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0月20日，中國共產黨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裏面的話語讓當時的老百姓激動不已。「平均主義的泛濫必然破壞社會生產力」，「允許和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奮勞動先富起來」，「帶動越來越多的人一浪一浪地走向富裕」。

在現在來看，似乎20這個數註定了和聯想的光輝歷史密不可分。20平方米的初始面積，20萬元的初始資金，成立20年之際收購IBM全球PC業務……歷史的偶然性，用同一個數字讓我們訴說著這個民族企業的輝煌。

整件事來得太快了。用柳傳志的話說就是，這麼多錢再也找不著了，連個浪花都沒有。公司那麼多人所寄望的大買賣，就這樣捲走了最初的資本。沒倒賣東西前，走科研成果推廣的路行不通，公司的支出已經很緊張了。14萬被騙后，大家都蒙了。

這一年被後人定義為「中國現代公司的元年」，日後很多馳騁一時的公司均誕生在1984年。這一年，王石的公司開始了它的原始積累；張瑞敏調入了一家瀕鄰倒閉的電器廠，海爾正在日漸成形；剛剛創立的健力寶，利用洛杉磯奧運會的機遇一舉成功……

其實，創業之初的聯想根本沒有多少資金可以利用。國家下撥的科研經費需專款專用，銀行也不會貸款給他們。計算所所長曾茂朝咬了咬牙，把這些年來出租所里大型計算機的收入悉數貢獻，一共20萬。這是全部的家當，是按照1小時1元慢慢累積起來的20萬。

這件事的後續，有一個流傳很久的段子，曾被戲稱為中關村的「十里相送」。兩位主角當然不是梁山伯祝英台，而是柳傳志和王樹和，其中的辛酸苦辣也只有他們二人能體會。14萬被騙后的一天晚上，他們倆又是絞盡了一天的腦汁還是沒有思緒。天色已晚，他們也餓了，在中關村一家麵館邊吃麵條邊聊。王樹和住在林業學院，柳傳志說「我送你回去吧」，兩個人就在晚風中沿街走著，不知不覺就到了王樹和家，王樹和說「我再送送你吧」，兩人又往回走。來來回回已經記不清幾次了，柳傳志只記得走一趟也得一個多鐘頭，他也記不清楚是不是當時想出了解決辦法，但他清晰記得的是，那段路程中的無奈和同病相憐。

隨後，公司主要負責人的任職後面都加了行政級別，王樹和為正處，柳傳志和張祖祥為副處。無須辨別級別是在哪個層次，重要的是，這一舉措有個很強烈的象徵意義：黨組織認可他們，依然把他們當做革命隊伍中的ｈｔtｐｓ://rｅaｄ.９9cｓw•ｃｏm一個部分，並以組織的形式加以認定。

公司的籌備過程其實很簡單，因為大家已經鐵了心，就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個適當的時間，選了一個適當的地點，做了一件適當的事。

1985年12月，很多人提議公司能夠在獨立的道路上走得更遠，比如建立董事會以使公司完全擺脫計算所的控制。柳傳志不同意，他自有考慮。他不想扮演一個叛逆者的角色，聯想的更好發展離不開計算所這個母體。在之後的20多年裡，計算所憑藉最初掏出的20萬元，每年收穫數千萬元，這在很多人看來是佔了大便宜，但柳傳志始終明確表態，為計算所辯護。

柳傳志坦言，這種種經歷是一個必經的過程，尤其是在改革剛剛開始的年代。他說：「我想起一個踢足球的人說，守門員要是某個角度自己沒撲過，別人再怎麼跟你說也是沒用的，像這種事正是因為我們經歷過，後面才不會再受騙，我也不會去騙人。」

「倒爺」時期的迷茫，第一桶金來自何方？

作為這次大買賣一方的買主，他們匯了14萬——20萬原始資金中的14萬。可他們被騙了。彩電在匯款前的確是存在的，錢一匯去就沒有了。

民營和國營的區別何在呢？在那個年代，國家計劃內的企業和非計劃內的完全不同，計劃內的企業國家就要給你指標，年年撥錢，但同時也捆著企業，參与企業的決策。民營就什麼都不給你，自己負責自己。柳傳志決意永遠往民營那堆兒里混，他需要一個自由的體制。再後來，公司就自稱是股份制企業，然而用柳傳志的話就是，「實際上我們這個性質完全是民營」。

而歷史也證明了，他的眼光是長遠的。憑藉計算所這塊金字招牌，公司早期的銀行貸款都以其為「合同的申請借款單位」，同時獲得中科院開發局的擔保。再如，1985年1月21日，中科院副院長周光召將科學院擁有的外匯額度中的20萬美元，批給這家公司使用。計算所的若干項研究成果都被順利帶到公司，進一步開發利用，如KT8920大型計算機、「漢字系統」等。種種優惠，給公司帶來的業績是不可低估的。

終於，這陣風刮到了京城西北一隅的中關村。這裏當時已經聚集了70所大學和至少200家科研機構，集中了30萬大學生和10萬科技人員。

這一年的世界歷史，也有如此多的精彩。1984年1月24日，蘋果公司推出了劃時代的Macintosh計算機，這一天後來被《時代》雜誌評價為個人電https://read.99csw.com腦大眾化普及的第一日；這一年的洛杉磯奧運會在無政府補助的情況下，成功商業運作；198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首次參加奧運會，許海峰獲得了中國也是本屆奧運會的首枚金牌。我們可以聯想到的是，24年後，中國成功舉辦奧運會，聯想成為奧運會的合作夥伴。

從計算所西大門往東走，你會看到一個用磚塊堆起來的深灰色的房子。裏面被隔成兩間，水泥地面，石灰牆壁，朝南有個門，北面有個窗戶。外屋有兩個長條凳，沿牆一字排開，裡屋有兩張三屜桌。沒有沙發，沒有老闆椅，更沒有電腦，即使是擺設的那些傢具，也是別人扔掉的破東西，修理好了以後再搬進來。

卻沒料到，他這一走，就斷了音訊。問同事，只回答說沒辦好，辦好了再告訴您。柳傳志一聽壞了，忙說：「辦好了就沒事了，進展到底怎麼樣了，趕緊給我催一下。」同事隨後去找那人，不在辦公室，就連公司也沒了，原來那就是一個人一間房的「皮包公司」。

1984年元旦剛過，鄧小平突然決定要去南方看看。這一次的南方之行，留給我們的不單單是「珠海經濟特區好」這句簡單明了的題詞，也不單單是自那之後廣為流傳的「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這句口號。更重要的是，在他離開廣東后的幾個月，中共中央作出重大決定，宣布開放14個沿海城市。中國的對外開放由點及面，最終形成了沿海全境開放的格局。

柳傳志當時也不明白該怎麼干，但這三條他都很滿意。多少年後他回想起來的時候，感慨地說，這三條的作用可是大了去了。

柳傳志回憶說：「錢丟了后我就立刻打電話給在北京的李勤，他是負責籌那300萬的，這一說他也嚇壞了。那段時間我們根本睡不著覺，常常在晚上一兩點嚇醒，心狂跳不已，像做噩夢一樣，連續幾天心一直這樣跳，後來錢追回來了，還是連續幾個月不能睡覺，到後來就完全不能睡覺，就有點發獃了，說話也有點前言不搭后語。」

銷售渠道暢通后，柳傳志當然不甘心受這份盤剝，他決心直接進貨。在香港他談妥了合作對象，一家叫導遠的做IBM代理的公司。雙方說好了，4月底前如果能夠買500台機器，價值共約100萬美元，柳傳志他們就可以拿到40%的優惠折扣。柳傳志在最短的時間內部署好了人員的分工，這其中最難的就是到深圳找到一家進駐公司，用人民幣買它的批文和外匯。

柳傳志說：「這對我來說就像天打五雷轟。那天我手錶都沒戴，穿著雙涼九_九_藏_書鞋就去了機場，當時機票很難買，託人買機票去了深圳。那幾天不停地找那人，查到最後只知道他姓林。後來實在沒辦法，只能順著談生意的那條路打聽，花了兩天多的時間，終於知道他家就在我們住的瀋陽賓館不遠處，但具體是哪個房子不知道。我決定晚上在那蹲著等吧，反正他要回家，連等幾天，守著他就能逮著他。

好在後來這事辦得很圓滿，這批機器買得非常便宜，這一次公司大大積累了資金。

1986年、1987年總結什麼叫民營企業的時候，中關村總結說符合四個「自」就是民營企業——自由組合、自籌資金、自主決策、自負盈虧。柳傳志一一數下來，說：「我們這不就是嗎，20萬初始投入，後面大量的錢靠自籌。」

辭去公職的人越來越多，人們都在期待著以自己的智慧和資金，在這個躁動、紛爭、摒棄傳統和追尋未來的時代，開創一個嶄新的世界。

「連續等了幾天，那人一直沒露面，但幾天後他讓人打電話給我們的同事，估計是聽說了我們蹲點的事。他約我們在瀋陽賓館的一個咖啡廳里見面，抓住他的時候，真是拿磚拍他的心都有了。但他不肯把錢拿出來，倒是拋出一句話——『柳總，我不是要把你的錢捲走，我就是挪用，當時給你定的6塊錢便宜你們了，我給挪用了。』」柳傳志哭笑不得。沒辦法，錢一時半會兒也要不回來，只好問他什麼時候還。

然而，事情並不是一帆風順的。柳傳志做夢也沒想到，自己的企業家生涯是從「倒爺」開始的。

最難的工作，自然留給了自己。柳傳志帶人到了深圳，經人介紹認識了幾家潛在的合作公司，其中一家的老闆是潮州人。那人是做進出口的，說得很肯定，當時人民幣兌美元是什麼比價，給他錢他就替你打到香港，然後你就在那兒等著買機器。當時1美元約合6塊多人民幣，柳傳志先把手裡300萬美元的支票開給了他，還留了一個同事跟他聯繫。公司事兒多，柳傳志不能久留深圳，他叮囑同事隨時彙報情況。

我們仔細去查找公司檔案中的種種細節，可以發現，曾茂朝的許多決定都為日後聯想的發展提供了保障。多年後，柳傳志總結道，這些決定確保了聯想能夠充分利用傳統制度中的資源來實現新制度的功效，對他而言更是一種巨大的激勵和強有力的後盾。即使是後來企業做大了，已經擁有了非常好的治理結構，科學院還是很照顧，始終不把公司當做一般的國企。2008年聯想開辦的「聯想之星」科技創業高級人才培訓班，可以視為聯想的反哺行動。九_九_藏_書

「迷茫」——柳傳志用這個詞來形容當時的處境。

為了不耽誤4月底完成的事，柳傳志只得另找合作的公司，後來又經過很多周折，終於辦成了。這件事前前後後不到20多天，但真不是一般的難熬。

柳傳志當時負責進貨。有一次他和同事帶了1000塊錢去深圳，他在40歲之前一次存款最多時是80塊錢，所以他很小心：「我讓老婆縫了個口袋，把錢縫在褲子里，但買東西時得提前解褲子，不能只顧安全，忘了這事，否則會非常難堪。」

這間屋子20平方米，有人回憶說這兒原來是計算所的傳達室。全公司11個人，一直鬱郁不得志的柳傳志被選中擔任主管日常經營工作的副經理。上任前，中科院副院長周光召找柳傳志談話，問他對公司有什麼打算，他信誓旦旦地說：「將來我們要成為一家年產值200萬元的大公司。」

一個同事彙報說，江西省婦聯手裡有彩電批文，需要打14萬元過去。柳傳志叮囑一定要親眼看到彩電才能匯款，手下人興緻勃勃地說自己親眼看到了大批彩電，一點不假。公司的人都相信賺錢的機會終於來了。

公司員工要養家糊口，還要活動費用，那就隨便看看公司能賣什麼吧。柳傳志隱約知道，那時候整個國家的需求和供給之間，存在著很大的缺口。就這樣，在幾乎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公司的人成了社會主義建設大潮中的「倒爺」。他們倒賣過旱冰鞋、運動褲衩，也有好歹與電子技術相關的電子錶、電視機、冰箱之類的。

在聯想日後的發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柳傳志一直堅持這樣的態度——不和傳統的制度分道揚鑣，不離開計算所這個大家庭。

我們的話題重點還是在用20萬元人民幣翻開的聯想傳奇故事。

曾茂朝對柳傳志和王樹和說，你們創辦公司是「埋伏一支精兵，也許能在關鍵的時候發揮作用」。柳傳志記得，當時這句話讓他熱血沸騰。

這就樣，公司辦起來了。1985年春天的時候，公司的牌子制好了，在面向科學院南路的大門掛出來，長2.2米，寬0.4米，由6厘米厚的木板製作，黑漆底色，金色仿宋體字，與「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的牌子並列。

柳傳志摸不清楚自己心裏到底想要幹什麼，更摸不清楚所處行業的行情。他跑過幾個地方，打聽人家需要什麼技術上的東西，當然，打的依然是計算所的旗號。然後又在計算所貼出了公司布告，說如果有科研成果需要轉化，可以代辦。一切都無果而終。

柳傳志記得自己當時還嚇唬那人，說你們家在哪兒我也知道。那潮州人read.99csw.com說：「你放心，一個禮拜，人民幣還給你，美元根本沒辦法換。」

聯想創辦之初最大的優勢在於，曾茂朝不想束縛屬下的想象力和創造性，同時下放了三項關鍵性的權力。一是人事權，計算所辦的公司算是處級，但是所里不往公司亂派人，公司可以自主決定人事事宜；第二是財務支配，計算所投入20萬元，公司年收入交給所里一部分，剩下的由公司自主決定；第三條是經營決策權，計算所對公司業務不予干涉。柳傳志說，計算所巴不得不決策，因為他們也不知道該怎麼干，所以就給了這三條政策。

公司剛成立，一切都在摸索中，沒有人知道自己該去做些什麼，即使是當時公司的三個核心人物——王樹和、柳傳志、張祖祥也是如此。

後來有記者就這段被騙經歷採訪過他，問他當時想沒想過退縮。柳傳志說：「我怎麼可能退縮呢？全公司一年的利潤才100多萬元人民幣，這是借的錢，這事出了之後不但銀行的債沒法還，更重要的是我們怎麼對得起公司的員工。」

14萬被騙，困惑、彷徨，努力想要尋找出路的感覺，交雜在柳傳志的心中。

聯想，準確說是當時的「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新技術發展公司」成立的具體日期，沒有明確的史實資料記錄。有人說是1984年10月17日，人到中年的一群員工聚集在一起，召開了聯想發展史上著名的「小平房會議」，柳傳志是其中最年輕的。官方給出的說法是那一年的11月1日，這一天，所里將組建公司的報告呈送上級，並於這一天獲得批准。

後遺症就這麼落下了。回想起那段日子，柳傳志覺得心裏挺受煎熬。因為那時家裡還有個重病人，醫生說他愛人是惡性葡萄胎，好在最終查出是誤診，但那段時間很揪心。

柳傳志說：「我被人騙過若干次，還有一些別的風險的打擊，那次的商業風險真是永生難忘。那是1987年，我們已經有一定能力銷售電腦和漢卡了，但電腦都是用人民幣在北京買，誰有就買誰的，其實也是倒買倒賣。有些人有批文、有外匯或者有膽量，在深圳直接用人民幣換成外幣從香港直接進口，那個利潤比在北京拿人民幣買二手貨高多了。」

柳傳志從沒有如此束手無策過。

當時的環境很複雜，騙子防不勝防。柳傳志也多留了個心眼，做買賣時小心得很，可最後還是栽了。

柳傳志回顧自己的受騙經歷時說，錢這樣個丟法，並不是最折磨人的。什麼事打擊最重呢，就是錢丟了，從發生到發現到追回來的這段時間比較長，這才是真正的折磨。比如300萬被人挪用的那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