郗鑒在北時，曾受東海王越之辟；稍後，又受琅邪王睿委署。他與東海王越和琅邪王睿的這種關係雖然並不深固，但對於他的南奔卻有直接影響。郗鑒過江，不負舊誼，除了效忠元帝、明帝外，對於昔日舉主江統的後人，亦深相交結，儘力提攜。郗鑒顯達，辟江統子虨為司空掾，又請為司馬；檄統次子惇為兗州治中，辟太尉掾。江虨亦曾與輔政的會稽王司馬昱共薦郗鑒子愔。郗鑒對於居中樞之任的門閥士族，也力圖多方聯繫。

其實郗鑒得以自嶧山南來，王導就曾起過作用。據《紀瞻傳》，我們知道，紀瞻在薦郗鑒疏的末尾贅言：「是以臣寢頓陋巷，思盡聞見，惟開聖懷，垂間臣導，冀有毫釐萬分之一。」這就是說，郗鑒部眾南來和征郗鑒入朝諸事，還需要得到王導的首肯，否則不會被朝廷接納。

從郗鑒爾後的行事看來，他的政治態度首先是支持東晉，不贊同王敦的無君之心。郗鑒由合肥入朝時，王敦截留之於姑孰，與論中朝人物樂廣、滿奮。郗鑒力言中朝愍懷太子之廢、趙王倫篡立之時，樂廣處傾危之朝不可得而親疏，柔而有正；而滿奮則是失節之士，不可與樂廣同日而語。這就無異向王敦表明，自己不願黨同於王敦。其次，郗鑒也沒有黨同於戴淵之輩以與琅邪王氏為敵，寧願折衝于士族諸門戶之間，以求政局之穩定。後來他固辭衛將軍軍號，反映了他不願凌駕諸士族的謙退立場。都鑒既不苟同於一方，就免不了在當軸諸士族之間時而與此、時而與彼發生矛盾。王敦亂平后，在應否追贈周札的問題上，這種矛盾一度表現得很尖銳。

郗鑒孤身入建康事，還有值得分析的地方。合肥是當時軍事要地，與建康為犄角，本不宜由流民帥入駐。郗鑒先是于「永昌初征拜領軍將軍，既至，轉尚書，以疾不拜。」領軍掌宿衛之任，也不是遠來流民帥郗鑒所宜領。所以郗鑒一到建康，就有轉拜尚書之事，而郗鑒不會不懂內情，因而「以疾不拜」。等到王敦勢逼，明帝才真正有了用郗鑒勢力以為外援的要求，遂有對郗鑒假節鎮合肥之授，郗鑒才有了回到他所統流民的駐地合肥的機會。可是，王敦又不願接受這一於己不利的事實，上表以郗鑒回建康為尚書令。由此看來，郗鑒南來后得入東晉上層集團，雖經紀瞻薦引，畢竟還是有此一段若隱若現的曲折過程。其中關鍵之處是，從朝廷說來，郗鑒可為己用，但他畢竟是流民帥，必須小心謹慎對待，有所防範；從都鑒本人說來，他雖然可以在王敦之亂中為朝廷奧援，但不能脫離隨他南來的兗州流民群體，否則他將失去資實，一事無成。

東晉政局，成帝即位（太寧三年，325年）後為之一變。成帝沖幼，王導、卞壺、郗鑒、庾亮等七人同受明帝遺詔輔政。接著，庾后（庾亮妹，成帝太后）臨朝稱制，庾亮居帝舅之尊，地位迅速上升，政之大要，皆決于亮。朝廷立即出現了庾亮與王導的明爭暗鬥，成為政局中的主要矛盾。都鑒處於這一矛盾之間，力求抑制矛盾的發展，起穩定時局的作用。

明帝經歷了王敦之亂的劇烈震動，對王氏家族更有戒心，親庾亮、疏王導的意向越來越明顯。《太平御覽》卷五九三引《語林》：「明帝函封詔與庾公，信誤致與王公。王公開詔，末雲：『勿使冶城公知』。導既視，表答曰：『伏讀明詔，似不在臣，臣開臣閉，無有見者。』明帝甚愧，數日不能見王公。」案裴啟著《語林》，成書時上距明帝才四十來年，所載掌故多可信。即令情節有違，要當為其時人對王、庾關係觀感的反映。明帝成年在位，「潛謀獨斷」（《明帝紀》），雖袒庾而不縱庾，庾、王之間還不具備公開進行傾軋的政治氣候。

庾、王家族，早先在元帝、明帝時共同利益尚多，矛盾本來並不顯著。元帝過江后未即帝位以前，有用申、韓以張皇權之意。《晉書》卷四九《阮孚傳》：孚「渡江，元帝以為安東參軍。……時帝既用申、韓以救世，而孚之徒未能棄也。」案元帝為安東將軍，在永嘉元年七月至五年五月（307—311）。據《元帝紀》，其時「王敦、王導、周顗、刁協併為腹心股肱」，所以「用申、韓」並非特意針對琅邪王氏。《晉書》卷七三《庾亮傳》：「時〔元〕帝方任刑法，以《韓子》賜皇太子。亮諫以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甚納焉。」其時已在建武、太興之際，王氏坐大，庾氏有此諫，足見王、庾之間尚得相安。後來王敦有意稱兵，深忌庾亮而外崇重之，庾亮憂懼去官，旋復參与平亂。儘管如此，庾亮與王導尚無特殊衝突發生。

王夫之《讀通鑒論》卷十三曰：「東晉之臣，可勝大臣之任者，其為郗公乎！」大臣之任，不重在操持庶政，而重在執道經邦，東晉皇權不振，大臣更應如此。郗鑒南來后，最重要的邦國大計，莫過於協調當權諸門閥士族之間的關係，杜絕覬覦，以穩定一個抗胡政權，使人民得以生存。郗鑒在這方面的作為，與其它門閥士族之居位者相比較，可稱述者較多，可指責者較少。王夫之所論，是有道理的。

微妙的關係，尖銳的形勢，需要南來不久的郗鑒確定自己的政治態度，尤其是對琅邪王氏的政治態度。

郗鑒南來，以流民帥而得迅速進入建康朝堂，主要是得力于紀瞻。《晉書》卷六八《紀瞻傳》：「時郗鑒據鄒山，屢為石勒等所侵逼。瞻以鑒有將相之才，恐朝廷棄而不恤，上疏請征之，曰：『……伏見前輔國將軍都鑒少立高操，體清望峻，文武之略，時之良干。昔與戴若思同辟，推放荒地，所在孤特，眾無一旅，救援不至。然能綏集殘餘，據險歷載，遂使凶寇不敢南侵。但士眾單寡，無以立功。既統名州，又為常伯，若使鑒從容台闥，出內王命，必能盡抗直之規，補兗職之缺。自先朝以來，諸所授用，已有hｔtｐs://rｅａd•99ｃsw.ｃｏｍ成比。戴若思以尚書為六州都督、征西將軍，復加常侍；劉隗鎮北，陳眕鎮東。以鑒年時，則與若思同；以資，則俱八座。況鑒雅望清重，一代名器。聖朝以至公臨天下，惟平是與。』」紀瞻力薦郗鑒「補袞職之缺」，其政治意向是希望郗鑒在王敦叛亂迫在眉睫之時站在晉元帝一邊，抗拒王敦。其時戴淵以六州都督擁兵屯駐合肥，與屯駐淮陰的劉隗同為晉元帝所倚重。第二年，戴淵自合肥奉詔入衛建康，所率軍隊一觸即潰，戴淵亦被王敦殺害。接著，郗鑒應徵自嶧山南來，所率部曲即屯駐于戴淵剛剛撤離的合肥，填補了戴淵留下的空缺，郗鑒本人則拜尚書入官建康。這些當與紀瞻疏薦有直接關係。郗鑒雖有時望，但以流民帥而得入官建康，如果沒有有力人物為之援引，是不可能的。

原來受遺詔撫政的七人當中，卞壺以忠直聞，與庾亮對直省中，共參機要。首先起來約束以司徒錄尚書事的王導的，就是卞壺。《晉書》卷七零《卞壺傳》雲：「〔明〕帝崩，成帝即位，群臣進璽。司徒王導以疾不至。壺正色于朝曰：『王公豈社稷之臣那？大行在殯，嗣皇未立，寧是人臣辭疾之時？』導聞之，乃輿疾而至。」

庾、王交惡，當時人所共知。王導老謀深算，不事聲張，並圖杜絕「悠悠之口」，這是王導「善處興廢」的一種表現。但是只靠王導的政治才能並不足以息庾亮之謀。郗鑒擁兵京口，力拒庾亮而助王導，才使咸康政局未生大變，使琅邪王氏地位不墜。《庾亮傳》史臣曰：「……向使郗鑒協從，必且戎車犯順，則〔庾亮〕與夫台、產、安、桀，亦何以異哉！」咸康五年七月至咸康六年一月，王導、郗鑒、庾亮相繼死亡，傾軋始告結束。

下面，我們試就庾、王矛盾和陶、王矛盾，以及在這些矛盾中郗鑒所起的作用，進行探索。

陶侃之謀未遂，郗鑒堅持反對當然是主要原因。庾亮不充分支持陶侃之謀，不給予充分合作，也是原因之一。庾、陶二人在蘇峻亂前本不協調，積怨頗深，賴溫嶠彌合其間，始得共平蘇峻。蘇峻亂平后，庾、陶在共抗王導的問題上形成了某種共同利益，但庾、陶之間的矛盾依然存在。陶侃居上游所形成的軍事壓力，既然可以壓王導，自然也可以壓庾亮。而且由於庾亮的豫州毗鄰江、荊，所感壓力比揚州更甚。《陶侃傳》侃「潛有窺箭之志」，如果此志得酬，庾亮未必能保全自己。可以說，庾亮無寧是為了自保，才不得不對陶侃廢黜王導之謀採取比較現實的態度。

蘇峻之亂，又一次引起東晉政局的劇烈變動。原來，執政的庾亮一意孤行，堅持徵召有平王敦之功的流民帥蘇峻（時為歷陽太守）入朝，為蘇峻所拒，釀成動亂。亂平后京邑丘墟，物議沸騰。庾亮為了平息群情，不得不暫退一步，請求外鎮以求自效。咸和四年（329年）三月，庾亮以豫州刺史出鎮蕪湖，中樞政柄又入王尋之手。王導修治殘缺，勉力經營。他否定了溫嶠請求遷都豫章、三吳豪傑請求遷都會稽之議，改善了帑藏空竭的困難狀況，政局又趨穩定。咸和六年冬，蒸祭太廟，詔歸胙于王導，且命導無下拜，王導聲望達于頂點。但是這時王氏分處內外的兄弟群從輩死喪略盡，王氏門戶勢力遠不足以支撐王導當權，何況具有特殊地位的庾亮又近在肘腋之間。然而王導終於得以排除困難，掌握政權，使王氏家族地位歷久不衰。此中原因，除王導自己「善處興廢」以外，主要是由於郗鑒屯駐京口，以軍事實力支持王導。郗鑒的一些措置，使庾亮出鎮之後庾、王相持的十二年中，東晉政局維持了表面的平靜，沒有再出現類似王敦、蘇峻之亂那樣的內戰，東晉元氣得以緩慢復甦，這是頗有積極意義的事。

陶侃廢王導之謀，王導自然知情，所以他除了依靠京口郗鑒之助以外，還力圖加強自己在建康的實力，以備不虞。這又是王導重用降將的背景。

庾亮鎮蕪湖的次月，江州刺史溫嶠死。溫嶠原是北方劉琨所屬，奉劉琨之命南來勸進，又預平王敦之亂，為東晉功臣。王敦平后，溫嶠得居江州。溫嶠無王、庾那樣的門戶影響，也無上游荊州陶侃那樣的軍事實力，只是處於下游庾、王與上游陶侃之間的緩衝地位，起調節上下游的作用。溫嶠死，朝廷以劉胤繼為江州。劉胤是列名于勸進表的北方流民首領邵續所遣赴建康的使者，在江左諸門閥士族間無所依傍。劉胤為江州，出於溫嶠之意。劉胤在出身、經歷以及與東晉政權關係等方面，都與溫嶠相近。他受溫嶠薦，代溫嶠為江州，于理，江州仍當緩衝于上下游勢力之間。但是劉胤「不恤政事，大殖財貨，商販百萬……商旅繼路，以私廢公」，為有司奏免。其時后將軍郭默應詔為右軍將軍。《晉書》卷六三《郭默傳》謂默「當發，求資于胤。時胤被詔免官，不即歸罪」，默詐稱被詔誅胤，傳胤首于京師。王導似存心利用這一形勢控制江州于自己手中，削弱上遊方鎮，所以立刻承認這一既成事實，以郭默為江州刺史。荊州陶侃搶先下手，起兵討郭默，斬之，陶侃遂得以兼有荊江二州之地，破壞了平衡局面。時在咸和五年（330年）五月。https://read.99csw.com

庾、王矛盾，風傳甚廣。《王導傳》：「於時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鎮于外。南蠻校尉陶稱間說亮當舉兵內向。或勸導密為之防。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談，宜絕智者之口。則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又與稱書，以為『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於是讒間始息。時亮雖居外鎮，而執朝廷之權，既據上流，擁強兵，趨向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污人』」。《世說新語·雅量》「有往來者雲」條記此事，注引《中興書》曰：「於是風塵自消，內外緝穆」；《王導傳》亦有「於是讒間始息」之說。這些斷語，雖不甚符合歷史實際，但庾、王矛盾轉緩則是事實。

《卞壺傳》又雲：「是時王導稱疾不朝，而私送車騎將軍都鑒。壺奏以導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御史中丞鍾雅阿撓王典，不加準繩，並請免官。雖事寢不行，舉朝震肅。」卞壺以罪加王俘，比上引「豈社稷之臣」的責難又進了一步。案《北堂書鈔》卷五九引《晉中興書》：「卞壺為尚書令，奏王導居官無敬。」《初學記》卷一一、《太平御覽》卷二零一引《晉中興書》，「居官無敬」均作「專任無敬」。「無敬」，當即晉律所謂「不敬」。《晉書》卷三零《刑法志》張斐注律上表曰：「虧禮廢節謂之不敬」。卞壺以稱疾不朝而私送郗鑒事奏彈王導「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與晉律以「虧禮廢節」為「無敬」、「不敬」之科正合，其罪可至免官。

王導在建康執政，必須有相當的武力留在身邊以為支持，因而不得不羅致武將趙胤、賈寧輩。《晉書》卷五七《趙誘傳》，謂趙胤父趙誘「淮南人也，世以將顯」，父子歷事王敦、王導，為琅邪王氏故舊。《晉書》卷七八《孔愉傳》，王導「將以趙胤為護軍，愉謂導曰：『中興以來，處此官者周伯仁（顗）、應思遠（詹）耳。今誠乏才，豈宜以趙胤居之邪？』導不從。」賈寧事迹見《世說新語·賞譽》「何次道嘗送東人」條注引《晉陽秋》及《魏書》卷九六《司馬睿傳》。賈為長樂人，初自結于王敦所屬王應、諸葛瑤，后投蘇峻為其謀主，又降王導。看來賈寧也是琅邪王氏故舊，他雖曾與人共勸蘇峻殺王導等諸大臣，但降王導后仍被重用。王導所保全的降將，還有路永、匡術、匡孝等人。溫嶠曾反對王導褒顯降人之事，見《溫嶠傳》。王導欲引用匡孝，《王蒙傳》謂王蒙致箋王導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不可「令涇渭混流，虧清穆之風。」會稽孔愉與從子孔群本與匡術有隙，王導為了保全匡術，令匡術于座勸孔群酒以釋孔氏之嫌。凡此諸事，都說明王導兄弟輩死亡既盡，實力已衰，不得不蓄意庇護武人、降將，以供驅使，雖受到士族名士的強烈反對亦在所不顧。這些人客觀上都起了支持琅邪王氏家族地位的作用。其中的路永投降石虎，但那是王導死後的事。

庾亮雖對陶侃「外事推崇」，但陶侃畢竟「望非世族」，自知東晉門閥政治樊籬不是他所能突破的，所以「季年懷止足之分，不與朝權」，曾請遜位還長沙國，死前又要求歸葬長沙，並移尋陽父母墓于封國之內，以示謙退。但是陶侃死後，庾亮終於蓄意消滅陶氏後人，咸康五年又殺陶侃子陶稱。《真誥》卷一六《闡幽微第二》原注：庾亮咸康六年于鎮病亡，「未病時乃獨見陶侃乘輿來讓之，於此得病而亡。」顏之推《還冤記》：「晉時庾亮誅陶稱后，咸康五年冬節會，文武數十人忽然悉起，向階拜揖。庾驚問故，並雲陶公來。陶公是稱父侃也。庾亦起迎陶公扶（此字疑衍）。兩人悉是舊怨。傳詔左右數十人皆操伏戈。陶公謂庾曰：『老僕舉君自代，不圖此恩，反戮其孤，故來相問陶稱何罪，身已得訴于帝矣。』庾不得一言，遂寢疾，八（六）年〔正月〕一日死。」《真誥》與《還冤記》中神怪情節自不足信，但是其中反映庾、陶宿怨以及陶侃季年希圖彌合併薦庾亮代鎮荊、江之事，當是可信的，可以補充正史。

到了成帝之時，母后稱制，庾氏坐大，情況就不一樣了。《晉書》卷七三《庾亮傳》史臣曰：「牙尺垂訓，帝念深於負芒。」《晉書》卷三二《后妃傳》（下）贊曰：「持尺威帝」。案《困學紀聞》卷一三引殷芸《小說》：「諸庾誅南頓王宗，帝問『南頓何在？』對曰：『黨〔蘇〕峻作賊，已誅。』帝知非黨，曰：『言舅作賊，當復云何？』庾后以牙尺打帝頭雲：『兒何以作爾語？』帝無言，惟張目熟視。」《成帝紀》記此事略同，惟不言牙尺打頭。南頓王宗被殺在咸和元年（326年）十月，時成帝始六歲。雖然庾後於三年三月即死，但庾氏兄弟羽翼已成，權勢在握，其鋒芒所及，除排抑宗室以外，主要是針對盤根錯節的王導。所以成帝即位后，庾、王傾軋就立即公開化了。九_九_藏_書

都鑒議同卞壺，而與王導針鋒相對。他說：「若敦前者之舉義同桓、文，則先帝可為幽、厲邪！」由於王氏權重，朝廷竟從導議，而卞、郗之議不行。這場尖銳的論戰，說明其時郗鑒、王導關係並不和諧，雖然這還不是當時政局的關鍵所在。

關於陶侃起兵之謀　《庾亮傳》亮與郗鑒箋曰：「昔于蕪湖反覆，謂彼（案指王導）罪雖重，而時弊國危，且令方岳道勝，亦足有所鎮壓，故共隱忍，解釋陶公。自茲迄今，曾無悛改。」案庾亮以咸和四年（329年）鎮蕪湖，至咸和九年陶侃死，始並有陶侃的荊、江之地而改鎮武昌。「蕪湖反覆」云云，自指庾亮于其舊治與郗鑒往複商酌陶侃欲廢王導之事。庾、郗終於以「時弊國危」為詞，勸阻陶侃；又以「方岳道勝」相約，即方鎮聯合，以制中樞。當其任的方鎮，當然是指居武昌的荊州刺史陶侃，居蕪湖的豫州刺史庾亮，居京口的徐州刺史都鑒。這次廢王導之謀，是陶侃發動，郗鑒反對，庾亮居中斡旋。

王導雖以武人、降將為爪牙，但是在戰略上所依恃的，卻是以京口為屯兵之所的郗鑒。陶侃、庾亮欲起兵廢黜王導，都要咨之於郗鑒，而郗鑒則具有舉足輕重的否決之權。陶侃、庾亮如果逆郗鑒之意而勉強行事，勢必形成內戰，當權之輩飽受王敦、蘇峻之禍，是不敢貿然一試的。

王導為政「務存大綱，不拘細目」，是他一貫作風，晚年更是如此。《世說新語·政事》：「丞相末年略不復省事，正封籙諾之，自嘆曰：『人言我憒憒，後人當思此憒憒。』」「丞相末年」就是指咸康中，也就是庾、王對峙最為緊張的時候。王導憒憒為政，主要目的是和輯士族，求得彼此利益的均衡，特別是使庾、王之間相安無事。

郗鑒南來，王敦再叛，政治形勢非常微妙。原來王敦初叛，是在執政王導的默契下進入建康的，其直接目的是清君側，所謂君側，指明是劉隗、刁協、戴淵等一批王氏家族的仇人。《晉書》卷九八《王敦傳》載王導遺王含書，有雲「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流，心思外濟。」這是王導明確承認本與王敦同謀。據《晉書》卷六九《周顗傳》，王敦初叛入京，殺周顗、戴淵，都曾咨之於王導。王導後來說：「吾雖不殺伯仁（周顗），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其實由王導而死者，不只周顗，還有戴淵。後來王敦再叛，以台中軍情告王含者也是王導。上引導遺含書，一則說「得征北（王邃，王導從弟）告，劉遐、陶瞻、蘇峻等深懷憂慮，不謀同辭」；再則說「導所統六軍，石頭萬五千人，宮內后苑二萬人，護軍（應詹）屯金城六千人。劉遐已至，征北昨已濟江萬五千人。」與王敦、王含通關節的王導，卻又是明帝所令征討王敦、王含的大都督、假節。這就是王敦再叛時形勢微妙之所在。王導所統六軍，當即紀瞻「卧護」的宿衛六軍，可知王導還擁有某種勢力可以影響京師形勢。而王導的六軍，其中的一部分又正是明帝欲置之於郗鑒都督從駕諸軍事之下的。由此可見，郗鑒與王導之間，也存在一種微妙關係。

關於庾亮起兵之謀　《庾亮傳》庾亮致郗鑒箋雲：「主上自八九歲以及成人，入則在宮人之手，出則唯武官小人，讀書無從受音句（疑章句之誤），顧問未嘗遇君子……。主之少也，不登進賢哲以輔導聖躬；春秋既盛，宜復子明辟，不稽首歸政。甫居師傅之尊，成人之主，方受師臣之悖。主上知君臣之道不可以然，而不得不行殊禮之事……。」案：「武官小人」，指趙胤、賈寧、匡孝之輩，已見前。「春秋既盛，宜復子明辟，不稽首歸政」云云，指咸康元年（335年）成帝加元服后王導猶不歸政于成帝。「師傅之尊」，指咸康四年五月王導為太傅事。「行殊禮」，則成帝一朝多有。排比上述諸事年月，知庾亮所謀廢黜王導之事，當在咸康四年五月王導為太傅至咸康五年七月王導死前。

紀瞻是南士冠冕，對琅邪王司馬睿立足建康，繼承帝位，出力甚多，影響甚大。朝廷為了應付王敦之亂，以紀瞻為領軍將軍。他于宿衛六軍中威望最高，六軍對他敬憚祗肅。據《北堂書鈔》卷六四引《晉起居注》，晉制：「領軍閑無上直之勞，可得從容養疾。」其時紀瞻年邁在病，朝廷以之為領軍，意在借重其威望而又得遂其閑養。王敦再逼京都，明帝請瞻「卧護六軍」。而郗鑒適有都督從駕諸軍事之命，宿衛六軍除已知護軍應詹、左衛庾亮在前應敵之外，其餘部分當在從駕諸軍之中。不過六軍寡弱無力，真正起作用的，是以郗鑒密謀而得入援的流民帥。紀瞻對郗鑒的薦舉，起了立竿見影的作用。

從郭默事中，我們看到的問題是：一，郭默事是流民帥問題的餘波。二，郭默事發生在江州，江州居上下游之間的緩衝地位。相繼居江州的溫嶠、劉胤、郭默，就其身分和歷史背景而言有相似之處。郭默在江州滋事，意在利用上下游之間的以及下游庾、王二族之間的矛盾，以圖獲利。其結果卻破壞了江州的緩衝地位，使江州成為此後上下游爭奪的目標。三，陶侃近水樓台，先取江州，製造既成事實，逼迫王導承認，也逼迫庾亮承認。自此陶侃居上游而坐大，不得不既與王導也與庾亮滋生新的矛盾。不過由於王導居中樞地位，與庾亮退避豫州者有所不同，所以陶、庾矛盾一般還超過不了陶、王矛盾，也超過不了庾、王矛盾。https://read.99csw.com

東晉初年政局，三五年一大變，變則干戈擾攘，台城丘墟。社會的重心在門閥士族，一族強則思壓倒它族，遂成亂階。本非門閥士族的流民帥，亦思憑藉際遇，起兵謀利。螳螂在前，黃雀隨後，勝利者要想穩操政柄，是十分困難的。長此以往，江左抗胡政權，勢必在內亂中冰消瓦解。所以郗鑒引流民帥以平王敦，助王導以抗衡陶侃、庾亮，得利者不僅在司馬家及琅邪王氏而已。蘇峻亂平后，江左相對安定，無內戰七十年，遂得以拒胡族于淮漢，息斯民于江左，郗鑒所起的積極作用，是巨大的。

義興周氏是有名的「江東之豪」。王敦首逆，周札都督石頭諸軍事，開門應敦，使晉軍敗績。王敦出於疑忌，又族滅周氏。王敦事平，周氏故吏訟周氏之冤，請加追贈，引起朝廷激烈爭論，其意見備見《晉書》卷五八周札、卷六七郗鑒諸傳。卞壺以札開門延敵，不宜追謚。王導認為「札開石頭，忠存社稷，義在忘生」，與譙王無忌、周顗、戴淵等死難之臣一樣，合乎人臣之節，應一例追贈，不應厚彼薄此。顯然，王導是袒護王敦的。

論述郗鑒、王導關係時，不能不注意郗鑒在護衛王導之外，還有規王導所短的事實。唐寫本《世說新語·規箴》：郗鑒「以王丞相未年多可恨，每見必欲苦相規誡。王公知其意，每引作它言。臨當還鎮，故命駕詣丞相，翹鬢厲色，上坐便言：『方當永別，必欲言其所見。』意滿口重，辭殊不溜。王公攝其次曰：『後面未期，亦欲盡所懷，願公勿復談。』郗遂大瞠，冰矜（矜）而出，不得一言。」王導末年憒憒，頗有亂政，郗鑒厲色進言，必有糾其憒憒之政的具體意見。這正是郗鑒不在其位，旁觀者清以及郗鑒處亂世而有其方的表現，是王導所不能及的。

咸和九年（334年）六月，陶侃死，庾亮加督江、荊等州，自蕪湖移鎮武昌。庾亮離蕪湖，建康暫釋重負，王導獲得部署力量的機會。咸康元年（335年）四月，發生了石虎寇歷陽之事。此事疑點甚多，實際內容當是王導利用時機，製造口實，以便進行軍事調遣，加強自己在建康的地位。

郗、王以政治利益相近而交好聯姻的事，是在成帝時特定條件下出現的。時過境遷，姻姬關係雖還存在，家族之間卻漸趨疏遠，甚至出現嫌隙。《世說新語·賢媛》：「王右軍郗夫人謂二弟司空（愔）、中郎（曇）曰：『王家見二謝（謝安、謝萬），傾筐倒庋，見汝輩來，平平爾。汝可無煩復往。』」此時陳郡謝氏門戶日就興旺，故郗夫人有此語。雖然如此，郗曇女仍嫁王羲之子獻之。《世說新語·德行》：「王子敬（獻之字）病篤，道家上章應首過，問子敬由來有何異同得失。子敬雲：『不覺有餘事，唯憶與郗家離婚。』」注引《王氏譜》：「獻之娶高平郗曇女，名道茂，后離婚。」《法書要錄》卷一零載《王羲之與高平郗公書》，係為獻之求婚郗氏而寫的王氏「祖宗職諱」，所具王氏婚媾關係甚詳。獻之婚後離異，另尚簡文帝女餘姚公主。王氏棄舊圖新，攀援帝室，道義上有損，難逃內咎。這也許是王獻之臨死時上章首過的原因。不過，這些都是王導、郗鑒死後幾十年的事情，與王導、郗鑒並無關係。

庾亮致郗鑒箋，《通鑒》繫於咸康四年六月，是由於此月王導拜丞相，故以王導它事連類及之。我認為庾亮謀廢王導，事體甚大，當有某種機遇可以利用或有某種行動為之準備，像陶侃發兵誅郭默而有順流以廢王導之謀一樣。而咸康四年史籍所載，上下游之間並無特殊情況發生。第二年，即咸康五年，庾亮突然從梁州魏興撤出其弟庾懌所部，千里疾行，遠屯江州之半洲，增強了庾氏對建康的順流之勢。這一異常事態，疑與庾亮廢王導之謀有關。所以系庾亮此謀于咸康五年，似更近實。

卞壺兩次罪責王導，此事與廈亮有無關係，史無明證。但是當庾、王矛盾滋生之時卞壺作此表現，無疑是對庾亮有利的。值得注意的是，王導在受到卞壺前一次抨擊之後，仍然不顧嫌疑，私送郗鑒赴徐州之任，使卞壺再得口實。這足以證明庾亮用事以來，王導、郗鑒這兩個家族開始出現了密切關係，而這種密切關係當然是針對庾氏專權的。琅邪王氏在王敦之亂后要想維持其家族勢力于不墜，必須在有實力的朝臣中尋求支援。而琅邪王氏在政治上的繼續存在，在當時又是約束庾氏專恣、穩定東晉政局的必要條件。郗鑒支持王導，王導聯結郗鑒，其背景就是這樣。

陶侃、庾亮起兵廢黜王導之謀，其情況分別如下：

郭默事起突兀，乍看似乎是武將火併，無關大局。但是尋繹史實，發現其中有一些甚可注意的問題。郭默本是北方一塢主，隻身南來，劉遐死後，得領遐部曲，預平蘇峻有功。論經歷和實力，郭默同樣是流民帥，所以蘇峻亂平以後郭默也有何去何從問題。《郭默傳》：「征為右軍將軍。默樂為邊將，不願宿衛。及赴召，謂平南將軍劉胤曰：『我能御胡而不見用。右軍主禁兵，若疆場有虞，被使出征，方始配給。將卒無素，恩信不著，以此臨敵，少有不敗矣……』」。郭默以流民帥而遭疑忌，是意料中事；朝廷詔征入輔，實際上是欲奪其兵，與蘇峻當年境況一樣。httpｓ://ｒｅad.９9csw•com

此事具體時間，當在咸和五年（330年），即庾亮居蕪湖的次年，也就是郭默擅殺江州刺史劉胤，王導循勢以郭默為江州刺史的時候。據《陶侃傳》，陶侃致書王導曰：「郭默殺方州，即用為方州；害宰相，便為宰相乎？」陶侃居然以「害宰相」為喻，殺氣騰騰。王導仍曲為解釋說：「默居上流之勢，加有船艦成資，故苞含隱忍，使其有地。一月潛嚴，足下軍到，是以得風化相赴，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耶？」陶省書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陶侃遂自起兵斬郭默，兼領荊、江。陶侃既不惜與中樞相抗而弄兵，估計有可能以攻郭默之師順流下都。下都必經豫州庾亮地界，故有庾、郗「蕪湖反覆」之事。庾亮與郗鑒箋續謂「主上自八九歲以及成人」云云。案陶侃殺郭默之年，即咸和五年，成帝正九歲，這是陶侃謀廢王導在咸和五年的旁證。而所謂「以及成人」的時候，則是庾亮謀廢王導之年，即咸康四至五年，時成帝十七歲至十八歲。

庾亮廢王導之謀不遂，如《庾亮傳》之說，也是郗鑒起了決定作用。郗鑒以外，還有不贊同的人士，甚至庾亮征西府內，也有反對意見。征西長史孫盛曾密諫庾亮。《晉書》卷八二《孫盛傳》：「時丞相王導執政，亮以元舅居外，南蠻校尉陶稱讒構其間，導、亮頗懷疑貳。盛密諫亮曰：『王公神清朗達，常有世外之懷，豈肯為凡人事耶？此必佞邪之徒，欲間內外耳。』亮納之。」孫盛所謂王導不肯為「凡人事」，當是庾亮以王導有篡晉之舉為起兵口實，而孫盛為之剖辯，庾亮因而納之。由此推測，庾亮致郗鑒箋謂「彼（王導）罪雖重」之語，除隱寓王導曾助長王敦亂事以外，似尚特有所指。此外，王導在庾亮自蕪湖移鎮武昌后，已經不失時機地加強了建康上游的防禦力量，也使庾亮未得輕舉妄動。

家族之間的相互支援，婚和宦是重要途徑。宦，指仕途的提攜，如明帝時王導為司徒，辟郗鑒子郗曇。婚，指互為婚姻以相固結，如王氏兩代娶郗氏女。《世說新語·雅量》：「郗太傅在京口，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婿。丞相語郗，『信君往東廂任意選之。』」郗鑒選中了王導侄王羲之，嫁女與焉。郗、王二族交好，所以郗氏求婿，首先選定琅邪王氏這一家族，然後於此家族範圍內訪求之。這就是說，婚姻先是求族，然後擇人。郗、王通家，子弟交遊甚密。《郗惜傳》惜在臨海，「與姊夫王羲之、高士許恂（詢）並有邁世之風，俱棲心絕谷，修黃老之術」云云。王羲之蘭亭修禊中相與賦詩者有郗曇，詩見馮惟訥《詩紀》卷三三。王羲之《雜帖》，有不少與郗氏書柬，備見《法書要錄》。郗曇墓中有許多王羲之書法遺物，見《陳書·始興王伯茂傳》。

《晉書》卷七《成帝記》于石虎入寇下記：「加司徒王導大司馬，假黃鉞，都督征討諸軍事以御之。……遣將軍劉仕救歷陽，平西將軍趙胤屯慈湖，龍驟將軍路永戍牛諸，建武將軍工允之戍蕪湖。」案此諸人，趙胤為王導親信，路永為降將，劉仕亦武將為王導所信者，王允之則為王舒之子、王導之侄。他們各自率軍，同時溯流而上，把庾亮豫州治所附近要地奪取到手。更值得注意的是《成帝紀》續雲：「司空郗鑒使廣陵相陳光帥眾衛京師。」陳光其它事迹，尚見於《晉書》卷七七《蔡謨傳》，曰：蔡謨代郗鑒刺徐州鎮京口，「時左衛將軍陳光上疏請伐胡，詔令攻壽陽。謨上疏曰：『……今征軍五千，皆王都精銳之眾。又光為左衛，遠近聞之，名為殿中之軍……。』」陳光，《晉書》只此二見。他本為郗鑒部屬，奉派入衛建康，王導不疑而用之，遂成為殿中精銳之師，沒有再回歸郗鑒徐州建制。由此可見，王導利用時機以加強自己的軍事實力，得到郗鑒的大力支持。

《晉書》卷七三《庾亮傳》：「時（案在咸康中）王導輔政，主幼時艱，務存大綱，不拘細目。委任趙胤、賈寧等諸將，並不奉法，大臣患之。陶侃嘗欲起兵廢導，而郗鑒不從，乃止。至是，亮又欲率眾黜導，又以咨鑒，而鑒又不許。」郗鑒兩次不同意藩鎮起兵廢黜王導之謀，是這一階段東晉政局得以相對穩定，內戰未再發生的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