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康八年六月，成帝死，成帝弟康帝即位，委政于庾冰、何充，士族門戶勢力重新配置，錯綜複雜的鬥爭繼續進行，其焦點還是互相爭奪江州。

這個階段，王允之是被派遣代表琅邪王氏家族，向穎川庾氏庾亮兄弟進行反攻的主要人物。王允之之父王舒死於咸和八年（333年）六月，胡騎臨江之時，王允之尚在艱中。《王允之傳》：王舒既葬，允之「除義興太守，以憂哀不拜。從伯導與其書曰：『太保（王祥）、安豐侯（王戎）以孝聞天下，不得辭司隸；和長輿（和嶠）海內名士，不免作中書令。吾群從死亡略盡，子弟零落，遇汝如親，如其不爾，吾復何言！』允之固不肯就。咸和末，除宣城內史、監揚州江西四郡〔諸軍〕事，建武將軍，鎮于湖」云云。案王導敦促王允之出守義興，動之以家族的利害，並引先輩事迹，勸他不要拘泥禮制，貽誤事機，詞旨非常削切動人，但允之猶推而不就。咸和之末，王舒方死年余，允之喪服未除。但他改變初衷，奪情起複，其間必有事機之緊迫、王導之再勸等多種原因起著作用，只是史籍對此沒有明確的記載。王允之出據于湖，王導假黃鉞征討，種種事件連續發生，使人感到王、庾關係一時間達到劍拔弩張的程度，氣氛之緊張前所未有。

庾懌雖死，王允之仍然不能自安於江州，江州還不斷出現新的變局。

咸康五年（339年），另一種異常事態又在江州突然出現。這就是庾亮弟庾懌急率所部進駐江州的半洲。半洲在今江西九江以西，在其時江州治所尋陽的上流，與尋陽比鄰，是軍事上的要地。據《元和郡縣圖志》卷二八，自東晉至南齊，半洲有時曾是江洲治所。《晉書》卷七三《庾懌傳》，當咸康五年庾亮在荊州部署北伐時，庾懌受命以輔國將軍、梁州刺史遠鎮魏興。庾懌牙門霍佐亡歸石虎，亮表上貶懌為建威將軍。朝議欲乘此機會召還庾懌，庾亮力陳「懌名號大，不可以小故輕議進退」，朝廷只好屈從於庾亮。這裏所謂「朝議」云云，自然是反映王導或其羽黨的意見。接著，突然的事情發生了。庾亮改變主意。

何充參政，是王、庾門戶衝突的產物。《晉書》卷七七《何充傳》：「充即王導妻之姊子，充妻，明穆皇后之妹。」何充具有與王、庾都是戚屬的家族背景，所以王、庾二族在必要時都能夠接受何充居間緩衝。廬江何氏並非第二流士族，所以暫時也沒有坐大的危險。《何充傳》說：「王導、庾亮並言于帝曰：『何充器具方概，有萬夫之望，必能總錄朝端，為老臣之副。臣死之日，願引充內侍，則外譽唯輯，社稷無虞矣。』」細玩此語，王、庾不可能同時進言薦充，「老臣」云云，更似王導口氣。《世說新語·賞譽》「丞相治揚州廨舍」條注引《晉陽秋》：「導有（使充）副貳己使繼相意，故屢顯此指于上下。」而何充雖居王、庾之間，實際上卻是袒王的。庚冰為了鞏固庾氏的外戚地位，屢以宜建長君為由，請立成帝母弟為嗣，因而康帝得以繼統。何充則主張立嫡不立弟，庾冰不從。何充自知與庾冰難於兩立於朝，自請出鎮京口，以求自固。此事史傳均謂「避諸庾」，實際上除此以外，還有搶據京口要津，以防庾氏造次的目的。中樞庾冰並未以何充為主要對手，他的目光正注視著江州的王允之，觀察王允之的動向，尋找驅逐他的機會，以便把江州重新納入庾氏之手，使荊、江重新合為一體。這樣，即令庾氏在中樞不能得手，也https://read.99csw.com可以鞏固庾氏在上游的地位，保全庾亮時庾氏的門戶勢力。

呂思勉先生嘗有疑于庾懌自裁之事。他在《兩晉南北朝史》第一五零頁中說：「《紀》又言帝少為舅氏所制，不親庶政，而赫然一怒，庾懌懼而自裁，有是理乎？妨帝不親庶政者王導也，于庾氏何與？而謗轉集於庾氏，何哉？」呂先生不相信成帝一怒使庾懌懼而自裁之說，這是有道理的。但呂先生著眼于庾亮、王導個人毀譽問題，似難究及歷史實際。其實庾懌自裁，決非只是成帝一怒的結果，也不只是王允之製造壓力的結果，而是幾十年來庾、王門戶之爭，特別是近數年來庾、王江州之爭的結果。它反映了庾、王江州之爭的尖銳激烈程度。庾懌之死這一庾、王關係的重要插曲，情節雖難細究，但背景是清楚的。香港學者蘇紹興先生也有「懌謀害允之一事，殊不可解」，「懌何事而毒允之，已不可考」的問題，本節所論，似可部分地作為回答。

《晉書》卷七六《王允之傳》：「王恬（王導之子）服闋，除豫章郡。允之聞之驚愕，以為恬，丞相子，應被優遇，不可出為遠郡。乃求自解州，欲與庾冰言之。冰聞甚愧，即以恬為吳郡，而以允之為衛將軍、會稽內史。未到，卒。」案王導長子悅早死，恬為次子，繼嗣。王恬少好武，在王、庾相持階段，曾守石頭以衛護建康，是王氏家族中少有的堪任武事的人才。王允之求解江州，其目的之一是故作姿態，逼庾冰收回以王恬為遠郡的成命；目的之二是推薦比自己更有地位才能的王恬代為江州，以防庾氏覬覦。庾冰的處理，則是將計就計，以退為進，在改署王恬為吳郡的同時，一併改署王允之為會稽，以示將東方例由門閥士族居任的吳會地區，畫為王氏家族勢力範圍，庾氏不求染指，只求能換得江州。所謂庾冰「甚愧」云云，不過是士族名士處理此類問題的一種自飾而已。

關於王導、庾亮的嫌隙問題，讀史者多諸悉王導「元規塵污人」的清言。王導以塵埃喻庾亮而以扇拂塵，對政敵庾亮則字而不名，使人感到王、庾處理嫌隙，大概也同清言一樣含蓄雋永。其實不然。在清言的後面，存在著與名士風流旨趣大不相同的現實利害的衝突。陰謀詭計，刀光劍影，充斥于這兩個門戶、也就是兩大勢力之間，其殘酷性並不亞於其它朝代統治者內部的鬥爭。王、庾江州之爭大體能證明這一點。不過江州之爭的許多複雜而微妙的關節，史料已泯滅無聞，有許多本來只能由武裝衝突來解決的問題，在現存的簡括的史料中竟然都是和平過程，這很難令人相信。根據這些史料勾畫的庾、王江州之爭，最多不過是貌似罷了。

琅邪王氏處心積慮奪回的豫州和揚州四郡，又在一次未經宣揚的襲擊中回到穎川庾氏之手。庾氏勢力突然回到貼近建康之地。琅邪王氏面對這一進攻，將如何自處呢？

庾、王江州之爭的研究，至此暫作結束。江州以其所處的地位，在東晉荊、揚相持的門閥政治格局中，仍然是一個重要的競爭之地，只要門閥政治的格局不變，江州的重要地位不變，江州之爭也將不斷發生。實際上，庾冰居江州只有一年。建元二年十一月庾冰死，朝廷立即以謝尚為江州刺史，企圖把江州從庾氏手中奪回。由於庾翼強力抵制，謝尚未得如願。翌年庾翼死，江州又再易手。淝水之戰前夕，桓沖、謝安分據荊、揚之時，這兩個門閥士族之間也出現了爭奪江州之爭，性質與庾、王江州之爭類似。不過其時南北大戰將臨，桓、謝彼此克制，與當年庾、王勢同水火者有所不同。關於這幾次發生的問題，本書另有分析，此處不論。

庾亮出鎮同年，江州刺史溫嬌死，地入強藩陶侃之手，庾亮無力與陶侃爭奪。五年以後，咸和九年（334年），陶侃死，庾亮始得總統荊、江、豫諸州，從密邇建康的蕪湖遷鎮武昌。庾亮「雖上流分陝，而頓失內權」。這種情況，給力圖改變現狀的王導以可乘之機。接著，事態就向有利於王導的方面發展。九*九*藏*書

尋繹史實，我認為有一些難於解釋之處。庾亮西移后王允之踵跡出都為宣城內史，似屬窺探性質。王導還需尋求口實，才能進行有效的部署。恰恰這時石虎南來，王導抓住時機，十五日內完成了全部軍事部署，佔領了建康以上長江兩岸的許多要地。看來，偶然的事態促成了這一歷史的轉折；其實，偶然事態之中卻留下了值得分析的蛛絲馬跡。

第二年，即咸康元年（335年），春，發生了石虎入侵事件。《成帝紀》：是年「夏四月癸卯，石季龍寇歷陽，加司徒王導大司馬，假黃鉞，都督征討諸軍事以御之。癸丑，帝觀兵于廣莫門，分命諸將，遣將軍劉仕救歷陽，平西將軍趙胤屯慈湖，龍驤將軍路永戍牛渚，建武將軍王允之戍蕪湖。司空郗鑒使廣陵相陳光帥眾衛京師，賊退向襄陽。戊午，解嚴。」以干支計，自所謂石虎入侵至解嚴，共十五日，在這十五日中，王導利用機會調兵遣將，完成了對豫州治所周圍要地的佔領，並使前一年已佔據建康上游兩岸之地並出鎮于湖的王允之，改鎮豫州舊治蕪湖。看來，當年庾亮出都時所統「豫州、揚州之江西、宣城諸郡」，統統歸於琅邪王氏勢力範圍。而郗鑒所遣陳光之眾入都為宿衛者，也未再返回原來建制。《晉書》卷一零六《石季龍載記》記此事，只是說「季龍自率眾南寇歷陽，臨江而旋，京師大震」。《王導傳》也只是說「石季龍掠騎至歷陽，導請出討之。加大司馬，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俄而賊退，解大司馬……」，云云，都是含糊其詞，沒有說及細節，似乎有些隱情。

成、康之交，咸康、建元之際，琅邪王氏家族發展史上經歷著又一關鍵時刻。王允之是企圖以軍事實力維持王氏家族利益的最後一人。王允之死後，琅邪王氏雖然還是代有顯宦，宗族不衰，但基本上是靠祖宗餘蔭，靠社會影響。由此到晉末為止，真能影響政局的人是一個也沒有了。《晉書》卷七七《殷浩傳》載庾翼遺殷浩書曰：「當今江東社稷安危，內委何、褚諸君，外托庾、桓數族。」庾翼作書時間，就在咸康、建元之際，可見此時琅邪王氏在內外政局中已不再是一個重要因素，在估量局勢中不再被人們提及了。與琅邪王氏的就衰相比，穎川庾氏看來好象取得了很多的成果，擴充了很大的地盤。但是這個家族根柢不深，好景不常，在桓溫的打擊之下，很快就被摧折了。

咸和四年（329年）庾亮初鎮蕪湖時，《庾亮傳》記其官守為「持節都督豫州揚州之江西宣城諸軍事平西將軍假節豫州刺史領宣城內史」。《成帝紀》所記，于都督以下脫豫州二字。《通鑒》略同本傳。胡注對都督諸軍事的地境作出了解釋。我們把胡三省的解釋，加標點表示如下：「豫州、揚州之江西：淮南、廬江、戈陽、安豐、歷陽等郡也。宣城郡屬揚州。」這就是說，庾亮都督範圍包括僑立的豫州，也包括揚州的江西諸郡以及揚州江東的宣城郡。這樣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建康上游，緊迫建康，長江兩岸的郡縣全在庾亮手中，庾亮的軍隊朝發而夕可至建康。所以庾亮名為藩鎮，實際上卻能夠掌握朝權。王導則被庾亮困死都下，無法動彈，只有等待時機，徐謀生計。

翌年（建元元年，343年）十月，形勢又為之一變。庾冰效法當年庾亮出都的辦法，外出為都督荊江寧益梁交廣七州、豫州之四郡軍事，領江州刺史，假節，鎮武昌，以為荊州庾翼形援。於是，爭奪多年、輾轉易手的江州重鎮，終於被庾氏以強硬手段取得。這是庾懌死後關於江州的第三次變局。ｒeａd.９9csw.coｍ

《庾懌傳》說懌「所鎮險遠，糧運不繼，詔懌以將軍率所領還屯半洲。」這是一件大為費解的事。庾懌所鎮魏興在今陝西安康，「所在險遠，糧運不繼」，自然屬實，但是這不足以成為庾懌突然撤離魏興的理由。據《庾亮傳》，庾懌撤離魏興之後，庾亮立即「以武昌大守陳囂為輔國將軍，梁州刺史，趣子午」。依道路計，「趣子午」必須越過魏興。從軍號、職守以及進軍方向看來，陳囂就是被派來代替庾懌的。可見庾懌撤軍並非真由於地遠糧缺的原因需要放棄魏興，而是庾亮所統諸部的一次換防，以陳囂之軍替換庾懌之軍，以懌軍另作它用。其時庾亮經營北伐，梁、荊正需重兵，而庾懌匆遽撤離魏興后立即遠走半洲，脫離北伐的建制，這必然是出於十分急迫、十分重要的原因，否則是不可思議的。

但是王允之明白此中底細，拒絕受調，他所持的理由，據《通典》卷一零四所載，是會稽犯王允之之祖王會名諱。這看來是一種託辭。因為第一，名諱嫌忌問題本無一成不變的說法，既有如《晉書》卷五六《江統傳》「故事，父祖與官職同名，皆得改選」之說，亦有如《通典》卷一零四譙王無忌議「國之典憲，亦無以祖名辭命之制」之說，不能固執一端；第二，據《王舒傳》，王允之父王舒曾經以改會稽為鄶稽的折衷辦法接受過會稽內史之命，王允之完全可以援例處理。但是王允之沒有考慮這些，而是始終不受會稽之命。《康帝紀》咸康八年八月「以江州刺史王允之為衛將軍」，細味「以」、「為」二字，可知王允之並非以江州刺史加衛將軍，而是離江州之任就衛將軍職。此詔亦未提及會稽內史之職。這就是說，會稽內史可辭，但江州非離開不可；離江州后總該有個歸宿，那就是讓他回建康就衛將軍這一尊顯的虛號。從這裏我們可以窺見庾氏對王氏的強力脅制。同年十月，據《康帝紀》載，「衛將軍王允之卒。」王允之死時，已被迫受調。但是他實際上是否已離開了江州，他的死是否還另有文章，都無從考實，我們只知道王允之是死在衛將軍任內，至少名義上是如此。這是庾懌死後關於江州的第一次變局。

就豫、江二州形勢而言，王允之本據豫州以與江州對峙，爾後庾懌由江州之半洲順流得揚州四郡而就豫州刺史位號，王允之則于稍後溯流而上，進至庾懌的後方，卒得江州刺史之職。這就是說，在咸康五年秋後至咸康六年之春，王、庾兩家族的王允之與庾懌，恰好互換了地盤。這肯定不是一次常規的換防活動，而是一次兩家士族門戶之間的實力較量。我們還知道，在此以前不久，可能只有幾個月，庾亮曾有興兵廢黜王導之謀，以郗鑒反對而止。庾懌倉猝南來半洲，接著又得豫州而鎮蕪湖，我懷疑這或者是庾亮為廢黜王導，或者是乘王導之死，而採取的突襲行動。這些問題，都由於史料含糊，日月不具，難於確鑿言之。不過可以肯定，咸康五年是王、庾兩家士族生死搏鬥的一年，搏鬥的結果，暫時只能是持平，這與王導、庾亮相繼死去很有關係。但是王、庾之死，並沒有結束這兩個家族之間的搏鬥。由於繼王導為相的庾亮弟庾冰，在「人情恇然」（《庾冰傳》）的情況下意在周reaｄ•9９ｃｓｗ•ｃｏm旋寧息，王、庾矛盾暫時在寧靜局面下轉為暗流，維持了兩年多之久。

《晉書》卷八三《袁耽傳》：「咸康初，石季龍游騎十余匹至歷陽；〔太守〕耽上列，不言騎少。時胡寇強盛，朝野危懼。王導以宰輔之重，請自討之。既而賊騎不多，又已退散，導止不行。朝廷以耽失於輕妄，黜之。尋復為導從事中郎，方加大任，會卒。」案袁耽少年時無行，起家為王導參軍，說蘇峻將路永歸降王導，可見他是親附王導，與王導關係較深的人。他雖以報警輕妄不實受黜，但不久卻得入王導府為從事中郎，而且王導還將加大任於他，可見黜免不過是敷衍塞責之舉。這是可異的事。更其可異的是，宰輔不核實軍情，不經周密考慮，只憑「不言騎少」的一紙表奏，擅自判定需要宰輔親自出征，而且宰輔還假黃鉞，亦即得到專斬節將的權力。於是遣將興師，一朝上路，出現了上述形同兒戲之舉。兒戲甫畢，冊命隨頒，王導未以輕率興師受譴，反而因「功」晉位，受上公之職。這不能不使人懷疑：袁耽上列不實，不過是有意為王導提供一個興軍的機會。王導趁此機會假借軍情，部署兵力，向庾亮進行了一次成功的反擊，並且取得了繼續向上游蠶食的立足點。所以，王導假黃鉞親征，儘管以寇少不行，但王導所遣佔據建康上游各地之師，卻並沒有奉到班師之詔。

回顧這段時間之內的江州形勢，可以看到變化迅速紛紜。庾懌毒殺江州刺史王允之不成，飲鴆自斃，在成帝咸康八年（342年）二月；以王允之入為衛將軍之詔，在是年八月；王允之之死，在是年十月；康帝後父褚裒出鎮江州，在是年十二月；而庾冰出都為江州刺史，在翌年（建元元年，343年）十月。江州問題在一年多的時間里經歷了這樣多的曲折變化，江州地位的重要和鬥爭的激烈就可想而知了。

《晉書》卷七六《王允之傳》：允之「咸和末除宣城內史，監揚州江西四郡〔諸軍〕事，建武將軍，鎮于湖。」咸和末當指咸和九年（334年）。是年六月乙卯陶侃死；同月辛未，庾亮加都督江、荊、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領江、荊、豫三州刺史，徒鎮武昌。王允之為王舒子，王導侄。于湖在蕪湖附近，兩地都在江東。王允之出鎮于湖，當是趁庾亮徙官之際，踵跡而來，佔領緊逼建康的長江兩岸之地，以圖紓解琅邪王氏在建康的困境。不過，這時豫州都督刺史仍為庾亮，至少名義上如此。王允之在於湖能否立定腳跟，還難確定。

江州既已不在王氏手中，庾冰自可取之以實現庾氏一統上游的目的。但是當庾冰部署尚未妥貼之時，是年十二月，皇后褚氏立，名士褚哀以後父之重，表示不願居中任事，「苦求外出」，庾冰遂以之為建成將軍江州刺史，鎮於半洲。褚裒外任，庾氏取得江州的計劃，功敗垂成。這是庾懌死後關於江州的第二次變局。

根據當時總的形勢，我們可以判斷，庾懌遠道賓士，佔據長江中的半洲，目的是對付下游王氏家族勢力擴展的形勢。庾懌東來，首先是為了防守，同時是為了進攻。《庾懌傳》曰：懌屯半洲之後，「尋遷輔國將軍、豫州刺史，進號西中郎將，監宣城、廬江、歷陽、安豐四郡軍事，假節，鎮蕪湖。」案俘遷輔國將軍，即恢復在梁州時的舊號。懌所監揚州四郡，廬江、歷陽、安豐在江西，宣城在江東。庾懌得監四郡夾長江而扼建康，是恢復庾亮咸和九年出鎮荊州以前在豫州的態勢。這當然是針對王允之出任宣城內史、監四郡、鎮蕪湖而採取的一次反措施，這次反措施逼使王允之退出建康以上夾江四郡，不過不知道王允之是和平撤出，還是戰敗的結果。無論如何，這是琅邪王氏的一次重大挫折。庾懌刺豫州，是此年秋天後趙軍陷邪城、豫州刺史毛寶死後之事。毛寶刺豫州時治邪城，主要是對付北面後趙的軍隊；庾懌代刺，治所又遷回僑寄的蕪湖，以鎮守揚州的四郡，對付建康。九_九_藏_書

《晉書》卷七三《庾懌傳》：豫州刺史庾懌「嘗以毒酒餉江州刺史王允之，王允之覺其有毒，飲犬，犬斃，乃密奏之。帝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耶？』懌聞，遂飲鴆而卒。」此事發生在咸康八年（342年）之春，即成帝死前數月，其性質在《晉書》、《通鑒》以及其它史籍中均未見有何解釋。《成帝紀》于末尾處論及成帝不滿舅族專橫，曾錄此事，與《庾懌傳》同。所謂「大舅已亂天下」云云，當是指庾亮激成蘇峻之亂，以及翦除宗室、謀廢王導諸事；所謂「小舅復欲爾」，當是責備庾懌謀殺王允之以再次挑起王、庾兩家矛盾，並認為此事的後果與庾亮「亂天下」相當。其時成帝雖已成年，但無任何權威。史謂僅僅由於成帝這兩句話就使得庾懌飲鴆而卒，是值得懷疑的。看來王允之借這件事製造了多方面的巨大的壓力，而庾冰在有時腋之慮的時候，為門戶計，不能援助庾懌，因此庾懌不得不死。

《王允之傳》於前引咸和末王允之出鎮于湖以後繼謂：「咸康中，進號征西將軍，假節。尋遷南中郎將、江州刺史。」王允之出刺江州年月，《晉書》及《通鑒》均缺載。萬斯同、吳廷燮分別編纂的兩種《東晉方鎮年表》，均系之於咸康六年庾亮死後。案質亮西遷武昌后，其職銜一直是豫、江、荊三州刺史。其中的豫州系僑置，而揚州的四郡已入王允之之手，庾亮的豫刺徒具虛名。咸康四年庾亮以毛寶為豫州刺史，移治邾城。邾城屬西陽郡，在今湖北黃岡境，毛寶移治，得豫州之實土。到這時為止，庾亮還是荊、江二州刺史。《晉書》卷九五《藝術·戴洋傳》：咸康五年，庾亮疾篤，術士戴洋為之占候，謂當解荊、江二州，而庾亮竟不能解，于咸康六年正月初一死。據此可知，江州刺史職銜一直屬於庾亮。因此，王允之正式居江州刺吏之任，只能在庾亮死後，晚于庾懌之出任豫州刺史。這就是說，庾亮之死，使王允之得到進入江州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