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時擔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書記的陶魯笳後來說：「農民得到了土地，我們黨就得到了農民的擁護。全國農民擁護的事情，沒有辦不成的。」

時年24歲的張懷英覺得不能以「莫須有」之名，毀了一個年輕人的一世聲名。於是，到處尋找知情人，後來甚至尋訪到陳永貴老家，那裡還有幾乎坍塌的破窯洞，尤其是陳永貴一家的悲慘遭遇讓他無法相信一個這樣的人會給日本人賣命。當然，更打動張懷英的還因為陳永貴的那個大胆決定。

消息傳來，陳永貴很是高興，向縣委提出辦合作社的請求。很快大寨便成立了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陳永貴任社長。

對於那個小女孩來說，國家的滄桑變化她還體會不到，但就在她眼前演繹的一幕幕「活劇」卻不能不影響她的心靈，尤其是賈進才和陳永貴的責任感和品德。不過，郭鳳蓮最害怕的人就是陳永貴。

1946年，加入了互助組的陳永貴以嫻熟的農業技能奠定了在互助組的地位。此時，和他同住一個院子的幾位老人，求他做做工作，一起加入互助組。但互助組的一些壯勞力怕被拖累，不同意老人和小孩兒入組。也許是老人們辛酸而無奈的眼神引起了他對父親的記憶，也許是孩子們希冀而稚嫩的目光引起了他對不知去向的兄弟姐妹的記憶，他從「好漢組」退了出來，組織了一個新的互助組。因為由4個年過半百的老人和6個14～15歲的少年組成，所以人稱「老少組」。

小女孩問：當幹部就那麼辛苦，晚上就不睡覺？

小女孩的母親剛剛去世，年僅31歲。這個在今天來說還很年輕的年齡，在那個年代卻意味著已經飽嘗人間苦難。這是一個艱難的家庭，就像中國一樣多災多難；這也是一個頑強的家庭，像中國一樣從未在艱難中彎下腰桿。

陳永貴也不是大寨人，他原是昔陽縣巴洲鄉石山村人。1920年，昔陽大旱，餓殍遍野。為了讓子女們能活下去，陳父賣掉妻子、女兒和小兒子，用一個籮筐挑著只有6歲的陳永貴流浪到大寨，尋得一眼破爛窯洞安身。20年後，再度逢災荒，艱難一世卻依然難得溫飽的陳父自縊于祖墳。此時，已成年的陳永貴留在了大寨。1945年，昔陽解放，陳永貴卻被抓了起來，因為有人說他是漢奸。

周圍的人們對祖孫倆比較照顧，一方面是感嘆她們的艱辛與苦難，中國人從來不缺乏憐憫心；另一方面則是認為她們的親人為國家作出了貢獻，在那個年代，軍烈屬的身份在人們的心中還是沉甸甸的。

也許是因為山西這片貧瘠的土地無法養育太多的人口，歷朝歷代都有大批的山西人走出太行山，西遷陝西，東行河南。更有無數山西農民北出西口，唱著《走西口》的悲愴歌謠，向北方尋找一片果腹之地。也就是這些原本赤貧的人，在走向荒涼而廣闊的草原之後，迅速發現了無數的商機，原來世間還有如許安身立命之道，他們用自己被貧寒困苦磨礪出的堅韌和智慧，成為ｈtｔpｓ://ｒｅad.９9ｃsw•com古老中國不可忽視的一個群體——晉商。

她關於陳永貴的第一個幼年記憶就是威嚴，甚至一見到他就嚇得掉眼淚。一次，郭鳳蓮在一條小道上路遇陳永貴，嚇得不知進退，哭個不休。陳永貴說：「黑眼妮，我沒有打你，也沒有罵你，你怎麼見了我就哭？」

但這也暴露出了一些問題，比如「好漢組」不願吸收老幼勞動力參加，怕在換工時吃虧，一些被拒之門外的家庭面臨著許多困難。此時，一個32歲壯勞力的「奇怪」選擇讓他走上了大寨的政治舞台，這個看起來憨厚的農民憑藉嚴謹、勤勞、聰明和極具鄉土特色的口才，還將由此走向昔陽，走向山西，乃至走向北京，寫下一段傳奇。但在那個時代，他還只是「好漢組」的一個精通農活的普通農民。他叫陳永貴。

小女孩問：為什麼？

陳永貴這次帶有「冒險」意味的舉動不僅讓他收穫了心靈的慰藉，而且也意外地收穫了威望。人們服膺他的同情心和組織能力，這一舉動也讓張懷英毅然在他的入黨申請書上寫上了「同意」。不久，陳永貴成為大寨黨支部副書記。不管對大寨還是對陳永貴本人來說，他的入黨都具有非同一般的意義，因為這不僅意味著組織和村民們對他品德與能力的肯定，也為他和大寨走上歷史舞台打下了一個不可或缺的基礎。

對外祖母來說，眼前的外孫女是她唯一的希望。她將把這個小女孩撫養成人，並在她長大之後接受她的贍養。從小女孩到大寨的那一天起，大寨人的視野中就出現了一對相依為命的祖孫倆。老人是小腳，顫顫巍巍地走在前面；小女孩拽著她的衣襟，跟在後面。老人走到哪兒，她就跟到哪兒。就好像一個怕丟了姥姥，另一個更怕丟了小外孫女似的，那是真正的相依為命。

外祖母說：他們是共產黨員。

窯洞，黃土高原上的人們千百年來安居樂業的住所，是從山體里挖出來一個空間，有錢的人家會用磚石砌柱，沒錢的人家會在門口用石頭碹那麼一層，看起來像是磚石式的窯洞，其實還是土窯洞。更貧窮的人家，連這個形式都沒有。

1950年，對於中國農民來說，最重大的事莫過於6月間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該法明確規定：「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藉以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闢道路。」到了1953年春天，中國大陸除了一些少數民族地區之外，全部完成了土地改革。3億多無地或少地的貧苦農民分到了7億多畝土地，並免除了以前每年向地主交納700億斤糧食的地租負擔。中國農民因為這一次翻天覆地的歷史變遷，爆發出前所未有的歷史激|情。

但是賈進才和陳永貴都沒想到，對於他們幹得卓有成效的互助組，山西省委很早就有了結論，而這一結論卻引起了中央高層的意見分歧。

當中國農民開始為屬於自己的土地而https://read.99csw.com歡欣鼓舞的時候，大寨卻因為惡劣的生存條件，摸索著自己的道路。在某種程度上，這種探索與當時中國國家領導人的思考一致。這也為十余年後，大寨執掌中國農村建設大旗埋下了深深的伏筆。

最吸引小女孩目光的是兩幅掛在最醒目位置的畫像，上面是兩位戴著軍帽的男子，笑容含蓄而溫暖（她將在十幾年後見到這兩位偉人）。當時幼小的她還很難明白，歷史的機緣就像風一樣，明知道它的存在，卻很難看到它的形跡。

就是這對夫妻讓這個小女孩感到神秘和好奇。那是一個月色如水的晚上，她從夢中醒來，月光很亮，不經意間她發現宋立英家裡泛出隱隱的燈光，幾個模糊的剪影印在窗戶上。

宋立英成為大寨第一個女共產黨員，堪稱大寨第一個「婦女運動」的領導者。她掙脫傳統「三台」（灶台、磨台、炕台）的束縛，走出家門，演新戲、做軍鞋，辦託兒所和幼兒園，解除婦女後顧之憂。這個小女孩稱宋立英為「姨姨」。

小女孩從來不問為什麼，她知道肯定是沒幹好。但當她看著年紀越來越大的外祖母踮著一雙小腳，費力地為兩個人的生活操勞著，心裏總不是滋味。終於有一天，她對外祖母說：「你現在教會我做針線活吧，等我長大了我給你做，萬一你眼睛看不見了，花了，我給你做。」從那一天起，外祖母開始教她做衣衲鞋，做飯炒菜。「窮人的孩子早當家」，艱難的生活給了她最大的財富——生活的技能和面對苦難的忍耐力，這將對這個小女孩的一生產生巨大的影響。

就在這個小女孩打量著眼前陌生的一切的時候，一位老婦人也在打量著她，眼裡充滿了淚水。一個小夥子擦著汗水說著情況。

對這個小女孩來說，另一個重大的影響來自鄰居家經常徹夜不熄的燈火。她家住東窯，有一戶鄰居住北窯。男主人叫賈進才，是大寨的黨支部書記；女主人叫宋立英，與小女孩的外祖母有些親戚關係。

小女孩的父親是鄰村——武家坪村的一個農民，子女眾多，當時已有四子二女。小女孩的大哥在太原總機廠當工人，通過自己的努力和勤奮被選派到蘇聯學習技術，歸國後到洛陽礦山機械廠工作，後來當上了車間主任和工會主席。二哥很早就參軍，先後參加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先後跟日本人和美國人在戰場上拼殺，堪稱百戰餘生的老兵。三哥、四哥也都通過自己的學習成長起來。在1950年，因為母親去世，父親無力撫養這麼多孩子，所以安葬完母親后，讓哥哥背著小女孩把她送到外祖母家。由此開始，這個外村來的小女孩一生都與大寨聯繫在一起，和大寨一起輝煌，一起失落，一起奮起。

對於此文，華北局不同意。於是，問題提交到了中央，毛澤東與劉少奇的判斷卻很不相同。劉少奇認為，農村經濟發展雖然會發生階級分化，少數人變成富農，一部分農民重新變成貧僱農，但這並不可怕，是可以九_九_藏_書控制的。毛澤東則認為，這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明確表態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見，並於1951年9月通過《中共中央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12月，毛澤東批示道：「把農業互助合作當做一件大事去抓。」

人們迅速接受了這個出現在大寨的外村人，只有在小女孩和小夥伴的嬉戲中，偶然產生一點小爭吵，才會口無遮掩地斥責她是外村人。童言童語宛若山間的風，只是吹過而已，留不下什麼痕迹，大人們也只當是一句玩笑。但對這個小女孩來說，這種偶爾的小衝突讓她十分謹慎小心，顯得比一些同齡的孩子更加成熟。她不會向外祖母撒嬌，不會提出各種各樣的要求。她常常靜靜地坐在一邊看著外祖母做針線活。好多次當外祖母去給她做飯的時候，她就接著幹起來。一會兒，外祖母回來一看，總是微笑著拆掉重做，沒有訓斥，也沒有讚賞。

這一現代版的「讓賢」故事後來傳得很遠，甚至傳進了中南海。

小女孩問：什麼是共產黨？

她一溜煙跑了個沒影。幼小的她自然不會知道，多年之後，陳永貴會成為她工作上的領導，精神上的導師，婚姻上的介紹人，人生道路上的引路人，她將一步一步追隨陳永貴的腳步走上人生的頂峰。多年之後，世人不會知道一個叫做「黑眼妮」的小女孩，卻都知道大寨有一位年輕而美麗的黨支部書記郭鳳蓮。

外祖母說：他們經常通宵開會。

1824年，晉中誕生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家金融機構「日升昌」票號，以此為代表的山西票號從此「匯通天下」。在晉商繁盛的時代，大寨所在的這片土地，被明清兩代命名為樂平。1914年，改名叫昔陽，一直延續至今。大寨這個地方出名很晚，直到20世紀初的縣誌上，還沒有書面記載。但是從20世紀中期開始，大寨以農聞名天下，后又用工商業另寫篇章，走上了與先輩相仿的路徑。幾起幾落，別有傳奇。這一切，都與一位女子有關，她是見證者，是參与者，還是領導者。

在剛開始的時候，「老少組」實在不是一個褒稱，因為「老的上不了馬，小的開不了弓」，一些人很懷疑這樣的互助組到底能幹什麼。也許陳永貴組織「老少組」是一時感情用事，但當他一旦決定做一件事的時候，他會用足夠冷靜的頭腦分析所面對的一切情況，利用一切有利因素，並把僅有的資源發揮到最大限度。他曾很自信地說：「不怕，老的有經驗，小的會長大，我們會超過他們。」

她還是哭個不休，陳永貴只好說：「你快走，我不走了，你先走。」

外祖母說：共產黨就是解放咱們窮人的，跟著毛主席走了兩萬五千里長征，後來他們又當了八路軍，你舅舅就是參加八路軍犧牲的。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時候，日本鬼子也經常來咱們大寨村掃蕩。天不明，狗就開始叫喚了，村裡頭的人就趕緊藏身，都得趕緊躲起來，要不日本鬼子進來了以後，把男人都抓走，抓走以後，逼著他們幹活，你不ｒｅａd•９９ｃｓw•ｃｏm給他幹活，他就把你活埋了，光在大寨村就殘害了12個青壯年勞動力。如果聽到小孩兒哭，把小孩兒抓起來都一劈兩半，太殘忍了。我帶你媽媽抱著你哥哥一塊兒跑，都藏起身來，要不被鬼子逮到就被害了。你姨姨他們都是共產黨員。她是後方，後方就是給前方送糧食，送物資，還送一些軍鞋，像你姨姨都是做軍鞋，這麼整整折騰了八年。現在咱解放了，平安了，誰解放的？都是毛主席帶著共產黨解放的。

在這個小女孩眼中的陌生窯洞就是一個中等水平的窯洞，其實那眼窯洞，不過在裏面有一個通道，在裏面放著些許玉米棒子之類的雜物。光線很暗，將那些雜物塗上了一層可怖的陰影。小女孩甚至不敢向那裡多看，彷彿多看兩眼，她的魂魄就會被牽走似的。窯洞里還有一台織布機，一種老式的手工織布機，那個年代的許多中國農民就是穿著在這種織布機上織出來的粗布衣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賈進才和宋立英兩口子堪稱患難夫妻，賈進才本為同村富戶賈登元之侄，因為家貧寄養在賈登元家。他7歲干農活，14歲就成了田裡的行家。名為賈家的侄兒，實為賈家的長工。35歲時，賈登元以150斤玉米替賈進才買宋立英為童養媳，宋立英同時也是賈登元家的傭人。1945年9月，昔陽解放，實行土地改革，大寨35戶農民分得土地400多畝和一些生產用具，賈宋二人才有了立錐之地，開始獨立生活。一年之後，賈進才加入共產黨，並迅速成為大寨的首任黨支部書記。他在大寨組織互助組進行生產，支援解放戰爭。

故事要從1950年的某一天說起，那天在山西省昔陽縣大寨村的一眼窯洞里，一個3歲的小女孩怯生生地打量著眼前的一切。

抗戰期間，大寨屬於游擊區，日本軍隊經常過境。為了應付日本人，村裡推舉他當偽代表，陳永貴本來不願意為日本人賣命，但八路軍獨立營一位姓曹的幹部動員他去陽奉陰違，他只好應命而為。那個時代世事變化莫測，戰鬥、犧牲、轉移是家常便飯，曹姓幹部在戰後不知去向，無法為陳永貴正名。好在陳永貴任偽代表期間從未傷害過鄉親，甚至自己還被日本人關押過。人們雖然不能證明陳永貴的清白，但還是相信他的，只是幾次上報入黨都被這說不清的歷史問題擋住了。好在陳永貴遇到了一位很認真的區委書記張懷英。

故事常常會講到大半夜。對今天的人來說，這樣的故事也許缺乏吸引力，但對那些從戰亂和飢餓中活過來的人們來說，卻是最真切的情感表達。雖然那個時代還不富裕，但他們至少已經從100多年的屈辱中走了出來。對於一個從無數苦難中挺過來並無數次地用生命來維護尊嚴的民族來說，他們可以送丈夫、父親、兒女、兄弟走上戰場，即使明知他們會一去不回，也在所不惜。

外祖母說：他們是大寨的幹部，他們在研究工作，比方明天都干點什麼。

小女孩問：為什麼姨姨家這麼晚還點著油九-九-藏-書燈？還這麼多人？

1951年4月，山西省委向中共中央和華北局提交了一份《把老區的互助組織提高一步》的報告，認為隨著農村經濟的恢復與發展，農村的階級結構會發生令人不安的變化，「它不是向著我們所要求的現代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展，而是向著富農的方向發展。」並以明確的語氣說：「如搞不好，會有兩個結果：一是使互助組渙散解體，一是使互助組變成富農的『莊園』。」

互助組的少年們剛開始生怕因為幹得少挨罵，但結果讓他們很吃驚。陳永貴總怕他們幹得太多，影響身體。為此，他經過研究發現，只有將人們有效組織到勞動的全過程，才能提高效率。比如原來運肥，各運各的，老的少的跌跌撞撞，效率很低，但如果人們分佈在全程一個傳一個，不僅少跑路，而且速度快，還帶點娛樂因素，大家積極性很高。事實證明，「老少組」的成果不比「好漢組」差；如果各自與互助之前的情況比，「老少組」的增長率更高。

那的確是一個單純、樸素而充滿理想主義的年代。陳永貴「橫空出世」的能力讓黨支部書記賈進才有了些「別樣」的想法——退職讓賢，由陳永貴擔任黨支部書記。因為他認為陳永貴比自己更能幹，陳永貴一定可以把大寨帶上更為光明的道路。賈進才的想法得到了妻子宋立英的支持。但陳永貴本人剛開始並不同意，賈進才又找到了張懷英等上級領導。幾次做工作之後，大寨村黨支部重新進行了選舉，結果由陳永貴擔任黨支部書記，賈進才任副書記，兩人的位置換了一下。

1964年12月26日，人民大會堂小宴會廳分外熱鬧，一場別緻的宴會在這裏舉行。宴會的主人是毛澤東，客人們是各地各行各業的勞動模範，由頭是毛澤東的71歲生日。他用自己的稿費宴請正好來京參加第三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的勞模們，其中就有陳永貴。毛澤東對陳永貴說：「賈進才舉能讓賢，才使你露出崢嶸，這種事歷史上也有過，但確實少。」

1951年，中國糧食產量達到約1.44億噸，比1949年增長了26.9%。

她的外祖母年輕的時候是給地主家做飯的燒火丫頭，後來嫁給了一位非常貧寒的農民，育有四子一女，四個男孩子餓死了兩個，病死了一個，最小的一個戰死在抗日戰場上。她的外祖父四十多歲的時候就去世了，只剩下了她的外祖母和母親。如今，她的母親去世后，外祖母家門戶蕭條，一家7口就剩下她一個人，守著最小的兒子留給她的「光榮烈屬」的牌子和每月幾塊錢的救濟金，以及兩眼解放后從地主家分得的土窯洞。

1946年，大寨剛剛解放不久，人們在喜悅之餘突然發現，貧瘠的土地、生產工具的極度簡陋，使分散耕種變得很困難，賈進才將15戶農民組織在一起，以「變工組」的名義組織生產，實際上就是互助組。農閑時各干各的，農忙時便採用換工互助的方式，互相幫忙，共同勞作，提高效率，成效明顯，人稱「好漢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