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帝太寧二年（324年），王敦準備第二次東下，奪取建康。其時「清君側」的口實已不存在，大軍下都，自然有興廢之舉。錢鳳問王敦曰：「事克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尚未南郊，何為天子？便盡卿兵勢，唯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王敦答語突兀，歷代論者及注家似乎都未嘗措意及此，不見有何解釋。我認為「王與馬共天下」既濫觴于西都的司馬越與王衍，王敦眼中但重司馬越、裴妃而輕司馬睿，重司馬越在晉室的統緒而不重司馬睿的地位，所以才作此語。除此以外，我認為此語還具有更為實際的意義，可能涉及興廢問題，值得留意。

《晉書》卷六五《王導傳》雲：琅邪王司馬睿「徒鎮建鄴，吳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導患之。會〔王〕敦來朝，導謂之曰：『琅邪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兄威風已振，宜有以匡濟者』。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肩輿，具威儀，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竊覘之，見其如此，咸驚懼，乃相率拜于道左。」據說南士因此應命而至，「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自此以後，漸相崇奉，君臣之禮始定。」《通鑒》據王敦拜揚州的年月，於此條的真實性有懷疑，因而有所刪削，並於《考異》中著其原委。其說確否，姑置不論。但《王導傳》此段敘述另有可疑之處。顧榮等人蔘預過中朝政治活動，被辟于號稱「多俊異」的東海王越府，又經歷了擁護陳敏和推翻陳敏的整個過程，于晉末形勢、司馬睿出鎮建鄴的背景以及王導偕來的目的，應當是熟知的。何況司馬越以王導佐司馬睿監徐州軍事已逾二年，而徐州下邳居南北要衝，顧榮等人何得於司馬睿、王導南渡時對司馬睿的身分、王導等北士的態度一無所知，必于徘徊半載之後偶于道旁偷視，始定九*九*藏*書出處？又觀楔之事也有可疑。司馬睿、王導至建鄴，在永嘉元年九月。《晉書·王導傳》言司馬睿在建鄴「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下敘「會三月上已帝親觀禊」，此三月無疑為永嘉二年三月。前引尊經閣本《世說新語》汪藻《考異》謂永嘉元年十一月太妃薨，司馬睿欲奔喪而不果，又謂「二年三月，上還琅邪國，四月葬太妃」，然後南還。據此可知，永嘉二年三月上已，司馬睿已在艱中，即令他還未啟程歸國，尚留建鄴，也不可能有「帝親觀禊」之事，因而也不可能有騎從率拜諸情節。所以，這種故事性的描述是不足信的。但是其中所反映的王、馬關係和敦、導地位，以及南士尚存的猜疑心理，應當是近實的。

永嘉南渡后，王導始終居機樞之地，王敦則總征討于上游，王氏家族近屬居內外之任，布列顯要者人數甚多。沙門竺道潛深交於元帝、明帝、瘐亮等人，出入宮省，自稱以「朱門」為「蓬戶」，在政治上頗有影響。而此人據說也是王敦之弟。王氏家族諸兄弟子侄之間也時有矛盾，甚至互相殺戮，如王敦殺王澄、王稜，王敦敗死後王舒沉王含、王應于江，等等。雖然如此，以王導、王敦為代表所構成的王氏家族勢力是非常牢固的，這使「王與馬共天下」的局面在江左維持了二十余年，直到庾氏家族興起，抑制王氏並凌駕于王氏為止。而且，即令是在庾氏代興，王氏家族權勢發展越過了自己的頂峰以後，王氏家族的社會、政治勢力以及文化影響仍舊不衰。《南史》卷二四史臣論曰：「昔晉初渡江，王導卜其家世，郭璞雲：『淮（案指秦淮）流竭，王氏滅。』觀乎晉氏以來，諸王冠冕不替，蓋亦人倫所得，豈唯世祿之所傳乎！」王氏人倫斯得，冠冕不替，在江左與秦淮共長久，其基業即奠定於「王與馬共天下」的年代。

過江以後，司馬睿也並不是江左政局草創中不可須臾離的人物。尊經閣本《世說新語》「元帝始過江」條汪藻《考異》：司馬睿過江兩個月後，「十一月，太妃薨為（于？）本國琅邪，上便欲奔喪，顧榮等固留，乃止。上即表求奔喪，詔聽。二年三月，上還琅邪國，四月葬太妃，上還建康。」這一詳細的時間表，說明司馬睿甫過江，即操持奔喪之事，並不因南遷始爾而抽身不得，循請奪情。這是由於坐鎮江東，穩定局勢，主要不是靠司馬睿，而是靠王導。有王導在，有王導輔翼晉琅邪王司馬睿的格局，江左政治就有了重心。這正是南渡后「王與馬共天下」的具體反映。「王與馬共天下」並不像《晉書》卷九九《王敦傳》所說那樣，只是司馬睿過江后王敦、王導一時「同心翼戴」的結果。可以說，過江以前已經具備了「共天下」的許多條件，過江以後始得有天下而相共。

原來，西晉滅吳后，江東被認為是多事的地方，所謂「吳人輕銳，易動難安」。西晉以東南六州將士更守江表，吳人多有不自信之心。晉武帝晚年，曾有封「幼稚王子」于吳之議，時劉頌為淮南相，認為此議「未盡善」，主張以「壯王」、「長王」出鎮。八王之亂前夕，吳王晏始受封，但是並未之國。六州將士更守江表之制當亦難於繼續維持。江東既無強藩，又乏重兵，羈縻鎮壓，兩皆落空。九-九-藏-書

《魏書》卷九六《司馬睿傳》以及同書卷三三《張濟傳》，均謂江左「主弱臣強」；《十七史商榷》卷四九，謂「晉少貞臣」。這些都是確當之論。其實從西晉後期以來，惠、懷、愍帝都是權臣的掌中物，其時已是「主弱臣強」，且「少貞臣」，不獨江左如此。不過西晉的權臣是宗室強王，士族名士往往要依附於他們才能起作用。東晉則不然，士族名士本人就是權臣，宗室王公也要仰食于士族名士。「五馬渡江」，除元帝一馬之外，其餘四馬，即彭城、汝南、南頓、西陽諸王，都因不見容於士族權臣而喪生。據《世說新語·讎隙》，元帝用譙王承刺湘州以扼王敦，為王敦弟王廙所殺，多年以後，承妻泣謂子無忌曰：「王敦昔肆酷汝父，假手世將（廙）。吾所以積年不告汝者，王氏門強，汝兄弟尚幼，不欲使此聲著，以避禍耳！」琅邪王氏門強如此，以至宗室不敢道其殺親之仇，這正是強烈地反映了門閥政治的特性。如果說西晉自武帝以來，士族名士是司馬氏皇權（包括強王權力）的裝飾品，那末東晉司馬氏皇權則是門閥政治的裝飾品；西晉尚屬皇權政治，東晉則已演變為門閥政治。東晉皇權既然從屬於門閥政治，皇帝也就只是士族利用的工具而非士族效忠的對象，「貞臣」自然是少而又少了。史家每詬病《晉書·忠義傳》，言其人物事迹多有于晉不忠不義者，原委之一，即在於此。當王敦以誅刁協、劉隗起兵時，王導實際上站在玉敦一邊，時人並不以王導為逆，也不以劉隗、刁協為忠。士族權臣可以更易，而「主弱臣強」依舊。當琅邪王氏以後依次出現潁川庾氏、譙郡桓氏、陳郡謝氏等權臣的時候，仍然是瘐與馬、桓與馬、謝與馬「共天下」的局面。由此可見，王與馬的結合所開啟的江東政局，奠定了東晉一朝政局的基礎，影響是深遠的。至於琅邪王氏能與司馬氏「共天下」而終於不能篡天下，這應當從門閥士族之間彼此牽制和南北民族矛盾這兩方面求得解釋，而不能只從權臣個人忠奸求之。如果門閥士族的狀況及其彼此關係發生了重大變化，南北民族關係出現了重大變化，如果歷史出現了這種情況，司馬氏的天下也不是不能篡取的。不過這是晉宋之際的問題，本書將在最後論及。

以上三說，各從不同方面反映了一些真實情況，可以互相補充，而不是互相排斥。它說明南渡問題不是一人一時的匆匆決斷，而是經過很多人的反覆謀划。概括言之，南渡之舉王氏兄弟曾策劃於密室，其中王曠倡其議，王敦助其謀，王導以參東海王越軍事，為琅邪王睿司馬的關鍵地位主持其事；裴妃亦有此意，居內大力贊助；最後決策當出自司馬越與王衍二人，特別是司馬越。《https://read.99csw.com太平御覽》卷一七零引顧野王《輿地誌》：「東海王越世子名毗。中宗為越所表遣渡江，故改此（案指毗陵）為晉陵。」案表遣雖然只是一種形式，但不經司馬越上表這一形式，司馬睿、王導就無從被派遣過江，過江后亦無法統憑據。至於司馬睿本人，如《晉書》卷五九《八王傳·序》所說：「譬彼諸王，權輕眾寡，度長絜大，不可同年」，所以他在南渡問題上只能是被動從命，無決斷權。

八王之亂後期，江南士族名士深知洛陽政權已難維持，亟需一個像孫策兄弟那樣的人物來號令江東，保障他們家族的利益。他們在江東沒有找到合適的人，而在江北找到了陳敏。他們起先擁護陳敏，為敏所用。司馬越在下邳收兵，也聯絡陳敏，想藉助他以消滅自己在北方的對手。但是陳敏過江后既排斥江東士族，企圖獨霸江東；又自加九錫，聲稱自江入沔漢，奉迎鑾殿，以與司馬越爭雄。所以南士與司馬越都不能容忍陳敏。這時倡議反對陳敏的關鍵人物，恰是與南士有廣泛交往，又居東海王越府為軍咨祭酒的廣陵華譚。華譚致書陳敏帳下的義興周玘、吳郡顧榮等人，一方面指責陳敏「上負朝廷寵授之榮，下孤宰輔（案指司馬越）過禮之惠」；另一方面又言顧榮、賀循等「吳會仁人，並受國寵」，而欲以「七第頑冗，六品下才」的寒士陳敏為江東的孫策、孫權，以圖保據，非但無成，抑且自貽羞辱。華譚此信，顯然是受命于司馬越、王衍，目的是告誡南士，如果要保障江東士族利益，只有反戈一擊，消滅陳敏，與司馬越合作。顧榮、甘卓、紀瞻同華譚一樣，都曾居司馬越幕府，與越有舊，遂與周玘定策滅敏。

從陳敏興敗之中，王、馬與南士各自作出了自己的估量。王、馬理解到江東形勢亟待強藩出鎮，否則還可能出現第二個陳敏；南士則準備接受從北方來的強藩，只要他們有足夠的名分和權威而又尊重南士的利益。這樣，司馬睿與王導才得以在南士的默許下過江，而過江后的首要任務，就是儘力籠絡南士，協調南北門閥士族的利益。關於這一點，已故的陳寅恪先生有《述東晉王導之功業》一文，引證豐富，論議入微，這裏不多說了。

《晉書》卷五九《東海王越傳》：「初，元帝鎮建鄴，裴妃之意也，帝深德之。」東海王妃裴氏的家族地位，已見前述。妃兄裴盾為徐州刺史時，司馬睿為安東將軍監徐州諸軍事，二人共治下邳。妃兄裴邵辟司馬睿安東府長史，與安東府司馬王導「二人相與為深交」。所以裴妃對於司馬睿、王導渡江之事，自然是知情而又關切，說她表示過這種意願，是完全合理的。後來，東海王世子毗陷於石勒，下落不明；裴妃被掠賣，東晉既建，始得過江。司馬睿為報答司馬越和裴妃恩德，以皇三子沖奉越後為東海王世子，以毗陵郡為其封國，又以毗陵犯世子諱，改名晉陵。這些都說明裴妃對於南渡是起過巨大作用的。但把渡江大事說成只是裴妃個人的意願促成，也不妥當。九_九_藏_書

我們還可以用同樣的理由來解釋另一史料。太興四年（321年）七月，王導拜司空。《晉書》卷三五《裴楷傳》：「既拜，嘆曰：『裴道期、劉王喬在，吾不得獨登此位。』」案王導拜司空，是晉元帝為防王敦而以戴淵鎮合肥、劉隗鎮淮陰以後八夭的事，拜王導為司空實際上是元帝在處理王、馬關係問題上所採取的一項平衡措施，主要不是對王導特加崇敬。其時王敦構亂將發，王導際遇艱難，處境微妙，說不定有覆族之虞。裴道期即裴邵，裴妃之兄，王導在司馬睿平東府的同僚，隨司馬越、王衍出軍死難。劉王喬即劉疇，劉隗從弟，蔡謨每嘆若使劉疇過江，「司徒公之美選也」，見《晉書》卷六九。王導思及裴邵、劉疇，主要當是從人才方面著眼。裴邵人才是否足以與王導同登三事，姑置不論。但是我們可以分析，如果王導與裴邵得以以越府舊誼而又共事睿府，也許東晉初年那種艱難境遇就不至於出現了。王導於此思念裴邵，于嘆借人才之外，或許也是表示對司馬越與裴妃的思念之情。不過這隻能算推測之詞，存此備考。

東海王沖之封可能成為東晉政治上的麻煩問題，東晉朝野對此跡象似乎早已有所覺察。干寶《搜神記》卷七：「晉元帝建武元年七月，晉陵東門有牛生犢，一體兩頭。京房《易傳》曰：『牛生子，二首一身，天下將分之象也。』」《宋書·五行志》、《晉書·五行志》均同。《開元占經》卷一一七引《搜神記》則曰：「元帝大興中，割晉陵郡封少子〔沖為東海王世子〕，以嗣太傅東海王。俄而世子母石婕妤疾病，使郭璞筮之，……曰：『世子不宜裂土封國，以致患悔，母子華貴之咎也……。』其七月，曲阿縣有牛生子，兩頭，……石氏見（其圖）而有間。或問其故，曰：『晉陵，主上所受命之邦也。凡物莫能兩大，使世子並封，方其氣焰以取之，故致兩頭之妖，以為警也。』」案古人往往利用自然間或社會中某些變異現象解釋政治大事，《五行志》所載及郭璞之筮，即屬此類。頗疑時人觀察形勢，早有王敦將利用東海王沖以遂其謀的憂慮，故托物妖以為警誡。晉明帝和東海王沖雖然是同父異母兄弟，但在統胤上一出琅邪，一紹東海，王敦廢彼立此，即是使東晉由琅邪王國的統胤改變為東海王國的統胤，以便利自己予取予求。王敦未得至都，即己病篤，倉猝之中，命王應在己死後立即代晉自立，建朝廷百官，以求先發制人，因此也就完全暴露了欲立東海王沖的實際目的。這是發生在後的事，與上述對王敦保護東海王沖和裴氏之命的解釋並無衝突。

《晉書》卷八《王羲之傳》：「羲之……父曠（一作廣），淮南太守。元帝之過江也，曠首創其議。」案王曠為淮南之前居丹陽太守職。《晉書》卷一零零《陳敏傳》謂敏起事後，「揚州刺史劉機、丹陽太守王廣（曠）等皆棄官奔走。」王曠與劉機曾經同治秣陵，他們商議軍情的文書，今天還保存了一些片斷。關於王曠倡議渡江之事，東晉人裴啟所撰《語林》說：「大將軍（敦）、丞相（導）諸人在此時閉戶共為謀身之計，王曠世弘（曠字世弘）來在戶外，諸人不容之。曠乃剔壁窺之，曰：『天下大亂，諸君欲何所圖謀？』將欲告官。遽而納之，遂建江左之策。」案《語林》成書于哀帝隆和時，多載人士語言應對之可稱者，「大為遠近所傳，時流年少，無不傳寫，各有一通。」其中偶有道及謝安的不實之詞，為謝安所糾。所記王曠建策一事，當時王氏子孫具在，未聞異詞，應當基本可信。王曠建策，時間當在永嘉元年三月至七月，即陳敏敗亡至司馬睿初受都督揚州江南之命之間，地點估計是在下邳。九九藏書

《晉書》卷六《元帝紀》：「永嘉初，〔元帝〕用王導計，始鎮建鄴。」《世說新語·言語》「顧司空（和）未知名」條注引鄧粲《晉紀》：「導與元帝有布衣之好，知中國將亂，勸帝渡江，求為安東司馬，政皆決之，號仲父。晉中興之功，導實居其首。」王導于南渡之事起了重大作用，有「中興之功」，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他當時還受制於司馬越與王衍，不可能獨自作出這件大事的決斷。司馬睿于越、衍，關係尚淺，也不可能決定南渡大計。所以，司馬睿「用王導計」始渡江之說似嫌簡單，不盡符合當時的情況。

如前所敘，司馬睿將帝之時，王敦已有「更議所立」的企圖；王敦初引叛軍入建康時，元帝又有歸位琅邪「以避賢路」之語。王敦擬更立者是誰，史無明文。細味語氣，似乎還不是指王敦本人而是另有物色，不過此時還沒有跡象表明他屬意於誰。

永嘉元年（307年）九月，司馬睿偕王導渡江至建鄴。晉室政治中心，自此逐漸南移江左。西晉滅亡以後，江左的東晉政權維持了一個世紀的統治。

關於南渡，據知有如下三種記載。

能夠實現南遷，還由於江南士族名士合力消滅了陳敏勢力，為司馬睿掃清了進入建鄴的障礙。陳敏的興敗，南士的向背，其中都有王與馬的活動。

我們知道，王氏兄弟擁司馬睿過江，系由司馬越所表遣，而裴氏出過主意。江左得有東晉局面，不能不感激東海王越與裴妃。晉元帝對他們「深德之」，王氏兄弟自然亦「深德之」。東海王越死，裴妃于大興中渡江，這在江東是一件大事，不能不引起某種政治波瀾。元帝以少子沖為東海王國世子，當即波瀾之一。王敦下都，無視晉明帝的存在而獨以裴妃及東海王沖為念，囑錢鳳儘力保護。王敦入都后，又表示欲廢明帝。這些也是裴妃渡江以後的波瀾。從種種波瀾之中，我推測王敦有廢明帝而代之以東海王沖的意圖。王敦欲廢明帝而代之以東海王沖，這實際上只能是把東晉政權完全轉移到自己手中的一個過渡。王敦如果得立東海王沖，當然也可以廢東海王沖而自立，不過這需要一個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