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孫恩畢竟是首先對東晉門閥政治表示決裂的人。他的起兵不能不對劉裕以後的行事產生直接影響。孫恩起兵摧毀了門閥士族在三吳統治的盤根錯節的基礎，掃蕩了一些最具影響的僑姓士族，所以劉裕以後的活動，包括「造宋」在內，沒有遇到來自三吳的僑姓門閥士族的很大反抗。因此，孫恩和劉裕二人，就其客觀作用說來，都是門閥政治的「掘墓人」，孫恩還是劉裕的先行者。當劉裕得勢，獨攬朝政，把門閥士族擺在一邊的時候，盧循，徐道覆向建康進攻的行動，只能認為是次等士族內部不同派別之間的生死競逐。劉裕有北府資實，又有復晉的功勛。他還有為東晉平寇亂的口實，師出有名。盧循反對司馬元顯的理由，由於司馬元顯之死，已不復存在，宗教狂熱又已消失，師老兵疲，不堪久戰。所以次等士族這兩支力量競逐的必然結局，是越來越清楚了。

東晉和南朝，歷來都被認為是門閥政治的時代。實際上，真正的嚴格意義的門閥政治只存在於東晉，不存在於南朝。東晉門閥政治以皇權政治的變態出現。劉宋以後，皇權政治基本上恢復了常態。在東晉門閥政治之下，必須維持幾個最強有力的門戶之間的利益平衡，還要保留司馬氏的皇位。各個強大門閥士族之間，彼此起著制約作用，所以當權士族多少有所顧忌，而東晉政權也得以維持至百年之久。南朝排斥了門閥政治，恢復了皇權政治，但皇權政治的基礎和格局並不能一次鞏固下來，政權反而失去了穩定的因素，不斷發生皇族內戰和易姓換代糾紛。宋齊兩代，皇帝與諸王爭鬥頻繁，幾無寧日，政局如走馬燈。相比之下，東晉朝廷的砍殺並不多見。這或許可以視為門閥政治曾經發揮過一些積極作用的證據。宋洪邁《容齋隨筆》卷八「東晉將相」條謂東晉能享國百年，蓋自有術。「嘗考之矣，以國事付一相而不貳其任，以外寄付方伯而不輕其權。文武二柄既得其道，余皆可概見矣。」洪氏所見不為無因，只是所謂國事與外寄之當「付」者，並非皇帝自擇，而是迫於形勢。明代于慎行《谷山筆麈》卷一六《論略》謂：「喬本世臣，國體乃關，廉遠堂高，積非一日，門閥之重，固不為無益也。」于氏之論失之迂腐，但九-九-藏-書也並非全無道理。

《太平御覽》卷九七二引《三十國春秋》，盧循由廣州領兵北上時，曾饋劉裕以益智粽，劉裕則答以續命湯。這是當時很多地方的風俗，京口也是如此。據《至順鎮江志》卷三《風俗》，京口逢端午則「系百索」，「為角黍」。「角黍」即粽，端午作粽，起源甚早。益智出廣州，故盧循得饋益智粽與劉裕，並且還以之饋贈廬山慧遠。「百索」，以五采絲系臂，辟鬼辟兵，即所謂「續命縷」，起源亦甚早。劉裕贈盧循的「續命湯」，當為「續命縷」之訛。劉裕、盧循出自京口，皆同此俗。劉、盧二人社會地位本來相近，但此時卻處於敵對的競爭地位。他們互以此二物為贈，或是寓機語于酬對之中，說明二人頗有心照。

《魏書》卷七二《賈思伯傳》，思伯雖貴重而不驕人，答人問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世以此為雅談。由賈思伯之言可見，一般說來，魏晉南北朝的士大夫懂得有盛必有衰，懂得「衰至便驕」，不衰無須驕矜作態的道理。只不過南朝的那些忸忸怩怩的門閥士族，並不像北魏賈思伯一樣，直言不諱地承認這一事實罷了。

沈約記晉宋間事，認為寒人之起，在劉宋中read.99csw.com葉。《宋書》卷九四《恩幸傳·論》曰：「孝建、泰始，主威獨運，空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通遍，耳目所寄，事歸近習。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湊同奔。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云云。沈約解釋作為皇帝近習的寒人勢力之起，是宋孝武帝、宋明帝「主威獨運」的結果；寒人憑藉「國權」、「王命」，始得凌駕「百司」，而「百司」之主，往往就是憑藉門第偃仰自高的門閥士族。所以門閥士族深溝高壘以嚴士庶之別，是他們明白自己已處於「空置」地位的時候對皇帝「主威獨運」的一種戒備措施，不管他們是自覺還是不自覺，客觀意義只能是如此。不過沈約只看重宋孝武帝、宋明帝個人專斷的政治舉措使寒人得以代替門閥士族掌握機要的事實，而未究及寒人何得恰在此時而不是在別的類似的政治條件下（例如東晉孝武帝時）成批地出現於朝堂之上。沈約也未能論及門閥士族驕矜自大之狀看來是針對寒人，實際上是對皇權利用寒人而產生的戒備心態。

唐長孺先生在論及門閥士族衰落和寒人興起問題時曾說：「士庶區別在晉、宋之間似乎己成為不可逾越的鴻溝，然而那隻能是表示士族集團業已感到自己所受的威脅日益嚴重，才以深溝高壘的辦法來保護自己。」入南朝後，門閥士族以妄自尊大其門戶地望為好尚，偃仰自高，驕矜溢露，不放棄任何可以利用的機會。這確如唐先生所說，不過是他們感到威脅嚴重以後「深溝高壘」自固的一種手段而已。我贊同唐先生的卓識，只是想作一點補充，即門閥士族「深溝高壘」以自固，不但是為了如唐先生所論戒備寒人的「僭越」，而且是為了戒備皇權的蠶食侵逼，後者的意義更為重要。因為，寒人的「僭越」必須仰賴於皇權。

嚴格意義的門閥政治不存在了，門閥士族還在，而且還頗為頑強。但是他們畢竟已經越過了權勢的頂峰而就衰了。他們無法以凌駕于皇帝的九*九*藏*書赫赫權勢來證明自己的存在，只好擺出傲慢、排他的姿態，以圖顯示其家族仍具有居官從政的特權和獨特的社會地位。唯其如此，他們鑽營富貴而又賤視富貴，依附王侯而又傲視王侯，才不能不矯揉造作，故作矜持。隔世看來，他們好像是偶人戲中的角色，真正的表演者無寧說是他們的先人，那些人曾經左右過東晉局勢，但早已成為冢中枯骨。《梁書》卷二一《王峻傳》載，琅邪王氏王峻之子王琮尚始興王女，以不惠而被始興王離異。王峻矜持地對始興王說：「臣太祖是謝仁祖（陳郡謝氏謝尚）外孫，亦不借殿下姻媾為門戶。」王峻台詞很強硬，但是顯而易見，真正的強者並不是王峻本人，而是東晉時的陳郡謝氏和琅邪王氏。

從劉牢之和劉裕、孫泰和孫恩這兩支力量的平行活動中，我們看到在統治階層發生變化的時刻，一支堅強的軍隊是十分重要的。北府兵基礎牢固，活動於建康附近，敗散了還可重建。所以劉牢之之後，劉裕又繼踵而起。建康的任何執政者，都不能忽視北府勢力。孫泰、孫恩的基礎卻與之不同。他們以道術幹人主，雖不失為一條出仕門徑，但他們的命運決定於人主偶然的寵幸和門閥士族暫時的優容，是不可靠的。孫泰在建康，雖獲得一部分門閥士族的信奉，而王珣卻得以一言流之於廣州。孫泰在廣州，雖得王懷之任之為太守，又得王雅薦之於朝廷，但謝又以一言而誅之，並及其子。孫泰在東晉居官，浮沉生死全在他人，沒有什麼可恃之資。這樣才使孫恩無可選擇，只有乘三吳民怨而走上以道術組織武力的道路。三吳農民中蘊藏著極大的反抗力量，但是在孫泰的領導下他們只能是一支盲動的衝擊力量，暫時靠道術的鼓動而自存。等到宗教熱度降低，他們的衝擊力量不但將喪失，而且連農民起義的色彩也會逐漸減退。

門閥士族讓出了統治權力。他們在政治上、軍事上失敗了。但是在社會上，文化上，他們還有相當大的潛力和影響。次等士族勝利了，用軍事力量鞏固了自己的統治地位，但還要把門閥士族供奉在廟堂之上，以為自己張目。劉毅聚結門閥士族與劉裕對抗，門閥士族謝混黨附劉毅，均被劉裕處死。這就是說，政治軍事權力全入次等士族劉httｐs://ｒｅａｄ•９９cｓｗ.ｃom裕之手。但據《晉書》卷七九，劉裕受禪，以不得謝混奉璽紱為憾。劉裕本人也漸染士族習俗，以風雅為高。《藝文類聚》卷一四沈約《〔梁〕武帝集序》說：劉裕雖闕章句之學，卻是「好清談于暮年」。《南史》卷三三《鄭鮮之傳》：劉裕為宰相后「頗慕風流，時或談論。」這就是說，次等士族劉裕總攬了政治軍事權力之後，還必須附庸風雅，周旋于按照傳統本是被門閥士族長期壟斷的文化領域之中。儘管如此，次等士族的勢力業已轉化為皇權，中樞和藩鎮總是控制在皇室之手，門閥士族人物雖然還可能興風浪於一時，形成政局的暫時反覆，但是嚴格意義的門閥政治是確定不移地一去不返了。

門閥爭高，南風北扇，王侯也不得不攀附士族以自重，但是強者畢竟還是王侯。北魏尊士族，胡漢相揉，而首姓歸於元氏；李唐纂《氏族志》，而推崇「今朝冠冕」，以李氏為首。皇權侵奪門閥士族地位，東晉以後歷代如此，而後甚於前。我們知道，唐代山東舊族，如唐太宗所說，本已「世代衰微，全無冠蓋」，猶力求自築「深溝高壘」，死守其已失的膏粱、華腴陣地，企圖凌駕新朝冠冕，這與晉宋之間的情況，何嘗不是相通而又更甚呢！《夢溪筆談》卷二四沈括慨嘆唐代氏族以「地勢相傾，互相排低，各自著書，盈編連簡，殆數十家。」以上述觀點來解釋這種現象，我們完全可以斷言，氏族相傾相詆，同樣不是反映這些門戶的強大，而是反映它們因生機己失而日趨虛弱，不得不驕矜作態以求存。

劉牢之與劉裕，孫泰與孫恩，這是兩支雖然表現迥異但實質上卻有許多相同之處的平行活動力量。它們在各自發展的過程中，走過相似的道路。當劉牢之只是在門閥士族中求發展，未成為獨立勢力時，孫泰也在門閥士族中求發展，未成為獨立勢力。孫泰由於企圖成為獨立勢力而聚眾時被司馬元顯誘殺，劉牢之亦以擁兵自重而被桓玄逼死。孫恩乘農民暴動之勢起兵反對門閥士族，劉裕則乘桓玄篡晉而起兵消滅門閥士族的代表桓玄。兩種勢力所走的道路如此相同，是由read.99csw.com於它們反映了統治階層變化這同一的歷史趨勢的緣故。

次等士族反對門閥士族壟斷政權，反對門閥政治，在東晉末年是遍及全國的事，上游荊州政局的紛壇變化，也反映了這種總的形勢。隆安以來在上游活動的勢力，殷仲堪與桓玄都是門閥士族，而楊佺期卻是次等士族。楊佺期由北南來，居襄陽邊地，以武力自固，似劉牢之。楊佺期出北土華胄，以晚渡不得預于東晉門閥政治行列，又似盧循。殷、桓由於處在不被中樞信任的地位，所以暫時與楊佺期結成聯盟，借重楊佺期的兵力，反對當權的司馬道子，這與王恭、劉牢之之間暫時結盟的關係大體一樣。楊佺期與殷、桓之間，畢竟存在具有時代意義的矛盾。楊佺期受門閥士族排斥，慷慨切齒，欲因事際以逞其志，逐步發展為一支獨立於門閥政治的勢力。這種情況，與下游的劉牢之、劉裕一樣，與孫泰、孫恩也很相似。不同的是，上游的鬥爭沒有宗教勢力介入，楊佺期以外還沒有其它的次等士族勢力的代表存在，情況比較簡單。下游畢竟是全國重心所在，矛盾更為複雜，其變化又制約著上游局勢。上游次等士族代表楊佺期的勢力雖然被門閥士族桓玄并吞，但是桓玄終於又被下游次等士族代表劉裕消滅。歷史趨勢如此，勝利者終究是次等士族。上游的變化，不過是全局變化的一個迴流，一個片段，一個側面。

在皇權政治之下，南朝的道教傳播依然如舊，但道術活動受到控制。杜氏家族後人或仕或隱，以傳杜氏道術聚眾起兵的事，也不再出現了。

回顧晉末歷史，事端迭起，矛盾交織。各種矛盾在局勢的演化中都起了自己應起的作用。我在這裏企圖說明的問題只是：各種矛盾的發展都受這個時代的主要矛盾的制約，都在促進次等士族奪取門閥士族的統治權力，從而完成孝武帝開始的重振皇權的過程。「晉祚盡昌明」，而繼立的宋祚卻執行著司馬昌明的遺囑；其中被揚棄的，是以「王與馬共天下」為開端的門閥政治。這是一個歷史的辯證過程。

孫泰、孫恩等人在江左以道術奉事帝王公卿，又轉而以道術聚眾起兵反晉。這是一部分其身分同於次等士族的晚渡僑人謀求政治出路的手段，其社會、政治意義，與原為門閥政治服務的北府將轉而顛覆門閥政治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