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算所的主要研製任務仍然是「國家任務」，他們沒有注意到，或者說他們根本不想去過問大洋彼岸的「牛郎星8000」，大家都在大型機上鉚足了勁兒。然而，他們不知道，正在著手的為期8年的「757工程」，已經是舊體制下以「國家任務」的名義下達的最後一台大型計算機研製計劃了。

去這三家公司的人多數屬於中專生，還不是技術骨幹，但待遇比所里的技術骨幹好了很多。計算所的人開始議論紛紛。這時候科學院又明確地下達文件，說要在五年之內把應用型研究所的經費逐漸削減為零，讓研究所靠市場的力量去生存。

所長曾茂朝顯然也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計算所的財務狀況非常糟糕。1984年，全國都沉浸在一種激昂的情緒中，可計算所卻開始冷清。一個傳言讓曾茂朝寢食難安——中央政府就要頒布一個《關於科技體制改革的決定》，已經把計算機列為應用科學，其財政撥款將在下一年削減20%，還將在5年內全部取消。資金沒了，不單意味著全所的員工無法開展正常的研究，更意味著大家可能連肚子都填不飽。

「現在有人覺得我40歲下海很老了，很多人不知道我父親是63歲才下海，相比之下，我年輕多了。」柳傳志提到了父子二人雙雙下海的事。

那時候，國外的學者逐漸開始來到中國，來到中國的計算所，不斷有國外的先進技術講座舉辦。中國的科技工作者們得以了解科技領域的最新動態。這一時期，學外語的ｈtｔpｓ://ｒeaｄ•99cｓｗ.com風氣大大高漲，大家都在爭取出國做訪問學者，開闊眼界，學術氣氛迅速活躍了起來。

他記得當時社會上有個形象的說法，「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剃頭刀的」。大伙兒聚在一起討論說知識分子的待遇不好、生活條件差。柳傳志想了想，覺得這句俗話說得好啊，操手術刀的大夫，還比我們有貢獻呢，人家還能救人命呢，我們給國家創造什麼了，技術不能變成實際的東西，成不了大氣候。

這一年年底的12月18日到22日，中國當代史上最重要的會議之一——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了。

「在研究所工作，是件很不錯的差事，但我決意要闖蕩了。我不甘心在那兒。父親給了我很大的支持，我們父子倆達成了共識。按理說，63歲該退休了，但國家的變化會影響到個人的生活，改革為我們兩代人提供了共同的機會。在改革面前，我和父親都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年齡，只有一個想法，好好折騰一番。40歲下海，我還年輕。」

柳傳志依然是科學院的一個普通技術人員。但，他已經感覺到要好好乾活了。

工作有激|情，但是現實卻讓計算所的人員陷入苦悶之中，擺在他們面前的嚴重問題是，一直依靠國家撥款的中國科學院，9萬員工，每年3億支出，而科研成果卻很少能付諸實踐，或者說轉換成那時的人們還很陌生的「經濟效益」。戰爭已經遠離，軍事工業還能繼續存在嗎？是生產線轉向民用還是成為歷九-九-藏-書史的棄兒？大家都在等待著答案。

這次會議的主題是「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這無疑是一次歷史性的會議，它意味著從此開始，「政治生活」已不再是中國老百姓的主要生存方式。中國開始重新回到世界，這個經歷了百年激蕩的東方國家從此將埋首于經濟建設，走向更輝煌的明天。儘管在兩年前，執行極左路線的「四人幫」已經被打倒，但是直到兩年後的這一天，中國才真正進入到改革開放的年代。

1978年，計算所已經成立整整22年，規模已經擴展到1500人。從這座研究所走出去了很多人，他們在上海、西安、武漢、成都和瀋陽建立了自己的計算機隊伍。

1978年，他知道中國要變了。他關心的是，到底怎麼變，往哪個方向變。

身邊人的狀態真的跟以前完全不一樣了，大家的精神都很飽滿，白天工作，晚上回去看資料。計算所開始慢慢出新成果了，所謂新成果就是機械。柳傳志所在的研究室是做計算機外部設備的，如磁記錄器、輸入輸出設備之類，柳傳志是做磁記錄器電子線路部分的。

是的，柳傳志不是第一個創業者，更不是最後一個。先行者出現在1980年，中科院物理所最年輕的研究員陳春先到美國加州的「矽谷」轉了一圈。他第一次驚奇地發現，美國的科學家和工程師總是急於把自己的發明、專有技術和知識變成產品，創造幾百億元產值的新興工業。相比之下的中關村，https://read.99csw.com人才密度不比舊金山和波士頓地區低，但創造的價值卻不值一提。陳春先覺得，中關村還有很大的潛力沒有被挖掘出來。

1980年10月23日，北京等離子體學會先進發展技術服務部開辦。根據後來學者的考證，陳春先是中科院第一個辭職的研究員，他成了在科技大潮中第一個吃螃蟹的人。這家公司是中關村第一個民營科技企業，7個年輕人，借債500萬，加上一間舊車庫——和矽谷學生創業之路如出一轍。

1978年3月18日，全國科學大會召開。在大會上，鄧小平出人意料地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在這次大會上，國家領導人承認，中國在許多方面落後於世界水平15～20年，同時提出了一個雄心勃勃的科學發展計劃，確定了108個項目作為全國科技研究的攻關重點，而其目的是「到20世紀末趕上或超過世界水平」。這次的大會，讓所有的人都聽到了時代列車轉換軌道的隆隆聲響。

40歲那年，柳傳志下海了。他在最短的時間內弄清了什麼叫經濟，什麼叫資本。他開玩笑地說，或許是因為他父親的緣故，與DNA有關。

柳傳志想調工作了。他回憶說：「不單單是上面說的原因，而且當時我看磁記錄的研究方式，很難跟得上國外的先進水平，個人前途沒出路。1984年，中關村已經有人開始辦企業了，科學院又在號召，我當然就特別想做這件事。」

從現在的文獻資料可以hｔｔｐｓ://reaｄ•9９cｓw•cｏｍ查到，到1984年10月聯想成立之時，中關村已經擁有40家科技企業，而且還擁有了「電子一條街」的名聲。然而，在當時的改革浪潮中，這樣的稱謂並不是中性的，更不是完全褒義的，它有時意味著「騙子一條街」。人們這樣描述一些企業，「一些不滿於現狀且具有冒險精神的書生投身商海，拿著形形色|色的計算機零件哄騙顧客」。

柳傳志的父親柳谷書先生，育有兒女四人，老大叫傳善，后改名傳志。柳傳志說，中國傳統的嚴父慈母模式，在柳家也不例外。「我母親是一個非常溫和的人，我父親是個有塊雲就要下雨的人。我是老大，脾氣秉性最像父親。雖然我和父親也有不同，但他的某些行事原則確實讓我特別受用，比如說像誠信，說了話一定要做到。他是一個說了話一定要算數的人，這潛移默化地在我心中產生影響，就是把信譽看得特別重。」

「下海」成為當時的流行詞。公司一個個出現在中關村大街上，「兩通兩海」——京海、科海、信通、四通，是當時最著名的四家，都由中科院研究所的工程師創辦。他們當中走得最早的，比柳傳志提前了至少12個月，而且走得更加義無反顧。

「科學的春天」由此成為了中關村新時代的關鍵詞。

曾茂朝開始行動了。他召集大伙兒，想辦一個公司闖闖看。當時柳傳志已經調到科學院的領導幹部處工作，聽到這個消息，立馬回來了。

柳傳志屬於敏感的人，他開始琢磨這些事。

創業之前的柳傳志，對資本、資本家九_九_藏_書完全沒有概念。學工科出身的他，從小就喜歡看書，但他沒有看過《資本論》，也從來沒想過要進入經濟領域，而且銀行是幹什麼的好像他也完全不知道，即使他父親在銀行工作。

1978年科學大會的最後一天，柳傳志又聽到了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頗具文學色彩的演講：「春分剛剛過去，清明即將到來。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這是革命的春天，這是人民的春天，讓我們展開雙臂，熱烈地擁抱這個春天吧！」

柳傳志說：「打倒『四人幫』的第一年還是把紀念周總理那些人定為『反革命』，歷史還沒有翻過來，所以老百姓心裏還是非常緊張。但是鄧小平上台後，事情一步一步展開了。科學大會是一個信號，而且那一年恢復高考了，這是讓人非常震動的。中國要變了，逐漸變成不是以階級鬥爭為綱了，而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雖然當時還沒有提出這個口號，但是已經給我們這種感覺。中國真的要向科學的現代化前進了，所以我們這些人的興奮心情不言而喻。但家裡的矛盾卻因此變大了，為什麼？我和我老婆都在計算所工作，晚上就該爭時間了，但回家一堆家務事。給小孩洗尿布誰也不願干，誰都願意在辦公室看書、學外語、鑽研業務，風氣一下就起來了。」

柳傳志記得，那時陳景潤和他在一個辦公樓，科學大會以後，陳景潤作為典型被特別樹立起來，他是在生活上極度不注意小節、全心全意做科研的人。榜樣樹立起來后，鼓舞起大家的士氣，尤其是科研人員的工作積極性。