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去了河北邯鄲。

過慣了苦日子的大寨雖然也辦起了公共食堂，但並非流水席，而是根據勞動日確定基本口糧，按月發糧票，多吃不補，剩餘歸己。如此，在盡量公平的基礎上，既節約糧食也保證了生活。

比如湖北一個鄉開大會宣布：1958年某日就是社會主義結束之日，第二日便是共產主義開始之日。大會散后，人心浮動，有人直接跑到商店，想拿啥拿啥；有的跑到鄰居家裡，捉雞取鴨。甚至有人問鄉黨委書記：老婆還是不是自己的？黨委書記瞠目結舌，不知怎麼回答，說要請示上級。許多地方的公社把農民家裡的糧食集中起來辦集體食堂，好吃好喝，甚至一天五餐，吃飯不要錢，來了就吃，吃完就走，宛若流水席，浪費現象比比皆是。

朱德去了四川。

調研的成果體現在這一年6月的《農業六十條》里：允許農民養豬、種菜，經營家庭副業。劉少奇在總結「大躍進」的錯誤時，說「大躍進」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隨著公社越並越大，有些農村幹部滋長了一些不良習慣，比如不願意再深入田間地頭，養的閑人也多了。有人說，「過去是一人坐轎四人抬，現在是一伙人坐轎一伙人抬」。「好好勞動七八分，游遊逛逛十來分，坐在家裡瞎指揮，秋收時節地沒耕，男女老少一肚氣，埋怨幹部不上地。」

在1962年1月的中央擴大會議上，「責任田」被批判，因為這是「犯了方向性的嚴重錯誤」。曾希聖被免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職務。

7月31日，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做《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語氣嚴肅，態度嚴厲：「在全國農村中，新的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高潮就要到來。我們的某些同志卻像一個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裡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說：走快了，走快了。過多的評頭品足，不適當的埋怨，無窮的憂慮，數不盡的法規和戒律，以為這是指導農村中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正確方針。」

1955年初，鄧子恢彙報了這些情況，建議控制一下進度，劉少奇、周恩來表示同意。經政治局討論通過後，劉少奇簽署了一則通知，要求將合作化運動轉入控制發展、著重鞏固的階段，並提出了「停、縮、發」三字經。3月18日，劉少奇對鄧子恢說，農業合作化「一五」發展三分之一，「二五」發展三分之一，「三五」發展三分之一。

既沒「大鍊鋼鐵」，也沒大放「衛星」的大寨，在三年困難時期，因為自己的實事求是獲得了大地的褒獎。雖然連遭旱災，但他們在1959年畝產仍高達600斤，1960年高達650斤。按照上級的要求，大寨每人留下400斤餘糧，每戶向國家賣「餘糧」3500斤。他們還把糧食借給周邊的村莊，有的曾因為大寨不放「衛星」而嘲諷過大寨，但陳永貴依然給予他們幫助。

享有崇高威望的毛澤東對「小腳女人」的批判，促使農業合作社掀起了高潮，各地不顧實際條件是否成熟，加快了並社的步伐。到1955年12月下旬，中國65%的農戶加入了農業合作社；到1956年上半年，則達到了90%以上。

毛澤東組織3個調查組，分別去了浙江、湖南和廣東。

大寨窮山惡水，土地貧瘠，全村的耕地散在七溝、八粱、一面坡。800read.99csw.com畝耕地零零散散地分成4700多塊，還很貧瘠，產量很低。怎麼辦？陳永貴心裏盤算著一篇「大文章」，這篇「文章」叫做「十年造地計劃」，他試圖在深溝築壩再填上土，山坡里切外墊造梯田，讓小地連成大地，斜坡變成平地。他用「愚公移山」表達自己的決心：「三年不行五年，五年不行十年，我們這一輩子不行，還有我們的子孫。」

1958年5月5日，中共八屆二中全會在北京開幕。會議通過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提出要在15年趕上和超過英國，還通過了「苦幹3年，基本改變面貌」等口號。

此時，陳永貴並沒意識到一種激|情正在中國大地上醞釀，甚至這種激|情可以在歐洲、亞洲的許多地方找到共鳴。無論這種激|情是否理性而客觀，它只是一部分人在某個時期關於夢想的實踐，只是把問題看得過於簡單了。

有時候，歷史的車輪是加速還是延緩，看起來是一些特殊的原因在起作用，其實這又是必然的。沒人能跳出他所處的時代和自己的心靈，至多是因為思想的高度而提前看到一絲曙光，但這已經足以讓一些看起來普通的人站到時代的高點上。

其實，這些數字還只是一個起點。此後，廣東連縣畝產6萬余斤，廣西環江縣畝產13萬斤紛紛出現，糧食似乎不再是實實在在用來果腹的事物，而是美麗而虛幻的彩虹，好看卻摸不到。

陳永貴本人一直帶頭勞動，甚至在上地回家的路上也順手搬石頭回村，好用來蓋房子。到縣裡開會，他會把村裡生產的粉條拿到縣裡去賣，回去的時候再捎帶著給村裡買些生產生活資料回去。即使日後成為國務院副總理，每次回到大寨，他還是參加勞動。對於他來說，勞動已經成為深植骨髓的生活方式。

此後10年，每年的冬天，陳永貴就帶著大寨人一條溝、一道坡地搞建設。到1962年，4700多塊地連成了2900多塊。400畝坡地變成梯田，200畝梁地圍起了一尺多的地埂，從7條山溝里硬是淘出了80畝好地。同時，通過對土地的「三保」（即保水、保土、保肥）治理，改善土質，加深耕作層，大寨的土地就像披上了一層一尺多厚的海綿，足以蓄水納肥，保證農業高產。

還有的高級社規模太大，一下子就由二三十戶擴充到成百上千戶，比如安徽蚌埠郊區86個初級社兩個月之內並成6個高級社，最大的社包括2900餘戶。事實上，許多農村幹部根本沒有領導上千戶進行集體勞動的經驗，亂彈琴、瞎指揮盛行，大呼隆、一窩蜂普遍，農業生產的效率和質量大受影響。同時，大鍋飯已露頭，勤者懶者一個樣，貧者富者全拉平，人們的積極性大受影響。

建國后，帝國主義在中國無影無蹤，終於讓人們搬走了。這時對於中國人來說，在前進路途上的新的「大山」應當是貧窮。

郭鳳蓮聽過很多故事，「愚公移山」是其中印象很深的一個。這個故事讓郭鳳蓮既對太行山充滿感情，也朦朧地意識到自己的力量。當然，這個故事在陳永貴、賈進才的心頭則有更為清晰的意義。

但是，毛澤東在4月的一次視察讓事情發生了變化，他看到了長勢良好的莊稼，這麼好的長勢能說農民的https://read.99csw.com生產積極性受到打擊嗎？他認為，這是「不願搞社會主義」的人放出的風聲。他要求鄧子恢重新研究一下，加快互助運動進度。但鄧子恢一番研究的結果是維持原議，這讓毛澤東感到十分不滿。

漸漸地，孩子們的眼神聚焦在院里的大磨盤上。幾個孩子煥發出驚人的力量，她們居然把磨盤抬了起來，把磨盤底下的面掃出來，然後放到鍋里煮好，蘸了點辣椒，幾下就吃了個乾淨。然後，再刷鍋洗碗，恢復磨盤。大人們回來后，啥也沒發現。只是再磨面的時候很奇怪，怎麼磨了半天才磨出來。

1957年11月6日，在紀念俄國十月革命40周年大會上，赫魯曉夫宣布，15年後蘇聯將在主要工業品的產量上超過美國。正在蘇聯訪問的毛澤東被這個巨大的構想而觸動。11月18日，在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毛澤東宣布：「赫魯曉夫同志告訴我們，15年後，蘇聯可以超過美國。我也可以說，15年後我們可能趕上或者超過英國。」

劉少奇在湖南長沙縣天華村住了一個多月。

當時的郭鳳蓮還在武家坪村讀小學，留給她的最深記憶都和吃有關。有一天下午，郭鳳蓮與幾個小夥伴在院里遊戲，玩著玩著，幾個人餓得不行，下午的太陽還高高掛在天上，等大人回家還不知要等到何時。孩子們飢餓的眼神在屋裡院外搜尋，可是哪裡還有吃的東西輕易出現在眼前！

陳永貴想，如此做法，何以長久？畢竟糧食的總量是有限的，以前人們各過各的日子，精打細算；如今顆粒歸公，人們生怕吃虧，猛吃猛喝猛浪費，哪裡還有持久之道？

祖祖輩輩在地里刨食的陳永貴，對於土地就像自己的掌紋一樣熟悉。大寨人慘淡經營那麼多年，年年搞基礎建設，不斷施肥改造，才讓土地畝產提高到540斤。陳永貴很懷疑那動輒上萬斤的產量是否是在地球上發生的事？那宛若孫悟空翻筋頭一樣一夜十萬八千里的產量到底是現實還是神話？

1958年8月1日，河南新鄉縣七里營的人們在一個公文里使用了一個新名詞：「人民公社」。幾天之後，毛澤東視察華北農村。在七里營，他對「人民公社」大加讚揚，說：「『人民公社』這個名字好，包括工農商學兵。」他還特別表揚七里營公社「一大二公」。

「大躍進」開始了。當時，衡量是否實現超英趕美的標誌是鋼鐵產量。

在一次省里的勞模會議上，陳永貴在座談中明確懷疑這種神話。他說，誰如果真打這麼多糧食，就請誰到大寨吃拉麵。但人們說，如果真打這麼多糧食，誰還用到大寨吃拉麵？陳永貴意味深長地說：「那他就連拉麵也吃不到了。」

這是擺在毛澤東面前的大課題，同樣也是陳永貴、賈進才乃至後來的郭鳳蓮面前的大課題。對於這個問題，中南海里久經戰火的領袖和太行山深處那個小村莊的領導者居然形成了共識：重整山河。

1957年，中國鋼產量不過535萬噸，如今翻一番實在是一個過於艱難的數字。為此，不僅鋼鐵廠開足馬力，遍布全國的幾百萬座土高爐也開始冒起了黑煙，人們將大量的生活資料投入到土高爐里，甚至連生活必需的鐵鍋、鐵鎖都熔了進去。其結果，只有800萬噸鋼可用，其餘的300多萬噸土鋼根https://read.99csw.com本不能用，但造成的資源浪費（比如大量森林被當做鍊鋼的燃料，一些鐵礦石因為土法上馬，質量不過關）和對人民生活的影響卻極為嚴重。

曾希聖提議實施「農業生產責任制」，實行「包產到隊、定產到田、責任到人」，其實就是包產到戶。1961年8月，實行「責任田」的生產隊猛增到74.8%；兩個月後，這個數字達到84.4%。此時，安徽省經過調研發現，落實「責任田」的生產隊糧食平均畝產達284斤，比上年增產38.9%，成效明顯。

此時，與「大鍊鋼鐵」一起走進農村生活的還有「人民公社」。

事態的發展讓陳永貴不幸言中。1959年，糧食部長沙千里在《人民日報》撰文宣布：1959年，雖然遭受了大面積的自然災害，但中國糧食產量達到5500億斤。其實，當年糧食產量只有3400億斤。由於估產過高，當年徵購糧食高達1348億斤，高徵購讓許多地方甚至征走了農民的口糧和種子。

不過，大寨完全是另外一幅場景。自然條件的嚴酷讓那裡的人們必須更緊密地團結在一起，依靠集體力量。

其實，這樣的事在整個童年也不過兩三回，不是餓到一定程度，郭鳳蓮他們是不會做的。那時候，大寨村裡面，道兩邊都是蘋果樹。在郭鳳蓮的印象中，那些蘋果總是紅燦燦的，個兒特別大，似乎以後再也沒見過那麼紅、那麼大的蘋果。但當蘋果落到地上時，孩子們都會揀起來送到村支部辦公室，沒有人會偷摘一個蘋果吃。

此戰也讓大寨和陳永貴走出了昔陽縣。陳永貴被昔陽縣選派參加晉中地區勞模大會，他在大會上的發言很引人注意，有具體的事例，有鄉土氣息的幽默，還有一定的邏輯。當時的地委書記在大會上說：「大寨的陳永貴就很有頭腦，是個很好的人才。希望其他合作社也像大寨那樣，不僅要搞好當年的生產，而且也要大搞農田基本建設。」

陳永貴為大寨幹部參加勞動制訂了一個「三不準」：沒有特別重大的事情，一般不準佔用勞動時間；不準幹部佔用勞動時間在辦公室里辦公；不準從地里叫走社員談話。幹部在晚上開碰頭會，研究第二天的工作；結果在第二天一早邊吃飯、邊開會宣布，不佔用勞動時間；如果臨時有事，就在勞動間隙找社員談事，又稱「地頭會」。

對於風靡全國的「大鍊鋼鐵」，陳永貴也有自己的看法。在他看來，農民不種地，卻去鍊鋼鐵，實在是不務正業。當土高爐蒸騰的黑煙飛舞在全中國上空的時候，大寨靜悄悄地乾著自己的「主業」——種地。

1958年2月2日，一個陌生的字眼進入了中國人的視野。《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指出：「我們國家現在正面臨著一個全國大躍進的新形勢，工業建設和工業生產要大躍進，農業生產要大躍進，文教衛生事業也要大躍進。」

鄧小平和彭真去了北京順義。

當溫州永嘉縣幹部戴潔天在燎原社實踐包產到戶的時候，大寨和幾個村莊合辦了新勝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陳永貴為社長。對於社員的積極性，陳永貴的辦法是幹部帶頭。他的名言是「幹部幹部，先干一步，多干一步」。

當時郭鳳蓮正在長身體，有一次乾著乾著飢餓就上來了，於是藉著上廁所的機會，偷偷掰了一個玉米，跑九_九_藏_書到大人們看不到的地方，點堆小火，把玉米塞進去，一會兒就可以吃。還有收核桃的時候，偷偷吃一個半個的，決不敢多吃，因為吃核桃容易弄黑嘴唇，有時不小心弄上了，就得用石頭磨磨嘴唇邊，把黑跡磨去。

9月1日，一個數字——「1070」進入了中國人的生活。這一天出版的《人民日報》刊登了一篇題為《立即行動起來，完成把鋼產量翻一番的偉大任務》的社論，社論說：「全力保證鋼產量翻一番，是全黨全民當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務」，「實現鋼產量翻一番的最重要的條件是，目前我國正在形成的全民鍊鋼鐵的熱潮」。

一些人對此又起爭論，反對者認為這是「單幹」、「倒退」。其核心是人民公社制與「責任田」制的衝突，是「一大二公」與農民自主性的衝突。對此，中央的意見並不統一。鄧小平借用劉伯承的話說：「黃貓，黑貓，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貓。」

農村的公共食堂被解散，一些地方還出現了「包產到戶」和自由市場。

最後，他以斬釘截鐵的口吻下了斷語：「理論家不是正確的方針，這是錯誤的方針。」

陳雲去了江蘇青浦。

1961年初，幾乎所有的中共領導人都來到農村調查研究：

消息一傳到大寨，陳永貴大為振奮，立即聯絡了7個村組成昔陽縣第一個人民公社——紅旗人民公社，后改稱大寨人民公社。但隨後出現的許多現象卻讓陳永貴感到困惑。

毛澤東原本支持「責任田」的實驗，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對「責任田」的性質疑慮重重。在他看來，將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到生產隊是克服人民公社平均主義的有效途徑，是調整和完善人民公社制的最後紅線。但包產到戶顯然遠遠越過了紅線，是「單幹」，難道不是農村的「資本主義」嗎？

在此前不久，中國共產黨提出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是為「一化三改」。當時估計需要三個「五年計劃」來完成這一歷史性進程，也就是說需要至少15年的時間。但是這對於「只爭朝夕」的毛澤東來說，還是太久了，他希望農業互助合作運動能以更快的方式開展。1954年，全國的農業合作社從10萬個發展到48萬個。

「大躍進」的惡果開始顯現，再加上自然災害和蘇聯單方面撕毀與中國的合同，中國進入了三年困難時期，農村開始出現了非正常死亡人口。1960年，全國糧食產量只有2870億斤。當時的湖北省省長向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告急，說：「李副總理，你就是砍我的腦殼，也要給兩億斤糧食！百姓們沒法活了。」李先念沉吟良久，苦澀地說：「你就是砍了我腦殼，我也拿不出兩億斤糧食。」

對於甚囂塵上的「浮夸風」和農業「衛星」，陳永貴更是百思不得其解。他看到《人民日報》1958年8月27日的一篇文章，標題赫然寫著《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產》。兩個星期後，又一顆「衛星」傲視中國蒼穹：「早稻畝產三萬六千九百多斤、花生畝產一萬多斤的高產『衛星』，從湖北省麻城縣麻溪河鄉和福建省南安縣勝利鄉的田野上騰空而起。」

此時，安徽宿縣褚蘭公社馮樓村的60多歲農民劉慶蘭的創造讓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大為嘆服。在困難時期，劉慶蘭帶著患肺病的兒子進山墾荒，憑一把鍬和一把四齒扒，ｒeaｄ•9９ｃsｗ•cｏm4年內居然開荒種地50餘畝，產糧一萬余斤，交給生產隊近5000斤，還有現金、牲畜若干。就在不遠處的一個200餘人的村莊，種地500畝，每年應上交2100斤糧食，卻總不能完成任務。

此時，朱德到江西永新考察，在這個當年紅軍浴血奮戰，得到過人民全力支持的地方，他發現人們在用紅薯葉充饑，一時悲從中來，說：「我對不起永新縣的鄉親們。」

就在陳永貴帶著大寨人苦戰的時候，毛澤東也陷入了思考。中國農村薄弱的基礎設施對農業發展的制約日益明顯，但是要進行大規模的水利工程建設往往超出一個村，甚至一個鄉的規模，勞力不好調配，工程不好規劃，建設不好進行。這需要將人們的力量集中到一起。

對於大寨人來說，每年400斤糧食不算多，但在那個時代，卻已堪稱「富裕」。雖然還不能保證人人都吃飽，但總算能勉強果腹。

1945年6月11日，中共「七大」閉幕，時逢抗戰勝利前夕，原本力量極弱的中國共產黨在與日本的八年血戰中成長為中國政治舞台上一支極為重要的力量。在這一天的閉幕致辭中，毛澤東講起了「愚公移山」的故事，他認為：「現在也有兩座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國主義，一座叫做封建主義。中國共產黨早就下了決心，要挖掉這兩座山。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一定要不斷地工作，我們也會感動上帝的。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全國人民大眾一齊起來和我們一道挖這兩座山，有什麼挖不平呢？」

陳永貴第一個小試身手的地方叫白駝溝，大寨七溝之一，750米長，10米寬，像一道槽。1953年冬，風如刀劍欲刮骨。大寨50多名壯勞力走上白駝溝，壘石築壩造地，苦幹不休。吃飯由婦女們送到白駝溝，但是再熱的飯菜讓太行山的風一卷，很快就凍成了冰，人們把這種飯叫做「冰碴飯」。大家嚼巴嚼巴咽下去，接著幹活。這一干就干到臘月29日，正月初三接著干。一共幹了18天，得田數畝，有的說是5畝，也有的說是9畝。不管多少，對於大寨人來說，這是一個小小的奇迹，頗有點愚公的意思。為了紀念此事，他們將白駝溝更名合作社，以志合作社成立后的功績。

8月26日，毛澤東明確要求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由中央直接管，中央農村工作部和鄧子恢被尷尬地放到了一邊。

此時，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已經發現過快的農業互助運動存在的問題：一些地方的幹部冒進思想抬頭，希望快一點過渡到社會主義。還有一些地方公有化程度過高，耕地、牲畜和大型農具無償或低價歸合作社集體所有，甚至有的地方連零散手工業和家庭副業也取消了。但手裡剛剛有了土地的農民卻並不十分願意把土地再歸到集體，「怕歸公」的顧慮讓一些地方的農民人心浮動，甚至濫殺牲口或者賤賣，濫砍林木。

對於郭鳳蓮來說，她的童年和少年時代還是快樂的，即使是與艱難、飢餓的對抗也是在一個單純而激揚的氛圍里完成的，以至於她認為生活的一切本該如此。透過女孩朦朧的雙眼，多難家事國事，紛繁世事，艱難時局，反覆探索，都不過是一個玫瑰色的夢而已。不過，很快命運將在她的肩上放一個沉甸甸的擔子。從此，她將挑起自己和大寨的興衰榮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