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轉折的關頭，舊體制使整個社會喪失了活力，貧困和物質短缺無處不在，廣大農民在溫飽線上掙扎，而城市工人也成了名副其實的「無產階級」。

再早的時候，1978年2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先念在談到知青工作時說：

據說，有的讀者忘記喬光朴是小說中的人物，到處打聽喬廠長現在哪裡；有的還寫信給工業領導部門，要求把喬廠長調到他們那個單位工作，帶領群眾改變那裡的落後面貌。一部短篇小說在群眾中產生如此強烈的反響，確實是不多見的。

這個白手起家的廠子剛起步的時候，生產過螺絲、墊圈等產品，後來又組裝過電焊機，自負盈虧，有活就干，無活就散，掙錢就開支，停產就回家，上邊既不干涉也不保底。

「改革」成為時代的主旋律，當改革在農村悄悄進行的時候，在城市裡，改革的呼聲也與日俱增。這一年年中，《人民文學》在當年第7期發表了天津作家蔣子龍的短篇小說《喬廠長上任記》，這篇小說塑造了一個大刀闊斧治理整頓的「改革廠長」喬光朴的動人形象。蔣子龍和這篇小說迅速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喬廠長」也成為改革的符號性人物，以至於在以後的許多年裡，人們都習慣地用「喬廠長」來形容那些搞改革的人。

在張希永進入企業的1978年，全廠工人生產一年的結果是：完成了上級下達的生產任務，但是工廠虧損了30多萬元。上級單位的對策是換領導，結果在1978年一年之內，企業就換了4個廠長。石永階說，上面派下來的人一看企業債務九九藏書太多，把亂攤子一扔就走了，上級單位重新派人當廠長，搞兩天干不下去了就調回去，走馬燈似的來回換。

1976年，這個被命名為瀋陽市拖拉機總廠第六分廠的企業開始生產汽車水泵。大批量生產後，一天能生產近100台，但質量太差，賣出去10台就會被退回三四台。石永階說，那時候是計劃經濟，上面要產值要數量，不管質量好壞。由於沒有技術員把關，一天生產50台，就有40台不合格，最後竟然積壓了2000台。

當時的《人民日報》這樣描述「喬廠長」給人們帶來的衝擊：

在傳統計劃經濟觀念的指導下，這家不起眼的街道小廠，像當時很多其他作坊式的小廠一樣，被劃歸國營企業管理。工人們發現，企業和過去不一樣了，領導上邊派，經營有人管，就是勞保福利也都參照國營企業。但是，工廠在經營上卻沒有任何起色，甚至每況愈下。

從此，這個廠開始走向連年虧損的道路。生產的汽車水泵，由於質量差，產品不斷積壓，但是企業被上收后沒有了生產自主權，結果虧損不斷增加。雪上加霜的是，企業上划以後，職工待遇迅速向國營企業看齊，各種開支猛增，但生產卻沒有多大發展。

張希永工作的企業就在他家的後院，在參加工作之前，他對這個街道工廠非常熟悉，全廠就幾十號人，大部分都是張希永眼裡的「大娘」，年輕人很少。在1978年12月10日這一天，與張希永一同走進這家工廠的還有後來成為他妻子的胡百君，和張希永一樣，胡百君也ｈttｐs://ｒｅａｄ•9９ｃsｗ.ｃom是頂替母親進了這個廠，兩家是幾十年的鄰居。

這些當年的歌曲中充滿著年輕人對未來的期望，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從母親那裡接班得到的工作卻讓年輕的張希永感到有些沮喪。母親退休的那家工廠是一個不足百人的小廠，當時的廠名叫瀋陽市拖拉機總廠第六分廠，它的前身是街道組建的一個解決家庭婦女和家屬就業的小企業。

現在社會上對知青問題議論很多。四不滿意是我講的：知青不滿意，社隊不滿意，家長不滿意，國家不滿意。

1975年，新華社記者楊繼繩到天津第一棉紡織廠作調查，得出的數據顯示，電動車間人均收入在25元以下的佔93.9%。

該廠貧困戶張淑珍，每月總收入35.7元，供養兩個中學生、一個小學生，全家四口人一個月的開支賬單總計是42.05元，人均月消費10.5元，雖精打細算也只能用入不敷出來形容。按照張淑珍一家當時的收入情況，不能保證每頓飯都有新鮮蔬菜，要吃一些鹹菜和大量低價處理的白菜，按照國家標準發放的副食品和布票票證不能買全，很少能吃到肉。

在張希永工作的這個工廠，並沒有「喬廠長」這樣的人物出現，張希永甚至記不清楚當時工廠的生產情況，他只模模糊糊地記得，當時工廠生產的好像是一種水泵，收入和其他企業一樣。

1978年進入人們記憶的還有一件大事，那就是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封閉的國門開始被重新打開，改革開放成為一個新時代的主題。

在20世紀90年九-九-藏-書代以前，中國城市中的工作崗位非常珍貴，接班頂替是那個年代年輕人就業的一個重要途徑，常常是一個工作崗位父母親幹了一輩子，再傳給兒子接著干。在瀋陽這樣一個重工業城市，能接班到國營企業工作也是當時很多年輕人的理想。1978年，張希永的母親退休，為了抓住這個難得的就業機會，也為了逃避即將到來的上山下鄉，張希永沒等高中畢業，就頂替母親的崗位成為一名工人。

這一年年底，18歲的瀋陽青年張希永翻開了他人生中新的一頁，在高中還沒有畢業的時候，匆匆結束學業，成為一名工人。

國家領導人的這些講話雖然是針對知青問題的，但是用經濟手段而不是政治手段解決就業問題的思路已經非常清晰了。

其實，張希永並不知道，就在他工作的前兩天，因為一位在西雙版納插隊的上海女知青的意外死亡，引發了震驚全國的雲南知青回城運動，雲南8萬知青用罷工遊行、卧軌和上京請願等激烈行動，掀起了知青大返城的浪潮。第二年，長達10年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終於走進了歷史，全國上千萬知青像潮水般涌回到他們出生的城市。

1979年，中國迎來了改革開放的第一個春天，這一年4月，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會議針對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的情況，決定從1979年起用3年時間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

曾經擔任過瀋陽市防爆器械廠廠長的石永階對他工作了幾十年的企業非常熟悉，「這個廠的故事，寫出來就是厚厚的一本書。」這是石永ｈttｐｓ://reａｄ.99csw•cｏｍ階經常對來訪者說的一句話。

現在搞的上山下鄉，不是個長期辦法，農民不歡迎嘛！城市人下去實際上形成同農民搶飯吃的局面。我們第一步應該做到城市青年不下鄉，然後再解決從農村吸收人的問題。

這個街道小廠的生存狀況，其實是這一年中國國營企業的縮影。這一年，中國改革開放開始起步，國家經濟形勢發生變化，國民經濟面臨調整。運行了20多年的計劃經濟體制，潛力發揮殆盡，弊端暴露無遺，積重難返。

這一年更早的時候，1978年3月，復出不久的鄧小平在與胡喬木、鄧力群談話時指出：

張希永參加工作的那一天是1978年12月10日，多少年後，生活中的許多細節已經逐漸淡出了張希永的記憶，但是這個日子，張希永一直記得很清楚。

張希永沒有講述當時他們家的生活狀況。我們能夠知道的是，在張希永參加工作的第一年，他的月工資是19元，身份是學徒工。張希永說，第二年他的工資是21元，滿徒以後是30多元錢，這已經是他參加工作幾年後的事情了。

1966年，瀋陽市變壓器廠的職工家屬成立了一個街道生產組，在沒有資金、設備、產品的情況下，靠著變壓器廠資助的一些舊磚瓦、木料，家屬們撿磚頭蓋起了一間80平方米的廠房——這就是瀋陽市防爆器械廠的前身。廠里40多名職工，除了兩名因經濟問題刑滿釋放人員是男的，其餘都是家庭婦女。在當時，為了解決家庭婦女和街道無業人員的就業問題，中國很多城市的街道辦都開辦了這樣的弄堂工廠。

我們今rｅａd.９9ｃsw•ｃｏm天的很多故事，似乎都要從1978年說起。

當時，還沒有人叫他阿希，都叫他的大名——張希永。在1978年的中國，雖然「文革」已經結束兩年，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插隊落戶的歷史還沒有結束。但隨著「文革」初期狂熱氣氛的消散，上山下鄉逐漸被人們視為畏途，想方設法逃避下鄉成為許多年輕人的選擇。

1975年，48歲的石永階被派到了這個廠當調度。這一年，這個街道的生產組被瀋陽市上收，這個廠變成了市屬「大集體」，成為集體所有制企業，隸屬瀋陽市拖拉機總廠。從此，工廠開始完全採用全民企業管理模式。但是，雖然企業在生產關係上進入了「高級形態」，但是依然「先天不足」，管理薄弱，企業當時連買肥皂都沒錢。石永階回憶說：「當時這廠沒領頭的，那大汽油桶燒著火冒著煙都沒人管，大伙兒找到我，讓我領他們生產，我就去幹了。」使石永階感到不快的一件事是，這個七八十人的小廠，大大小小的主任竟然有11個。石永階覺得，企業的管理非常棘手。

在1978年這個時間節點上，中國尚處於計劃經濟時代。在中國重工業基地的東北，國營大廠成為人們就業的第一選擇，進了國營企業，就意味著終身有了保障。張希永現在談起當年的國企，語氣中還透露出艷羡：「大廠房，大設備，工人上下班，我就特別羡慕，瞅著他們特別牛，都是飯盒馱在自行車後面。下班了，整個氣勢磅礴，很浩蕩地從工廠的大門出來。上班的時候廠子有音樂，那時候流行的就是什麼《祝酒歌》、《年輕的朋友來相會》之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