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越與王衍，是一種各有圖謀的政治結合。司馬越以其宗王名分和執政地位，為王衍及其家族提供官位權勢；王衍則為司馬越網羅名士，裝點朝堂。當時北方名士團聚在王衍周圍的，數量很多，其中的王敦、謝鯤、庾敳、阮修，號為王衍「四友」。由於王衍的引薦，諸王、諸阮以及謝鯤、庾敳、胡母輔之、郭象、衛玠等名士都被司馬越所延攬，南士也有辟司馬越府者，所以史稱越府「多名士，一時俊異。」這些人祖尚玄虛，多半沒有政治能力，在司馬越的卵翼之下醉生夢死，等待著命運的安排。他們之中多數人陸續過江，庇托于江左政權；有些名士則同王衍一起被石勒俘殺。

司馬睿、王導受命過江，從軍事、政治上說，是為了填補陳敏被消滅后江左的真空，使之同江淮、荊楚呼應，保障徐州，併為中原犄角。這一點與江左原來的政治形勢有關，將在本文下節詳論。從經濟上說，很可能有替堅守中原的司馬越、王衍搜括江南財富，特別是潛運江南糧食的目的。

從人物構成和歷史淵源說來，揚州一窟，同樣是司馬越、王衍勢力所派生出來的。揚州江南窟成，齊楚已亂，王馬天下，只有於此經營。但是此時洛陽尚有懷帝，名分不可僭越，因此形勢暫時還不是很明朗的。五行家看到王導在建鄴「潛懷翼戴之計」，待機脫離洛陽以稱霸江左的事實，謂其時江左「陰氣盛也」。這反映晉室社稷南移的可能性，已在時人的估計之中。

東海王越妃出河東裴氏。西晉時裴氏與王氏齊名，時人以兩家人物逐個相比，以八裴方於八王。裴妃兄裴盾、裴邵，都是司馬越的重要助手，也是司馬越聯繫士族名士的又一橋樑。不過裴盾、裴邵沒有來得及過江。裴邵隨司馬越出項，死於軍；裴盾后降匈奴，被殺。裴氏與司馬越個人關係雖密，但其家族不出於河南，與司馬越府椽屬多出於河南士族者，畢竟有所不同。這種河北河南的畛域之見，當淵源於昔日司馬穎居鄴、司馬越居洛陽而相互對立的歷史。所以裴氏家族重要人物與其他河北士族一樣，罕有過江者，因而裴氏家族沒有在東晉政權中取得相應的地位，以繼續發揮象王氏家族那樣的政治作用。

《通鑒》系此于永嘉元年十一月，後於司馬睿鎮建鄴二月。

盪陰敗后，司馬越回東海國，又收兵下邳，取得徐州，控制江淮，進行了大量的活動。從此，徐州地區成為他的廣闊後方。他部署諸弟司馬騰、司馬略、司馬模分守重鎮以為形援。然後他移檄征、鎮、州、郡，自為盟主，並於光熙元年（306年）把惠帝從長安奪回洛陽。接著，惠帝暴死，成都王穎、河間王顒相繼被害，繼立的晉懷帝完全在司馬越的掌握之中。司馬越在皇族中已沒有強勁的對手，八王之亂至此告終。勝利的司馬越贏得了瘡痍滿目的山河，也獨吞了八王之亂的全部惡果。匈奴劉淵、羯人石勒的軍隊動輒威脅洛陽，使司馬越不遑寧處。read.99csw.com

與司馬越、王衍一心東歸成為對照的，是閻鼎的西行。閻鼎，天水人，也出於東海王越府參軍。他鳩集西州流人數千，欲還鄉里。洛陽淪陷后，他翼戴秦王（後來的晉愍帝）西奔長安。裹脅而行的以荀藩、荀組為首的行台諸人多關東人，不願西去，或者逃散，或者被殺。由此可見，其時除有前述河南、河北的畛域之分以外，還有關東、關西的畛域之分，這在士族人物中確實是一個重大問題，影響著政局的發展。

細察王衍「三窟」之說和其後事態發展，可以認為司馬睿、王導受司馬越、王衍之命南來，並不是為越、衍南逃預作準備。司馬越和王衍始終不見有南逃的打算。我們知道，司馬越是在逗留東海、收兵下邳以後才得以成為獨立力量的。他的軍隊以徐州人尤其是徐州東海國人為多。洛陽宮省宿衛，也都被司馬越換成東海國將軍何倫、王景的東海國兵。永嘉四年（310年）冬司馬越聲稱為討伐石勒而離洛，還以何倫和堅決支持司馬越的「乞活」帥李惲等軍，奉東海王妃裴氏和世子毗守衛洛陽，監視宮省。這些情況，說明司馬越、王衍勢力的地方色彩很濃。他們只求死守正朔所在的中原，而不曾考慮偏安江左。其時鎮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周馥建策迎天子都壽春，也被拒絕，周菠以此為司馬越、司馬睿的軍隊夾攻致死，這就是史臣所謂「祖宣（馥字）獻策遷都，乖忤于東海」一事。司馬越的戰略意圖，是依託徐州，守住洛陽，自為游軍與石勒（以後還有苟晞）周旋。王衍是支持司馬越這一戰略意圖的。當洛陽由於劉淵、石勒的攻擊而人心浮動，遷都避難呼聲甚緊時，「衍獨賣車牛以安眾心」。後來，司馬越、王衍擁軍東行，越于道中病死而托後事于衍，衍必欲扶越柩歸葬東海，以至於在東行道中為石勒部眾追及，王公士庶十余萬人俱死。何倫、李惲擁裴妃及世子毗逃離洛陽，世子和三十六王都落入石勒之手，何倫東走歸下邳，李惲北走廣宗，時在永嘉五年（311年）。https://read.99csw.com

原來，陳敏在洛，為尚書倉部令史，建議于執政曰：「南方米穀皆積數十年，時將欲腐敗，而不潛運以濟中州，非所以救患周急也。」因此陳敏得以出為合肥、廣陵度支。他後來擊敗石冰，割據米穀豐裕的揚州江南諸郡，也得力于所統運兵。《水經·淮水注》謂陳敏於中瀆水域穿樊梁湖北口，下注津湖徑渡，以改變湖道紆遠狀況，縮短了江淮間的航程。此事內容尚有疑點，不可全信，亦非全誣。《太平御覽》卷六六引顧野王《輿地誌》，謂陳敏在丹陽境開練湖，而練湖之開與維持丹陽、京口間運河航道有密切關係。《輿地紀勝》卷七引《輿地誌》，謂京口城南有丁卯港，港有埭，為京口運河航道重要設施，據說「晉元帝子裒鎮廣陵，運糧出京口，為水涸，奏請立埭，丁卯制可，因以為名。」案司馬裒鎮廣陵，開丁卯埭，為建武元年（317年）事，在陳敏於揚州江南開練湖以濟運河之後十年。這些維修江南運河的史實，都與陳敏離都的初衷切合。又，司馬睿、王導在徐州時本有漕運任務。徐州治所下邳，當泗水通途。《水經·泗水注》：宿預，「晉元帝之為安東也，督運軍儲而為邸閣。」司馬睿與王導南來，沿中瀆水下廣陵，過江而達建鄴，也是踵陳敏之跡。根據這許多跡象，我推測，司馬睿、王導奉命南來，本有與陳read.99csw.com敏相同的潛運江南糧谷以濟中州的經濟目的。

司馬越、王衍一心東歸而無南渡意圖，客觀上便利了司馬睿、王導在江左獨立經營。東方青、兗、豫、徐諸州士族名士則多有在胡騎侵逼之下南走建康者，昔日司馬越府俊異陸續歸於司馬睿府，成為司馬睿府「百六掾」的主幹，有助於司馬睿、王導勢力的壯大，而且也顯示出麇集江左的這一集團是洛陽朝廷事實上的繼承者。爾後江左的門閥士族，大體上都是出於昔日司馬越府的僚屬。

西晉統治者進行的八王之亂以及隨後出現的永嘉之亂，既摧殘了在北方的西晉政權，也毀滅了幾乎全部西晉皇室和很大一部分追隨他們的士族人物。吳人孫惠在上司馬越書中說：「自先帝公王，海內名士，近者死亡，皆如蟲獸」。王衍一夥慘死在石勒之手，又增加了一堆屍骸。他們在北方徹底失敗了。殘存的長安朝廷落入西州人之手，也不可能維持多久。只有他們派出的司馬睿和王導，在建鄴植下了根基。由於皇族劫餘無多，建鄴的司馬睿更不得不依傍具有號召力量的士族琅邪王導。這樣，在北方具有雛形的「王與馬共天下」的局面，在南方就成為一個新朝政權的基本結構。

司馬越物色司馬睿，還有歷史淵源。司馬越與司馬穎對峙之時，司馬睿與其從父東安王司馬繇先居洛陽，后居鄴城。那時司馬越已通過辟于越府的王導對司馬睿施加影響。盪陰戰後，司馬繇被司馬穎殺害，這更堅定了司馬睿在成都王穎和東海王越之爭中投向東海王越一邊的決心。司馬睿在王導勸誘下南逃洛陽，轉回琅邪國，在那裡接受了司馬越的號令。從種種跡象看來，司馬睿、王導同蒞徐州下邳，不是偶然的組合，而是司馬越、王衍精心的策劃與安排。洛陽司馬越與王衍的組合，下邳司馬睿與王導的組合，都是日後建康「王與馬共天下」的前奏。

司馬越並不具備皇室近屬的名分，號召力有限。因此他力求聯絡關東的士族名士，利用他們的社會地位和實際力量來鞏固自己的統治。關東是士族比較集中的地方，他們的向背，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司馬越統治的命運。但是關東士族同宗室王公一樣，在十幾年的大亂中受到摧殘。有些人鑒於政局朝秦暮楚，盡量設法避禍自保。名士庾敳見王室多難，害怕終嬰其禍，乃作《意賦》以寄懷，宣揚榮辱同貫，存亡均齊思想。還有一些人逃亡引退，如吳士張翰、顧榮辭官南歸，穎川庾袞率領宗族，聚保于禹山、林慮山。這種種情況，反映了很大一部分士族名士的避世思想和政治動向。司馬越必須在星散的士族名士中找到有足夠影響的人物列于朝班之首，才能號召儘可能多的士族名士來支持他的統治。夙有盛名的琅邪王衍被司馬越看中，他們密切合作，共同經營一個風雨飄搖的末代朝廷。

司馬睿渡江一舉，開啟了東晉南朝在江左立業局面。不過這不是司馬越、王衍的初衷。在司馬越、王衍的全盤部署中，渡江的直接目的究竟何在呢？

王衍郡望雖非東海，但是是東海的近鄰。王衍家族的社會地位，高於東海國的任何一個家族。王衍是其時的名士首領，以長於清談為世所宗。據說此人終日揮麈談玄，義理隨時變異，號曰「口中雌黃」，朝野翕服。《世說新語》一書，記載了清談家王衍的許多佚事。不過王衍的玄學造詣，聲大於實，史籍中除了記他祖述何晏、王弼「貴無」思想和反對裴的「崇有」之說等寥寥數語以外，不言他對玄學究竟有什麼貢獻。清人嚴可均輯《全晉文》，竟找不到王衍談玄內容的任何文字材料。王衍死前曾說：「嗚乎！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從此，王衍就以清談誤國受到唾罵，至於千百年之久。ｒｅaｄ.99cｓｗ•cｏｍ

八王之亂後期，惠帝子孫全都死亡，惠帝兄弟成為其時司馬皇統中血統最近的親屬。成都王穎搶得了皇位繼承權，稱皇太弟，居鄴城遙制洛陽朝政。東海王越是八王之中最後參与亂事的藩王。按血統關係說，東海王越是司馬懿弟東武城侯司馬馗之孫，高密王司馬泰之子，于武帝、惠帝皇統是疏而又疏，同成都王穎居於惠帝兄弟地位者大不一樣。按食邑數量說，成都王本食四郡，東海王只食六縣，大小輕重迥不相同。永興元年（304年）七月盪陰戰後，惠帝被劫入鄴，成都王穎更成為決定性的政治力量。但是不久，黨于東海王越的幽州刺史王浚發兵攻鄴，成都王穎和惠帝以及皇室其它近屬逃奔洛陽，被河間王顒部將裹脅入關。這時候，惠帝兄弟輩二十五人中，只剩下成都王穎（原來的皇太弟，入關后被廢）、豫章王熾（入關后新立的皇太弟，後來的晉懷帝）和吳王晏（後來的晉愍帝司馬鄴之父）。惠帝和宗室近屬悉數入關，廣大關東地區沒有強藩控制，這是東海王越填補空缺、擴充勢力的大好時機。東海王越的勢力就是趁這個機會擴充起來的。

「王與馬共天下」政治格局的形成，既是琅邪王與琅邪王氏的地域結合，又有其歷史原因。王馬結合的歷史淵源，可以追溯到西晉八王之亂後期即東海王司馬越與成都王司馬穎對峙期間司馬越與王衍的關係。

不過，情況還是有區別的。洛陽司馬越、王衍的組合，掌握實權的是司馬越；而徐州下鄧司馬睿、王導的組合，王導卻起著主導作用。那時，司馬睿還是一個「恭儉退讓」，「時人未之識」的一般宗室成員，而王導已經具有政治閱歷和名望，可以把司馬睿置於自己的影響之下。《王導傳》敘述這一段關係時說：「〔導〕參東海王越軍事。時元帝為琅邪王，與導素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推奉，潛有興復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執。帝之在洛陽也，導每勸令之國。會帝出鎮下邳，請導為安東司馬，軍謀密策，知無不為。」透過這一段夾雜著攀附之辭的敘述，我們可以看出，司馬睿在北方所經歷的大事，幾乎全出王導的主動籌謀。王導在鄴城、洛陽、下邳，早已發現了司馬睿「奇貨可居」，很像當年呂不韋在邯鄲發現了秦國的子楚一樣。子楚曾約定分秦國與呂不韋共之，而司馬睿後來實際上與王導共享東晉天下。

永嘉政局，紛亂異常。劉淵等交侵于外，懷帝、司馬越構嫌于內，州郡征鎮叛服不常，流民暴動此伏彼起。司馬越、王衍力圖在政治上、軍事上加強控制，搶據要衝，以維持殘破局面。在這種形勢下，永嘉元年（307年）九月，司馬睿受命以安東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偕王導南渡建鄴。這是司馬睿、王導同鎮下邳兩年以後的事。其時，王衍為門戶自全之計，「說東海王越曰：『中國（案指中原）已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為荊州，族弟敦為青州。因謂澄、敦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案指洛陽），足以為三窟矣。』」孫盛《晉陽秋》記此事，謂王衍辭諸弟時曰：「今王室將卑，故使弟等居齊楚之地，外可以建霸業，內足以匡帝室，所望於二弟也。」依孫盛所記，王衍經營「三窟」，並不是消極地效狡兔之求免於死，而是欲乘王室卑微之時圖謀霸業。以後的事實表明，王衍追求的霸業沒有實現於齊楚，而實現於揚州的江南；不是假手于王澄等人，而是假手于王導。這是王衍始料所未及的，因為他設想的「三窟」均在長江以北，並未包括揚州江南部分。九九藏書

在司馬越、王衍操縱之下，另一個王與馬相結合的政治中心正在形成，這就是晉琅邪王司馬睿與琅邪王導在徐州開啟的局面。

王氏家園所在的琅邪國，是司馬睿的封國。司馬睿的琅邪國與司馬越的東海國相鄰，都在徐州。司馬睿的祖父司馬伷曾出為鎮東大將軍、假節、都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晉書》卷三八本傳稱其「鎮御有方，得將士死力。」後來，當司馬越收兵下邳，準備西迎惠帝時，起用琅邪王司馬睿為平東（后遷安東）將軍監徐州諸軍事，留守下邳，為他看管後方。司馬睿受命后，請王衍從弟、參東海王越軍事的王導為司馬，委以重任。由司馬越、王衍在洛陽的關係，派生出司馬睿和王導在徐州下邳的關係，王導在司馬睿軍府中的重要地位，可想而知。

由上可知，惠帝末年和懷帝時的西晉朝廷，以司馬越、王衍為核心操持政局，由士族名士裝點其間，實質上就是司馬越與王衍「共天下」。可以說，這是「王與馬共天下」最早的一種組合，一個形態。

司馬越、王衍擁眾東行，從戰略戰術上看不出有其它用意，只是反映了他們以及他們的將士「狐死首丘」的願望而已。《晉書》卷三五《裴楷傳》載東海王越妃兄徐州刺史裴盾大發良人為兵，司馬越死，裴盾「騎督滿衡便引所發良人東還」，也是東方將士只圖奔返家鄉之證。

王衍主要是一個政治人物。他口頭上雖說「不以經國為務」，自稱「少不預事」，但青年時代就「好論縱橫之術」。以後除了一個短時間以外，王衍始終居於朝廷高位。王衍之女，一為愍懷太子妃，一適賈充之孫賈謐。可見他在西晉末年宮廷傾軋這一大事中既結后黨，又結太子，兩邊觀望，期于不敗。王衍另一女為裴遐妻，而裴遐是東海王司馬越妃裴氏從兄。王衍通過裴遐，又同東海王越增加了一重關係。以上種種，都是王衍所結的政治婚姻，反映王衍在政界活動的需要。他被石勒俘獲，臨死猶為石勒「陳禍敗之由」，並且「勸勒稱尊號」。他戀權而又虛偽，服膺名教與自然「將無同」的信條。他和司馬越作為西晉末代權臣，除了操縱皇帝，翦除異己，羈縻方鎮，應付叛亂以外，沒有推行過任何有積極意義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