卻代表後勤部（Service of supply）。有一次，我見到一塊告示牌上寫Tiger Ball，怎麼也看不明白，一問身邊的美國士兵，才知道原來那是一種舞會。至於戰場上大家為什麼稱美國兵為G、I、Joe呢？原來美國當兵的人，全部東西都由政府發給（Government Issue），而Joe是Joseph的呢稱，所以就簡稱G、I、Joe。猶如山姆大叔譯自Uncle Sam系U、S、A演變而來。戰地上吉普車很多，這種車為啥叫Jeep？只因它的越野性能很好，系四輪（前後輪）傳動，帶有絞盤，可在田壩和荒野中行走，還可以卸去橡膠輪胎，在火車軌道上拉著火車貨廂行走，是一種多功能（General Purpose）車輛，所以取名吉普。

除了完成部隊補給任務的譯述外，譯員有時也參与軍事情報的譯述工作，告訴部隊領導有關日軍兵力分佈情況、軍用地圖的閱讀、航拍地圖的識別等。

我們曾和聯絡官開過一次座談會，彼此介紹各自國家情況。當我們說到中國是五族共和時，他們偏說西藏是獨立國，不屬於中國。結果大家竟至發生爭論，座談會不歡而散。

上機前，美軍教官跟我們講解跳傘的要領：首先，下跳時，不可離開機艙便快速地把傘拉開，而要從容地默數one thousand，two thousand，three thousand，然後才用右手拉開降落傘；其次，人快落地前，左手須護住生殖器，兩腿併攏，以策安全。在我們飛行的途中，有一架飛機紅色警燈忽然亮了，說明有了情況，嚇得一位有心臟病的譯員，昏暈過去。

我們住進了營地帳篷內，等候分配工作。

隨著日軍向南節節敗退，中印公路修建工程大規模展開。美國派來一個黑人工兵團，進行機械築路。公路從印度雷多開始，跨越印緬邊境的高山（中國人稱之為「野人山」）到緬北胡康河谷。這一帶原始森林密布，水網交叉，又值雨季，所以工程甚為艱巨，我們也有機會見到了施工情況。工兵們先用機鋸將大樹鋸倒，接著用推土機將樹樁拔起（因長年雨水多大樹沒有主根，所以容易挖起樹樁），並把大樹一併推向兩邊，顯出路面，再用挖溝機挖出一米多寬的排水溝。路面寬度系四車道，鋪上砂石，再用軋土機軋實。由於雨水過多、排水不暢，若干路段路基被水泡軟，不得不在路面上再鋪上厚木板，車輛才能通過。當我們見到叢林中出現筆直寬廣的大路時，心裏感到無比激動。

在一、二天的間隙中，日軍得到喘息機會，加強防禦工事，進行頑抗，戰事遂呈膠著狀態。我軍每天派出搜索部隊，均遭敵人狙擊，很少生還。我軍雖然用炮轟、飛機炸、機槍掃射 ，日軍陣地前的樹木都被打光，土地也被打翻轉來，但仍不能突破敵人防線，打得異常艱苦。這樣連續打了近三個月，敵人損失慘重，遂率小股殘兵敗將逃離密支那，是役我方死傷近萬人，付出很大代價。

本來我們以為在譯訓班裡能多學習些日常生活用語和軍事術語，但老師卻總讓我們練習數字互譯。因在英語中，數字以3位分段，即以「千」計。而中文則以「萬」計，即以4位數分段。所以在互譯一長串數字時，要很快翻譯過來，往往有些困難，多多練習確有必要。

日九_九_藏_書軍由密支那敗逃后，退守緬北又一重鎮八莫。據情報，敵人已將輕型坦克埋入地中作成暗堡，欲據此死守。我軍吸取密支那一戰的教訓，改用鋼鐵戰術，集中飛機大炮，對八莫進行猛烈轟炸，使日軍無處藏身，因而八莫之戰我軍犧牲就少多了。

事後查明，有三輛日軍坦克，躲藏在西堡來不及逃走。我們紮營時，疏於搜索，竟未發現這一敵情。半夜人靜，敵人企圖逃走，遂引發槍戰，我軍及時用反坦克火箭筒將其全部擊毀。

在緬北叢林中，看不到中文書報，全憑收聽國內外廣播來獲取外界信息。但我又沒有收音機，幸好通訊班有台SCR-284型的收發報話機，每天都可收聽重慶中央台和全部的廣播台。美軍在渝亦有電台，它的報時信號是Nine fourfeen Chungking time，我至今仍不理解，為啥報時標準是重慶時間9點14分？從美軍通訊上士處我學到了零拍接收法（Zero Beat Reception），這使我很容易就能找到電台。

當時，日軍已侵佔我國東部半壁河山。廣大高校師生，不願作亡國奴，紛紛流亡到西南大後方，繼續上學。如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合併成西南聯大，遷到昆明；浙江大學則輾轉遷到貴州遵義；而中央大學、復旦大學與交通大學等遷到重慶。那時，高校理工科均採用英美原文課本，教師則大多從歐美留學回來，用雙語教學，因而學生的英語基礎較好。

密支那在伊洛瓦底江旁，與我國雲南鄰接，是緬北重鎮。攻取前，各支部隊先在地圖上標定出擊路線，靠指南針定方向，邊開路邊搜索前進。一個出敵不意，我軍一部突然出現在敵人飛機場旁。當時，日軍正在吃午飯，放下飯碗便匆匆抵抗，但已來不及了！我軍很快佔領了整個密支那機場，並迅速進攻火車站，想一鼓作氣渡江佔領密支那城。不料在攻打火車站前，我軍通過一片開闊地時，暴露了目標，致使敵人得知我軍虛實。日軍即堅守車站，並伺機反撲，使我攻勢受挫，只得退守飛機場待援。幸好大量吉普車等軍用物資及時到達新平洋機場，隨後飛機運來增援部隊，鞏固機場防務，並準備再次發起攻勢。

記得最清楚的是，當時黃主任常給我們講社交禮節，教大家如何著裝，怎樣吃西餐，囑咐我們在社交場合衣著須整齊，最忌諱沒有扣好西褲紐扣。如果發現熟人未扣齊，就應悄悄地告訴他one o'clock或two o'clock ，讓他迅速而自然地扣好。在用西餐時，刀叉瓢盆不可敲響。他又說中國人吃飯用筷子，表明最進化。因為世界上有很多民族至今仍用五個手指抓飯吃；而西洋人稍進步一點，吃飯用叉子，是四個指頭；我們中國人用筷子，只有兩個指頭，所以是最文明的。黃的英語水平極好，講課也很風趣，我十分喜歡聽。

1944年春，抗戰進入極其艱苦的階段。作為浙江大學的應屆畢業生，我正在準備畢業論文。聽了報紙、校方多方號召，和許多同學一樣，我決定投筆從軍，隨軍當英語譯員。經過短期培訓后，即飛越「駝峰」，參加了中國駐印軍。這期間，我隨軍轉戰緬甸北部，打通中印公路，鋪設輸油管。直到1945年6月，我們從緬北臘戍飛回廣西南寧，準備接應盟軍登陸廣西北海。8月，日本投降，我的譯員工作結束。9月，我們飛返昆明，被遣散。

1942年，日軍侵佔緬甸后，我國通往國外的通道全部被日軍截斷。雖然西北面尚與蘇聯鄰接，但那時蘇聯也正遭德軍侵略，自顧不暇。因而盟國援華人員與物資只能從印度西北的阿薩姆邦空運https://read.99csw.com到我國西南大後方。飛機要穿越喜馬拉雅山、「野人山」和橫斷山脈這些高達五六千米甚至更高的山峰。而印度西北角雷多蘇克汀（即汀江）機場海拔僅200米，國內這邊如昆明巫家壩機場海拔不到2000米，而成都附近機場海拔僅300米，所以這條航線的中間很高，兩頭卻很低，類似駝峰。有人說，「駝峰」航線便是因飛機要在高峰間穿行而得名。

叢林地帶能見度差，便於隱蔽。收復孟關后，日軍在瓦拉盆一帶頑抗，於是我軍便穿過叢林，迂迴到敵後，在加邁附近的公路上，設置伏兵，用火力截斷通往孟拱的公路。我軍約有一個加強排的兵力，帶通訊器材在公路旁據險構築工事，用強大火力擊毀敵人的補給車隊。當時敵人瘋狂反撲，我軍則堅決還擊，同時請求空中支援。飛機不斷送來彈藥與食品，使這個據點變成拔不掉的硬釘子，最終敵人因孤立無援而潰敗。這是叢林戰中很典型的例子。

1944年春，中國駐印軍反攻緬北，以凌厲攻勢打擊頑抗的日軍，迫敵倉皇南逃。據說其中還有浙大學生參加的坦克部隊，一舉攻克了瓦魯班（又稱瓦拉盆）並繳獲日軍「第18師團司令部」的大印，浙大同學劉奎斗還曾把此印印模寄回浙大報捷。

我們的軍服是英式的，穿長袖軍衣、長褲，腳上穿羊毛厚襪、半高統皮鞋、呢子綁腿，頭戴鋼盔。在亞熱帶地區這副穿著，真夠受的！因為雨水多，各種昆蟲大量滋生，蚊蟲、飛蛾撲面而來，哨兵站崗還必須戴上防蚊頭罩。聯絡辦公室不得不用密紗、蚊帳圍起。每人裸|露部位，均須搽上防蚊油（Insect Repellent），每天每人都要服用黃色藥片阿他平（Atabine）以預防瘧疾。其中最難防的要算旱螞蟥。這東西大小隻有3×15mm，平時叮在草木葉片上。當人們行進時，就粘到人身上，吮吸人血。據說它咬人時，分泌出麻醉素，使人沒有痛感。同時又分泌一種抗血凝素，使血液不會凝固，讓它可以不停地吃人血。所以在我們遭襲時竟察覺不到，待自己見到綁腿上浸出鮮血時，才知正在被螞蟥叮咬，往往會同時多處被咬，不過這時不要心慌，不能用手去拉扯，應用力拍打，才能使它們鬆口。這些傢伙帶著滾圓的有血身子，吸附不穩時便會掉下來。

為了截斷敵軍退路，50師奉命沿密支那到曼德勒鐵路南下。我們乘坐用吉普車拉動的火車車廂出發，感謝製造吉普車的設計人員想得周到，將吉普的輪距，與火車鐵軌軌距設計成一樣，免去我們跋涉之苦。車到卡沙，我們渡過伊洛瓦底江，翻過包德溫礦區，直插西堡。該地處於八莫到曼德勒公路中間，可以阻止日軍南逃。

孟關係緬北胡康河谷的一個村鎮。我們到達時，硝煙還未散盡，村裡稀稀拉拉的民房柱頭上仍冒著余煙，新挖開的簡易公路兩側，還可見到敵軍屍骨。大量小車、卡車的殘骸堆在公路旁邊，綿延幾百米。這些東西卻不是日軍遺棄的，而是當年杜聿明的機械化部隊留下的，兵敗到此，已無路可退，只得忍痛破壞，其狀之慘烈，見者痛心。但是敵人萬萬沒有料到，兩年之後，中國軍隊又勝利地打回來了！

穿越「駝峰」時，飛行高度近一萬米，而汀江機場海拔僅200米，高差很大，因而氣壓相差也很大。我們乘的是貨機，設備不全，駕駛員沒有考慮這班學生的承受能力，當作運貨一樣，迅速降落。一下飛機，每個人的耳朵都感到劇痛，大家一下子全成了聾子。到一兩個小時后，聽力才恢復正常。飛越駝峰的滋味，終生難忘。幸好我們乘坐的飛機平安無事，最後大家都順利地到達了雷多汀江機場。隨後，我九-九-藏-書們乘坐10輪大卡車，在印度田野上飛速行駛，路上見到印度人，個個翹起大拇指，友善地向我們高呼「Din Hou！」我們也用「頂好」作回應。

在1944年4——5月間，印緬北部的制空權，基本上已由美國第14航空隊掌控。為了安全，我們譯員在昆明上飛機時，每人都必須背上降落傘。我們乘的飛機，是美國C-47型運輸機，機艙兩邊設有摺疊凳，大家便分坐在兩排，心中既興奮又害怕。

1945年9月，抗戰勝利結束，我們飛回昆明又到南寧，第50師的聯絡官也離華返美。這批聯絡官的名字，現在能記得起的有Brown上校、Pasco中校、Wright少校和Anding上尉等，不過只是他們的姓(Surname)，至於全名均已忘記。與我一起共事的譯員有：浙大的王就光、仲贛飛、湯毅強、陸費錦、許冠仁、歐守機、李蔚如、湛貽蓀、朱家干、張煥菁、嚴子平、趙廷騫、章臣楹；西南聯大的朱榮鉅、張煥揚；貴州大學的宋凱光等，而今均天各一方，徒存思念！

中國駐印軍的全部補給來自租借法案中的援華物資。二戰期間，美國自認為盟國兵工廠，通過該法案（Lend Lease Act）向英、俄、法、中提供武器彈藥、戰略物資、糧食等物品總值約470億美元。內中供應五分之三給英國，五分之一給蘇聯，其餘五分之一供應法國、中國等。援華物資從印度加爾各答上陸后，經鐵路運到印度西北的雷多，最後空運到昆明等地。

1942年，日軍攻掠緬甸。為了保衛滇緬公路（當時中國唯一的國際路線），蔣介石派杜聿明的機械化部隊入緬，協同英國作戰，不幸兵敗，被逼退向印度。在穿越「野人山」時，杜聿明部歷盡艱辛，所受苦難非筆墨所能形容，犧牲上萬人。倖存隊伍在印度蘭姆伽集中整訓，並從國內空運兵員補充，編成新一軍、新六軍，共有五師兵力。由於印度和緬甸當時系英國殖民地，英國不同意把中國部隊稱作遠征軍，而改稱中國駐印軍（Chinese Army In India簡稱CAI）美軍中將史迪威任總指揮，鄭洞國任副總指揮，孫立人、廖耀湘分任新一軍與新六軍軍長，並在蘭姆伽設立ITC（步兵訓練中心）與motor school（摩托學校）。

中國駐印軍第50師大部分時間都戰鬥在叢林中。這一帶漫山遍野生長著參天大樹，樹葉有臉盆那樣大，藤蔓、灌木遮天蔽日，人跡罕見。暖濕的印度洋氣流向北吹來，遇高山阻擋后，便產生滂沱大雨，使這裏成為世界上雨量最多的地區之一。這裏沒有房屋，也無法修建營房，每人都有一把砍刀，行軍時用來披荊斬棘，開闢道路，住下來時則用來砍柴、劈樹、搭建帳篷。這方面我一向比較弱，幸好每個譯員都配有一個勤務兵，幫我們處理一些日常雜務。

歷時一年半的隨軍譯員生涯，所見所聞，60年後仍難忘於心。

記得還有一位老師曾向我們介紹美國國內種族歧視問題，說在美國坐公共交通車，黑人只許坐標有「colour」即「有色人種座」的座位，不準與白種人同坐。但中國人雖是黃種人，卻不算有色人，可與白人同坐。如果白種人強|暴黑人婦女，警察視而不見；但若是白人婦女遭黑人強|奸，就要將黑人燒死，叫作Ling-chi，警察卻不聞不問。

與我們相反，美軍在前線仍享受很好的文化生活，經常有小飛機送來書報、郵件。因考慮到軍人流動性大，為了便於攜帶，許多大部頭名著均改出袖珍版或縮小本（Pony Edition），從橋牌打法到英國雪萊的詩集，《時九-九-藏-書代》（Time）、《生活》（Life）等雜誌應有盡有，各種車輛、作業機構均備有精美的說明書。我們利用譯員的特殊身份，可常向他們借閱或索取。

由於侵犯印度曼尼坡等地的日軍已被擊退，新近從國內空運來印增援的陸軍第50師改派來緬北作戰。我們配屬該師工作，從汀江直飛緬北孟關，每天便在機場接收空運來的部隊，連日連夜地工作。當時50師的任務是：一、保衛新平洋機場及作戰物資；二、警戒孟關側翼，防日軍侵擾；三、準備攻打緬北重鎮密支那。

在緬甸時，隨軍譯員歸當時的軍委會外事局領導，局長楊宣誠（1945年改由何浩若任局長）。1944年，楊宣誠任命我們為三級譯員， 工作一年後我們都受到了傳令嘉獎，這說明上級對我們的工作成績給予了肯定。

「駝峰」航線所經地段，山高谷深，人跡罕至，加之氣候惡劣，還常有日軍飛機中途堵擊，所以航行中風險特別大，屢屢失事。二戰結束半個多世紀后，仍有人不時在滇、藏邊陲的深山中發現失事飛機殘骸及飛行人員遺骨。據後來的統計，從1942年至1945年的美國援華空運，共損失飛機468架，完成戰爭物資輸送65萬噸。

戰後查看敵人陣地，得知敵人掩體竟挖在大樹根部。由於這一帶雨水充沛，樹根均分佈在地表，而沒有深入地層的主根，所以樹下適於挖掩體，上面有大樹保護，很難被破壞。另一方面，伊洛瓦底江河堤很寬很厚，在河堤中挖掩體又隱蔽又安全。有些零星掩體，則在日軍進入后，外邊全被封死，不露痕迹，我們很難發現；而從掩體往外看，卻一目了然。戰地雨水很多，敵軍下半身全泡在水中，雖已下體浸爛，仍負隅頑抗，被俘時已奄奄一息，慘不忍睹。

1942年後，美軍大批來到我國，援華軍用物資也不斷增加。但由於語言隔閡，美軍只得住在招待所，無法展開工作；作戰器材則在倉庫中堆著，派不上用場。為此，政府決定徵調大學應屆畢業生及高年級大學生，緊急出任英語隨軍譯員，並在重慶與昆明兩地開辦譯員訓練班，歸軍委會外事局領導。

在昆明學習約一個月後，因日軍侵犯印度曼尼坡、英帕爾等地，企圖切斷印度加爾各答到雷多的鐵路，勢將嚴重影響中印緬（CBI）戰局，中國國內軍隊必須迅速前往增援。於是我們提前結業，隨部隊飛往印度。

1944年初，西南聯大校長梅貽琦、教授吳澤霖奉命來遵義浙大，動員同學們應徵當譯員。於是，我們立即響應號召，分批到昆明譯訓班報到接受培訓。

在修築公路同時，輸油管道、加油站也配套建成，均採取機械施工。最後，油管通到昆明。群眾見到石油嘩嘩流出時，莫不歡欣雀躍，情景十分動人。

大學生雖具有一般的英語水平，但對軍旅生活用語、軍事專門術語則知之甚少。在譯訓班學習時間很短，沒有學到多少東西。又聽說某譯員誤將Surrounded（被圍）譯成Surrendered（已投降），因而遭受嚴懲。所以，初上工作崗位時，每人心中都感到不踏實。幸好我們的工作環境優越，比如各種軍械、軍需品均有實物，譯不出時，便可就近請教美軍。再者，在50師的20來位譯員中，浙大同學有14人，可以天天聚會，交流各人學到的新字、新詞，從而豐富了大家的知識，不久各人便能順利地展開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